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包含着深刻的正义吁求。发展与正义的关系远非可以用同质化的“收入”来简单地加以识别。正义既是发展的价值诉求，也是评判发展正义与否的标尺，发展既是正义的具体表征，也是正义实现的外在保障，两者耦合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共同关注。对发展和正义之追求受人性本然之驱使，现实的人既是发展和正义的创造主体，也是价值主体。发展要稳妥地推进正义，正义要实现有效的发展，就必须跳出固有思维，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不仅在于自由之于发展有着工具性的意义，更在于自由本身的建构性价值，它内含于发展之中，发展的目的就在于人类实质自由的扩展和实现。
关键词：发展；正义；人本维度；实质自由
发展往往呈现在经济学视野之中，致力于经济平稳增长、资源合理利用、结构优化调整，似乎与将自由、平等、权利、公平作为其惯常诉求的正义并无明显的交集。这种看法难免过于偏颇，发展滞后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是对人们有理由享受的自由和机会的一种剥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下简称森)赋予了发展更为广延的意义，彰显了他对现实层面的人充分的伦理关怀——在生活世界中让人的发展能力切实可行。为此，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把发展看成“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从而实现了发展理论从功能——物质能力、权利——转换能力再到自由——可行能力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但是可行能力理论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发展概念的转换过程，既是正义伦理吁求的深刻展现，也是人本价值的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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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单纯增长到人本维度的嬗变
现代意义上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实践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摆脱单纯经济增长的固有思维，人本维度的发展逐渐成为主流发展观，自由发展的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从而使发展之中融入了更多关涉自由、平等的正义考量。
(一)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这一发展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颇为盛行，发展在这一时期基本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在量上表现为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GNP的增加，其目标主要借助于工业化来推进和实现，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皆有赖于此。这种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既反映了刚刚从殖民经济中解脱出来的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困的现实愿景，又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不无关联。它主要呈现出两大特征：第一，把源自于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和支撑，从而使这种发展观带有很浓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第二，把发展的本质看成单一的经济增长，把发展的目标视为如何追求和保证GNP的有效增加，从而使发展成为一种孤立的经济现象。
这种发展观在理论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经济增长是一切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支撑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的物质条件。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民族自决、经济自立、国家自强，必须借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增长可以被视为发展的初始条件和首要环节。然而从实践来看，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虽在短时期内确实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速，但从结果来看，却并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预期的繁荣，反而导致文化冲突、结构失衡、通货膨胀、分配不公、两级分化等众多问题和矛盾接踵而至。实践充分证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发展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传统发展观在现实中的失败促进了理论上的自觉和它的自我嬗变[1]。
(二)综合的社会发展观
森所言及的政治自由，涵盖了民主政体下比较广泛的政治权益，包括诸如选举和投票的权利、政治诉求和利益表达、对执政当局和执政人员的批评与监督、言论自由等。这些方面的自由不仅对个人来讲具有实质的意义，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完全不怀敌意，是相容而非拒斥，是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冲突的。选举和投票权利的获得，可以对执政当局产生巨大的政治激励效用，从而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采取人性化和高效化的执政方式来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拥有了顺畅的利益表达和广泛的诉求自由，可以使政府更好地倾听来自民众的愿望和呼声，制定出的公共政策才可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赞成。监督权利的享有和批评的自由可以使公务行为变得公开、透明，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行政机构的服务和效能。政治自由所产生的这些积极因素，可以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综合的社会发展观视域中，发展不仅应促进人的物质需求，而且也应满足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求。