■延安学研究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干部群众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开展了反贫困实践。经济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反贫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上，通过精兵简政、“三三制”原则、大生产运动、救治灾荒等政治改革，为反贫困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文化上，通过整风运动、社会教育、劳模运动和社会改造等方式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增强了反贫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贫困的良好氛围。尽管这一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具有战时特征，但对于指导当前的反贫困事业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反贫困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和总后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反贫困在内的“一切工作的试验区”[1]297，既为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强调陕甘宁边区“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1]265这也是“一存两点”[注]“一存两点”或者“两点一存”是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历史地位的形象概括。著名学者逄先知用的是“一存两点”，参见《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著名学者欧阳淞用的是“两点一存”，参见《“两点一存”的独特历史地位及其历史条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1期。笔者认为，逄先知总结的“一存两点”更能形象准确地说明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首先是“硕果仅存”的“一存”，然后才是“两点”，无论是时间上还是逻辑上，“一存”都应该在“两点”之前，“硕果仅存”才能为党中央和红军的长征提供“落脚点”，才能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一存”是前提和基础，没有“硕果仅存”的这“一存”，“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无从谈起。因此，“一存两点”更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更能突出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历史地位。限于文章主题和篇幅，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的依据，“一存”就是毛泽东讲的“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1]265，后来习仲勋进一步总结为“硕果仅存”[2]，“两点”就是毛泽东讲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没有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最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就没有“落脚点”“就不得下地”[1]297，也就没有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不过，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当时却非常贫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贫困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民主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措施，不断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为满足我国动力定位海工平台对电力系统的发展要求，本文研究挪威船级社(DNV GL)最新颁布的增强型DP附加标志(Dynamic Positioning System With Enhanced Reliability,DP-ER)附加标志的规范要求，结合已完成的母联闭合型海工平台电力系统设计成果，对该母联闭合型电力系统进行建模，仿真分析工况切换和故障条件下电力系统的动态响应特性。
一、经济反贫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反贫困政策
毛泽东曾从政治、军事、经济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1]109
(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反贫困指导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把握现实需要和有利条件，充分利用陕甘宁边区相对前线来说属于后方、相对稳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等有利条件，提出边区建设“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3]209并通过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等来实现这一中心任务。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强调要“发展农村经济，保障战时生产品供给”[4]，将农业生产确定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扩大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使得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既能够上缴粮食税以支援抗战和经济发展，又能在减租的前提下交付地主的地租，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一同抗战。针对农村人力物力分散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的形式，以集体化和劳动互助的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时的合作社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把原来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转变为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使边区个体农民经济转向有组织的合作经济，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第二，重视发展工业。毛泽东将工业发展视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受日本帝国主义欺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工业，没有新式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全民族的任务，“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1]146毛泽东还从生产力发展和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强调重视发展工业的重要性，认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1]147边区政府坚持党对工业建设的领导，结合边区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业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发展，为抗战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其中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反贫困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三，重视发展商业。由于陕甘宁边区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有限，许多必需品不能生产，有些虽然能够生产，但产量有限，不能满足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必须依靠商业贸易保证相关产品和物资的供应，因此，商业在陕甘宁边区具有重要的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发展边区各种私营商业，发展交通运输，促使土产流通，防止对外入超，扩大剩余货品之对外运输，与敌人经济封锁作坚决斗争”。[5]边区政府制定了关于贸易的“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政策，立足于自力更生，通过发展内外贸易，逐步建立起公营商业、合作商业、私营商业等不同性质的商业贸易形式，并通过食盐统销、烟酒专卖等政策，有利于打破经济封锁，保障供给，稳定物价。
