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观念，与中国传统“格致”观以及五四科学思潮渊源颇深，并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体现出实用性和大众化的鲜明特征；延安时期的科技观，也与地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辅相成。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展览会这一具有现场感和仪式感的场所传播了科学技术观念。在展览会召开之际，政府通过奖励工程师等科技人才，改变了知识分子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展览会还展示了与日常生产、生活贴近的工农业技术改良成果，显示了普通人的智慧；政府还通过展览会宣讲卫生防疫知识，把现代科技常识带到了穷乡僻壤，初步实现了科学技术观念的大众化。
关键词延安时期 科学技术观念 展览会 传播实践
步入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技术尺度的评判下，中国通常被认为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近现代则二者皆不发达，与之关联的立场是在中国从传统向近现代演变过程中，西方是中国的拯救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社会内部探讨这一问题，试图把近世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话语与传统中国的“格致之学”相对接，从而在传统与现代、古代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历史的连续性①。但已有研究大多没有充分重视延安时期科学技术观念的创新发展和传播实践，从而在解释中国科技观念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方面缺少了一个必要环节和鲜活有力的证据。
近世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话语也在诸多革新运动中屡次更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维新变法到五四启蒙，科学技术话语总是与政治主张相缠绕，发声者一直都是感受西风东渐风气之先的知识阶层，科学技术以外来者的姿态悬浮在社会上层。20世纪20-30年代平民化、大众化思潮主张用科学改造社会人生，“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运动倡议科学技术下移乡村社会和平民群体。至此，历史为接下来的20世纪40年代遗留了一系列问题：即西方科学如何本土化？科学如何面向群众进行传播？“科学与人生”的精神关联如何转化为实际的物质文明？同时，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政治、道德、习俗、观念的进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探索和创新实践为上述问题的有效解答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
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观念的起承转合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在“科学”启蒙方面很有代表性。他把西方的科学与人权并称为“舟车之两轮”，并认为中国要走出蒙昧，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厥为科学”②。在他那里科学不仅仅指科学知识，也指科学态度、精神以及方法，他要以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以科学为民主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说陈独秀的科学观尚具有“全盘西化”论和“唯科学主义”色彩，那么，中国科学技术观的民族气派和风貌则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科学”虽然没有“革命”“阶级”话语出现的频率高，但依然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科学”的认知。我们以“科学”为关键词，对《毛泽东文集》前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③中的相关语句进行话语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独特认知：
毛泽东从“科学”源起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在中国一直存在。他认为科学起源于人类生产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书斋里的苦思冥想和抽象的概念推理。他提出：“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为一个体系罢了。”④他积极肯定自然科学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并强调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改造自然。在毛泽东看来，科学来源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经过检验的科学才能成为真理，因此科学具有客观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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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可以获得直接经验，这种获得真知的途径和方法既有中国传统格物致知的影子，也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影响。他还提出直接经验必须在普遍真理的光照下获得，他反对“经验主义”，要求具体的特殊经验和普遍真理结合，从而获得理性而全面的知识。毛泽东注重政治权威及知识分子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的桥梁作用。在他看来科学有知识形态和物化形态之分，推动科学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是人才，他们有权威能够把真理和经验结合起来，因此，毛泽东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的作用，也要重视政治领袖的作用。
