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工作过程中创办了许多报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征程。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研究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的报刊文本为考察对象，积极探讨系列中国革命问题，掀起了中国早期报刊研究的热潮。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学术史梳理，并加以评析，以期推进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问题；前瞻
一、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界公认，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学界对中国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学界主要对《新青年》《向导》等中共早期报刊中影响比较大的刊物着墨较多，但对一些地位相对较弱的刊物研究较少。《少年》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尽管后来有些作者加入了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但作为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重面相[1]；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新青年》杂志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也作出较大贡献[2]；《中国青年》着重对列宁主义进行传播，其中，《列宁的思想》一文指出列宁的思想与政治主张“纯以唯物史观为骨干”[3]，《列宁的政治主张》中包含的“论国家”“民主主义之欺骗性”“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等思想，为传播列宁主义作出较大贡献。[4]还有学者从比较研究视角总结了《新青年》与《星期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点[5]。整体来讲，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二）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及方式。从传播渠道来看，石川祯浩认为中共早期报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的影响，换言之便是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其著作一经出版，便产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的大讨论。[6]有学者指出，此种说法忽视了中日关系的历史变化，主观倾向过强；也忽视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并不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7]朱成甲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和缘起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应考虑到国际潮流、国际关系、中国的客观需要、国民的心理倾向等诸多复杂的条件与因素，而不是单一的任何条件和因素能够说明问题。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少年》是欧洲路径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珍贵文献。[8]《新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领军刊物，客观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产生、发展的历史状况，真实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由日本渠道向苏俄渠道转变的历史过程。[9]
在环境监测过程中，每个现场监测情况都有所不同，并且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实践经验相差甚远，使得监测工作错误百出。
从传播方式来看，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如有学者指出中共早期报刊通过多种路径不仅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重要契机。[10]赵付科、朱锐等认为《新青年》通过专刊号、同其他报刊合力、与不同社会思潮论战、与读者互动交流传播马克思主义[11]；朱锐认为早期报刊针对不同读者群体进行分众传播，如深入实际调查，反映工农呼声和要求，设置相关栏目，进行交流和互动，借助读者和群众的力量，推动报刊生存和发展[12]；杨连珍认为报刊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需要，传播内容也各有侧重[13]；赵付科认为报刊能够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理论水平，语言风格有所差异；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收入状况，价格定位切合实际等。[14]还有学者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以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受众以青年学生为主，传播目的具有较强工具性和目的性[15]，传播内容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实践性[16]，传播路径以译介日、英、俄文著作为主，传播方式是在论辩中传播[17]。
（三）中共早期报刊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主体——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与中共早期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但到底是中共早期报刊铸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还是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关系？学界针对该问题主要持有两种观点：“单向说”和“反向说”。“单向说”认为，正所谓：“论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易于扩大影响，传播思想文化；论争能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问题，催促新思维和新思想的诞生；论争的结论来自严密的推论和辩解，更加严谨科学。”[19]实际上，先进知识分子以报刊为载体，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与张东荪、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及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进行辩论，逐步提升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20]“反向说”认为，正是由于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中共早期报刊办刊主流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21]如有学者认为，李大钊由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是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总指挥。[22]以上这两种观点，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的关系，但不能完全说明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的必然性。
非线性化误差模型没有对旋转矩阵定位器各移动副方向向量对应的微分算子进行简化，将微分算子中的二阶、三阶项纳入约束方程。求解非线性化误差时，定位器坐标系设定与托架运动学反解时的坐标系设定相同。
二、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中共早期报刊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认识。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报刊刊发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否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过程，实际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39]但也有研究认为革命前途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议精神传到党内后才达到共识。[40]可见，学界关于该问题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笔者认为，虽然中共早期报刊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但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已然认识到革命成功后要有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虽然没有进行深入的阐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属不易。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共早期报刊的研究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多学科甚至交叉学科范式相结合的学术研究特点。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学界对中共早期报刊研究状况的论述，梳理中共早期报刊的历史发展脉络，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为继续深入研究奠定重要基础。中共早期报刊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深化研究的空间。
