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传译——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内容——于中国早期佛教的启步和前行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佛经传译活动包括传与译两大部分，而两者密不可分。与佛教东来的路线一样，佛经东传也是循陆海两途。相比较而言，海路传经可能较陆路更有优势，因为原始佛经均为贝叶经，由海船运载，既量大又易保护，不致损坏。《岭南禅文化》云：“佛教传播的陆路与海路各有其优势，一般地说，陆路来得快捷，但由于佛经以贝多罗树叶写成，不便于运输，故运载量较小；海路来得较慢，但运载量较大。所以，佛教最早的传播尽管是通过陆路，但是那‘沙漠之舟’带来的佛教经典不多，更多的倒是神异的佛教传说；海路的尽管较晚，但大舶巨舟所载，往往是成箱成夹的佛教卷帙，这是陆路传播望尘莫及的了”。[1]
离开大发厂我就没见过林老板。再见林老板，他还是那么胖，那么神气活现，头上的稀发像潮水一样往后退，露出赤裸光亮的河床。林强信半躺在肥沃的沙发上，手指间夹了一支雪茄，对我点点头，亲切地笑了笑，别来无恙吧阿坤？我说还好，谢老板关心。
地处南海之滨的岭南，乃佛教海路来华的“西来初地”，同时也是海经来华的首站。光孝寺则以其在岭南佛教中的地位而成为岭南乃至中国佛经传译的一重镇。
一
中国之有译经始于何时，似无定论。一般说，东汉明帝时（58-75）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高僧传》曰：“有记云：腾（即摄摩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2]“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3]梁启超对此说明确否定：“现在藏中佛经，号称最初译出者，为《四十二章经》；然此经纯为晋人伪作，滋不足信。故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据此认为安世高、支娄迦谶 “两人实译业开山之祖”。[4]此后的一千余年中，从事佛经传译的中梵僧人不断增多。《光孝寺志》云：
自后汉孝明帝永平十年戊辰至大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间译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译之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5]
3.单方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为了骗取更多钱财，不法分子通常采用肆意认定、人为制造借款人违约等手段，以没收“保证金”、抵押物等为由占有借款人财物，并通过畸高的罚则大幅增加欠款金额。对于借款人的部分还款，不法分子往往不出具收条，也不归还借条，或要求借款人将还款转至第三人名下，事后却以原始借条主张借款。在借款人无力还款后，不法分子转而向借款人“推荐”其他“小额贷款公司”或个人与借款人签订新的“借款合同”予以“平账”，［7］通过“借新还旧”迫使借款人再次签下远高于实际借款金额的“套路”合同，层层“平账”“再借款”使得债务“滚雪球”般扩大，继而实现恶意垒高借款额的目的。
萧飞羽黯然伤神地低声喃喃：“让娘失望了，云飞雾纵，风声满楼，这会儿才是雷雨将至的前凑。孩儿虽然殚精竭虑祸熄眉睫，但不知道最终能否阻拦骇浪冲击。”萧老夫人惊骇色变道：“萧家要顷刻飘泊流离失所？”萧飞羽仰望摇头：“孩子苦思引劫，这里暂时成为风平浪静的港湾。但远走天涯异地谋生仍是避重就轻的良策，而且孩儿浴血引劫转移所获颇丰，择时雄起易于翻掌。”
自后汉孝明帝永平十年戊辰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庚午年，凡一十九代，六百六十三年。中间传译缁素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乘三藏教文九百六十八部，四千五百单七卷。[6]
唐开元以降，译经者骤减，如“自唐贞元五年己巳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凡一百九十三年，中间并无译人。”[7]尤其入宋后，仅寥寥数人。李富华先生说：“在佛教传入我国的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有名姓记载的佛教翻译家有二百余名，共译佛教典籍2100余种、6000余卷。”[8]这是汉译佛经人数、种类及卷数的大致梗况。
唐神龙元年（705），梵僧般刺密谛三藏抵广州居光孝，在弥迦释迦、怀迪、房融等人的协助下，译出《楞严经》。《续古今译经图纪》载：“沙门般刺蜜帝，唐云极量，乃于广州制旨道场居止。……以神龙元年集乙巳五月已卯朔二十三日辛丑，遂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一部。乌苌国沙门弥迦释迦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20]而据《光孝寺志》所记，此乃《楞严经》之首译：“则天神龙元年，西域般刺密谛三藏于此译《楞严经》。中国之有《楞严》，自岭南始。”[21]此经译出后，曾上奏朝廷，然因武后则天驾崩而未为世人所知，至神秀入宫发现后方始流行，大放异彩：“唐房融，河南人，聪慧好佛，武后时以正谏大夫同平章事，长安末尝主南铨。在广州时，值天竺僧般刺密谛三藏持《楞严经》梵本浮南海而至，融就光孝寺译出而笔授之，今寺中有笔授轩云。神龙元年五月，经成入奏，适武后崩，融长流钦州，徙高州死。后僧神秀入内道场，见所奏经本，录传于此，由是《楞严》大显，遂为佛学之宗。”[22]