总之，毛泽东的科技观上承中国传统格致论，近接五四科学观，具有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实用主义特点。它以经验归纳为基础，坚持实证经验与主观理性的统一，强调事事求诸证实，又要求尊重科学理性和客观规律。该特点又与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对于当时国事危急的中国而言，急需的不是理论发现．而是实践应用。中国社会需要培训大量的辅助性专业医疗和技术人员，而不是要求他们首先掌握某一科学训练的理论基础。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使理论变为变革现实的力量，还需要以“批判的武器”教育群众，理论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为“武器的批判”。一句话，党需要在中国西北一隅把悬浮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科学技术观念带到穷乡僻壤里的农民家门口。
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观念的传播生态
在20世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与科学技术观念相伴而生的是国家发展工业繁荣民族企业的紧迫性和现实性。虽然偏踞西北一隅的陕甘宁边区拥有土地、森林、矿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为工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和原料。但是，陕甘宁边区在1928-1933年遭遇的大饥馑以及随之出现的军阀混战、土匪出没、租佃严苛等社会恶瘤使得该地区政治崩溃，农村解体。在1936年之前，整个陕甘宁边区“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⑤天灾人祸，交通隔绝，家庭手工业和农村日用品匮乏，“农民要一丈洋布，必须拿出二十几只鸡才可换到，三边出产食盐，延长永坪出产石油，但广大的老百姓却吃不到盐，用不到油。一切农村生活都充分的表现着近乎原始社会的简陋情况。”⑥更严重的是，教育的缺乏恶化了边区农村社会的社会风习，“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陕甘宁地区既缺乏自上而下的科学启蒙和文化教育，也缺乏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动力和自发性能力。
风险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也可理解为损失的不确定性。只要某件事是否发生、是否致损以及致损程度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件事就存在风险。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解释，某件事损失必然发生的概率为1，必然不发生的概率0，如果损失发生的概率区间为(0,1)，则认定该事件存在风险。
比起由上而下的启蒙和教育普及，在村庄社会内部培植新的力量，并以之为次级中心向农民传播科技话语更有效果，也更具有持久性。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草根劳动英雄的奖励即是对上述问题的初步思考和突破。
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边区政府还是通过两方面的举措，为科学技术观念的落地生根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一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军事力量的护卫之下通过土改、税制改革、减租减息和乡市选举挑战和瓦解了乡村旧传统精英的势力；互助合作则在“税制改革所激发的矛盾丛生的边缘地区具有重建社区的意义”，农村通过扎工、变工、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节省出了更多劳动力，这些人被鼓励从事驮盐、种植、养殖、家庭手工业等副业，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农业科学技术、手工业技术的需求具有了内在结构性根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移民，尤其是东北部绥德技术移民到延属地区，充实原来散落的自然村庄；通过开荒和大生产运动刺激人们自己动手，激发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革命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陕甘宁边区科学话语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接下来的问题是科技观念如何走向穷乡僻壤，如何向农民传播？下面我们以陕甘宁边区的展览会为例，说明延安时期科学技术观念向乡村传播的生动景观。
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观念的
传播实践：以展览会为例
展览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迎神赛会”的习俗，近代以来则与商品经济相勾连，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展览会”一词从日文中翻译而来，具有展览观摩、奖励比赛、推广销路的功能。“虽兼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又偏重于社会经济方面”，参加和组织博览会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漫漫征途中一个维新步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清政府组织官员与商人出洋参会20余次，瓷器、茶叶、折扇等中华传统工艺物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惊人魅力，但也暴露出中国工业落后的残酷现实以及振兴中国工商业的紧迫性；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于博览会性质从“赛珍耀奇”到商业交流认识的改变，开始在国内倡办各种以农副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为主的各种赛会。