因此，社会发展观把经济增长看成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把发展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统一体，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社会变革、文化繁荣、分配改善、社会平等给予充分的考量。它改变了单一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对我们摆脱经济增长的狭隘思维局限、拓展对发展观的认识、丰富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社会发展观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响应寥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自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方案，并不一定就与发展中国家国情相吻合，有些可能过于偏激；另一方面是源于国强民富的主驱动力，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所引致的负面问题可能秉持有意的宽容。显然，综合的社会发展观远非尽善尽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可持续的发展观
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自身经历着不断的嬗变与重构，正义既是发展的价值和目标，也内在地影响和规定着社会的发展，是发展基本的价值诉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对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不断革新，也是追寻发展之正义性的动态过程。正义原则因其对过去之反思、对当今之评判以及对未来之选择的理想性，为人类发展确立了最高准则，发展也恰是在正义的价值引领下，才能不断趋于合理和进步。从更本源的意义来讲，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在于人，是为了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正义从哲学的意蕴来看也具有深刻的属人性。换言之，正义是人的群体活动中的一种“合理的关系”，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及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伦理反思和正义追问，也是对人类发展与社会关系和谐完善的历史性追求与表达。这昭示着发展不能从单纯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而应从更加广域的视野考虑“如何发展”“为谁发展”这些深层问题，这自然就需要将正义融入发展之中，并将正义作为发展的价值诉求和道德引领。如此，发展就既要包含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渴望，也要融入平等、自由的追求；既要明晰主客体的应然地位，又要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在正义之中推进发展，在发展之中实现正义。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适应了当前人类发展的现实需求，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对价值的追求既包含物质需求、人文需求，也包含生态需求。当人类活动通过人化环境强力作用于生态系统，突破了人类存续所必须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阈值，逼近了生态系统的承载容量，势必会对人类发展所赖以维系的生态稳定性带来严重的破坏，一旦超越了生态系统承载力的边界，人类将不得不喝下自酿的苦酒。可持续发展观恰恰就是对人类社会存在的这种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之真实反映，也是对人类能否“可持续”生存下去的现实追问。它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融共生的理念，它所主张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相互传承，赋予了发展观新的内涵，它将生态正义融入发展之中，是人类对发展认识的又一重大突破。
(四)人本维度上的人类发展观
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的内涵被进一步拓宽，人类自身的发展开始成为发展观的核心聚焦点，呈现出发展价值维度向人本维度的理性回归。当然，从宽泛的视角来看，关注人的发展早已有之。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念就已播下了自由发展的火种；1971年，德尼·古莱就曾指出人的生存、自尊和自由才是发展的本质；1990年，“人类发展”这一概念被联合国首次提及，以此为主旨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尽管主题各异，但却都以人类自身不同方面的发展作为关注的焦点，把人类发展作为发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旨归，人本维度上的人类发展观逐渐开始深入人心。
国际创伤愈合学会将慢性难愈合创面定义为：无法通过正常有序而及时的修复过程达到解剖和功能上的完整状态，以二期愈合的伤口最为常见。临床上多指各种原因形成的创面，经1个月以上治疗未能愈合，也无愈合倾向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超过1/3的慢性难愈合创面患者是因糖尿病造成的，已经代替创伤成为造成慢性难愈合创面的首要原因[1]。
为了保证地铁运行的安全，轨道的性能要符合相关的标准，其中，轨道的焊接过程是施工中的重要管理环节，对地铁轨道的施工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在轨道环节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①要选择有丰富焊接经验的焊接人员进行焊接操作，焊接要按照焊接操作流程进行操作。②采用合理的焊接方法。焊接分为多种形式的焊接，在对轨道进行焊接时，接触焊法较为符合环节标准，在焊接质量和焊接效率上有相对的优势。③在地铁轨道焊接中会出现轨道断裂等情况，焊接人员要及时的沟通，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④加强焊接检查。在对完成都焊接工序进行仔细的检查，除了进行外观检查外，还要借助一定的设备进行检验，以保证质量达标。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发展理念的确立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其合理性和成效性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正义恰是评判发展的合理尺度。对发展进行正义评价，既是人对生命意义追求的存在本性之尊重，也是对发展进行伦理评价的基本吁求；既是对人作为利益关系存在的客观之需，也是对传统发展模式引致的“存在危机”之现实追问。正义对发展的评价，本质而言，就是对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就是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理性拷问。一方面以正义价值理想、标准、目标来关照和规范现实的发展实践，同时对现实的发展实践进行评判，使正义评价对发展实践具有批判性，通过正义的评判，否定现实中的不正义状况或不正义原则，使之朝着理想中的正义状态和正义方向发展。而在对发展进行正义评价的具体过程中，要坚持发展的正义之维，把正义作为发展评判的标尺，寓人的自由、价值、尊严之追求于发展之中，实现自由与发展、效率与公平、德性与幸福、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统一[3]。