3.4 蓄电池充电时温度高，电压低，比重低.充电末期汽泡较小或发生汽泡较晚，说明蓄电池内部短路如因蓄电池底部沉淀物过多造成短路时，可以将蓄电池放电，倒出电解液，用蒸馏水反复清洗后再充电.如其它原因则应拆开更换隔板或极板，或送有关厂修理。
光孝寺的久远历史和在岭南佛教史上的地位，赋予其佛经传译的重任，从而成为岭南乃至中华的一个重要译场。《光孝寺志》曰：“我制止自东晋开建以来，常为圣人僧尊者之所税驾，或种树筑坛，或翻经译论，代不乏人。”[11]然而，诚如无法认定谁是南海（广州）首位译经者一样，要确认光孝寺第一位译经者也非易事。迄今所见，昙摩耶舍可能是首译者，寺志法系志云：“昙摩耶舍尊者，罽宾国三藏法师也。东晋安帝隆安间东来游震旦，至广州制止。此时地为虞翻旧苑，尊者乃创建大殿五间，名曰王园寺，随于此寺奉敕译经，有武当沙门慧严笔授。”[12]又建置志载：“法师名昙摩耶舍，东游震旦，就此地建立大殿五间，随于此寺奉敕译经。武当沙门慧严笔授。”[13]然据《高僧传》载，昙摩耶舍抵广州是居白沙寺而非制止：“晋隆安中，初抵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谘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了《差摩经》一卷。”[14]白沙寺与光孝寺是否有隶属关系？达亮法师认为，白沙乃是时光孝之一部分，是光孝的下院：“昙摩耶舍到广州来传教，其所住之白沙寺，即当时虞翻旧苑中的一座小庙，当时王园被施为佛教僧人活动场所，但并非一座完整的寺院。因此，耶舍遂于园内创建大殿五间，改寺名为‘王苑朝延寺’，又名‘王园寺’”。[15]如然，耶舍居光孝似应无疑。
耶舍之后，梵僧求那跋陀罗于刘宋时期抵光孝，除建戒坛外，也从事佛经翻译。《光孝寺志》卷三古迹志云：“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梵僧求那跋陀罗三藏至此……创建戒坛……至梁永明年间（483-493），奉诏于此坛内译五百本经、伽毗利律。”[16]卷六法系志也谓“求那跋陀罗三藏者，梵僧也，通达大乘，于刘宋永初间飞锡（420-422）至此，……至梁永明年间，奉诏译经。”[17]然其他文献只述其途经广州，未见其有译经活动。如《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本传，均谓其“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遗信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虽因译交言，而欣若倾盖”。[18]《出三藏记集》所录其译品十四部七十六卷，亦未见有于广州所出者，[19]故其在光孝奉诏译经有待稽考。
至梁陈时期，被誉为佛经四大翻译家之一的真谛居光孝，译出大量经论，将在下文专述。
作为佛教海路来华 “西来初地” 的岭南，在汉译佛经中自有其地位和贡献。然谁是岭南首译佛经者，似也无定论。如依梁启超的说法，安世高不仅是译经第一人，且其译经均在广州等南方地区：“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北则无有，……高译诸经，皆南方也”。[9]当然，梁氏此说，学界歧义较多，在此不赘。一般认为，支疆梁接于255年抵广州，既开梵僧海路来华之先河，也是梵僧在南海（广州）译经之鼻祖。此后，广州译经事业持续不断，从事译经者筚路蓝缕、前仆后继。何方耀的《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详列晋唐时期海路佛僧曾在广州从事过译经者有：支疆梁接（255年译《法华三昧经》）、强梁娄至（281年译《十二游经》）、昙摩耶舍（397年译《差摩经》等）、竺难提（419年译《威革长者六向拜经》等）、求那跋摩（424年译《菩萨戒经》等）、竺法眷（465年译《海意经》等）、昙摩伽陀邪舍（481年译《无量义经》）、摩诃乘（483年译《五百本生经》）、僧伽跋陀罗（488年译《善见律毗婆沙》）、真谛（546年译《俱舍论》等）、般刺蜜帝（705年译《楞严经》）。[10]此乃早期广州译经之梗概。
清人檀萃《楚庭稗珠录》引“光孝寺碑记”云：“《楞严》了义五天秘重，般刺蜜帝创译寺中，房融笔受，冠绝今古。”[23]评价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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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孝寺 余与之摄
二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真谛，因其从海路来华以及译经事业而与岭南名刹光孝寺结下不解之缘。
