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梳理社区、共同体等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的现实，界定了“精神社区”的概念内涵及其现实类型，认为精神社区是一个复合式的社区概念，有其独特的社区特征，又非完全与传统社区相分离。在如今急遽变化的社会中，传统的地域社区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精神社区应运而生，并在社会中呈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因此，在当前多元文化的社会生境中探讨精神社区的内涵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区；共同体；多元文化；精神社区
传统社会的社区生成，通常以血缘、地缘、社缘等为基础，将人置于一个特定的边界清晰的生活共同体之中，人与外界的相互交往和认知的范围相对较小。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常态，这种“流动”体现在人口、文化、科技、信息等社会发展的诸方面。社会结构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社区类型也从传统逐渐走向现代，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的趋向。多元群体与多元文化经过不断的汇集和碰撞，便构成了多元复杂的异质性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不同文化及群体在流动与互构中如何重塑社区。有学者提出并使用“精神社区”(spiritual community)的概念来解释这类现象，分析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地域及不同宗教等多元文化群体在城市社会聚集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等。群体成员基于共同的价值、起源、文化、记忆等因素，在异地社会通过不断的互动形成了共同的心理认同和精神归属，进而生成了精神社区。这种超越时空、地理边界模糊的“精神社区”，强调作为“精神共同体”的功能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更新了人们对社区作为地域生活共同体的认知。事实上，学界关于精神社区的专门研究依然较少，精神社区这一概念变得愈加模糊和复杂，但精神社区在当前社会中的重要性却愈加凸显，对精神社区的理论探讨还需进一步完善。精神社区并非是与传统社区相分离的概念，只是在如今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存在着社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种种差异，人们的需求不仅表现为提升物质文化生活的质量，更表现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期盼。当前的中国正在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社会要在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人们在精神和文化等层面的要求也在逐渐提升，这更加凸显了精神社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基于此，笔者在原有社区理论的基础上，探讨精神社区的概念内涵及其现实类型，在多元文化社会生境中寻找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交往、理解、包容和合作的基础，以拓展我国社区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一、精神社区的概念界定及其内涵
学界关于精神社区的专门研究较少，精神社区通常也被称为心理社区或开放社区，这类概念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在有关社区的工具书中，精神社区是“指某些社会成员散布在不同地域，并不居住在同一社区，但由于他们感情相同、信仰相同，相互之间保持着强烈的、内聚的社会网络，因而成为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共同体”[1]。有一类观点认为社区就是一种精神社区，强调社区的精神内涵或心理与互动关系的因素，社区中的人们基于共同的记忆、价值、起源等而产生共同的情感意识或认同归属等。精神社区是社区的一种特殊类型，有其多元化的概念内涵与特点，我们需要从相关基础概念和理论入手以深化讨论。
一般认为是滕尼斯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了gemeinschaft(共同体或社区)和gesellschaft(社会)两个“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他认为共同体(社区)是建立在人们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一种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2]48，主要表现为家庭生活、村庄生活和城镇生活。20世纪初期，滕尼斯有关共同体的观点传播到了美国，在帕克、伯吉斯、麦肯齐等人的研究中，更多地突出了共同体联结的地域因素，形成了一个更突出的地域性内涵的“社区”(community)概念，认为社区是指一个人类群体多少固定在一个地点，而这个群体内又形成一种共生关系(symbiosis)[3]。到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帕克来中国讲学，中国学者对“社区”的理解深受其影响，相对强调社区的地域性特点。费孝通先生在谈及社区研究时指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坐落，这就是社区。”[4]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和变迁，社区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内涵。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强调社区的物质性因素，但精神性因素则不够明显。随着社会流动性的逐渐增强，传统的社区类型也逐渐发生着变化。人们会外出求学、务工、经商、生活，走出自己的家乡，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对家乡的精神归属和情感寄托也愈发凸显，并由此形成了新的社区。关于社区概念的界定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取向：地域性社区和精神共同体[5]。虽然我们无法统计所有关于社区和共同体的定义，但我们认为其基本内涵要素是不变的，地域和人口因素是社区存在的基础，而关系和情感因素是社区存在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认知基础上，我们才能突破固化的社区地域空间，来探讨社区的文化属性和精神属性，发掘精神社区的内涵。
