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驻村干部扶贫工作面临着种种机遇和挑战。通过对河南省数十位驻村干部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新时代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对媒介的认识程度与其治理能力有相当大的关联。在新媒体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依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提升驻村干部媒介素养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驻村干部；媒介素养；新媒体；治理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表明单极的城市化之路要让位于城乡融合共生发展的道路。在乡村振兴中，驻村干部作为“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少数”，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目前，全国共选派270多万驻村干部。作为城市的“精英”和乡村的“他者”，驻村干部起到了沟通城市与乡村的重要作用。
从我们现在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大凡是接近于人类思维水平的高级动物，比如灵长类或犬类，它们拥有非常发达的大脑，大脑记忆细胞在外在条件的刺激下，通过神经元的连接，完全可以通过自组织再现它们过去经历的场景，使这些高级动物们知道当下场景是否对它们产生威胁或者知道可以利用的某些信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实验……，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他们只是程度中……不同而已”[7]35。可见，动物也在不断地学习，也在不断地试错，从中获得“习得性”的“知识”，这也就是动物世界缓慢地进化的有力铁证。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改变了传播的生态，也重构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媒介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正站在人机交互时代的黎明，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已经触及城乡的每个角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8.29亿，其中农村网民数量达到2.22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1]。新媒体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日益深刻。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运用新媒体开展工作进行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媒体使用能力已经成为驻村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好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在河南省几个地市的走访调研，观察媒介在驻村干部工作、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将网络直播与传统的媒体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互动性。利用电视机观看电视新闻直播、比赛直播等，信息的传递只是单向的，很难进行双方的互动与交流，而现在可以利用网络直播，达到双方沟通交流的效果，让用户真真切切的参与到这件事情中去，参与感和代入感都要比其他的传播渠道要强[1]。
一、积极与保守：驻村干部媒介认知类型
课题组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河南省部分驻村干部的媒介使用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也试图和驻村干部这一群体建立伙伴关系，借助微信观察和记录他们的媒介行为。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将驻村干部的媒介素养归纳为三种类型：积极型、保守型和矛盾型。驻村干部的媒介使用能力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其媒介素养的高低，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素养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延伸。它是人们面对信息洪流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使用媒介进行人际沟通和开展治理实践的能力。
(一)积极型——思想上不能落伍
积极型的驻村干部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浓厚的兴趣，认识到新媒体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不我待的学习意愿，主动将新媒体运用到扶贫工作中去。他们认为“很多东西的出现一定有它的道理，互联网也是这样，它的出现带来很多便利也带来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要倒退回以前，有问题要修正，这个态度才是对的”。这一类驻村干部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媒体的作用认识深刻，认为“社会主义媒体，应该起到舆论导向和陶冶情操的双重功能，不能和资本主义一样，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二是较强的学习意愿和创新能力，他们不仅仅经常在人民网、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上获取新闻资讯，还通过喜马拉雅、得到、探知等APP购买相关网络课程来自我提升，并希望通过参与培训来提升相关能力；三是具有一定的带动意识和带动能力，如在采访中一位驻村干部说：“在我学会了用QQ的云存储空间储存资料后，我会告诉村干部怎么用这些，并且我还和村干部共同建立了一个头条号，来宣传村里的好人好事和正能量的东西。”[注]访谈对象：K；访谈时间：2019年1月4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发展，在这类干部看来，不断学习和进步才可能跟上时代发展。这类干部或在以往工作中从事过宣传工作，或较为年轻愿意尝试新事物。
