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君所著《中国传统人观史纲》（人民出版社，2018年 4月第 1 版。以下简称《人观史纲》）共计七章三十七节，煌煌近五十万字。然归其主旨，则在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见董著“前言”）。
根据测区岩矿石电性特征，结合测区测量值的统计分析，白水源测区的视极化率背景值在0.2%～4%之间，其平均值为3%，取4.5%以上的视极化率值圈出了4个视极化率异常(图3)，编号为IP1～IP4地质地形图上：IP1视极化率异常位于测区的新地层与老地层交界处的断裂附近，对应视电阻率平面等值线图上的低阻区域，成矿条件有利。
董伟君是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思想史专业1991 级研究生，现在是中共潍坊市委党校教授。我与董伟君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我十分敬佩其不染红尘、孜孜致力学术研究的执着精神和勇气。或许是因为他探究的是一个自有人类以来具有恒久性和根质性的问题。如果从大自然的演化来看，人与其他物种一样，同属自然的物理世界。但是，人与他物，究竟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毋容置疑。之所以要做出区别，是为了找出人之为人的“特性”，即所谓“人性”。不过，这里应做一必要提问：我们何以要探究“人性”问题？换言之，“人性”之成为问题的依据是什么？于此，古今中外各类言说，可谓层出不穷，纷然并陈。不过，就其要义而言，问题实源于人的历史。
若以外部环境为参照，他物是顺依物理自然的被动体，而人则是有着选择能力的主动者。尽管每一代人都必然生活在给定的现实景况中，但是，在给定中构建何样的社会环境，则取决于身处其中之人的自由选择。何兆武先生有说：“人是历史的动物，其他物种都不是。其他动物每一代都仅凭其本能重演上一代的历史。唯有人可以积累经验，一代胜似一代；人的历史并不重演。这是人类进步的条件。”（《苇草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正是凭藉自由选择的主体性，作为“人”的历史，虽在给定中，却非宿命的，而呈现出一个多样可能性的过程。理想的目标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并付诸实践，进而构成合理的社会形态。然而，现实往往与理想相距颇远，甚至逆行背反。探其原因，我们固然可以“复杂”论之；不过，若究其根质，则端在其人。人的历史，当然人是主体。但是，难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人，是如此之不同，因此，为了使合理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共通点，即“不同”之“同”，这或许就是“人性”问题被提出的基本依据。
设计模式是解决软件开发过程中常见问题的有效手段，开发人员可以直接借鉴已有的成熟解决方案来解决实际编程问题。通过软件的开发和实际使用效果表明对DAQ系统软件模块采用适配器模式、装饰者模式和单例模式进行综合设计。首先，成功解决了系统上层软件模块对采集设备对应的库函数耦合度高、使用复杂、管理混乱的问题，为构建高可靠、易维护、可扩展的测控系统软件夯实了基础；其次，为今后数据处理留下了较大的扩展空间，方便添加新的数据处理功能；最后，若今后的测控系统开发中采用相同的采集设备，则可直接使用此模块，实现了代码的有效复用。
明确共同之“人性”，目的端在为正极的历史朝向奠定恒久稳固的基点；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期待人类社会不断接近美好而渐入佳境，那么，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根本保证，便应设定为历史主体之人所具有的向善之“人性”。藉用康德的思想，便是“人类理性的自觉”。理性如何保证人类行为的向善？这内中的逻辑是，“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所谓“实践的有效”，意即“朝着道德意义上的改善前进”，因此，“理性的理由”也就意味着道德的理由，据此可以相应地推导出：“凡在道德上对于理论说来是正确的东西，对于实践说来也就必定是有效的。”在康德的语境中，道德或曰理性是人类得之于大自然（天道）的秉赋，即潜在的向善能力，亦可谓之“人性”；人类依凭着自身天然本有的潜能，而使善的历史社会成为可能。康德以提问的方式谦逊地说道：“从人性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籀绎出这样一些秉赋来，它们会使人类物种朝着改善前进，并使过去和目前时代的恶都会消失在未来的善之中？”（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载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990年）以往，我们常把康德的历史理性，视为唯心主义，其实，在德文中，“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同为“Idealismus”，这或许提示着，人类历史的理想方向与人的善性潜能——“人性”密切相关。
在时代的关键时刻，追问人或曰人性的问题，古今中外之大哲无不是此。譬如，康德是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他之所以要对人的理性作出谨严而审慎的反思批判，目的在于将人的种种精神能力（如知识、道德、信仰、审美、目的论等）奠定在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石之上。深一步说，在传统上帝信仰失去最高权威之后，人类站在向何处去的历史节点上，康德所期冀的是，作为文化创造之本源的人，将自身的品格培养、意志自由、至善追求，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深入探究“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之后，康德于晚年提出，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思考和回答“人是什么？”卡西尔接武继轨，全力将康德之“先验性”的解答，贯穿于人类历史之中，指出：人只有在不间断的文化创造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即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这些活动的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自己的世界”，即一个“文化的世界”；接近目标的过程，亦是人的自我完成过程，“文化的世界”意味着“文化的人”的实现。正是依凭这样的历史发展，卡西尔将“文化的人”诠释为“人的真正本质”或曰“人的唯一本性”。卡西尔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此时的欧洲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历史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尖锐而迫切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无论灾难抑或福祉，皆是人之行为的结果。