在有关社区的论述中，滕尼斯也蕴含着对精神社区的思考。他认为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可以理解为人们生活的相互关系，它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被理解为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这三者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精神共同体被认为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2]53。滕尼斯并没有将血缘、地缘和精神三者之间割裂开来，而将其视为一个统一体，并认为人们在精神上的联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本质意志是人们形成精神共同体的精神的、感情的基础，精神共同体是在血缘(亲属)和地缘(邻里)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的精神(友谊)纽带而联结和维系的一个有机体。村庄作为一种共同体，它有共同的地域、习俗和生活特征，且在精神上是高度凝结的。在今天看来，滕尼斯笔下的村庄既是传统社区，也是一种精神社区，二者是近乎重合的概念。滕尼斯把情感联结、心理认同及利益目标等的一致性作为社区本质特征的这种认识，深刻影响了此后人们对社区及精神社区的认知。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社区主要是根据共同的感情和信仰，其本质是群体的共同结合感，同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身份，对某些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有共同的评价，和承认其他一切身份相同的人的权利和义务。居住社区(生态社区)的成员纽带是一定社会范围的物质空间的共同住处。精神社区的共同成员感是建立在价值、起源或信仰等精神纽带之上的，这类社区成员有共同行动的潜力或有规律的密切的互动。永久居住的自然的小社区如村庄、城镇或邻里，既是生态社区又是精神社区，其特点是具有大量实际的互动和促进共同成员团结的基础。精神社区的定义，是以我们对社区的定义为转移的，即社区是指同一地区的群体还是根据频繁的互动或共同成员感来界定[6]。由此来看，精神社区可以是单一概念，与地域社区概念相区别，也可以是个复合式概念，与地域社区相重合，对精神社区的定义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社区的概念。
我国台湾学者徐震在桑德斯等人的社区理论基础上总结了社区概念的三种不同侧重：一是侧重地理、结构、空间及有形因素的社区，二是侧重心理、过程、互动及无形因素的社区，三是侧重社会、组织、行动及发展因素的社区。其中心理与互动概念的社区即为精神社区(spiritual community)，意指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或共同背景的人群，他们生活在一个较大的社会单位之中，而自认为属于一个较小的单位。如宗教、种族等人群构成的各种共同体均为精神社区，此处不考虑其地理居住分布的空间关系，而考虑其共同文化、共同隶属、共同命运、共同意识、共同愿望及认同之心理状态[7]。
民主精神在语义理解上要体现应有价值和应有原则的回应且不失偏颇，对民主精神的理解，要突出民主制度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民主精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制度内核。民主精神要在作为民主主体之公民与作为民主客体之政府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民主的精神基于政府和公民关系的不同情形而具有不同的主观和客观的承载。民主的内涵具有工具性内涵和价值性内涵之分，互联网改变了民主的工具性内涵，却坚守了民主的价值性内涵，我们要思索的是民主价值内涵实现的可能性进路。
学界通常所说的传统地域社区是基于地缘、血缘、社缘等纽带联结的人群所构成的生活共同体，在地理边界明显且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人们具有共同的习俗与文化、共同的价值与信仰，遵守共同的规范等，具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传统的自然村落和城镇中的老街坊就是这样一种社区。按照英克尔斯等人的观点，这种自然的居住社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社区。这是由于人们不仅仅因为共同居住在同一地域而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共同的血缘、族缘、文化或信仰等精神因素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且有着大量实际的频繁互动和密切联系，这是精神社区的本质所在。因此，精神社区与地域社区的重合，主要表现在社区地域性与精神文化属性的紧密联系上。
以我国各民族聚居地区的社区类型为例，精神社区与地域社区的重合更加明显。各民族在传统的世居地域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这种传统文化因素渗透于民族整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其族体的灵魂[16]。整体上看民族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具体到某一民族的村落社区，其文化又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如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是客家聚集地，在传统的客家村落中，土楼、围屋是重要的客家文化象征，祖宗祠堂是其“心脏”，人们聚族而居，以客家话为共同语言，在这种独特的日常生活空间和公共交往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地理边界明显且文化独特的客家社区。传统的客家村落既是一个地域性社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社区，这种精神性体现在客家人对共同族源、信仰和语言等文化的心理认同上，并不因为地理空间的转移而转移。再如我国传统的围寺而居的藏族村落、回族寺坊等，也往往具有地域性和精神性重合的特点。像上述这些地域社区与精神社区相重合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表明在传统地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村落社区，其族群构成、文化习俗等相对较为单一，地域性与精神性的内核是高度统一的，社区形态也就更为单一。同时也说明精神社区作为一种社区类型，并非是“非地域性”或“非空间性”的社区存在，而是一个复合式的社区概念。