这是对真谛的学养及品行以极高的评价和赞誉。《历代三宝记》曰：“武帝末世，至承圣年，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梁言真谛，远闻萧主菩萨行化，搜选名匠，轨范圣贤。怀宝本邦，来适斯土”。[25]说是真谛慕名而来。而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则有真谛本传，兹择其在广州之行迹节录于下：
三藏法师，是优禅尼国婆罗门种，姓颇罗堕，名拘罗那他，此土翻译称曰亲依。识鉴渊旷，风表俊越。天才高杰，神辩闲纵。道气逸群，德音迈俗。
少游诸国，历事众师。先习外典，备通书奥。苞四书于怀抱，吞六论于胸衿。
学穷三藏，贯练五部。研究大乘，备尽深极。[24]
关于真谛其人，文献多有述载。昙迁的《摄大乘论释序》云：
以上三者，今均不存，建议识者择机择地重建，以彰光孝之异彩。
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宝，大同中勅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氓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鹰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
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汎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穆公毙没，世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测。尝居别所，四绝水洲，纥往造之，岭峻涛涌，未敢陵犯。谛乃铺舒坐具在于水上，跏坐其内，如乘舟焉，浮波达岸，既登接对，而坐具不湿，依常敷置。有时或以荷叶水，乘之而度。如斯神异，其例甚众。至光大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遗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致留三日，方纡本情，因迎还，止于王园寺。
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扬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时，遗决严正，勗示因果，书传累纸，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时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26]
综合各种文献，可知真谛在华的大致行历：南海（广州）—建康（南京）—富春(浙江）—建康—豫章（南昌）—新吴（江西）—始兴（广东）—南康（江西）—豫章—临川（江西）—晋安（福建）—广州。从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抵广州至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在广州入灭，寓华23年，历梁、陈两代。时值动乱易代之际，真谛颠沛流离，漂泊无寄，生活极为艰辛，然其译经矢志不移。
从真谛的行历中，可知其两度莅临广州。第一次是中大同元年至太清二年（548），期间是否在广州度过？《续高僧传》说其“沿路所经，乃停两载”；《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谓“沿历险阔，仍滞两春”。[27]显然是指路上历经两年才届京城，然则在广州居留的时间不会很长，甚至可以说是匆匆过客。那么，真谛第一次在光孝寺的短暂时间中自不可能从事译经，到底做了什么？从现有资料看，可能与种植光孝寺的菩提树有涉。
关于光孝寺菩提树的种植者，文献记载有两种说法：
一是认为印度僧人智药三藏于南北朝时期从印度携来菩提树苗栽于光孝寺戒坛旁。唐法海的《六祖大师缘起外纪》云：“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自西竺国航海而来，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亦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师至是祝发受戒，及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旨，一如昔谶。梁天监元年壬午岁，至唐仪凤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28]唐法性寺（即光孝寺）住持法才的《光孝寺瘗发塔记》也谓：“梁天监元年，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云：吾过后一百七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29]《曹溪通志》曰：“梁天监初，西域智药三藏航海而来，初登五羊，至法性寺，以所携菩提树一株植于宋求那跋陀罗三藏所建戒坛之前，谶曰：吾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大乘，度人无量。”