城镇化数据来源于2005～2015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旅游经济数据来自山东、安徽、江苏和河南4省的旅游政务网．参考麻学锋等的做法[11],对于少部分统计数据中出现的异常值或个别缺失数据,基于实际情况,进行插值修正,补入数据．计算分区耦合度和协调度时,将淮海经济区分为鲁南、苏北、皖北和豫东4区域,将地区内各城市原始数据经统一标准换算后累计相加,每区域拥有一组换算后的原始数据,基于此数据再进行后续计算．
发展从单纯增长到人本维度的嬗变，本身就是人类不断进步和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从经济的单一考量到注重社会的综合发展、从人向自然的索取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外在价值的持重向人本价值的回归，无不彰显出人类对发展的反省与期许。辩证地来看，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尽管由于对增长的单一倚重而饱受诟病，但其本身却内含着尽快摆脱贫困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之初衷；综合的社会发展观不再拘泥于狭隘的经济增长，而是赋予了就业权利、平等分配更多的权重，彰显着对正义的追求；可持续发展观所体现出的代际公平和对人持久生存权的呵护，自然也蕴含着正义的因素；人本维度上的人类发展观更是以其对人类发展与福祉的关怀和对人实质自由的尊重，使发展观有了更多的正义考量。由此可见，对自由、平等的正义伦理吁求蕴含在对发展的不断探索过程之中，发展观的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发展理念的一次进步，也是关涉发展的正义观对原有正义观的补充、扬弃和超越，它为发展理念的革新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也为人类真正的自由与解放提供了可能。
新时代医学生和临床医师能够出其不意，找准“痛点”，把现有器材经过改造，灵活解决当前的医疗困境。有关部门应组建相应人员，与实见习生和临床医师建立交流平台，了解医疗实践中的“痛点”，从而做出市场分析、可行性评价，监督随后落实情况；同时结合医学人士的专业技能，融入医学特色，在掌握娴熟的专业技能基础上进行创新[3]。
二、发展与正义的关联与耦合
纵观发展观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发展与正义常常被人关注，但在很长时间内却很少将他们相提并论，概因我们对二者的理解常常存在偏颇之处，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体现的犹为明显。一方面，正义往往被狭隘地理解为分配正义，似乎公平的分配才是正义的精髓；另一方面，发展又经常被教条地解读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俨然经济增长才是发展的第一甚至唯一要务。如此一来，正义与发展不仅不会相互促进，反而经常会相互抵牾，狭隘的正义观往往成为发展的束缚，教条的发展观也往往阻碍正义的实现。然而，正义与发展的关系远非可以用同质化的“收入”来简单地加以识别，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正义既是发展的价值诉求，也是评判发展正义与否的标尺，发展既是正义的具体表征，也是正义实现的外在保障，正义与发展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一)正义是发展的价值诉求和评判标尺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综合的社会发展观虽然超越了单一的经济增长论，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吁求，然而它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贫困、就业和分配，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生态正义的问题却缺乏应有的考量。在此背景下，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用文学的笔触向人们描绘了生态环境破坏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从而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价值。此后，“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增长极限论”等也开始从理论的角度为资源利用敲响警钟，并促使国际机构开始思索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的迫切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定义为“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至此，“可持续发展”有了比较统一并被广泛接受的涵义。
需要言及的是，人类发展观的形成凝结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心血和汗水，其中也包括森为此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人类发展报告》主要依据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对各个领域人类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估，而人类发展指数很大程度上就是遵循森的发展分析理路，并以其能力理论为基础编制而成的。不仅如此，森还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崭新理念，在他看来，发展需要以人为中心，但绝非着眼于人的收入或财富，也并不是指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实现，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是人们过有理由享受之生活的实质自由。由此推延，发展就是为了使人们普遍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就是不断扩展人们享受实质自由的一个动态过程。森的这种自由发展观既是对人类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也为人本维度上人的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二)发展是正义的具体表征和外在保障