人机工程分析是指产品实际装配前，在虚拟环境中利用三维人体模型，对操作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仿真，分析操作人员在制造环境中与产品、工装、设备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操作人员在该环境下的姿态与负荷，验证操作中的可视性、可达性、操作性等，并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对人体姿态给予评估。DELMIA中有专门针对人机工程设计与分析的模块，包括针对人体姿态、运动和人机任务的分析工具，提供了人体模型的创建与编辑如图7所示、人体姿态编辑、人体行为和任务分析等相关功能。
伴随着我国大陆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精神社区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有学者将社区按照空间特征划分为有形社区和无形社区，有形社区与空间性社区一致，而无形社区则包括精神社区和虚拟社区。认为精神社区是指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起源或信仰等精神纽带上的社区。这类社区，人们虽没有明显的共居地，但有着某种共同的归属感和成员感，有着某些共同的信仰和亚文化，如宗教社区、种族社区、散杂居民族等[8]。有学者认为精神社区超越了地理空间的界限，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历史渊源和共同生活方式，但不一定集聚于共同地域的人们组成的社区。像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成员感和隶属感，因而也可以构成一个精神社区或心理社区[9]。张妍认为，非空间性的精神社区，有文化社区、宗教社区、种族社区等。在同一种传统文化，或同一种宗教、同一种种族背景下“互动共生”的人们，构成了此种社区。典型的如闽粤的“客民”社区、西北西南的藏传佛教社区、伊斯兰教社区、北方的“旗民”社区等[10]。冯湖通过对宋代城市社区历史的研究，认为当时的书院社区、宗教社区及移民社区等均是精神社区，这些社区是有特定身份和特定信仰的人们的集体生活区[11]。这类观点将精神社区的概念进行了更加广泛的分类，包括文化、宗教、移民、种族、民族等范畴。马强则基于人们的共同信仰来定义精神社区，他通过对广州穆斯林的研究，认为精神社区应该是建立在宗教或文化认同基础之上，以共同的信仰或信念整合的人们共同体。信仰是社区文化的精神支柱，也是与世俗社区的分界，构成精神社区的要素是共同的信仰、文化负载者、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互动[12]434。从这一观点看，研究者将社区划分为精神社区与世俗社区，将“精神”主要归结于“信仰”，局限了精神社区的内涵。但现实中很难将“精神”与“世俗”进行明确区分，正如作者所言，这是对社区分类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认识。国内有关精神社区的概念论述基本上是在滕尼斯和英克尔斯等人的相关论述基础上展开的。
二、精神社区的现实类型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将社区划分为多种类型，精神社区则是根据社区的空间特征所划分出的一种独特社区类型。有关社区的类型划分，具有明显的“理想类型”特点，如“传统社区”和“现代社区”等。事实上，在社区研究中并非将不同类型社区的各个属性绝对割裂，社区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不得不考量某种社区生成的核心纽带因素。在不同的社区类型中，某种要素性质或多或少会突出一些、明显一些，某种要素属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者就可将其认为是某种要素类型的社区。精神社区也不例外，通过归纳相关研究者对精神社区的分类，它包括文化社区、宗教社区、移民社区、种族社区、民族社区等范畴，其社区类型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种多元化在社区内外部均有所体现，这是由社区成员的文化属性、精神认同和心理归属所决定的。由于社区是一个包含了居住空间、多元人群、利益、情感等复杂内容的开放系统，并非一种要素属性明晰的社会整合模式，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将其进行明确的类型划分。学界通常将精神社区纳入非地域性社区的范畴，与传统地域社区相区别，本文主要分析精神社区发展的现实形态。结合当前社区的现实发展状况和精神社区的概念界定，我们认为精神社区的类型可以从社区的精神认同要素、文化属性及地域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认为，个人的社会网络空间与地域空间是重合的，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地缘关系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区也是个人社会网络空间与特定地域空间的重合体。但在当代城市社会中，这种“重合”正在发生变化，个人的社会网络空间超越了地域空间，表现出了不同的重合程度[15]。从滕尼斯及英克尔斯等人关于社区及精神社区的论述来看，精神社区应该是个复合式概念，它既可以与地域社区概念相区别，又可与地域社区相重合。
(一)精神社区与地域社区相重合的单一形态
