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及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以《布尔什维克》《向导》《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为标志划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中央机关报发展阶段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中央机关报在报刊取名、改刊时机及功能设计等方面的政治蕴意,对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史研究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及加强新形势下的党报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党报
“民国时期”是指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领导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前,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中央机关报”是特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和共产党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领导创建的中央政府机关报,通常包括报纸和刊物。
原文：I’m pretty much totally and completely petrified.
一、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中央机关报的发展历程
从中共中央执委会在上海创办“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①《向导》的1922年9月13日,到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1949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中央机关报走过了近27年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包括了以下发展阶段。
1.《向导》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阶段
1922年9月前,共产党没有创办过“中央机关报”。尽管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1920年9月8卷第1号起“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发起组的机关刊物。”②但一是“党的发起组”不等同于“党”,二是中共中央直到1923年10月15日才在《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新青年》季刊——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③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种机关报刊—即作为共产党“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的《向导》(周刊)创刊,是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共“四大”认为“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④1923年7月1日,作为中共中央“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创刊。虽然刊物上印了“广州出版”,但实际是在上海秘密编印。因8个月只出了3期,实际影响不大。1923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创办了“党内问题讨略及发表正式的议决案报告之机关”《中国共产党党报》(1924年6月1日出版至第4期。中共中央在《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中称为《党报》)。不知何因,该文件也把《中国工人》⑤作为“中央机关报”一并向全党布置推销(赠阅)工作。⑥
2.《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阶段
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叛变而失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7年7月18日被迫停刊。8月1日,共产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⑦即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0月24日,大革命失败后创办的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在上海出版。中共中央确定《布尔什维克》“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工农革命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确定“中央常委秋白、亦农、仲夏、若飞、超麟为编辑委员会,秋白为主任。”⑧后随中共中央机关迁江西中央苏区出版,1934年7月第15卷第35号后停刊,成为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一阶段,中共中央于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秘密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刊),后改三日刊,1930年8月2日停刊。8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红旗》(三日刊)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报》(8月14日停刊)合并,创办《红旗日报》。1931年2月14日起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联合机关报,1931年3月8日停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取名《红色中华》具有丰富的政治蕴意。首先是向世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政治”标准色和列宁领导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颜色一样为“红色”,表明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次是清楚表明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建立在“中华”土地上的“红色”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成果,而不是照搬别国革命经验的产物；再则是向社会昭告共产党人以《红色中华》向世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工农阶级的人民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主导、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等少数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中央政府。共产党领导革命工农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目标是领导人民群众通过不懈斗争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后是《红色中华》向国内各阶级(阶层)宣告了共产党人“革命必胜”坚定信心。它将“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获得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红色中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央政府诞生的“宣言书”,共产党人对取得全国胜利的必胜信心像蓬勃火焰,光照中华大地。
“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的方针。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决定把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创建的赣南闽南根据地。⑨1931年11月7日-2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诞生。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周刊)在江西瑞金创刊。通过社论、要闻、专电、临时中央政府文稿、苏维埃建设、党的生活、苏区根据地发展的消息及中共中央的宣言和声明等形式,“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⑩。1933年2月10日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青团的“联合机关报”。6月17日又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4年2月16日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在国民党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并对事变大肆攻讦的情况下,《红色中华》详细报道了事变的真相,如实向读者介绍了事变的经过,分析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指出“将迅速地开展为大规模的坑日民族革命战争”。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除《红色中华》外,中共中央1927年8月11日在武汉创办机关刊物《中央通讯》,属于“文件汇编性质的不定期内部刊物”,1928年7月终刊,共出30期。192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秘密机关刊物”《党的生活》,1930年6月15日终刊,共出版12期。193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实话报》(五日刊),1931年3月5日停刊,共出版13期。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红旗周刊》基础上创办机关刊物《斗争》,主要刊载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文件。临时中央1933年初迁往江西苏区前出版至34期,从35期起由上海中央局及上海临时中央局以“中央”名义出版,1935年7月5日停刊。