正义从理念上来讲，更多地体现出正义价值之追求、正义原则之表达、正义制度之建构。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正义的真正实现则需要借助于人类丰富的实践活动，在发展中来加以具体的展现。发展既是正义的具体表征，也是通达正义的桥梁与纽带，离开了人的实践和社会的发展，正义只能变成无魂的躯壳，只能是一种虚幻的正义。自由是正义的首要价值，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实质自由，然而，自由是社会形式的某种样式，自由只有在社会发展之中才能得到有效的开掘和充分的彰显；平等亦是如此，作为正义的核心变量，能力平等倚重的恰恰是与个人可以获致并与生活质量高度关联的“生活内容”之能力，这自然离不开社会的充分发展。发展制约着能力平等的高低，而能力平等的高低，很大意义上又决定着正义的实现，如此，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自然可以成为这个社会正义与否的外在表征。除此之外，宽泛意义上的发展反映了对单一经济增长、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拒斥和反对，取而代之的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客体地位的统一，职责、价值和权利的公道分配，彰显了人们对自然正义的敬畏和对实质自由与平等的向往。
发展不仅是正义的表征，也是正义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外在保障。自由的实现、平等的获得、权利的享有，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生产进步所带来的物质资料的丰裕，不仅可以使人摆脱贫困和饥荒的困扰，也能够使个人的生活质量得到切实的提高。当然，发展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发展之于正义的作用也不止于此，正义的最高价值与目标，恰恰也与发展相连，在于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要达致这一目标，除了必要的物质资料外，还需要和谐的社会氛围、优美的自然环境、健全的制度安排。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社会和谐、制度完善之中自由地选择自己有理由珍视的各项活动，可行能力之提升、实质自由之享有、最终正义之实现才成为可能。而这一切，皆赖于发展，通过发展，创造人类合宜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既是发展的应然性要求，也是实现正义的必然抉择。
(三)发展与正义相辅相成、辨证统一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对各级教育对抗战重要性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仅重视对高中及以上学校的学生进行抗战教育；而后，则逐步加强对初级中学的学生进行抗战训练。
发展与正义重要的关联与耦合之处就在于利益，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类共同体，总是生活在不同的利益之中。这种利益不是狭义上的个人财富之累积或者个人欲望之满足，而是具有更为广延的意义，包含人们所关心和倚重的所有东西，既有利己的因素，也融入了利他的成分，它寓于现实生活之中，既是正义观和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也是促进发展和实现正义的现实根基。“一种正义观是否可欲和可行，归根到底在于它是否能在人的本质属性中找到合理性根据，而一种发展观最终也必须在人的本质属性中寻找对发展的内涵和动力的解释”[4]，这种合理性的根据与解释从利益中可以找到答案。尽管发展和正义的问题域各有不同，但他们都需要对真实利益的范围与所指给予解答，只有在人自身本性之追求和人真实利益之反映的基础上，正义与发展才能实现关联与耦合，才不至于相互抵牾，才能相向而行，共同推进人的自由、尊严、价值与目标的实现。发展与正义统一于人，人既是发展和正义的出发点，也是其实践主体和最终归宿。首先，对发展和正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人之所以对发展和正义孜孜以求，源于人超越现存状态，追求理想自我这一人的本性之驱使。“人对自身本质的追求与占有具有最高的价值和意义，人的正义追求，体现了人对人的尊严、价值以及自我实现的憧憬，这种追求蕴含在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发展之中。正义和发展不是抽象的空洞说教和自我标榜，而是致力于自身本质的追求和人类整体的发展”[5]。其次，人是发展和正义的创造者，是发展和正义的实践主体。发展的推进和正义的实现都寓于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而不能脱离人的历史的、现实的实践，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和主体创造，发展和正义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就会陷入停滞，正义也只能成为虚幻。最后，人是发展和正义的享有者，也是发展和正义的最终归宿。发展就是人类不断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个体真正自由的动态过程，而正义的主旨也在于对现实个人生活状态之关照，在于人性的完善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始终是发展和正义的伦理指向与价值旨归。
作为当代社会倍受关注的两种基本价值，发展和正义存在着高度的关联。发展之中包含着深刻的正义吁求，而正义的实现同样离不开发展，两者关联与耦合的关键之处在于对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共同关注。对发展和正义之追求受人性本然之驱使，现实的人既是发展和正义的创造主体，也是其享受主体，是发展和正义的落脚点和最终归宿。发展可以稳妥地推进正义，正义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发展，发展和正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发展与正义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发展与正义既各有所指，又相互统一，他们虽都有各自持重的价值理念，但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发展和正义是相互一致、辩证统一的，两者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正义的最高价值和终极关怀，反映到现实世界之中，则昭示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义是为了追求人类社会的平等、自由与福祉，而这也恰恰是发展之所向，发展从根本上也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其多元化的目标结构之中，包含着对正义的多种考量。其次，发展和正义还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发展需要正义理念的牵引和提升，正义的内容和形式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发展可以为正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而正义也可以为发展提供目标、规制和引导，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稳定、有序的发展。
三、以自由看待发展
在森看来，发展不是严格规制之下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充满血泪的“严酷”过程，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正义的因素不是发展的奢侈品，也并非只有在充足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对此予以充分的考量。发展是一个互利和友善的过程，自由不是发展的派生，而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应超越以往的视域局限，以自由看待发展。