(二)制定并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反贫困政策
据统计,实验组肺炎复发患者2例,复发率为4.44%,对照组肺炎复发患者9例,复发率20.00%,实验组相比对照组更低,P<0.05。表格数据显示,实验组患儿体温恢复正常时间更快。
第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6]的合理负担政策。合理负担的政策，关键在“合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级阶层之间的负担合理。主要是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同时限制剥削，既减轻贫农中农的负担，又不把负担全部放在地主和资本家等富有者身上。二是地区之间的负担合理。这是从地区方面正确处理纳税人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是指根据地的巩固区(或叫中心区)、游击区、边缘区(或叫接敌区)的负担要大体平衡合理，在陕甘宁边区，是指土改与未土改地区的负担要大体平衡合理。[7]209三是农(业)商(业)之间的负担合理。抗日根据地处于偏僻落后的农村，农业经济是主体，但有许多东西不能生产，需要向外购买，所以农村中有不少人，包括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都经营一些商业，以便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贯彻合理负担原则，就有一个农商安排问题。根据地对私人工商业实行保护，并奖励地主的资产向工业方面转移，商业负担低于农业负担[7]210，从而促进商业的发展。此外，陕甘宁边区还实行累进税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8]合理负担的政策，既保证了抗日经费的筹措，又不至于使某一阶级、某一群体、某一地区的负担过重，避免造成新的贫困，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
第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减租减息之前，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抗战爆发后，为了团结地主阶级一同抗战，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土地政策，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地主减租减息降低了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使农民在交租交息之后，自留的粮食增多，生活得到了改善，生产积极性和参加抗战的主动性都大为提高。地主阶级在减租减息过程中虽然有所损失，但地主减租减息和农民交租交息是同时进行的，相较之前的没收土地和重新分配土地而言，已经保障了地主的最大利益，能够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
抗战前的陕甘宁边区教育非常落后，学校教育严重缺失，全区教育资源极为有限，“简直可说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漠”。[18]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教育事业，迅速改变了陕甘宁边区教育极端落后的局面。其中社会教育从无到有，对象最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教育的政策法规，通过社会教育这种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对民众进行知识训练、技能训练和生活训练[19]，使得社会教育能够在短时间内，最大范围地提高人民群众知识水平，提高劳动技能，促进生产发展。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对象十分广泛，没有进入正规学校的人员都可以参加；学习和生产互不耽误，相互促进，与学校的全日制教育不同，社会教育中参加学习的人民群众不脱离生产劳动，学习的内容切合生产实际和抗战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学习的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在生产劳动的田间地头就可以开展学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陕甘宁边区的文盲数量大幅减少，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也得到唤醒，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明白了发展生产、积极抗战的重要意义。社会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懂得运用先进的技术发展生产，在农业、工业、手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产量大幅度增加，为抗日战争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源，同时也为陕甘宁边区的反贫困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
1.3.3 组织学分级 依据2014版WHO分类系统，将卵巢浆液性腺癌分为高级别浆液性腺癌和低级别浆液性腺癌两种。
二、政治反贫困：通过政治改革和采取有效的政治策略为反贫困提供政治保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治层面的反贫困，充分发挥政治改革功能，通过采取有效的政治策略，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为有效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政治保障。
“三三制”原则源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根据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3]实行“三三制”原则并不是要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共产党员要以质取胜，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虽然在数量上没有优势，但要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治，人民的意愿得到表达，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经过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坚定支持，在全国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景象，延安成为“民主的灯塔”“革命的圣地”。这样一来，陕甘宁边区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生产当中，形成了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一)精兵简政与反贫困
抗战爆发后不久，由于国民党蓄意制造摩擦，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贫困程度加深。在此背景下，陕甘宁边区行政机构和公职人员数量相对经济社会承受能力而言，显得臃肿和庞大，行政支出通过税收由人民群众承担，人民群众的负税过重，对此颇有怨言，甚至出现民众出逃，土地撂荒的情况。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想法设法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从自身做起，重视“节流”，厉行勤俭节约，节省开支。中国共产党采纳了李鼎铭等人提出的“实行精兵简政主义”[11]的建议，认为这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2]经过精兵简政，行政机构和公职人员数量大大减少，既避免了头重脚轻的积弊，节省了开支，又达到了减轻人民群众负担、政简民便的目的，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到生产一线，增加了劳动力，有利于扩大生产，增加政府收入，有效应对了贫困问题。
(二)“三三制”原则与反贫困
（2）较大面积蜂窝：先凿去蜂窝处薄弱松散的混凝土和突出的颗粒，冲洗干净。用比原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一级的干硬性砂浆填补，避免因砂浆收缩形成裂缝与原混凝土结合不紧密。表面用水泥浆（水泥浆内掺加纯白乳胶漆和少量白水泥）抹平，确保修补材料牢固粘结，无明显痕迹与原混凝土色泽相近。