4.以《新中华报》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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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诬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破坏南南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举兵进攻沈阳北大营制造“九.一八事变”。又逼迫国民党政府先后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扶植成立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华民族亡国灭族危机迫在眉睫。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并亲自飞西安督战“剿共”。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屡屡“言谏”无效后和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史称“西安事变”。事变在蒋介石承诺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后得以和平解决。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1937年1月29日主动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又在国共两党达成并公布合作抗日协议后的1937年9月9日,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刷新”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设有战争形势、战局动向、最后消息、战势报道、通讯、特载、小评、边区文艺及特区工人等栏目,重点宣传中央的各项经济政策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和建设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投降妥协、反共反人民的各种阴谋。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办《解放日报》。这一阶段,中共中央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后改半月刊。1941年8月31日停刊,共出版至第134期。1939年10月20日创办了被毛泽东称为“专门的党报”的《共产党人》(不定期刊)。《共产党人》尽管没有写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但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亲自为该刊撰写《发刊词》,规定该刊要“帮助建设一个全国模范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刊物主要“刊载党中央的指示和决定,以及有关理论问题、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问题的文章”及该刊重点作者等分析,我们认为《共产党人》具备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功能,是不对社会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内部机关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停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时《共产党人》和《解放》“扩大编委”,和《解放》一起由“洛甫总负责”,由此可认定《共产党人》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8月20日停刊,共出19期。
5.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阶段
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自“(1941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今后“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这是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日报,毛泽东题写报名并亲自撰写发刊词称“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1942年1月,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针对《解放日报》报道国际新闻居多,而对边区根据地情况却介绍较少提出意见,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希望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此深有同感,于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让人将师哲的报告读了一遍,请大家发表意见,并明确指出《解放日报》工作应予改进。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改版”。经过“改版”,《解放日报》完成了“从准党报到完全党报”(黄旦语)的转变。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认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因为贯彻了“全党办报”方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从1942年9月起《解放日报》“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中共中央西北局同年9月9日做出《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指出“《解放日报》今后不仅是代表中央指导全党全国的报纸而且应当成为西北中央局自己的喉舌,成为它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的锐利武器”。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解放日报》随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后转移到子长县出版,3月27日上午印完最后一期报纸停刊,终刊号为2130号。《解放日报》创刊时,中共中央先前创办的“专门的党报”《共产党人》(不定期刊)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已在出版。1941年8月,根据中央“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的决定,《共产党人》(不定期刊)8月20日停刊,《解放》(半月刊)8月31日停刊。自此,中共中央机关报只有《解放日报》,同时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
6.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阶段
七哥说：迟羽，这个时间太短，不要紧。以后我们会一起去许多地方，我们可以高空跳伞，和那个相比这个滑翔伞就是小case。我们会一起融化在蓝天里，更高，更久，更远。我会陪你直到世界的尽头。
二、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中央机关报的政治蕴意
我们认为，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创办机关报刊、机关报刊所用名称及机关报刊改名或改变性质等都有特定的政治蕴意。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中央机关报及其变化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则更加丰富、深刻、鲜明且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
1.《向导》——“向导”中国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的“政治宣言”
⑩ 《〈红色中华〉发刊词》,载《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将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取名《向导》,与其建党宗旨、阶级属性和奋斗目标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就确定“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是必须打倒封建军阀和赶走国际帝国主义,实现“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统一与和平”；二是必须动员和带领“最大多数中国人民”一起奋斗才能打倒军阀和赶走国际帝国主义。共产党通过《向导》(周刊)“向导”国人:“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不仅是中国走向“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障碍”的封建北洋军阀,还包括“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即“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明确指出“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以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中国共产党创办《向导》的政治蕴意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突破此前“只反军阀不反列强”的桎梏,把“国际帝国主义”确定为“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斗争对象；二是提出“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机关报《向导》向“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向,目的就是“向导”广大工农民众乃至当时“中国最早的革命政党”国民党走上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路。三是为了“向导”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改组)“使他从腐化崩溃之中复活起来”,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豪绅的斗争”。
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在东晋的流行与复兴，绝对离不开其文化载体——儒家经传传播者与接受者对其道德伦理的发自内心的、真诚而非功利的日常切实践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儒学本身就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践履、一种实践的学问，否则，儒学便不可能根植于现实社会并真正使之生活化；自两汉以来，儒学尤其是儒家经传中的儒家道德伦理，一直在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在生活日用层面上，其甚至在以某种方式参与着东晋时期人们的生存。如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忠”与“孝”、“友”与“悌”等，在东晋确然基于一种思想信仰或者亲情的身心需要，而内在为、践履成东晋士大夫与儒家学者的价值生命。
2.《布尔什维克》——坚决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共产党人“战斗号角”