（四）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语境的形成。学者们在探讨该问题方面存有一个共性，即中共早期报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23]中共早期报刊把“相结合”“中国化”思想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普及到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中，成功营造了一种“中国化”语境，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促使先进分子逐步走上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24]笔者认为，尽管中共早期一些领导人提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这种结合也仅是初步的，当时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完全自如地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所以，“此时的党还不能从中国革命全部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没有能够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25]。
（四）中共早期报刊与党的早期新闻思想研究。中共党刊坚持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独立批评原则、党报工作者要有良好的素质等思想[41]，都是中共早期报刊所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有学者认为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启汉等作为报刊主编或者主要撰稿人，对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产生深刻的影响。[42]他们的思想转变，特别是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报刊的思想也随着他们的思想而转变。[43]尽管如此，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即不同领导人创办的报刊面向不同的受众体现出不同的新闻思想，必须对他们的新闻思想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加以区分，既要认识到共性特征，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都认为党的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坚持政治家办报；也要分析他们的个性特点，如刘少奇认为报刊不仅是工具，也应是桥梁，报刊要坚持联系群众，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44]因此，通过比较研究搞清楚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待中国革命观点的异同，就不至于产生偏离革命实际的误判。
三、中共早期报刊研究的其他重要问题
（一）中共早期报刊作者群体的武装斗争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人物的武装斗争思想，直接决定和影响中共早期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活动。所以，研究中共早期报刊作者群体的武装斗争思想，也能窥探出这一时期党对武装斗争的基本认识。如有学者以报刊为载体，探讨了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由于受到党的历史上数次关于处理陈独秀的决议影响，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最终发展成为“投降主义路线”，不重视武装斗争，从而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随着苏联档案的公开，越来越多学者认为“陈独秀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35]。但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36]此外，还有学者从中共早期报刊实际出发，考察了瞿秋白、周恩来的武装斗争思想[37]，为学界深化研究历史人物的武装斗争思想奠定了思想理论和资料基础。
尽管学界关于中共早期报刊探索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取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但就整体研究情况来看，还是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较少将中共早期报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早期共产党人所接纳，就面临着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开展革命的问题，中共早期报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核心主题，所以研究中共早期报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历史的主线。二是有学者惯用“事后诸葛亮式”的价值评判去审视中共早期报刊及其作者群体对武装斗争认识的不足，以现象分析现象，没有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形势以及自身认识的历史逻辑上进行分析把握，容易从“后见之明”转为“后见之盲”。而这些研究的不足，恰恰是今后深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对于法律人士或者有常识的公众而言，白水村大水山组通路不能立项总是觉得很多地方令人费解。按照常理，精准扶贫扶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什么反过来会出现人少的村组更贫穷的村组看着更富裕人更多力量更大的村组享受扶贫政策争当贫困村组贫困户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二）中共早期报刊与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有学者在研究中共早期报刊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由谁最先提出来这个问题存有争议，有蔡和森、高君宇、彭述之、邓中夏、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提出第一人的不同观点。[38]笔者以为，大革命时期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此外，党的四大以前，并没有党的文献资料明确阐述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回答该思想是哪一个人提出和倡导的，只靠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来无限扩大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认识论规律。因此，这也应当是今后中共早期报刊研究必须深化的几个重要问题。
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通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揭开新的一页。但理论的传播总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实现大众化，才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中共早期报刊正是中国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媒介，学者对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