(三)大生产运动与反贫困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不仅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还要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加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革命群众，人口增多，供给压力增大。毛泽东早就意识到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困难，他提出要开展生产运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生产运动，并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陕甘宁边区确立了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并针对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大生产运动具体策略。大生产运动虽然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但在手段意义上讲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措施，更是一种政治动员，是通过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经济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10]894经过大生产运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逐步改善，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分可以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除去消耗，可以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可以做到“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除去消耗，可以剩余一年吃的粮食)。从1943年起，各根据地机关一般能做到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已经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14]大生产运动，既解决了财政困难，又减轻了人民负担，广大的贫困农民逐渐丰衣足食，改善了党政军民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反贫困之路。
(四)救治灾荒与反贫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改造对象主要是针对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农村对那些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人的统称。[20]二流子在旧社会被称为“流氓”，他们大多数是“黑暗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反转来又成为社会上的蠹虫和祸害”。[21]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革命政权后，采取有效措施巩固革命政权，领导边区人民大力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黑恶势力已经被推翻，流氓阶层产生的社会土壤已不存在，其中绝大多数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剩下的少数人不再被叫做流氓，而是被称为“二流子”，这些人与旧社会的流氓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好吃懒做、挑拨是非、偷盗等，是旧社会寄生意识的残余，社会危害程度大为降低。但二流子的存在还是会影响边区的发展，所以毛泽东批评道：“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10]1019，要求“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10]932
三、文化反贫困：注重改造主观世界和提升精神境界，激发反贫困的内生动力
在物质反贫困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精神层面的反贫困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反贫困实践的一大特色。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精神十分富有，人民群众满怀激情，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共同致力于反贫困。曾在陕甘宁边区生活多年的刘端棻，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深情地说“人不仅需要物质，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在一定的环境里，精神往往比物质显得更重要”[17]7，“最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和愉快的，是延安人与人之间平等、融洽的关系。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无法比拟和望尘莫及的。大家平等相处，亲如一家。大家都认为，当官和当兵的，上级和下级，仅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毫无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无论干什么工作，大家都心情愉快地去干”。[17]9刘端棻的切身经历诠释了文化层面对于物质生活艰苦的陕甘宁边区反贫困的重要性。
(一)整风运动与反贫困
在整风运动之前，尽管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在挫折中暴露出理论修养不足的弱点。这个理论修养不足的弱点在实践中突出地表现为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严重，给党的事业带来许多损失。抗战时期，对如何在陕甘宁边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很多人受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脱离边区实际，无视当时陕甘宁边区贫穷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和面临军事及经济封锁的危机，贪大求全，盲目照搬苏联和其它地方的经验，看不起当时陕甘宁边区以比较落后的机器和技术进行的工业生产。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干扰，是陕甘宁边区反贫困实践中较大的阻碍因素。当时一些人对陕甘宁边区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又面临被敌人分割，需要进行游击战的社会现实理解不深刻，把握不准确，主观地以发展城市的观点处理农村问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上处理不适当，在实际工作中常常碰壁。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边区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党和边区政府及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深刻认识到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边区实际的政策措施以解决反贫困中出现的问题。
本文选取2015～2016年月度数据。数据主要由广西统计局、广西外汇管理局公布并通过计算得出。另外，为消除异方差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都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用ln（crmb）、ln（ix）及ln（ex）表示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当年累计进口额及当年累计出口额。本文主要采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和验证广西跨境人民币与东盟贸易的相互关系。
(二)社会教育与反贫困