(二)保守型——我是来干活不是来接受采访的
访谈发现，多数驻村干部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仍有着较为保守的心态。这种心态体现在工作中一是“怕”，二是“躲”。“怕”就是害怕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汹涌澎湃的舆论对个人事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些驻村干部则表示虽然开通了扶贫工作微信公众号，但通过公众号发信息时总存在很多顾虑，有些东西不知道该不该发，能不能发。“中国官员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一般很少借助网络媒体来自我宣传，一般利用手机也是处理工作信息，基本不会用新媒体来发照片或是视频。”还有部分驻村干部虽然也组建了微信群，但害怕极端情绪无法掌控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微信群中规定只让发和工作相关的内容。“躲”就是回避媒体的采访，认为“人红是非多”，不愿面对媒体。相当一部分驻村干部认为他们就是来干活的，认为“我就是来帮助群众的，不是来接受媒体采访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和想法”[注]访谈对象：A；访谈时间：2019年1月4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害怕媒体宣传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在保守型心态的驻村干部看来，身处互联网时代中，媒介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因素，因缺乏掌控媒介的信心而选择逃避。
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不同，在城镇化进程中，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传统乡村社群文化逐渐式微，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在不断削弱。而实现乡村振兴不能没有人的参与，一些驻村干部通过建立村民微信群的做法，有些是有意识之为，有些则是无意识之举，但都重新搭建起一个新的沟通和认同的平台。“我驻村以后帮助村里建了一个微信群，但我很少去干涉什么，包括群里要发布一些事情，我也是把素材提供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发，因为我的一个主导思想还是村人治村，村干部主导村里事务。功成不必在我，重要的是培养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才是乡村建设的长效发展机制。”[注]访谈对象：D；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在这个意义上，驻村干部通过创建微信群引导和展开村庄的沟通交往，体现出其对现代传播技术更多的认同和积极的运用。而在建构村庄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微信群也发挥了全新的连接和粘合的作用。“我在村里建了一个微信群，达到了500多人，又建了贫困群众群，这些微信群可以获取信息，下达通知，在沟通协调方面很方便。特别是对于一些外出务工的党员，他们也能在群里交流提意见。在村委会换届的过程中，我及时将相关信息通过微信群传播出去，公布相关人员的名单，并通过他们在群里提的意见，在线下找他们聊天，协调解决。”[注]访谈对象：R；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微信群里充满着对如何改变村庄面貌的讨论、外出打工生存不易的感慨以及对脱贫方法的意见等，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时空分离中村庄共同体的消解，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可以看到“传媒提供了流通与社会空间中的建构空间再现和意义的象征资源”[5]。
(三)矛盾型——用，还是不用新媒体
在访谈中，还有一部分驻村干部可以被归为矛盾型。此类干部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认为新媒体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不会用、用不好的状况令他们在处理一些工作时表现出焦虑。“手机对我来说，98%的作用就是打个电话，但是我明白，不管我用不用，不管我想不想，通过自媒体、新媒体的形式来推动工作势不可挡，这是时代的要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急，急什么？我不会啊！就是因为我不会所以很多事情都没法搞。”[注]访谈对象：C；访谈时间：2019年1月4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城郊乡庙荒村。虽然他们也将新媒体运用到工作中去，但是对于取得怎样的效果则不是十分关注，当效果不好时，缺乏进一步提升和学习的意愿。在工作中，他们对于新媒体的使用更多出于上级要求或看到其他驻村干部也在用的一种跟风从众。尽管他们在工作中不回避新媒体，也使用新媒体，但缺乏对新媒体和驻村工作关系的进一步认识。甚至不少驻村干部表示自己“年龄大了，学不会也学不好了，还是应该把这些工作交给新一代的年轻人”。在访谈中，驻村干部B提到他之前也有拍摄过“我为乡村代言”的短视频，但在网络范围内传播效果并不是很好，后来也就放弃了[注]访谈对象：B；访谈时间：2019年1月4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另一位驻村干部C则坦言：“对于新媒体的态度是有些反感的，但是又离不开。各种工作通知都是通过微信群发布的，不能不看，生怕落下重要通知。”[注]访谈对象：C；访谈时间：2019年1月4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