从《解放日报》在陕北子长县停刊,到中共中央决定把华北《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前,共产党一直没有“中央机关报”。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结束了《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央机关报的短暂历史。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在国共内战中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目标,以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可能因战事被迫停刊早有预料。1946年5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创办机关报《人民日报》。这不但是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以“人民日报”为报名的“中共(地区)中央局”机关报,也是为数不多的集毛泽东手书作为报头的地区中央局机关报。1946年7月1日,该报使用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人民日报”报头,这在所有“中共中央(地区)局”机关报中又是独此一家。1948年6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合并成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俗称“华北《人民日报》”),毛泽东第二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3月15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迁进北京。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又第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除《人民日报》外,中共中央在这一阶段没有创办其他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中央机关报”,至今已出版了整整70年。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公开出版的《向导》被迫停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新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在上海秘密创刊。
1927年10月的中国,“国民革命因为国民党领袖的背叛而承受着非常沉重的打击——国民党,中国最早的革命政党已经因此灭亡了。”革命的工农大众在国民党右派血腥镇压的艰难环境里,迫切需要一面鼓舞坚持革命斗争信心的鲜明旗帜。“布尔什维克”是俄语“多数派”的音译,也是列宁领导创建并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在“绝地求生”情况下把中央机关报命名为《布尔什维克》,首先是昭告国人共产党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即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的政党；第二是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决不会因革命处于低潮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三是向国人宣告中国共产党将向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学习,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血腥镇压,绝不走“议会革命”道路；第四是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建立由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即“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为政权形式的新国家。因此,“布尔什维克”既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名称,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斗争意志对社会的昭告,更是共产党人带领革命工农坚决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战斗号角。
3.《红色中华》——以取代国民党政权为目标的红色政权“出生宣言”
我家也不例外。而今年，对联却由我来写。大人告诉我，对联又叫春联，讲究平仄押韵，对联应从右往左念才对。哦，对联还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啊！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中央根据地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周刊)在江西瑞金创刊。
3.《红色中华》为代表的红色政权中央机关报阶段
4.《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露布”
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标志长征胜利结束。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后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矛盾迅速激化。中共中央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5月5日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主张日渐被各界接受。奉命“围剿”陕北红军的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情绪高涨,西北军对成为“剿共”牺牲品心存不满,“不抵抗将军”名声使张学良寝食难安。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并飞西安“督战”剿共,导致“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的说服和劝和使“西安事变”在蒋介石用“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继续谈判后得以“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1937年1月29日,长征结束后在瓦窑堡复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继续出版。
⑤ 《中国工人》1924年10月创刊于上海,原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1925年5月改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并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经办的刊物。我们认为这不属于“中共中央机关报”。
《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具有多方面的政治蕴意。首先把标志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反动派势不两立且充满斗争精神的《红色中华》名称改为具有进步色彩且可做宽泛解释、国民党人可以接受的《新中华报》,以实际行动向国内各阶级(阶层)表明在外敌进犯、国家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面前,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共产党人愿意暂时搁置因国民党血腥镇压结下的阶级仇恨,积极主动推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其次是对《新中华报》的“新”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后,为推进国共合作抗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宣布认承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央政府并声明“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尽管共产党人为团结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承认“中华民国”,但《新中华报》表明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是“新”的“中华民国”。这个“新”就是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创刊词中明确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再则《新中华报》的性质变化体现了共产党引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承认共产党和红军及根据地的合法地位,所以由《红色中华》改名的《新中华报》仍然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仍然共产党领导且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相抗衡的红色政权中央机关报。1937年8月下旬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合法地位,陕北根据地成为国民党政府承认的“陕甘宁边区”,《新中华报》就在1937年9月9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以兑现《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关于“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承诺。最后是《新中华报》“刷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蕴含着坚决回击国民党“合并”共产党阴谋的政治意义。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会见中共代表商谈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时公开表示“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这个意见至今也不变”。1939年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他关于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提议的意见,周恩来表示“不可能”,蒋介石要求周再电延安,希望中共在此问题上让步。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开幕。1月25日,中共中央就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指出“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所谓两党合并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将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因未能通过谈判“合并”共产党,1月30日闭幕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秘密通过了《党务报告决议案》,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基本方针。会后秘密成立“防共委员会”,陆续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等限共、反共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毅然决然于1938年12月25日将“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停刊,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仅一个星期后的1939年2月7日“刷新”《新中华报》出版,同时宣布“从今天起——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之一。”这一举动既“刷新”了自1933年6月17日《红色中华》报改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共产党没有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也“刷新”了共产党坚定反击国民党反共举措的态度——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共产党,不但有土地、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中央机关报,完全有信心和能力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反民族利益的倒行逆施,具有鲜明的“政治露布”效应。
式(4)中的超参数α(x)反映了分布估计对先验分布的依赖程度,α(x)越大则这种依赖越强.在实际计算时,需要对超参数α(x)进行合理地确定.