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展览会作为展现时代高端科学技术的场地，通过现场实物、图画等有形物品，彰显参展者的理念和实践，参观者则通过现场观览、感想反馈等行为，与参展者在同一信息场域之中形成直接或者间接的信息交流互动关系；同时，参观者又作为中心“传播源”向其他不在场的他者辐射信息，并再次形成新一层级的传播关系，“由中心向四周辐射，同时伴随着多中心传播，即首先把一种观念传输给舆论先导，再由舆论先导传输给其他舆论领袖，后者再传输给其他人，就像一石激起涟漪，层层展开。”展览会以同心圆连套的模式向外传播信息和观念，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陕甘宁边区展览会的主题有一个界限并非非常分明的变化过程：总体上来说，20世纪30年代末偏于夸示珍奇，之后注重军事和生产应用，20世纪40年代更加强调百姓日用，注重本土改良了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
税收本意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任何偷税漏税行为不仅直接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减少，而且间接影响公民对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享受。
但事情又远不止于此，薄弱的基础也为边区基层社会进行科学技术改良提供了空间。在这里，科学技术不再是外来的奇技淫巧，而是由社会内部和底层产生出来的实践。1943年11月，边区生产展览会上的展品有劳动英雄吴满有种的圪垯黄硬靡，有杨朝臣山地的黄玉米，有张万库种的白渣沙谷，有申长林的马鞭谷。1944年，对于科学技术的创造性改进遍及农业、手工业和卫生医疗等各个门类的展览会中：“产妇坐褥，用土或用灰，有使细菌侵入子宫的危险。如果改用纸和棉花，仍然需要消毒，费钱很多。而展览会的说明上只指出把灰加以火炒消毒，就老百姓旧有的材料，加以改造，就解决了问题。炕上的虱子，把温度加高来消灭，头上的虱子，用醋和洋油来消灭，都是老百姓容易了解，和容易做到的。”科学技术与乡村农业生活和手工业生活相合拍，扭转了因科学技术观念的外生性而导致的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扞格不入。
脒基化反应中，乙酸铵过量导致反应结束后体系中还含有部分未参与反应的氨气，当母液循环套用时，会对产品的收率及含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本实验在保证其他反应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逐步减少乙酸铵的投入量，研究了其对产品收率以及含量的影响。
边区展览会经常伴随着奖励劳动英雄，劳动英雄被看做作是“热心”和“进步”的“人民的代表”，在展览会开幕式或者闭幕式上受到奖励，此时的劳动英雄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乡村社会的农民。
1943年11月，边区生产展览会对于劳动英雄的高规格奖励中草根劳动英雄占多数，开幕式上国旗、彩旗飘扬中主席台前排列着吴满有、申长林、黄立德、李位、冯云鹏、张振财、刘玉厚、赵占魁、郭凤英、张芝兰、贺保元等劳动英雄生动的肖像。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劳动英雄们被沿途群众不断投以羡慕的目光和赞美的言辞。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师等劳动英雄相比，这些农民出身劳动致富的劳动英雄所展示的技术更新更具有草根性。申长林、吴满有式的劳动英雄更多依靠老农的种田经验，水利英雄张仲成、养羊英雄刘占海、种菜英雄黄立德以及诸多纺线的、织布的、种大个肉瓜的劳动英雄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与日常生活、生产最为贴近的技术改良与更新。正是通过他们，政府让农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实际好处，以此来促进群众观念的改变，最终引起百姓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劳动模范在乡村中获得了新的权威，这种因技术引进、改良而获得的威望不同于以往基于关系、组织、亲属基础构成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它预示着新时代新农村新的权威之网正在编织。
20世纪，知识阶层首先意识到自身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因而自上而下地推动起“外生型”科学话语的传播。作为科学话语发起人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属于“治人”的“劳心者”，并不以从事生产为光荣，传统观念中手工业属于“贱技末业”，孔门多艺的子夏被老师警告“无为小人儒”，“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知识阶层和手工业者所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陕甘宁边区展览会对于知识者从事手工业制造、发明和改进工作的奖励矫正了传统轻视技能的观念，具有科学观念更新的意义。
不过，边区像特等劳动英雄沈鸿、钱志道、陈振夏工程师这样的科技人员毕竟凤毛麟角，如果仅仅是奖励这些人，那么科技观念的传播仍然聚焦在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如何打破横亘在知识者与普通人之间的科学技术壁垒依然是个大问题。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着国民政府的封锁和日本侵华战略调整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⑧，也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负担。投奔延安青年人数增加，边区政府行政职能扩大，加剧了边区经济负担，提高劳动生产力具有无比的迫切性。因此，农业科学技术、手工业技术备受推崇，工人享受着优厚的待遇。⑨但是，正如黄宗智“农业过密化”⑩理论所揭示的：人多地少使得劳动力价值边际效益递减，而科学技术信息本身成本过高以及对“道义经济”原则的遵守使得小农自身不会主动引进技术。如何“推动人民积极参加生产，改进技术，使边区民众对于改进农业得到一个深切的了解”，即如何让小农打破惯习，接受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是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观念传播需要解决的难题。