（二）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与困难。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有思想立场坚定、受众定位清晰、语言风格多样、善于同读者交流等特点。[28]特别是中共早期报刊具备的无产阶级立场，强调报刊具有阶级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品格。[29]从中共早期报刊刊发的内容上来讲，不仅具有较为明确的受众定位，而且通过刊发不同种类的文章，以多种视角使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30]如《劳动音》《劳动界》把受众锁定在工人和农民身上，时刻关心人民群众最根本的问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共产主义和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还有学者指出：中共早期报刊中的“文学革命最重大的成就是白话国语的形成和广泛应用。语言文字是一种精神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的革新会大大解放生产力，在物质生产领域如此，在精神生产领域也是如此”[31]。“正是由于一些先进的刊物如《新青年》率先引入白话文，将百姓的语言作为叙事、说理、抒情的工具，对工人农民来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32]所以，以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文字唤起工农群众的自觉意识，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有助于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中共早期报刊注意到要用通俗化的语言风格进行，但仍无法满足大众需求。同时，往往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不能正常出版。[33]尽管中共早期报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序幕，但兼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化，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路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同时充分体现出中共早期报刊为了信仰和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34]
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报刊从创刊之日起，就明确了报刊的宗旨及定位问题。[45]如《新青年》在中共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为指导中国革命及党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它的受众面向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变起到引领作用。[46]《劳动周刊》的主要任务就是通俗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7]从办刊影响来看，不同的刊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动周刊》面向工人，推进了工人运动走向高涨，作为编辑的李启汉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态度，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尊敬与爱戴。《热血日报》是群众办报的样板，以发扬“民气”，作为被压迫民众的喉舌具有群众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特色。[48]尽管不同的刊物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的影响不同，但它们作为引领中国革命方向的指针，对推进中国革命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小结
（一）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因。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批判研究基础之上，若想被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所接受，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认同和宣传走向大众。[26]在旧中国产业不发达、工业从业人数不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的特殊背景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报刊杂志起到重要的先锋作用。因此，有研究认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对无产阶级进行有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灌输，并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非常重要。[27]
“一个角色59个演员”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假若这种做法得不到遏制，影视制作“卖道具”进而“卖演员”之风愈演愈烈，人们对影视行业的美好期望，恐怕将烟消云散，化为泡影。这一点，应当引起深切的忧患和警惕。
（一）深度挖掘中共早期报刊的原始资料。陈独秀曾指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绝不屑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49]因此，党的刊物不仅仅是反映党的政治工作的旗帜，它们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媒介，在引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效果都应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中共早期报刊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成果大都以论文的形式出现，表现为某一具体报刊文本的解读，而系统、全面和深入研究的著作较少。另一方面，关于中共早期报刊的研究散见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中，尚未形成较为系统、完备的研究资料。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机关刊物《先驱》，该刊物由于订购量有限，主要通过各地的组织秘密发行，其经费常常不足，在第16期发刊词中就指出：“在这16期中的损失已达七百元以上了。所以弄得我们最近竟连印刷费都无着落了！”[50]尽管其发行较少，但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对唤醒国民自觉，打破陋习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精神，起到重要作用。如何整理并正确评析这些中共早期报刊的原始资料，是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
（二）客观还原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尽管学界公认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着重要贡献，但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交锋性及互动性并未完全凸显，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仍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也即是说，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报刊，而忽视了整体性研究。实际上，在20世纪救亡图存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力量，中共早期报刊之间的互动与争鸣也必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这应成为学界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三）深化中共早期报刊作者群体的研究。党的早期历史上很突出但后来较为一般的人物，这类群体很容易被忽略。如对《新青年》1到9卷中像陶孟和、高一涵、刘半农、钱玄同这些人物的研究较少，对该群体的思想研究应实事求是分析。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步入广泛传播阶段，其传播过程必定彰显出时代独有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构成的复杂性，在阐述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意识与功利色彩，传播内容体现出零星介绍到整体过渡的趋向，传播路径的艰辛性和复杂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等问题，都应当备受关注。此时党的大部分成员尚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中共早期报刊的影响下，虽然产生了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理论精髓并未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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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12-0008-07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党员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17CDJ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徐立波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树杰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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