5.《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独立担当解放民众使命的“政治宣示”
《新中华报》“刷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后,“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等社论专论之增多”“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增加”“对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业绩等广泛的表扬”“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抗战经验更有系统地的介绍”“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统的反映”,充分发挥了党中央机关报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喉舌的功能。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创办《解放日报》同样具有多方面的政治蕴意。首先是蕴含着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坚决反抗意志。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标志“国共合作蜜月期”结束。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掀起以进攻陕甘宁边区及晋冀豫各抗日根据地为标志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1941年1月以袭击奉命转移途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气势汹汹的反共高潮,共产党人毅然决然的把“国共合作抗日”环境下创办的《新中华报》改名为更具斗争色彩的《解放日报》,蕴含着共产党人毫不畏惧、沉着迎战的坚定意志。其次是蕴含着共产党对与国民党合作建设“新”中华民国的失望。掀起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表明国民党顽固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政治图谋已明目壮胆的通过军事手段实现——集中数倍兵力突袭“奉命转移”的新四军军部,逮捕新四军军长叶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撤销番号的“皖南事变”。使共产党人彻底认清国民党为一党私利而置民族危亡不顾的反共本质和“言而无信”的无赖面目,因此对和国民党合作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彻底失望。第三是蕴含共产党人将独立承担“解放民众”历史责任的政治宣示。1939年2月7日虽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刷新”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但名称仍是国共合作色彩的《新中华报》,还保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作色彩。中共中央把《新中华报》改名为《解放日报》的举动,蕴含了共产党认定“国共合作”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已经无望,决心独立承担“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的历史责任,领导广大民众去争取自己的“解放”。
6.《人民日报》——以“人民”为执政理念的新中国“诞生预告”
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延安的艰难岁月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坚持出版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的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邯郸创刊,报头系拼集毛泽东手书而成。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俗称华北《人民日报》)。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人民日报》1949年3月15日迁北平出版。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自此结束了延安《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共中央没有机关报的历史。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创办机关报《人民日报》至华北《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每个节点都具有丰富的政治蕴意。首先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中共“七大”后创办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举措,蕴含了共产党将建立“人民政府”的政治意义。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向世人表明共产党将领导解放区人民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方式选举产生“人民”的政府。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此时创办以“人民”为报名主体的《人民日报》,是对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号召的积极响应。其次是中共中央把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成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举措蕴含进行全国政权建设预演的政治意义。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共中央1948年5月9日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并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5月20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军队合并成立解放军华北军区,政府合并成立华北区联合行政委员会。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开幕,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两个中央局、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华北解放区、华北军区,召开临时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这一系列举措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了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的路径设计。再则,中共中央把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举措,具有为新中国创设权威言论机关的政治蕴意。“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次日即1949年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迁北平出版。同年6月15日共产党倡导并具体组织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在筹委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全面启动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有关“公告及公告性新闻”迫切需要权威的新闻机构向社会发布。发布新闻稿已有新华通讯社,报道新闻则缺少权威的报纸媒介。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把华北《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构建起了新华通讯社对外发布新闻和《人民日报》报道新闻的完整体系,奠定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新中国权威新闻及言论机关的基础。最后,中共中央把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举措,蕴含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告筹建新中国中央政府已迈出实质性步伐,“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政治蕴意十分明显,是大多数中国人参加筹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诞生预告”。