1938年1月，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评选、奖励100多名被毛泽东称赞为“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的“劳动英雄”，其中兵工厂的正副厂长因在军事工业上的多项发明而获得“特制名誉奖状”。1943年，徐特立在参观延安党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生产展览会时，发现展览会上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多出自非家庭妇女出身的女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从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和北平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在机关业务和文化政治学习之余，开始学习家庭纺织，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把“劳心和劳力统一起来”“把书本知识和行动结合起来”。知识分子从事生产，并通过技术革新向普通民众展示了科学技术的效能，改善了自身的物质生活，也改善了单纯脑力劳动的单调，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观念转型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的卫生防疫形势非常紧迫。直到1944年，延安市每年因传染病而致死的平均有528人。1943-1944年延市13个村庄的统计：“出生率为千分之八十二，死亡率为千分之五十九，在延市的人口死亡中，传染病占了百分之四十七。”“在人口的死亡中，婴儿的死亡又占了大多数，延市十三个村庄五十九个死人中，一岁以下的婴儿占十九人。”“婴儿死亡的原因又不能不归罪于旧式接生不讲卫生以及早婚的危害”，而且这些触目惊心的死亡率和患病率背后是“风俗习惯的社会制度及文化教育的程度问题”。
2018年是家电业轰轰烈烈的一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大事。譬如华帝冠名的法国队世界杯夺冠、退全款引争议，赴美纳斯达克上市的拼多多迅速崛起、山寨家电开始横行，小米宜家首次联手打造智能家居，格力多元化升级又是造半导体又是进军新能源汽车，海尔在中欧所D股市场挂牌上市交易、成为家电业“第一人”，美的合并小天鹅、洗衣机市场加速洗牌、全球首个8K频道在日本NHK电视台上线、8K电视开卖，人人疯狂刷抖音、家电抖音卖货火了，京东上线京造、左攻网易严选右搏小米，董明珠与雷军的十亿赌约成2018年末媒体关注的焦点等等。
在医疗条件上，“全边区医生只有1200余人，平均每1000余人一个医生，且多为中医，若以西医论，则平均7000余人才有个医生。而巫神多于医生，达2000余人。延安县统计，全县民众一年消耗于巫神的费用达3000余万元，有278人死于巫神之手”。由此可见，普及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是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内生型的社会需求，而卫生、妇女展览会所展现的医疗卫生常识、生育知识等正是解决这一乡村社会痼疾的方药。
1940年“三八”妇女节当天举办的妇女生活展览会开幕，吸引了六千多名观众，其中尤以农村妇女为多。展览会上挂着生理解剖图和生理图表，对妇女生理、受孕至婴儿产出过程做了说明，针对陕北妇女难产时接生办法的粗陋无知(有时用称钩将婴儿拉出，用残瓦片割断婴儿脐带，导致婴儿患病夭折)，展览会上的指导员向妇女讲解胎儿脐带剪断的方法，并告诉大家用开水煮剪刀消毒这一因地就简的活命技巧。通过生理结构和卫生知识的传播，使得人们明白孩子是生出来的，而不是老天爷赐给的。
相较于妇女生活展览会，1941年延安医科大学十周年展览会更具有医学专业性，开辟有解剖室、生理室、病理卫生室、外科室、皮肤花柳室、药物室、医大文献室等，大多采用挂图和模型，标本等具有直观性的方式，并有专业人士专门为观众解说。
结 论
客观地说，对于延安时期科技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民众的科学观念、社会风俗和精神面貌，我们持谨慎态度。展览会展出的大多是科技产品，参观者对于科技本身的直接接触和认识依然极为罕见；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受文化知识水平限制，卫生展览会关于妇女怀孕生产问题、不喝冷水、苍蝇等直接与具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医学卫生常识容易接受，而高深的理论并不受欢迎，真正的科学知识非常缺乏，真正的科学研究付之阙如。边区交通不便也影响了展览会传播的效果：1943年11月边区生产展览会，住在杜甫川底30里以外某村的农民老刘，清晨即从该村起身，参加展览会，但是村里的老汉、婆姨、娃娃，因为路太远依然无法参加。
但是，如果我们不以非历史的眼光苛求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观念，而是把它放置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中考察，就会发觉其价值和意义。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66页。
首先，陕甘宁边区实践化、本地化的科学话语具有拉伸、拓展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潮的意义。它在陕甘宁边区现有的贫瘠薄弱的工农业经济架构中，以乡村建设为新目标，把五四时期观念上的“科学”具体化为社会行动，对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与外来技术(主要是军事技术、优良品种等)加以改进和提高，把外来的“科学”区域化和本地化；把千千万万向来被历史忽略了的在田间地头、工厂从事底层劳作的人称为“劳动英雄”，通过政府奖励、授予荣誉、新闻报道、竞赛模仿等方式帮助他们在乡村中树立新的权威；把此前只有城市知识分子才能触及的“科学”下沉成为村庄年青妇女对于显微镜下苍蝇的认知，把悬浮在政客官僚口中的“反迷信”口号转化成为一生11个孩子夭折的老婆婆要送女儿到医院生产的心愿。科学技术不再是外来的奇技淫巧，而是社会内部和底层产生出来的实践。
