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市中医医院呼吸科江苏太仓215400)
【摘要】目的:探讨自拟扶正解毒抗癌方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化疗后临床症状、卡氏评分(Karnofsky,KPS)及骨髓抑制的影响。方法:将60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中药+化疗)与对照组(单纯化疗)各30例,比较两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疗效、血常规及卡氏评分等改善情况。结果:中医临床症状方面,治疗组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尤其是咳嗽、胸痛、神疲乏力等症状等方面改善均高于对照组(P<0.05),而对照组治疗前后无显著变化(P>0.05);卡氏评分方面,治疗组卡氏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1),且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而对照组较前稍降低,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在骨髓抑制方面,治疗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降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中药扶正解毒抗癌方结合化疗可以改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现象,减轻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扶正解毒抗癌方;非小细胞肺癌;骨髓抑制
【中图分类号】R7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752(2019)05-0115-03
肺癌是全球癌症诊断率中最高的病种,也是全球男性、发达国家女性癌症死亡率最高的病种,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死亡率仅次于乳腺癌[1]。近几十年来已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之首[2-3]。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的绝大多数,而这其中半数以上患者在初诊时即已发生远处转移,失去手术机会,预后较差[4],此时化疗成为主要手段。但相应带来的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疲劳等副作用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存质量。既往多项研究表明中药可以显著减少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的毒副反应,稳定病灶,提高生存质量并延长生存期,从而达到增效减毒的作用,且易被患者及其家属接受,依从性较好。我科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扶正解毒抗癌方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并取得较好疗效,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选取太仓市中医医院呼吸科2016年9月—2017年12月期间住院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60例,其中治疗组30例,对照组30例。
1.2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原发性肺癌诊断》[5](编号:WS323-2010)中肺癌的诊断标准,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TNM分期为Ⅲ~IV期患者(参照2011年NCCN非小细胞肺癌诊断治疗指南[6]);中医诊断标准:参照2002年郑筱萸主编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7]中发性支气管肺癌的辨证标准,辨证属气虚痰湿证、阴虚热毒证或气阴两虚证者;
1.3纳入标准
(1)符合上述西医诊断和分期标准,并经经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TNM分期为Ⅲ~IV的期患者;(2)年满18周岁且预计能存活3个月以上者;(3)KPS≥60分;(4)患者或家属同意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4排除标准
(1)有心、肝、肾等严重疾病者;(2)有功能严重障碍者、精神病患者;(3)行放射治疗的肺癌患者;(4)正在进行化疗或放疗结束不足2月者;(5)过敏体质或对多种药物过敏者;(6)正在参加其它药物临床实验者。
1.5剔除及脱落标准
观察中自行服用其他影响疗效判定的药物,或资料不全、无法判定疗效者,应予剔除;筛选合格的受试者在观察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自行退出或失访等未能顺利完成本方案的患者,应视为脱落病历;试验过程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应终止试验。
1.6入组资料比较
治疗组男20例,女10例,年龄51~77岁,平均年龄(63.30±6.01)岁,其中鳞癌11例,腺癌18例,腺鳞癌1例,4例为Ⅲ期,26例为IV期;对照组男22例,女8例,年龄52~78岁,平均年龄(63.83±7.34)岁,其中腺癌22例,鳞癌8例,3例为Ⅲ期,27例为IV期。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理类型及肺癌分期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治疗方法
2.1治疗组
在含铂类化疗方案(同对照组)基础上加服扶正解毒抗癌中药(规格:200ml/袋,由太仓市中医医院中药房代煎装包),处方组成:生黄芪15g、珠子参30g、炙黄精15g、灵芝15g、鸡血藤30g、仙鹤草15g、生甘草5g、黑豆15g、七叶一枝花30g。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2次温服,21天为1个疗程,共观察2个疗程。
2.2对照组
予以GP方案化疗(第1、8天给予吉西他滨1000mg/m2,第1~3天给予顺铂30mg/m2);或TP方案(第1天给予多西他赛75mg/m2联合顺铂75mg/m2);或PP方案(第1天给予培美曲塞联合500mg/m2联合顺铂75mg/m2);上述化疗方案均21天为1个疗程,共观察2个疗程。
3.疗效观察
3.1观察指标
(1)骨髓抑制比较患者治疗前后骨髓抑制情况,记录外周血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中性粒细胞计数,骨髓抑制分级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抗癌药物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标准[8]。(2)行为状况评分治疗后较治疗前KPS评分增加>10分者为提高,减少≥10分者为降低,增加或减少<10分者为稳定。(3)中医症候疗效评定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9]将咳嗽、痰血、发热、胸痛、气短、神疲乏力、自汗盗汗等症状按照无、轻、中、重分为4个等级,分别记分为0、1、2、3分,比较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候总积分;并根据其中肺癌中医临床证候疗效判定标准进行评价,即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症候积分减少≥70%;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症候积分减少≥30%,<70%;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改善甚或加重,症候积分减少不足30%。