从国内外有关精神社区的定义可以看出，精神社区原本是具有地域内涵的社区类型，或者说精神社区与地域社区之间既有区别又有重合，逐渐被表述为一种非地域性的社区概念，社区概念更加具体有形，而精神社区则成为一种无形的存在。这种概念变化，与不断发展变迁中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不无联系，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地域邻近”作为人际联系基础的重要性降低了，而日益形成着一种韦伯所称的“非邻近共同体”。对精神社区的概念界定，应该注意社区概念的演进与社区发展的现实。社区与社会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社区与精神社区之间也不应该是有形与无形的分离。杰拉德·德兰蒂认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克服诸如社区与社会这类错误的二分法和二元论[13]。对于社区而言，正是由于其地域属性与精神文化属性的结合才具有意义，地域性与精神性绝非对立关系。精神社区必然是与地域性有一定关联的，只是其关联性并不突出，文化属性才是其社区凝聚的核心要素，它既可与地域社区相重合，又能超越地域性而存在。正如维克多·阿扎利亚所述，共同体(community)仍然是指带有共同联系的社会实体，而不是联系本身，但地域并不是必要成分，共同联系、归属感可以来自对共同历史的信仰，或共同命运、共同价值、利益、亲属关系等[14]。
笔者认为，精神社区应该是以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文化、价值、起源、兴趣、信仰或信念等为精神纽带而整合的人们共同体，人们无明显共居地或相对聚居于一定地域内，且社区成员具有较强的共同联系、精神认同感与社区归属感。精神社区的特点在于，它使社区成员的人际联系超越了地理区域的限制，具有共同精神文化认同和需求的人们经过频繁的互动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意识和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所以精神社区其实是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地域的人们形成的精神共同体。这表明精神社区蕴含着一种社区观念形态和一种人际关系模式。对于精神社区而言，其地理边界并不明显，更强调心理和文化边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社区不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相对封闭的、单一的、基于血缘或地缘的亲密关系，而是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文化共享性的社区形态。这里的“精神”是精神社区的核心要素，其“精神”所指有着特殊的意涵，它并不是生理学所讲的人的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精神社区的“精神”内涵应该是能反映其社区独特性和多元性的内容总和，在社会学意义上，这种“精神”可以指称观念、意识，抑或是文化，是社区成员共同心理取向或心理认同的一种集中反映，是社区生成和存在的本质所在，这也是精神社区又被称之为心理社区的原因。为了深化认识，我们将进一步对精神社区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发展形态进行讨论。
(二)“流动”生境中精神社区的多元形态
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跨地域的流动日趋扩大，这种“流动”体现在人口、文化、科技、信息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多元群体与多元文化在急遽变化的社会中不断汇集和碰撞，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复杂。传统社区的流动性逐渐加剧，人们由于经济压力、生计需要、通婚、文化吸引等原因离开原有的居住地，迁徙到异地工作、经商、学习和生活，客观上加剧了传统社区的分散、迁移、衰落甚至解体，又会带来新社区的生成。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生境中，不同族群、语言、地域及不同文化的多元文化群体在“他者”的社会中，必然与“他者”的社区产生碰撞与交流，当“他者”的社区无法满足成员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归属感时，社区成员会超越特定的社区地域空间而寻求新的个人社会网络空间，“精神社区”便应运而生。以我国社区的发展为例，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在城市中出现了“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诸多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许多外籍人口也流动到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义乌等地可以随处见到他们的身影，出现了“韩国城”“小非洲”等外籍人社区。农村经过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解放了大量农村的劳动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与此同时，城市内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也在同时进行。老城区的拆迁改造、新商品住宅区的规划建设、城中村的出现等，同样引发了大规模的社区人口流动或迁移，原有的邻里关系、居民社会网络、社区生活等随之断裂，“熟人社会”成了“互不相关的邻里”[17]。这些不同族群、地域、职业、文化及不同信仰的人群，又是如何建构或重构其社会纽带的呢？
秀容母亲说：“乔瞧咋咋呼呼，没半点规矩，这样的儿媳妇，我不要！她学什么不好，偏要跟父亲学医，她又不想当接生婆。我听人说过，有一回抬来一个病人，她说，我爹不在家，我来治吧，三两下就把那人衣服撕了……我知道，她是想救人，那人胸口被蛇咬了，得赶紧把毒血挤出来，但她一个姑娘家，怎能把陌生男人的衣服撕开来？”看着儿子焦急的面孔，秀容母亲放缓了语气：“其实，西大街另有一位好姑娘，你若娶了她，娘倒是很满意。”
由图5中的波形对比可知，由异常磨耗轮造成的数据差异相对较大，如果不进行处理，将会对大数据综合分析带来影响。