其次，陕甘宁边区科学话语在一定范围内激活中国传统的科学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翻转了五四的唯科学主义，它的应用型科技话语既有传统追求至善明德的底蕴，也有五四时期“为人生”的科学观念影响，又有自身的延展性：
科学技术定位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助力政府形象塑造。生产展览会中体现的大生产运动成果显示了科学技术应该服务于经济建设，又通过展览会对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尊崇来塑造边区政府的新形象。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共产党继续通过展览会展现爱岗爱民的积极正面形象，宣传思想路线，凸显建设成就，打造作为执政党的光辉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展览会所展示的实用型“科学技术”绝非高端，而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观念既受到中国共产党实用型科技观的影响，更是由边区薄弱的工农业基础决定的。比如，农具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因素，边区有一个农具工厂专制各种农作工具，但仅仅能制造并修理一般农具锄、镐、铧，而无法造出大型的新农作耕具。又如，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1940年3月)展出的机器不但要求搬运便利，同时要装置简易，其机器可用牛马曳引发生动力，不必使用燃料。困窘的工农业基础是边区展览会科技观念具有应用性的主要原因。
科学技术进步与民众动员的目标彼此呼应。展览会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直观地展示科技给人带来的好处，从而渐次改变民众对于科学的观念，鼓励他们积极投入乡村建设，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并以此激发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通过展览会上妇女生活的新旧对比，参观者使得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毛主席来到陕北以后天下变样了”，从而产生感恩之心。王家桥小展览会(1944年10月)展出了“王明桂家婆姨在旧社会讨吃穿的烂皮袄，一样是王明桂婆姨现在织的两匹好布和戴的银器，真叫人一看就看出：旧前和现在，真是两个时代，在新政权下边，穷老百姓翻了身!”
科学技术改进更在于教育、培养乡村建设“新人”。作为“劳心者”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人格，擅长实用知识和技术的人士并不为社会所崇尚。20世纪初随着体制内改良的失望以及英雄史观的失败，人们开始意识到国之竞争本质上是民众的竞争，严复、梁启超等有识之士主张从智、得、力三方面“新民德”“开民智”，培养“新民”，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张用科学和民主揭露和批判传统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对于贫穷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来说，倡导科学与生产技术结合，知识分子从事手工业制造、农业生产，政府行政人员从事技术改造，不仅缩小了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并且让农民看到科学技术的成果，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传统轻视手工业技术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模式。
总之，延安时期科学技术观传播的实践在今天依然因其大众化、自下而上、内发性等特点而具有价值和意义。这段科学技术观念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可以提振村庄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造，可以涵养人心世道，可以改变社会风俗。
选取评价指标是进行雷电灾害风险区划的基础，是分析和研究事物风险的切入点。本研究结合长沙地区的雷电灾害的实际情况，采用以下4个指标来分析长沙地区的雷灾易损性，包括雷击密度、雷击灾害频度、经济易损模数以及生命易损模数［10］。其中前两项指标着重于雷电和雷电灾害发生频率、次数的评价，反映致灾因子的时空分布和承灾体的受损程度，后两项指标则侧重于人员和经济损失的评估，反映承灾体的受损强度［11］。
①代表性的有：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刘东主编《融合与突破》，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7-459页；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现代的认同》，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280页。
②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编：《新青年》第1卷，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教师在写英语作文评价时要有针对性，应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学生的英语基础不一样,衡量的标准也应不同,教师一定要把握好评价的尺度。做到既要纠正学生的错误，也要鼓励学生继续写作。不同水平的学生也应该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于英文写作水平较高的学生，要表扬中有指正，对于中等水平的学生，教师要以鼓励为主，对于那些不擅长写英语作文的学生，要尽量从内容或者形式上，找出其闪光点，比如对几个准确的词语，几句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型做出标识，并加以赞扬，激起学生写作的兴趣。
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1-3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陕西省高等院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延安大学分会编：《陕甘宁边区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⑤[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⑥《边区工业展览会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5月13日。