[30]《光孝寺志》载：“梁武帝天监元年，梵僧智药三藏自西竺国持菩提树一株，航海而来，植于坛前，预志曰：‘吾过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至唐仪凤元年（676），得一百七十五年，六祖至此祝发，果符斯语。”[31]《光孝寺志》“西来井”条还记智药除手植菩提树外，还卓锡引泉以浇树：“相传智药三藏卓锡得泉，用以溉菩提树，且曰：‘此乃灵源，与吾西天宝林不异。’后人因名西来”。[32]在不少硕学鸿儒之笔下，也直言此树乃智药手植。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菩提》云：“诃林有菩提树，萧梁时，智药三藏自西竺持来，今历千余年矣。”[33]在《翁山诗外》中，有《菩提坛》长诗一首，其中有“菩提有灵树，植自萧梁前。智药所移根，航海来炎天”诸句；[34]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在《六莹堂集》收有《菩提树歌》曰：“西方树，南方佛。佛未生，树生毕。胡僧智药初种时，千百年事先已知。圣人俗身本獦獠，一旦头毛铁刀扫”。[35]曾官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有《光孝寺菩提树》谓“智药好事人，一枝伴东渡”。[36]类似这样的诗句还有不少。
另一种说法是梵僧真谛三藏所手植。《曹溪大师传》载：“又萧梁末，有真谛三藏，于坛边种菩提树两株，告众僧曰：‘好看此树，于后有菩萨僧于此树下演无上乘。’于后能大师于此树下坐，为众人开东山法门，应真谛三藏记也。”[37]宋赞宁的《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也谓：“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畔手植菩提树，谓众曰：‘种此后一百二十年，有开士于其下说无上乘，度无量众。’”[38]而灯史类稗籍也多持是说。《祖堂集》：“梁末有真谛三藏于坛边种菩提树，云：‘一百二十年[后]，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说法’”。[39]《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所记无异，均说：“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侧，手植二菩提树，谓众曰：‘却后一百二十年，有大开士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度无量众’”。[40]宋契嵩的《传法正宗记》云：“其坛盖宋时求那跋摩三藏之经始也。初跋摩记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 及梁末真谛三藏临其坛，手植二菩提树，亦记之曰：‘后第四代当有上乘菩萨于此受，其说法度人无量’”。[41]宋志磐的《佛祖统纪》：“又梁真谛于坛侧植二菩提树。记云：‘百二十年后，有大士于此树下说无上道’。及师于此树下大开东山法门”。[42]
关于菩提树种植者两种不同的说法，丁福保在《六祖坛经笺注》中已注意到：“智药三藏，传灯会元佛祖统纪等，俱作梁真谛。其预志皆曰一百二十年。正宗纪则曰后四代。”[43]从文献所载看，各持智药、真谛者相当，然今人的相关著述多认智药，而鲜及真谛。故宋会群先生认为与智药曹溪开山宝林有关：
然而，刚刚从“文革”深重灾难走出来的中国，亟需一场变革让国人从梦魇中醒来。中国若要发展前进，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好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以极大的胆魄，推动了接下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钳制和政治专断，也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尽管谶言时间有一百二十年、一百年、后第四代不同说法，但都一致认为作谶言者是梁末真谛三藏。真谛三藏在古代佛教界被目为“神人”，其“或铺坐具跏趺水上，若乘舟而济岸；接对史君而坐其于无汗；或以荷叶借水而度之；如斯神异其例甚多。若依此说者。真谛三藏者即神人也”。如此神人被借来发一谶言，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故唐宋诸释都借彼之口来证明惠能受戒时的“肉身菩萨”之神性。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为何不遵佛学界一般意见而非要梁天监元年的“智药三藏”来发此谶言呢，个中原因恐怕与宣扬宝林道场有关。因为真谛三藏虽神，但其传说与曹溪开山、择卜宝林道场没有关系，而智药三藏却有“尝水卜地”、在曹溪开山立石宝林的诸种传说。[44]
笔者也难释怀的是，作为记述真谛的重要文献《续高僧传》，未见真谛在光孝寺种植菩提树的文字，多记其译经情况。如真谛确有在光孝寺种植菩提树和谶言百多年后肉身菩萨在树下剃度这样的大事，僧传中恐怕不会不记。也许真谛在华的主要贡献是译经，因而僧传中就择其要者而略其余了。