除了上述几种基于不同纽带因素而生成的精神社区外，在全球化流动的背景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正在全球各大城市出现，基于国家、族群、信仰等纽带因素而形成的精神社区同样广泛存在。如北京市朝阳区的望京和海淀区的五道口等地形成的韩国人聚居区被称为“韩国城”，上海古北新区形成的日本人等外籍人居住区，浙江义乌的“中东一条街”，以及广州的黑人聚居区被称为“小非洲”等；同样，在国外也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华人华侨社区，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地的“唐人街”等。有学者通过对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的研究认为，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方同类族裔社区存在诸多差异，从社区形成的表征看，“种族”因素是联结这些外籍黑人的心理纽带，具有明显的精神社区的特征。这一社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济联系而产生，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起，其跨国移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或漂泊者(diaspora)，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且流动性强。这种以族裔为纽带的外籍移民精神社区的形成，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的原因[19]。周敏在对美国“唐人街”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新移民正是通过民族认同建构了“唐人街”这个华人社区，唐人街的社会经济潜在力量帮助移民奋斗，让他们既能保存自己的民族本色和同舟共济精神，又能成功地在美国立足、崛起[20]。这类由移民构成的精神社区，主要以民族或种族认同因素为基本纽带，由此产生了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生活帮扶与社会支持网络，成员互动的频率和次数越多，社区的凝聚力和心理认同便会得到强化，虽然没有共同的聚居地，但在精神上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便是精神社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的社区对于世居于此的人群而言，它是地域性与精神性共存的一种综合社区，然而对于离开家乡的人来说，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心灵上的寄托与精神上的归属，家乡则成了离家者的心理记忆与精神社区。正如蒙古族作家席慕蓉所描述的那样，她内心记忆与向往中的“家乡”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对内蒙古草原的精神向往源自她的族群心理归属；再如满族人对“白山黑水”的族群记忆与世代传承。事实上，这正体现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家乡情怀或故土情结及其扩展，那些离开故乡而散落各地的人们对共同起源、共同族群或共同文化等方面的心理寄托和精神归属，正是构成精神社区的社区精神。
在有关精神社区的研究中，马强通过对流动到广州的穆斯林群体的研究，将城市中来自不同族群和不同地域的穆斯林以信仰共同的宗教为基础而整合起来的共同体称之为“流动的精神社区”。城市中任何一座清真寺都可能成为精神认同的场域，社区成员的“在场”表现为暂时性的聚合，而凝聚和提供这种空间中“在场”的条件是对信仰意义的追寻。精神社区的生成，是由于信仰群体在高度行业化和分工细微的都市社会中维系信仰的一种选择，是地域社区面临改造或者解体之后人们之间新的整合方式，也是现代化造就的信仰者之间新型的互动方式[12]434-435。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社区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而形成的精神社区，社区成员来自不同民族、地域和职业，但在心理和情感上有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上述这类精神社区的生成纽带不同的是，项飚在对北京流动人口聚集的“浙江村”的研究中指出，是“系”或者“关系丛”整合了“浙江村”内的基本生活，它类似于我们平常所说的“圈子”，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在这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型社区中，“保姆帮”和“老乡圈”便是一种具有精神社区特征的共同体类型。“保姆帮”的成员往往在周天聚在街心公园聊天，互相熟悉老家的新消息和个人的遭遇等，借此形成了对城市社会的基本概念，也产生了各自的行为策略和行为方式。“保姆帮”成为化解社区成员焦虑、调整自己观念、与外界社会发生互动的中介。“保姆帮”形成的纽带因素是“老乡关系”，而且与不当保姆的老乡也形成不定期的联系。她们有着共同的家乡记忆和情感价值，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老乡圈”的成员一般在家就认识，到流入地之后觉得情趣相投则关系更加紧密，社区成员虽然并未住在一起，也并不在一起工作，但关系相对稳定，彼此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义务感。它是民工情感交流、提供生活照顾、化解各种危机的重要渠道，它塑造了社区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保姆帮”和“老乡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精神社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这个范畴比他们的工作单位、原有家庭和社区等明确的社会组织更为重要[18]。笔者通过对兰州市流动人口的调研发现，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流动人口，相对集中在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所辖的社区中，来自甘肃临夏地区的流动人口，相对集中在七里河区西湖街道所辖的社区中。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老乡群体”相对聚集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老乡”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在陌生的城市中更容易获得“老乡”的帮助。“老乡”是流动人口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最直接最容易的群体，这一群体具有共同的家乡记忆和情感认同，对家乡的精神归属感促进了“老乡关系”的生成。我们认为，这种精神共同体的成员关系是建立在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进而促进了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合作。