注释:
①②钱承军著:《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9、98、103-104、186、303页。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当不断优化促进学习认知的负荷，降低阻碍学习的认知负荷，提高认知资源的有效性，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根据此理论，在理想状态下，微课因为其短小精悍、化繁为简的特点，能够去除与学习内容无关的各种因素，提高资源的有效性，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设计者们没有考虑如何将琐碎的知识有效连接，容易导致学习者的知识体系混乱，反而在提取知识时出现困难，使得认知负荷加重。此外，基于网络的微课平台因其开放性和内容丰富性容易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学习无关的认知负荷。
③ 《钟英(即中央)致各区、地方和小组同志的信——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10月1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冬季气温下降，柚子进入休眠期，冬梢不及时处理会受冻害，对明年开花结果会有影响。通过修剪能打破平衡，刺激春季树液的流动，利于营养吸收积累，促进根系生长。修剪方法：疏除病虫危害枝、细弱枝、内堂枝、交叉枝、着生部位过密枝条。修剪后，及时喷施清园药剂保护伤口。
④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议决案》(1925年1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老师如此失态，要说客观原因，肯定可以找一些。比如为了高考升学率，现在的学校都抓得很紧。老师不但要正常教课、改作业，做班主任的还要守早自习、晚自习，心理上难免焦虑、紧张、不耐烦。但无论如何，一个老师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学生，是极为不当的，它与教育的初心相违背，与教师的职业伦理南辕北辙。
⑥ 《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1924年9月2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的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白蛋白（ALB）、碱性磷酸酶（AKP）、血肌酐（Cr）、尿素氮（BUN）、血清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红素（TBIL）水平进行检测。
在重整装置技术员岗位工作近30年，陈国平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成果。他一直在思索着，如何让这些金疙瘩一代一代地传承好。于是，以陈国平为首的攻关团队与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紧密合作，针对重整装置的工艺特点，于2015年1月研发出新型重整生成油脱烯烃绿色操作法，加氢后的重整生成油可以满足下游芳烃抽提等装置对进料的质量要求，使脱烯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可节约费用700万元。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⑧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一号:中央常委决议》(1925年10月22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郗卫东主编:《解放前珍贵红色报刊发刊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称“凡革命前清廷与各国所订条约、所借外债、所认赔款及让于各国或个人之种种权利,民国均予以承认、保护。”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从1922年9月创刊到1927年7月停刊,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建立到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由兴起到失败的过程。
杨裕泰:《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陷纪略》,载《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3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16页。
郗卫东主编:《解放前珍贵红色报刊发刊词:〈新青年〉到〈人民日报〉原貌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解放日报发刊词》,载《解放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十六日(1941年5月16日),第1版。
《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1942年9月9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其实，我最想无情对待的人是自己，最想遗弃的人也是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珍爱的人，你为什么还要苛求她去善待别人？
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1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页。
⑨ 自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做出把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后,人们习惯把“红一方面军”称为“中央红军”,把江西革命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6月11日通过),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2),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郗卫东主编:《解放前珍贵红色报刊发刊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2),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向导)本报宣言》,载(上海)《向导》(周刊)第1期,1922年9月13日出版。
《<布尔什维克>发刊露布》,载《布尔什维克》第1期,1927年10月24日出版。
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红色中华〉发刊词》,载《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
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9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页。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词》,载《中国工人》创刊号,1940年2月7日。
另一方面，要尽快推进实现统一化的品评标准。中国白酒所面对和挑战的是国外消费者的味觉和嗅觉习惯，国外消费者能越早了解、掌握白酒的品鉴方法和品评标准，就能够越快地接受中国白酒。目前在白酒的品评方面，每一种香型都已经各自基本形成了较为权威的评判标准，各香型白酒在实质上并无优劣之分，仅为口感偏好的差异。因此，要想提高白酒的国际形象和权威性，面对国际烈酒市场，就应当淡化香型概念，实现综合的统一化品评标准，以中国白酒整体形象走出国门，扩大白酒的影响力和接受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6-388页。
(《新中华报》)社论:《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载《新中华报》刷新第一号,1939年2月7日出版。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2-110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编号:13&ZD15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项目编号:13AXW0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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