第三，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公私兼顾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当时陕甘宁边区主要有国营经济(即公营经济，毛泽东又称之为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等经济成分。[3]208-209其中公营经济起主导作用，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要“公私兼顾”，要兼顾发展其他各种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公营经济主要是指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和军队、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是保障生活资料和财政收入的主要基础，当时公营经济对政府的供给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9]合作社经济主要是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是实现农民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方式，“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0]932资本主义经济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的是鼓励其发展的方针。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为抗日提供经费支持。
研究小组一下子就被发光突触组成的“精致图案”震撼了。一种做了标记的蛋白质——PSD-95——似乎游荡在大脑更偏表面的部分，那里负责更高的认知功能。尽管也有重叠，但是其他发光蛋白质更倾向于聚集在大脑内部区域。
(三)劳模运动与反贫困
劳模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简称[注]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区别，刘景范曾有专门论述。他认为劳动英雄主要是生产好，并以生产影响和推动别人生产。而模范工作者主要的是工作好，以其优良的革命品质，正确的思想作风，真正为群众服务。他们有不同的产生条件，劳动英雄主要是生产运动的产物，而模范工作者，则主要的是整风运动的产物。参见：刘景范《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解放日报》1945年1月25日第1版。。劳模运动就是通过发现、宣传、奖励、号召等方式，使广大人民群众向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学习，积极投身生产和具体工作。人民群众通过劳模运动，以饱满的热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克服了经济困难。随着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深入开展，劳模大量涌现，而且劳模本身的素质逐渐提高，形成由个人劳模到集体劳模的发展进步。通过劳模运动，陕甘宁边区成功应对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摆脱了国民党封锁带来的困难局面，劳模榜样的力量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边区能够自力更生地与贫困做斗争，在生产上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自给自足，人民群众生活日益改善并走向富裕，既增强了边区抗战的物质力量，又将群众组织起来，广泛凝聚力量，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更加有利于解决贫困问题。
(四)社会改造与反贫困
抗战时期，自然灾害和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灾难交织在一起，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大量难民从周边地区进入陕甘宁边区，给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扰乱了边区的社会秩序。为了救治灾荒，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关机构负责社会救济事务，通过各种措施办法赈灾，妥善救济、安置灾民。1939年到1942年4月，共拨出救济款80多万元、救济粮7000多石[15]，1937年至1945年，边区共安置移民难民63850户共266619人[16]400，既保证了移民难民的基本生活，也保证了边区的社会稳定。边区政府还制订了相关法令，对移难民享受的优待作了明确规定，划定了移难民垦区，鼓励帮助移难民开荒种地、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为了防患于未然，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未雨绸缪，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劝导人民创建义仓”[16]356，积极备荒应对可能出现的灾荒。陕甘宁边区将救治灾荒与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结合起来，促进了农业，各种副业、手工业的良好发展，不仅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也有效应对了灾害带来的各种损失，促进了边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救治灾荒还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破除了小农个体经济的限制和封建思想的禁锢，改变了农民的保守落后的意识和封建迷信观念，增强了人民群众战胜灾害的信心和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党政的领导教育与群众的监督帮助结合、劝说感化与强制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切实为二流子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成功实现了对二流子的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反贫困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效。首先，将上万名不劳动的流氓、二流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仅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很多腐朽意识残余，而且使这些二流子得到党和政府的教育、帮助，从饥寒贫困走向丰衣足食，成为革命的拥护者，扩大了劳动者的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其次，二流子转变为普通劳动者，积极投身于社会生产，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边区的财富，为反贫困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再次，成功改造二流子后，在陕甘宁边区形成了积极向上、发展生产的良好氛围，群众对党和政府热忱地支持和衷心地拥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二流子没有改造之前，常常嫖赌偷窃，搬弄是非，讥讽勤劳的群众。人民群众对此十分厌恶，非常拥护党和政府对二流子的改造，并自愿地积极帮助改造二流子。与此同时，二流子改造后，积极投身生产，有些还成为劳动英雄，甚至成为模范村长，对其他人民群众也有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余论
无论是内在基础还是外部条件，与今天相比，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都非常艰难。中国共产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将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建成了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被誉为“人间天堂”，对我们今天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首先，陕甘宁边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进行经济层面的反贫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启示我们在反贫困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平衡和充分的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过去，我们某些地方确实存在“唯经济论”的现象，只重视经济发展，忽略了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发展，这些问题恰恰说明没有很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说只重视经济建设，不是“唯经济论”，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协同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要摒弃“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坚持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不能因为过去某些人、某些地区存在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偏差和失误，就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一，在中考试题中应逐步加入一些有情境的数学问题.PISA的每道题目都具有一个接近实际的情境，而中考题基本上是单纯的数学问题，即题目都是封闭在数学自身体系内部的问题.事实上，现实情境的介入考察的就是数学抽象能力、数学建模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这样的题型是对完全囿于数学内部题型的一种补充.其二，在中考试题中应逐步加入一些开放性问题.或结论不唯一，或条件不充分，这样的题目从问题结论的封闭性走向问题结论的开放性，从条件完备到条件缺失的情境，能够考察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几何直观能力，还能发展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这一点恰好是当下我国中考试题缺失的元素.