总之，这类精神社区的纽带因素是共同的地域来源、家乡记忆和精神情感，由此建构的精神社区，在满足社区成员心理与精神需求、增进社区成员情感及维持社区秩序的同时，形塑了社区成员的社会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成员的互动中提供了最大限度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增加了社区成员的社会资本与流动，从而提升了社区成员在社会中的竞争力，社区成员的凝聚力也因此得到强化。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产品检验检测需要，检验方法和各项标准的迅速更新以及各类产品的日益多样化，要求检测机构各类人员不断学习，各检测机构应尽可能给各类人员提供适当的培训条件和机会[13]，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加快知识更新，提升学历层次，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产品检验检测需要[14]，以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检测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科学素养[15]，逐步建立并完善人员培训制度，从整体上提高员工队伍素质。
三、精神社区的现实意义：回归社区精神
综合上述有关精神社区概念与现实类型的论述，我们认为精神社区的概念具有共同体的内涵，它基于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归属感，通过频繁有效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的不断“流动”，使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地域性社区发生了变迁与重构，同时带来了城市界面下新社区的生成。现代化和全球化加剧了这种流动性。精神社区的出现，让我们重新审视了社区的生成，不论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纽带因素，还是基于族群、地域、习俗文化等因素，其实都是对传统居住社区的调适或重构。精神社区的精神归属不仅仅局限在价值与信仰层面，还体现在人们的心理归属方面。不论是移民社区“唐人街”、还是“浙江村”“客家人”等流动社区，都体现了社区成员构成的多元异质的特点，人们通过寻求共同的精神性因素而联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精神社区。由此可见，精神社区并非因为强调某一精神要素而与社会或其他社区产生区隔，而是通过精神纽带实现了多元异质性的互构与融合，突破了群体间或社区间的区隔，实现了社区成员的有效联结和互动。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人们在精神社区中寻求心理沟通和精神慰藉，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信任得以建立并加深，有助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运行。
精神社区的发展现实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是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才是社区成长的灵魂所在。而精神社区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公共精神，当前社区建设正需要培养人们的社区公共精神，从而利于社区的有效联结。关于公共精神，保罗·霍普认为：“公共精神既包括思想，也包括行为，是一种对待他人的基本观点或态度，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能够随时准备参与更多的地方共同体活动。”[21]张勇等人认为社区的公共精神就是一种共同体意识，“包括了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共同利益以及公共参与，成员之间的互助、信任与合作”[22]。而当今社会片面追求物欲的经济发展抛弃了社区的精神文化价值精髓，换来的却是社会与社区成员的“疏离感”“心灵的漂泊”“意义的失落”和“道德的沦丧”[23]。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社区问题，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的影响[24]。就我国而言，这些具有非地域化(dis-place)特性的社区意味着传统的熟悉性和地域性不再像从前那样始终联系在一起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这一重大转变我们会发现，人们在不断流动的社会中，寻求精神上的家园感或归属感变得更加重要，从而在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环境时增加生活的幸福感。“社区”早已经不是静态的概念，而需要在新的情境中加以理解和认识。对于精神社区而言，其社区成员的心理归属感并不建立在生活设施、居住环境等地域空间和物质资源方面，而是以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心理认同为主要纽带。从前文对精神社区的论述可以看出，精神社区为社区成员提供了身心上的栖息地，沟通了离散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联系，形塑了社区成员的社会观念和行为方式，成员通过在社区中的频繁互动，获得了最大限度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建构起了一个交往交融、互助互惠的共同体，进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社区是应对当今社会“疏离感”“意义失落”及“道德坍塌”的一剂良药。正如鲍曼所述：“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几乎不会感到困惑、迷茫或是震惊。对对方而言，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不是陌生人……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25]因此，精神社区所体现出来的社区团结和凝聚力，并不是完全来自社区管理的权威和压力等外在力量，而是更多来自于社区成员在共同精神认同基础上的自愿参与、共同合作和价值共识，这正是精神社区存在的意义所在。
