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
马克思主义来到东方是历史的必然。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与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他对东方社会的关注是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马克思研究了俄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了中国的鸦片战争。在西方殖民过程中，许多国家、民族，比如被打得一败涂地、毫无抵抗能力的波斯，他们也相继尝试过各种办法，但是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印度则被摧毁了整个社会结构，“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它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亚洲所遭受的历史命运与社会状态亟需一场根本的革命来改变。当东方社会开始寻找革命路径时，马克思主义来到东方，与东方社会实现了文化结合。
一封俄国女革命家的“咨询”信
但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东方社会相结合，一直以来争论不断。马克思拒绝别人将他基于西欧社会分析的理论机械地、僵化地套用在分析别国的国情上，要做到具体条件具体分析。1881年2月18日前后，一封信漂洋过海，被送到了马克思的书桌上。写信的人叫查苏利奇，是俄国一位女革命家。她为俄国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向马克思求教：“请您理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明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对于查苏利奇的来信，马克思非常重视，那时距离他逝世只有大约3年时间。马克思打了四份草稿，1881年3月8日，才正式给查苏利奇复信，这在马克思一生的通信史上是极少见的。复信草稿的第一稿结构是最完整的、而且论述也是最为详实，篇幅长达15页。但是，正式回信只有2页。既然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必然性仅限于西欧，那么，俄国的道路该走向何方?在复信草稿的第一稿中，马克思曾写道：“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希望古老的东方国家能走出一条让大多数人不经历资本主义经济灾难的坦途，并且他认为东方国家是有可能做到的。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大败罗马军队，为了羞辱罗马人，萨姆尼特人用长矛架起了形似城门的“牛轭”，迫使罗马战俘从“牛轭”下通过。马克思用“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经历的灾难性的历史过程。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并没有下结论说俄国确定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东方国家公有制的存在，使马克思看到了撼动“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真理”的根基的可能性。但是，他却非常谨慎。这一结合首先发生在俄国，马克思强调俄国可以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的支点。十月革命的胜利，率先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树立在东方社会上空。
马克思曾为新中国取名：“中华共和国”
俄国的胜利无疑给了中国巨大的鼓舞，中国继俄国之后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特约通讯员，马克思通过鸦片战争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将殖民扩张的魔爪伸向了古老的中华帝国。那时，不少西方新闻媒体将鸦片战争原因归咎于“中国人的挑衅行为”，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尖锐地指出西方媒体的虚假性，认为他们“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政府紧连在一起”，称英国的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两次鸦片战争让中国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中有人预言中国必然分崩离析，有人甚至提出中国应主动“将这片国土作为殖民地拱手让给他人”，规劝中国人甘心接受被西方殖民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趋势，他们是真正的历史代言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马克思曾深刻地预见到：“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他不仅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还看到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浮雕像
马克思最初是作为新闻人物传入上海的
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夜，上海率先为党的建立贡献了一本经典——《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这一小册子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所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它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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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来到上海?这与上海的历史定位、文化积淀、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作为新闻的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到来，是因为上海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包容性，那么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扬帆起航，则与《共产党宣言》的译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紧密相连，这些也发生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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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将英国学者本杰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译为《大同学》，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书中，作者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译文还援引马克思的话加以发挥：“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自此，中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还只是作为新闻人物出现在上海的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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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1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仅隔3天，《民国日报》就率先报道了，并由此开始传播到全国各地。后来，由陈独秀带回上海的《新青年》杂志，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和新文化的喉舌。自此，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人，决心要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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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其渠道就是上海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是继1873年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之后，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另一扇窗口。该刊曾把“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译为“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或“贫富均财”之说，且最早使用“康密尼党”“康密尼人”来音译“共产主义者”。它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时，把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也介绍了进来。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开始“讲中国话”
首先，上海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其出版、新闻、文学、教育等方面在全国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让这个城市生动活泼、光彩夺目。《万国公报》《申报》等一大批优秀报刊在这里诞生。其次，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相对发展的工人无产阶级、外国租界制度等，使得上海始终处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前列。如1919年中国国民党在上海重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最后，作为东南第一商埠，上海不仅经济上带动了中国，而且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重镇。“五四运动”之后，全国约有400余种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其中上海占27%，比较著名的有《新青年》《星期评论》《建设》《觉悟》等。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俄国历经几十年艰难困苦，方才找到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也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当马克思主义最初来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求知若渴，在北大，不仅有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曲星”，还有一群追随新思想的青年学子。在那个时代，人们需要除旧布新的新思想，需要挽救民族国家的新道路，需要科学的真理与信仰，这样一个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可以看作是进步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们共同迈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一步。最初，思想与实践的主阵地在北京，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师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但在“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上海，其先进的思想与革命实践在上海重燃火花，并且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阿箬笑意愈浓，颇为自得：“大阿哥是富察诸瑛格格生的，诸瑛格格早就弃世而去，那就不提。福晋主子生了二阿哥，将来自然是皇后，但得不得宠却难说。苏小主有了三阿哥，却和高小主一样，是汉军旗出身，那可不行了。”
1920年，共产主义是当时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汇，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各方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劳资协调，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贫穷，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依靠绅商阶级，开发实业。他们断言，由于中国产业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因此还没有资格来讲社会主义，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真正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他们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认为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者们，不仅从理论上探讨共产主义，在实践上也开始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1920年初春，陈独秀在化装成商人的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赴天津，途中两人酝酿建党事宜。这件事，被史学界称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悄然抵达上海后，积极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做准备。其间，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经常在上海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住宅和新渔阳里6号戴季陶住宅里谈论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此前，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当时的戴季陶思想倾向于共产主义，打算将其译成中文，但他细细看过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放弃了。可他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心中却又惦念着那本《共产党宣言》，于是又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时任《民国日报》主笔的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较多，两人都常为《民国日报》和《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国内也有人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陈望道就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也找来作为参考。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同时参考了日译本。
陈望道是那个“被历史选中的人”。1920年2月底，他带着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及陈独秀从北大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义乌分水塘村，开始了艰辛而又“甜蜜”的翻译生活。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翻译，匆匆赶回上海，将译本交给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校阅。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陈望道、李大钊在上海、北京相继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借此来进行建党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在俄国革命的研究中得出结论：革命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建党迫在眉睫，《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发表应该成为建党的“信号”。因此，他们向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借了一笔经费，办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叫做“又新印刷厂”，在这个印刷厂里，《共产党宣言》诞生了。从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形式上开始“讲中国话”，而且实质上开始真正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
新时代仍需马克思主义与上海文化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上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无论过程多么艰难，在上海的石库门与嘉兴的南湖上走出了共产党的第一批优秀代表，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与精神。显然，无论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时期、建国以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还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上海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海的发展与繁荣既是一条城市的成长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积极呈现。从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再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上海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十九大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上海也迎来新时代，上海的发展将继续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人篇章。
（摘自《上海滩》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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