(一)自由视野中的发展
从发展观的嬗变过程不难看出，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缘由，我们可以对发展作出不同的解读，进而形成立场各异的发展观。森超越了狭隘的增长和财富发展观，基于人本发展的维度另辟蹊径，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崭新视角。这里的自由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森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森所言及的自由是“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们享有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以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来看待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发展过程以及选择促进发展的方式和手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自由视野中的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实施我们自己的选择、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交往并影响它”[6]10-11。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前往铜鼓的过程，远不止手机导航显示的400公里那么简单，我们全程走高速的计划，被兴国境内一段长达几十公里的国道给搅乱了。
在森的眼中，以自由看待发展，不仅应关注和聚焦自由，而且应将自由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赋予其如此的权重当然意味着发展过程中对自由的持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唯一的而且精确的关于发展的标准，而是源于其评价性和实效性原因。一方面，人们是否拥有自由以及拥有的程度如何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另一方面，人们的自由之主体地位决定着发展的实现。自由之于发展，不仅有着建构性的作用，还有着工具性的价值，发展是为了扩展人的自由，而自由又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二)发展的目的在于扩展人的实质自由
森指出，从自由在发展中的“建构性”作用来看，自由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的目的在于扩展人的实质自由。即便是在生产力日益发展的今天，医疗保健的缺失、教育机会的匮乏、就业机会的不足、社会保障的滞后依然广泛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发展。通过“增长”和“扶持”所带来的社会安排可以促使上述现象有效地改观。反过来，这些方面的改善和提升，可以极大地推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享有充分和平等的医疗权、教育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本身就是人理应享有的一种实质自由，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它与发展的关联是内在的，这些方面的实质自由内化于发展，概言之，实质自由的彰显无需借助它们对社会发展所做的外在贡献来衡量。
2．经济条件
森认为从政治民主和自由的视角来看，狭隘的发展观往往会对广泛的群众参与和不同的利益表达产生疑虑，并对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提出质疑。我们姑且不对这种质疑的问题进行回答，单就质疑本身而言，就存在着重大的偏颇。即便是一个生活富足的人，如果他被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不论他本人是否有政治参与的倾向和积极性，只要他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自由和机会，从本质上，都意味着他可行能力的剥夺。从自由看待发展的视域来看，发展必须正视这种剥夺、解除这种剥夺，并赋予个人广泛政治参与的自由与权利。这不是因为自由和权利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恰恰在于自由对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价值。
从市场和经济自由的角度来审视，森则强调指出，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交换自由，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发展，而且交换和交易的自由本身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基本自由的一部分，蕴含于发展之中。然而，即便是对市场机制的肯定，也存在着不同的缘由。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自由的市场机制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其结果自然可以使经济机会得到有效的增加。如若对交易自由和市场机制加以限制，由此产生的负面效用可能会引致经济机会的减少和相应权利的丧失，这对自由而言无疑是一种剥夺，自由本可以借助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产生的经济繁荣而获得。这种观点貌似非常合理，但在森看来，显然忽略了自由本身的价值。如若自由仅只是经济繁荣的副产品，那么在一个独裁专制的体制中，假如能带来同样的经济繁荣和经济结果，自由和机会是否就相一致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便是同样的效用，人们还是倾向于自由地选择而非被动地服从。不能从衍生的意义来理解市场机制，自由的市场交换本身就是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
总之，森在发展中赋予了自由以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自由在发展中既具有“建构性”作用，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又是发展的一个内生性变量，是发展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自由自身的价值，无需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之关联来加以表现，也无需借助对其他事物所产生的作用来加以彰显，自由就意味着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扩展人的实质自由。
早在几十年前，“桑基鱼塘”就被总结为一项典型的生态农业技术推广[2]，调查中没有发现华堂村有这种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华堂村虽有溪江穿村而过，但除了溪江上游一水库有农户养鱼外，其他几乎没有养鱼.