（3）以次充好方面。把便宜的土豆粉混入面粉中来制作面包，甚至更有黑心的制造商为节省面粉，在制作面包的过程中加入尘土、粉笔末和融水石膏[1]。
真谛第二次来广州光孝，是天嘉三年（562）至入灭，在此生活了十多年，这是真谛在华期间稍为安定的一段。《续高僧传》云：真谛“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汎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说是当地官员安排他居住光孝，并请他翻译佛经，体现了官府的意志及官员的个人喜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真谛在广州从事译经事业的良好环境。
在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不容乐观和足球后备人才不断萎缩的状况下，国家教育部、体育总局将校园足球作为加大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贮备，提高青少年整体体质健康水平的有力手段。为统筹、协调安排全国校园足球相关活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于2009年2月18日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4月，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明确了“通过在各级学校里广泛地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普及足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达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整体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同时达到扩大足球人口，改善和发展足球后备人才”的发展思路。
真谛在华二十三年，所出译品甚多。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云：真谛“来华流离的二十三年中，共出译述64部，278卷，经《开元录》勘定，其中翻译49部，142卷；自作义疏19部，134卷。”[45]汤用彤在《真谛之年历》中将其没有准确翻译年月的译品作了梳理，主要有：
真谛所出不悉译时年月之重要经典，有《三无性论》二卷，《显识论》一卷，《转识论》一卷，《无相思尘论》一卷，《大涅槃经论》一卷，《决定藏论》三卷，《金刚般若论》一卷，《四谛论》四卷，《佛性论》四卷，《宝行王正论》一卷，《正说道理论》一卷，《十八空论》一卷，《成就三乘论》一卷，《意业论》一卷，《解拳论》一卷，《佛阿毗昙经》一卷，《遗教论》一卷，《修禅定法》一卷，《僧涩多律》一卷，《部异执论》一卷，《金七十论》三卷，翻《外国语》七卷，《婆薮槃豆传》一卷。其真谛所译之义疏，不悉年月者，有《如实论疏》三卷，《金光明疏》十三卷，《部异执论疏》十卷，《四谛论疏》三卷，《无上依经疏》四卷，《破我论疏》一卷，《佛性义》二卷，《禅定义》一卷。此外，有《众经通序》二卷。[46]
就真谛在华译经而言，有几个特点：
第一，其所译经典大部分应是在广州光孝译场译出。主要原因无疑是其晚年居广州时间长，有一个相对安定环境从事译经。《续高僧传》云：“有天竺沙门真谛，挟道孤游，远化东鄙。会虏寇勍殄，侨寓流离，一十余年，全无陈译。……于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皆此土所无者。”[47]据罗香林研究，历代僧人在光孝寺所译佛经有案可稽者约20部，其中真谛所译有：《摄大乘论》三卷、《摄大乘论释》十二卷并《义疏》八卷、金刚般若经》一卷、《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佛性论》四卷、《律二十二明了传》一卷并《疏》五卷、《僧涩多律经》若干卷、《广义法门经》若干卷、《唯识论》一卷、《中边分别论》一卷、《无相思尘论》一卷、《无上依经》若干卷、《金光明经》若干卷、《立世阿毗昙论》十卷、《大涅槃经论》一卷、《婆薮盘豆法师传》一卷，共16部，[48]占绝大部分。
第二，在真谛所出译品中，《摄大乘论》和《俱舍论》最为其看重。“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49]而据真谛自己所言，译出两论，终生无憾：“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50]也许真谛译释两论用力殊深，故其文辞华丽，契理玄妙：“其诸部中有摄大乘、俱舍论，文词该富，理义凝玄，思越恒情,能其趣”。[51]除译两论，真谛还传授两论，反复与弟子们宣讲，并“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52]足见真谛于两论之钟情。
第三，光孝寺藏有大量梵文贝叶经，真谛所译毕者只是少部分，尚未翻译的大部分存放在光孝寺。《历代三宝记》云：“外国经论，并是多罗树叶书，凡有二百四十缚。若依陈纸墨翻写，应得二万余卷。今之所译，止是数缚多罗叶书，已得二百余卷。通及梁代，减三百卷。是知佛法大海不可思议，其梵本《华严》、《涅槃》、《金光明》将来。建康已外，多在岭南广州制旨、王园二寺”。[53]《续高僧传》谓真谛“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54]然今光孝寺不知是否还藏有这些尚未汉译之梵文贝叶经。