许振平刚想接话，就听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吴天成的嗓门就提高了不少。是老林，政协的老林，和我说事呢。接着，声音微弱下来，老林，那事我们明天再说吧，这不，才回来，老婆等我洗澡呢。
⑧[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1-242页。
⑨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0页。
二是加大政府投入。商城县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旅游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完善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宣传促销、旅游特色景观和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等。
⑩[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康白：《边区工展会之召开与抗战之经济建设》，《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
Pauline B.Keating, TwoRevolutions：VillageReconstructionandtheCooperativeMovementinNorthernShaanxi,1934-1945,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197.
（3）外贸供给侧改革可以促进广州贸易产品多样化。世界经济贸易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广州外贸供给侧改革强调促进广州在对外贸易中进一步获得比较优势。其路径可以通过促进广州外贸企业集聚创新要素，创新驱动，发挥广州外贸竞争优势，实现广州外贸企业向新一代高新技术领域的拓展。
[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7-182、219-248页；Pauline B. Keating, TwoRevolutions：VillageReconstructionandtheCooperativeMovementinNorthernShaanxi,1934-1945；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p.71-89.
[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2-133页。
马敏：《博览会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3页。
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郁文：《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参观记》，《新中华报》1940年3月8日。
《边区生产展览会盛况空前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辉煌成果 农工各业飞跃发展 丰衣足食 兵强马壮》，《解放日报》1943年12月4日。
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OBE)，也称为目标导向的教育，核心教育理念是面向行业需求，实时动态的设计培养目标，并及时调整毕业能力要求。围绕学生毕业知识、能力、素质需达到的指标全面构建课程体系，进行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资源的配置[1-3]。
徐特立：《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人工挖孔桩适用于山区场地狭隘，地势复杂的作业环境，施工过程中对水、电需求量较少。具有排土少，泥浆污染少，噪声小震动低的特点，对周边环境不易造成影响。但人工挖孔桩施工存在受地质条件限制、人工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等缺点，特别是井下作业环境多变，具有涌水、涌砂、塌方、毒气、物体打击等安全隐患。
《两大盛会今日开幕 全市国旗飘扬 三万群众大会庆祝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解放日》，《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6日。
正义：《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志》，《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
徐特立：《参观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的意见》，《解放日报》1943年6月12日。
疏风散寒、解表清热。用于风寒感冒，症见头痛发热、恶寒身痛、鼻流清涕、咳嗽咽干，在感冒初起时及时服用，效果尤佳。
张铁夫：《医务界的创作——记延市卫生展览会》，《解放日报》1944年7月23日。
徐特立：《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阎树声：《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郁文：《在妇女生活展览会上》，《新中华报》1940年3月29日。
《医大展览会观众拥挤》，《解放日报》1941年7月25日。
夏松涛：《建国初期展览会与共产党形象的构建(1949-1957)》，《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医大展览会观众拥挤》，《解放日报》1941年7月25日。
苏虹波：《众人眼里，看出高低 王家桥开小展览会 把变工和不变工的庄稼，摆出来比一比》，《抗战报》1944年11月10日。
作者简介：杨冰郁，博士，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72
〔责任编辑：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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