(三)自由有助于个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森看来，自由之于发展，不仅有着建构性作用，还具有工具性价值，不同的工具性价值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共同致力于人的自由生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在森看来，自由对发展所呈现出的手段性作用和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自由
步入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逐渐开始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增长观进行深刻反省。表象的增长并没有掩盖事实的不公，贫困依然存在、失业不断加剧、收入日益悬殊，这使得西方众多经济学者开始对发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进行新的思考。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直言社会体系的进步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才是发展的本质；英国经济学家杜德利·西尔斯在《发展的含义》中也指出，“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降下来了，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2]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对发展的理解，不再视增长为单一变量，而是把对收入、就业、平等、分配等诸多社会和现实因素的考量融入其中，从而使发展观呈现出立体、多维的视角。
1.4 患者健康教育 包括患者血红蛋白的控制范围，贫血对患者疾病的影响和重要性，饮食作息教育以及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采取个体教育的形式，于患者做维持性血液透析时对患者一对一进行指导。对不同患者进行个体化教育。并对患者发放相应的宣传资料，达到巩固和强化作用。并发放患者《血红蛋白记录本》，指导患者做好记录，便于了解自身情况。
场地仅钻孔（CK3、CK9-10、ZK10-11、ZK14-15、ZK18、ZK21） 有揭露，揭露层厚2.20～3.40m，平均厚度 2.91m；层顶高程-0.75～0.60m，层顶深度 3.20～4.40m。
森所提到的经济条件是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6]32。是否拥有这方面的自由，也即个人是否具备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及相应消费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经济权益享有的范围和程度。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个人经济资源的增加和个人权益的提升，只有通过相应的分配，个人或家庭得到合理的份额，才会使个人在资源的拥有方面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样的道理，作为市场宏观主体的企业，其发展同样依赖于其可获得的资源。藏富于民，使个人获得有效的资源，才可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企业拥有充足的资源，才可以保持实体经济的活力，从而推进并确保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3．社会机会
社会机会方面的工具性价值是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6]32。具备基本的教育、医疗条件，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和完善的医疗服务，不仅是一个人理应享有的实质自由，而且对个人融入社会、参与政治、发展经济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对外贸易为例，随着全球化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需要一大批懂经济、重实务、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而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于社会教育的发展，如果缺乏必要的教育机会，无疑会影响到此方面人才的培养，进而制约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政治参与上，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即便是表面上有了参与政治的众多机会，但从有效性来看，却依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教育和医疗保健机会的充分享有，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参与经济、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广度、深度和效度，因此，广泛的社会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机会和自由，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4．透明性保证
森所提及的透明性保证是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求：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6]32。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是广泛存在的，然而相关事务的处理又需要了解和掌握彼此相关的供需信息，并以信用为基础，开展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这就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信用的缺失，往往会产生很多负面效用。信息不透明、暗箱操作、私下交易，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一种漠视和践踏，也往往使监督有名无实，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极易诱发财务渎职、徇私舞弊和机构腐败。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信用交易体系、透明的信息环境可以有效地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5．防护性保障
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生活在现实之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有的是不可抗拒的，如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养老风险；有的是周期性的，如经济危机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有的是突发的，如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等等。应对这些危机和风险，就需要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为他们提供防护性保障，一个健全的社会安全网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社会矛盾的制衡器。通过就业援助和社会保障支持，可以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补、失有所助”，既化解了各种潜在和现实的风险，又提升了他们享受自己有理由享受的生活之可行能力，与此同时，也维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和有效供给，这对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这些工具性自由，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了人们可行能力的扩展，发展寓于其中并受这些工具性自由的强烈影响。在森看来，为了使工具性自由和发展相得益彰，必须借助于私人机构、混合机构或者政府的公共安排，使民主体制更加健全、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市场结构更加合理、教育和医疗机构更加普及、信息交流更加透明和顺畅。这既是工具性作用发挥的必然要求，也是人实质自由的生动展现。无论是作为发展的目的还是发展的手段，无论是建构性作用还是工具性价值，自由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
四、结语
如是观之，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发展，但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而是自由的发展，这是正义的伦理吁求。自由之于发展有着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价值，它内含于发展之中，发展的目的在于人类实质自由的扩展和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哲学层面升华发展理论的境界，在超越单纯的增长、效用、财富这些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把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公平正义作为发展理论关注的主题，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观念，以此来确保人所理应享有的实质自由，推动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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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7BKS019).
作者简介：李 翔，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699.2019.05.004
[责任编辑 勇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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