其次，陕甘宁边区通过政治改革和采取有效的政治策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启示我们要重视政治改革的力量，为反贫困提供政治保障。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改革，以实际行动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扎根群众，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仅仅是经济方面，在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和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政治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
再次，陕甘宁边区在物质反贫困的基础上，通过整风运动、社会教育、劳模运动和社会改造等方式进行文化层面的反贫困，这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文化层面的反贫困，激发反贫困的内生动力，消除贫困发生的思想根源。在反贫困的实践中，文化层面贫困的危害巨大，一些贫困者因为懒惰致贫，却将自己的贫穷归因于没有出生在富裕家庭，甚至把贫穷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国家、社会和他人。一些人甚至争当“贫困户”，一些地方争当“贫困县”，某省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后，县政府网站发布“特大喜讯”，热烈祝贺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某县早就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却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直到被媒体曝光才被取消国家级贫困县的资格。[22]习近平一再强调扶贫要扶智、扶志，要有志气，这是强调对贫困者进行文化层面的反贫困，特别是进行精神反贫困，强调内力、内因的重要性，希望贫困者能够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脱贫。通过文化反贫困，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内在活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外在的帮扶，内外结合实现脱贫致富。物质的贫困可能会是一时的贫困，而文化的贫困会是长期的贫困，在反贫困实践中一定要在物质反贫困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反贫困，对那些自甘堕落，阻碍反贫困进程的少数懒惰人员除了批评教育外，还应该有必要的措施，使其成为脱贫致富的劳动者。
最后，陕甘宁边区在反贫困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抗战时期，由于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满足抗战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这种开荒种地，忽视了生态保护，大面积破坏了森林和草地，加上工厂原料和燃料消耗的森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边区的生态环境恶化。我们今天的反贫困具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无需通过破坏环境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习近平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反贫困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绿色发展，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走“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经济相得益彰”[23]的脱贫致富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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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ftheCPC′sAnti-PovertyPracticeinShaanxi-Gansu-NingxiaBorderRegion
OU YANG De-jun
(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uiyang 550003,Guizhou)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adres and masse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to carry out anti-poverty practices from economy,politics and culture aspects.Economically,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implementing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policy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provided a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anti-poverty.Politically,political reforms such as better troops and simpler administration,the "three-thirds system" principle,large-scale production，famine relief have provided a reliable political guarantee against poverty.Culturally,through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social education,model worker move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people′s cultural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have been improved,the anti-poverty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have been enhanced,and a good anti-poverty atmosphere has been formed in the whole society.Although the practice of anti-poverty in this perio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rtime,it also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guiding the current anti-poverty cause.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nti-poverty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4-0021-07
收稿日期：2019-01-14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17GZYB21)
作者简介：欧阳德君(1980—)，男，湖南永州人，贵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齐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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