因此，追问历史事件背后的发动主体，并由此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来确认人建设一个“相辅相成，和谐共处”之世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就成为哲学家们必须承担的天赋使命。这或许是卡西尔将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命名为《人论》的深刻原因吧。尤应注意的是，他将上篇之题，径直标为“人是什么？”，且在开篇明言：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从未被改变过；它已经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参见《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无论是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康德，还是二十世纪后工业时代的卡西尔，都以“人是什么？”的鲜明提问而举示出自己的哲学问题。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正逢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之中；当今中国，抑或整体人类，皆处于一个历史的新的起点上，亦可说是站在多种可能性并存的路口。此时的哲学家们，亦应该如古今历史上的哲学巨擘那样，提出人类向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形上理念，以作为人为自己立法的究极依据；为此，再度对“人是什么？”做出具有现今时代和普遍价值的新意阐释，就成为自身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应该说，董伟君之《人论史纲》，不仅触涉了人类历史恒久性与根质性的问题，更在当下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涵着这样的重要意义：在诸义纷多的提问路径和思考向度中，由博返约，直指根要，重新反思“人是什么？”以期为复杂的人类生存现状，再度确立“至善”观念，以使现实性的各项操作皆自觉地处在道德理性的范域之内。正如他自己所说，“现实当中许多问题的产生，以至于不能很好地解决，都与我们对人自身的理解有偏差、不全面有关。”（见董著《序》）
历史是人创造的，何样人书写何样历史。在理论上我们可说，一个合理的社会，实质上是“人性”或曰人之“善性”客观化的结果。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却不时的对何为“善性”提出多样的质疑和解答。整体的来看人类历史，几乎在每一时代的重大转捩处，都有对“人性”的重新思考和诠释，而这种精神现象，是以时代问题为动因的。如中国春秋时代，孔子擢升出“仁”的观念，并用来诠释人的本质，进而在“人性”的基础上，揭橥了人类平等的价值理念，且确立了人类历史趋向合理化的内在人格之基点。徐复观先生于前者，谓之“孔子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很明确地发现了，并实践了普遍的人间的理念，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于后者，则认为，“孔子开辟了内在的人格世界”，其意义端在“以开启人类无限融合及向上之机”，此可视为“将客观的人文世界向内在的人格世界转化的大标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四章）再如中国两宋时期，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人心衰败、社会堕落之后，儒家学者于“天道性命”之学苦心孤诣，殚精竭力，其内中实质上是抱持着极大的历史忧患的。熊十力先生谓宋明儒学之关切，端在“卓然立人道之尊”；牟宗三先生亦说，宋代新儒学兴起，其重要历史原因之一，“正在人的道德性之竖立，即在人性、人道的尊严之挺拔坚贞的竖立”。（《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特别是南宋朱熹，视“天理”为“人性”之基质，且倾力阐发“格物致知穷理”；其理论上的深意，是以人之整全的精神能力来保障有效的实践结果，即所谓“全体大用”；而现实中的意义，则将为政者的主体品质视为政治社会的核心环节，以期解决在历史给定的权力统一之政体下，如何实现安民治世的问题。
市电正常，但检测指示灯UN 不亮，市电断路器闭合；柴油发电机自动启动，检测指示灯UR亮，柴油机断路器断开，无法自动切换。
《人论史纲》是一部述介中国传统思想的大书，作者毕十年之功乃完成。其资料之翔实自不必说。其依据资料所形成的多角度视野，读者可于清楚明了的章节标题中见之。如果我们以世界公民的视域观之，实可将这部书视为对人类文化之阿基米德支点，所提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价值的资源。当然，资料翔实并不意味着这部书是简单的资料汇编，其内中亦贯穿着作者的多项思考，如关于人性问题，由先秦时的人禽之别，逐渐演变为宋理学语境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就涉及到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有待哲学思想界的同仁去深入探究的。
董伟先生曾自言，这是一部讲“人是什么？”的书。确切而论，是一部讲中国传统思想家讲“人是什么”的书。诚哉斯言。作者采取的言说方式是“以概念为纲，按照主题的历史变迁来叙述，没有刻意从中寻找内在逻辑”。然而，“人是什么？”既是一个经验概念，也是一个存在概念，并永远处在生成之中；由其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意涵所决定，任何对它的回答都不可能是完备的；若将其作为存在论的哲学问题，亦是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或答案，因为任何限定都会与问题的本性发生矛盾。作者看到了这一点，如其列举：“中国文化有夸张人的能力与价值的观点，但也存在贬低人的能力与价值、存在反智主义的一面”；“在天人关系中，中国文化除了强调天人合一之外，也讲天人相依、天人相分与互胜”，等等。必须认定的是，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明晰地揭示这些互相矛盾内中的深刻一致性，这也是所谓“内在逻辑”的真正意义所在。于此，他才有“这是一部只完成了上半部的作品”之遗憾。有学者坚持认为，西哲之“Being”，不便译作“存在”，而译作“是”较为妥当。因为在“是什么”之中，内涵着“何以是”（历史生成）与“应该是”（价值方向）的重要意蕴，故而有“一是到底成大道”之论。
在此，我们期待着董伟君下半部著作的施工，在“是什么”之后，继续在历史的穿透力（“何以是”）和对未来价值的关怀（“应该是”）中，形成完备的“内在逻辑”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9-05-16
作者简介：孙延波（1963-），男，山东莱州人，潍坊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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