西尔弗斯通在分析电视与家庭内部产生联结关系的过程中认为，电视是具有“双重勾连”的媒介，即通过节目的内容和结构把家庭成员带到一个分享意义的公共领域中。这一理论不仅仅适用于电视等传统媒介，新媒体技术背景下，微信群内同一村庄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们之间的互动，也起到延续村庄共同体的作用。
二、传统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媒介形态演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信息流动不畅，因此“信息贫困”成为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2]，驻村干部在带领乡村脱贫的道路上，是连接乡村与外界的纽带，是信息资源的重要提供者。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在促进信息流动和乡村建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在驻村干部工作与生活中也承担着无法替代的角色。
(一)面对面交流：乡村治理的主渠道
在驻村干部的工作中，广播在宣传政策方针、引导舆论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村里工作宣传主要依靠广播，干部们贴标语发宣传单也在广播里讲话，目前大喇叭是村里相当有效的传播方式，今年花了两万块钱更新了一次，添了20组音柱，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老百姓也习惯用这种方式和村干部沟通。”[注]访谈对象：Z；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另一位驻村干部则提道：“从前山里下大雪之后村里扫雪，有些人就会问扫雪有多少工资啊。我驻村以后经常开会或在广播里给大家进行思想教育，现在只要一广播，全村总动员，场面非常壮观，从出村的路一直扫到红旗渠岸边，场面非常令人感动。”[注]访谈对象：G；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示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挥广播的作用，“除了一些政策信息之外可以报道一些娱乐性的、好玩的，这样村民会更喜欢。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应该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有一些面向他们的节目”。
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进入下半场，即伴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深层次发展，很多个性化、场景化的需求都需要用数字去定义[6]。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传播格局和传播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当众多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下沉到县、乡、村，乡村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驻村干部对于新媒体环境的适应和媒介素养的高低，对解决乡村发展的难题有着重要影响。新媒体环境对驻村干部的工作生活有以下影响。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多数干部已感觉到不仅要做得好，还要说得好，“从前只是认为干好实实在在的工作就行，但往往可能出的力多，效果还不好，后来慢慢地在人民网啊头条号啊看一些关于扶贫的做法，有一些宣传某些农村自己的农产品的小视频，关注度很高，我也经常看，渐渐就萌生出一套宣传的思路。简单点说就是内宣和外宣，对内呢主要是做好群众工作，通过微信宣传一些政策，开展一些活动，比如一些村里的好人好事就会往里面发。对外就是要扩大村子的影响，准备发展一下特色的农产品，找一些网红来代言推介等等”[注]访谈对象：L；访谈时间：2019年12月27日；访谈地点：开封市河南大学科技馆二楼会议室。。“内宣”和“外宣”等语汇的运用，表明已经有一部分驻村干部开始有意识地将工作与媒介结合起来，认识到媒介在工作中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二)农村“大喇叭”：乡村治理的“旧媒介”
农村“大喇叭”也即农村广播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党和政府服务广大群众、凝聚精神力量的载体，也是村民获取知识信息、安排生产生活的重要渠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流通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农村广播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地位也变得不再重要。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广播这一媒介形式依然在广大农村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和建构着乡村社会生活，这是因为尽管网络通信技术发展迅猛，但仍然存在很大的覆盖盲区，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尚未接触新媒体。
一个星期的军训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熟悉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陆浩宇话很少，他都是坐在边上听别人说，然后跟着笑。我也坐在那里，但眼睛里只有陆浩宇。
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即便在传播生态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互联网、手机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交流工具，人际传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面对面传播中，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获得大量的信息，更容易识别真实情况，以降低不确定性[3]。而在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实践中，面对面的传播交流几乎是他们处理问题的重要选择，也是乡村社会主要的交往模式。