3.2数据统计
在用Excel录入数据的基础上,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双侧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为无统计学意义。其中计数资料用频数和/或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4.结果
4.1骨髓抑制改善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后出现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治疗组白细胞计数下降16例,对照组23例,治疗组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8例,对照组16例,治疗组血红蛋白下降11例,对照组17例;治疗组血小板计数下降9例,对照组15例,两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两组治疗前后骨髓抑制比较
5.讨论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生活作息的紊乱以及主被动吸烟人数的增加,全球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上升趋势,而以中国为首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为甚[10],男性多于女性,且出现低龄化现象[11]。多数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初次就诊时即已处于晚期,化疗是主要其治疗手段,因其不可避免地对正常组织产生损害,因此难以取得良好的疗效,其中骨髓抑制即是最常见的毒性反应,是造成患者化疗中断、失败或继发炎症感染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12]。而化疗前KPS评分≤60分与化疗后骨髓抑制密切相关[13]。目前,临床上多采用中药联合化疗的方案,其主要优势在于以扶正培本为主,达到减轻化疗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缓解症状,降低风险,改善生活质量,达到“带瘤生存”的目的。古代中医多认为“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即正虚是肺癌的发病基础,现代医学在此基础上,认为肺癌是因虚得病,因虚致实,全身属虚,局部属实的疾病[14]。刘嘉湘教授于1972年首次提出了“扶正抗癌”的学术理论,紧抓“正虚”和“邪实”两方面,正虚包括脏腑失和、阴阳失调及正气虚损,而邪实主要在于痰凝毒聚和气滞血瘀[15]。虽然目前中医药防治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临床研究报道很多,但往往以扶正为主,兼顾祛瘀,涉及解毒者较少,本研究紧扣肺癌“正虚”与“邪毒”的病机,提出扶正抗癌解毒的治疗方法,自拟中药方来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该方组成主要为生黄芪、珠子参、炙黄精、灵芝、鸡血藤、仙鹤草、黑豆、七叶一枝花、生甘草。方中黄芪补气健脾、益卫固表;珠子参、黄精气阴双补,灵芝补气安神、止咳平喘;鸡血藤去瘀血,生新血;仙鹤草收敛止血、补虚;七叶一枝花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甘草补脾益气,祛痰止咳,缓急止痛,清热解毒,调和诸药,全方共奏益气养阴、解毒抗癌之效。研究结果显示,加用中药的治疗组在改善咳嗽、胸痛、神疲乏力等临床症状、卡氏评分及骨髓抑制等方面优于对照组,说明扶正解毒抗癌方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有助于提高近期疗效,减少不良反应,提高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整体治疗效果,体现了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优势。本研究表明本方有扶正抗癌作用,能够改善患者的内环境,调整提高患者的自身免疫功能,使患者的生存质量得以提高,减轻晚期肺癌的临床症状和化疗不良反应。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研究时间有限,随着研究的深入,后续研究需不断扩大样本量,延长疗效观察时间,增加其他疗效观察指标,以体现临床研究的客观性,并尝试从药理学、生理学角度进一步研究,以期阐明扶正解毒抗癌方作用机理。
综上所述,扶正解毒抗癌方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可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轻骨髓抑制,提高生活质量,有助于指导临床用药。
【参考文献】
[1]TorreLA,BrayF,SiegelRL,etal.Globalcancerstatistics,2012.CACancerJClin,2015,65(2):87-108.
[2]刘永军,杨婵婵.我国肺癌流行趋势及疾病负担概况[J].现代商贸工业,2016,02:212-213.
[3]陈万青,郑荣寿,张思维,等.2012年中国恶性肿发病和死亡分析[J].中国肿瘤,2016,01:1-8.
[4]ScagliottiGV,MarinisFD,RinaldiM,etal.PhaseⅢRandomizedtrialcomparingthreeplatinum-baseddoubletsinadvancednon-small-celllungcancer[J].JClinOncol,2002,20:4285-429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发性肺癌诊断(WS323-2010)[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1-3.
[6]丁春杰,杨磊.参芪扶正注射液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西部中医药,2012,25(1):7-9.
[7]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217-218.
[8]世界卫生组织.抗癌药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标准(WHO标准)[J].癌症,1992,11(3):2.
[9]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219-220.
[10]姚晓军,刘伦旭.肺癌的流行病学及治疗现状[J].现代肿瘤医学,2014,08:1982-1986.
[11]王瑾,许峰,周清华.肺癌流行病学研究进展[J].中国肺癌杂志,2005,05:395-400.
[12]贾英杰,于建春,杨佩颖,等.中医药防治化疗致骨髓抑制的临床研究概况[J].辽宁中医杂志,2014,41:2253-2255.
[13]郭艳霞,于成宝,刘秋菊.化疗后骨髓抑制预测性模型的建立[J].吉林医学,2005,26:1257-1259.
[14]孙建立,刘嘉湘.刘嘉湘扶正法治疗肺癌的经验和体会[J].辽宁中医杂志,2008,09:1302-1303.
[15]刘嘉湘教授1972年全国肿瘤免疫工作研讨会大会报告[J].医学研究通讯,1973,(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