本方法利用摄像头输入的酶标板目标图像的图像处理方法，通过实验菌体的培养，根据菌体生长时菌液的浑浊度变化计算了不同时期每个培养孔区域的HSV颜色平均值，为酶标板孔菌群浑浊度的检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为后续通过机器视觉对酶标板孔培养孔生长状况符合要求的细菌的筛选提供了一种依据.此外，如果要更好的将此识别系统应用于微生物自动化生产实践中，还需要更多更精确的菌体培养实验得到不同菌体不同生长时期菌液与颜色特征值的关系曲线，获得线性关系，为菌体筛选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
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使当今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多元复杂，而非单一明晰的。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认为，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天性上看，人类虽然具有共同或相似的自然属性，但是人类的生活和发展仍不得不处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习俗、宗教等彼此相异的文化之中[26]。在多元文化生境中，结合社区与精神社区发展的现实，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前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如何使社区回归它的本质——社区精神，而不是简单的人群聚集。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社区共同体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公共精神，它不压抑个性，不排斥个体的独立性，但它依然强调责任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要求人们要有自律自制的行为规范，它是对原有共同体意识的超越，是异质社会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社区共同体指向的是对异质性社会的共同认同[27]。通过对精神社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区成员基于共同的心理和精神归属，对自我在社区中的角色、责任及义务进行了重新确立和再认知，通过自我主动的参与和融入，促进了社区的团结和凝聚力，社区精神也因此得到了巩固。因此，在当前的社区建设中，硬件建设的同时，更需要“软件”的建设。社区需要多方的支持来增强不同社区成员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理解、包容和信任，才能逐步萌生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凝聚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和谐。当社区成员形成了共同的社区意识，社区精神得以建立，居于同一地域中的人们才不至于成为“互不相关的邻里”，而能逐步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域生活共同体。
总之，精神社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宏观的社会中不断进行互动和建构的立体结构，精神社区是多元的，它满足了人们的一种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我国目前社区建设中的精神和价值。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圈层中的，人的一生所经历的社区是多元的，如在外求学、从军，以及移民定居的人，母校、军营、家乡和祖国对他而言就是一辈子的精神寄托，从某种程度上讲，凡是真正辛苦过、努力过、投入过情感的地方，它都会形成一种精神归属。精神社区的归属是多元的，但是所有的精神归属都是与社会整体的发展统一起来的。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而言，我们也在培养着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精神归属。不论是母校还是军营，回族寺坊或是藏族村落，白山黑水抑或蒙古草原，全世界的华夏儿女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壮美的中华。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人们在精神上的记忆和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系统。个体有个体的记忆和认同，家庭有家庭的记忆和认同，族群有族群的记忆和认同，甚至包含不同族群、历史、文化的区域内也有着共同的记忆和认同，这种多元的个体和集体在精神认同上的碰撞与交融，构建出了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中，我们需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具有共享精神的认同纽带，进而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以及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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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2-0086-08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模式研究”(2016YB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元规范的民族差异、整合及取向研究”(16JJD850002)。
作者简介：赵利生(1966—)，男，甘肃正宁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志强(1989—)，男，宁夏吴忠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2014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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