移动互联时代，广播的作用不可替代，依旧在乡村振兴中扮演中重要角色，在促成乡村地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上依然发挥着应用的作用。
(三)微信群：乡村治理的“新空间”
另一方面他们也抱有“不用新媒体，工作一样干”的心理，这两种心态在治理实践中此消彼长。“现在各种工作通知都通过微信发布，不能不学，不能不看，但我认为微信特别是朋友圈并不是一个工作汇报的平台，更多时候是发一些生活、情感方面的内容。而且有时候朋友圈里工作方面的内容发多了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我更愿意在朋友圈中发一些生活中的事情，这些事情和我的工作可能也是有关联的。”[注]访谈对象：L；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这段话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此类干部矛盾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必须跟上新媒体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潜意识里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新媒体更多是用来娱乐消遣而不是用于工作。驻村干部D也表露出这种矛盾的心态，他认为新媒体在扶贫工作中显然更好一些，因为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广的特性，但是如果经常发工作的内容，别人一时觉得新鲜，看多了好像也没多大意思，所以还是把工作踏实做好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矛盾型的驻村干部虽然在思想上也有着“不能落伍”的认识，但大都出于为了适应周围环境而被动改变。
(4) 临床诊断为冠心病，动态心电图出现上述改变但是没有临床症状，按照“无痛性心肌缺血”出具诊断报告。
三、融媒体环境下驻村干部的媒介观
面对面交流之所以是驻村干部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缘于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即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现代中国乡村的社会交往方式仍以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为主，新媒体虽然来势汹汹然尚难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内部[4]。乡民感情的维系方式也主要依靠“串门”“晒太阳”“散步”等面对面的方式。对于村庄内部的沟通，驻村干部E有深刻体会：“我们村的村支书是一个工队长，就是包工头，很多事情他都习惯一个人说了算。但在村子里搞一言堂是不行的，他只觉得我没有私心就行，其他村委干部对他的这种做法敢怒不敢言。后来我就经常跟他谈心，有时候通过吃饭这种面对面的方式，跟他讲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办事也要按规矩来。大家一起讨论决策，这样也是分担责任，到时候万一决策失败了大家共同承担，慢慢地他的思想就转变了。”[注]访谈对象：E；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工作的下达可以依靠手机达到高效的传递，但情感的维系则依靠面对面交流，这种方式更加有效。二是基于村庄内部的年龄结构。对多数乡村而言，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多是老年人和儿童。很多老年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更不会上网，通知事情只能依靠面对面，而年轻人大多数在外打工，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必须得当面解决，只是通过手机发布消息，作用和意义并不大。三是做好扶贫工作的必要途径。入户走访是驻村干部不可或缺的工作手段，对于贫困户家庭真实情况的掌握更多地是依靠面对面的方式。“刚开始入户走访的时候大家也不接受我，后来我去得多了，大家知道我是真心来办好事的，才开始慢慢接受我，特别是去走访一些困难户的时候，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我听着都会掉泪。有一位村民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后来每次我去他家他都会‘咿咿呀呀’地叫着过来拉住我，伸出手指指着墙上，因为墙上有我的名字。有时候我去看他，家里有别人在，他就会指着我‘咿咿呀呀’地跟别人介绍。我觉得这是我走到他心里，他真正地认可我了。”[注]访谈对象：X；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
(一)工作思路的转变
新媒体固然凭借自身的优势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信息传递的方便迅捷，不断改善农村的生活，但囿于中国乡村的历史及现状，其尚很难真正改变农村的人际交往方式。在反映问题和个人情感的表达上，村民更倾向于用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因此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方式依然在驻村干部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以政府投入为引导，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组织标准化生产、实用技术培训推广、良种苗繁育引进、示范园建设、中介组织培育和市场开拓等重点工作；二是加快对果业专业合作社投入，抓好现有的果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步伐；三是加大优势果品基地建设投入，突出抓好苗木和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大绿色果品基地建设投入，大力推广无公害标准化栽培管理技术。
(二)对传统媒体的认识
在新媒体环境下，驻村干部对传统媒体的印象与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对于传统媒体，大多数驻村干部认为其是权威的信息获取渠道，具有可靠性和公信力较强等特点，但是就驻村工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而言，一些驻村干部则认为“新媒体在宣传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它的传播速度快，受众广，传统媒体，像报纸，虽然易于保存，但是有滞后性，比如一份报纸送到村里已经过了四五天了”。而在扶贫报道方面，也存在“不深入、表面化，框架太大，千篇一律的问题”。一位驻村干部坦言：“驻村故事没有讲好，原因在于媒体人缺乏工匠精神，写报道就是来一趟看看，这样的报道就是轻飘飘的，你让他在村里先住上十天半月，回去再写，肯定是不一样的。”[注]访谈对象：Z；访谈时间：2019年1月5日；访谈地点：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
(三)对社交媒体的认识
提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APP，大部分驻村干部的第一印象都是娱乐性很强，甚至有的驻村干部认为抖音逗乐的成分占据主导，正如“奶头乐理论”，抖音就像是喂给村民的一个“奶头”，他们在这些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中陶醉消遣，打发时间。但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发现一些驻村干部的观念在悄然发生改变：“之前感觉把驻村工作拍成抖音，是一件很不严肃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看来抖音上有很多段子和笑话，就是用来娱乐消遣的一个东西，但后来看得多了，发现其实几十秒也能讲好一个有意思的驻村故事。特别是有一次夜晚我在村里跑步，看到一个大爷拿着手机在墙角蹲着，开始我以为他和家里人闹矛盾了，就赶紧上前问他没事吧，结果他光笑说，我在这蹭网呢。所以可以看出，农村一部分老年人也是愿意接触这个的，新媒体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了。”
①访谈对象：J；访谈时间：2019年2月21日；访谈地点：濮阳市郎中乡马白邱村。新媒体的影响日趋增强，范围日渐扩大，驻村干部旧有的较为负面和保守的态度也在这一趋势下发生转变。
余 论
互联网的特征是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等，农村地区的社会空间也在媒介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发生了改变，没有互联网思维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找到事半功倍的发展道路。但应当注意的是，新媒体绝非灵丹妙药，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思路。解决扶贫工作的难题，更重要的在于“真驻和真干”，从媒介出发表达的只是一种观看的视角。同时，不应忽视的是，乡村处于现代和传统的碰撞与交汇之处，其中涌现出的是丰富多样的媒介现象，在驻村干部与村民、村干部、同事及上级领导交往的过程中，媒介的使用也根据不同场景和需求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情况。传统媒体和传统的沟通方式依然发挥着独特且不可取代的作用，全部要求驻村干部在工作中实现“新媒体化”，认为“使用好新媒体对应高媒介素养”，容易陷入简单粗暴的怪圈，如何进行评定，需要从更多层次上进行考量。
4.5 术中放疗的无瘤技术 恶性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恶性肿瘤手术不同于一般的外科手术，手术中的不恰当操作可以人为的造成医源性肿瘤细胞播散和种植［5］。因而，术中放疗时，除无菌技术外，无瘤技术更为重要。术中放疗的放疗范围是限光筒直径范围内，严格区分有瘤区与无瘤区，注意保护铅板的放置区域。根据无瘤原则，应备2套器械及2套吸引装置，并做好无瘤操作的每一个环节。
乡村是认识中华文明与中华五千年历史的起点，是一片拥有无限可能和大有可为的土地，在未来会不会涌现出新的“回乡运动”？脱贫以后的乡村将面临着什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断裂该如何弥合？在这其中，驻村干部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纽带，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值得探索的群体，本文只是从媒介角度出发的一个简单观察，未来将有更多有价值和有意义的领域被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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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9)04-0054-06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4.009
[收稿日期]2019-05-25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驻村干部媒介素养调查研究”(2018B444)；河南大学研究生英才计划“移动传播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研究”(SYL1806114)
[作者简介]杨萌芽(1974— )，男，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新闻史；余沐芩(1995— )，女，河南信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传播。
[引用格式]杨萌芽，余沐芩.媒介视角下驻村干部治理实践观察[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4)：54-59.
[责任编辑：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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