第四，真谛在广州光孝译经事业得到众多弟子的帮助。这些弟子中，慧恺是最为突出的一位，因为真谛在光孝寺所译经典，“皆沙门慧恺笔授”。慧恺也是佛门龙象，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有记（智恺），他远道逾岭礼奉真谛，不但协助真谛译经，还亲自讲授《俱舍论》：“宗等又请恺于智慧寺讲俱舍论，成名学士七十余人，同钦谘询”。至光大二年（568）逝于广州，春秋五十有一，葬于广州西荫寺南岗。[55]真谛对这位弟子英年早逝悲痛不已：“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敷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56]师生之情深昭然。
真谛寓广州十多年，除传译佛教经典、稽之文献，还有些至今仍难以找到答案的行历。乾隆《广州府志》云：
沙门拘那罗陀，本西天竺国优禅尼国人。后止广州制止寺，刺史欧阳颜（应是頠）尊礼之，頠子纥礼陀有加。陀于州内择一小州，四面皆水，屏绝舟舠，结茅居，其间不入城市。纥思见之，亲诣其地，望陀所居不远，而风涛澎涌，纥不敢渡，陀乃铺坐具于水上，趺坐其中，凌波容与而来登岸，与纥谈笑经时。纥视坐具绝无湿润，叹曰：“我师真圣人也”。光泰二年，陀入广州后北岭山，告众欲入灭，道俗啼泪挽留，刺史稽颡乞赐住世，师为点头，遂迎师王园寺供养。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遍戒弟子遂化去。[57]
《光孝寺志》也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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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于州内海择一小洲，四面皆水，屏绝舟舫，结茅居其间，不入城市。纥思见之，亲诣其地，望师所居不远，而风涛澎涌，纥不敢渡。师乃铺坐具于水上，趺坐其中，凌波容与而来，登岸与纥谈笑经时。纥视坐具，绝无湿润，叹曰：“我师真圣人也”。光大二年，师入广州后北岭山，告众欲入灭。道俗啼泪挽留，州刺史稽颡乞赐住世。师为点头，遂迎归王园寺供养。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遍戒弟子，遂化去。焚身，起塔于海边潮亭。今不知所在。[58]
在这一千多年、194人中，东汉至唐代占了绝大部分：
相似的记载也见诸《续高僧传》本传，只是“广州后北岭山”为“南海北山”。这些文字，除神异色彩外，有三点似无法判定：（1）真谛之居所“四面皆水”，纥去拜访时可“望师所居不远”，可推知此小洲应距陆地不远，然却又“风涛澎涌”，《续高僧传》甚至说是“岭峻涛涌”似有山有水，这小洲不知位于何地？（2）真谛后入“广州后北岭山”或“南海北山”，是什么地方，有可能是白云山吗？（3）真谛入灭后之塔位于“海边潮亭”也难定何处，寺志也云“今不知所在”。笔者曾与诸贤议之，亦无收获。如能研知，尤其是如能觅其塔址，则善莫大焉。
三
光孝寺作为岭南乃至中国的一个重要译场，在发展历史中，曾留下不少与译经相关的迹址。文献所见有笔授轩、译经台和洗砚池，此三者均与唐武后则天时之相国房融关涉。
房融，唐武则天时之相国，因贬岭南而居光孝，助天竺僧般刺密谛三藏译《楞严经》。《光孝寺志》曰：“考《通志》，唐房融，河南人，聪慧好佛，武后时以正谏大夫同平章事，长安末尝主南铨。在广州时，值天竺僧般刺密谛三藏持《楞严经》梵本浮南海而至，融就光孝寺译出而笔授之，今寺中有笔授轩云。神龙元年五月，经成入奏，适武后崩，融长流钦州，徙高州死。”[59]后人为纪念房融汉译笔授《楞严经》而建有轩、台、池等迹。
笔授轩：此为宋代蒋之奇所建，乾隆《广州府志》卷九古迹载：“笔授轩，在光孝寺，唐房融翻译于此。”[60]卷一七祠坛也云：“神龙元年三藏于此译楞严经，相国房融笔授，[宋]经略蒋之奇建轩，曰笔授轩。”[61]而据《光孝寺志》载，笔授轩建于宋元祐间，至南宋咸淳五年（1269）被焚毁，只存百多年，后虽曾重建，然至明代崇祯间（1628-1644）已废不存：“笔授轩，宋元祐间，知广州蒋之奇为唐相国房融建。咸淳五年冬被焚，住持僧祖中募缘重建。明崇祯间修志，已废”。[62]而后世则有吟颂笔授轩的诗文。被誉为“岭南三忠”之一的抗清名将陈子壮有《笔授轩》诗曰：宰官南涉虞翻后，梵刹开轩径迹微。月影坛前嘉树落，香烟空外妙云飞。发心颇觉声闻灭，灌顶犹疑草句非。此处肉身原顿人，莫因无住乞遗衣。[63]寺僧智力也有《怀笔授轩》诗云：地幽诸品寂，尘绝一轩深。破臂人何去？徵心事可寻。疏风摇晚磬，绿树变春禽。向夕松涛起，犹传梵呗音。[64]这说明笔授轩曾是寺内著名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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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台：《光孝寺志》各分志中多有记述，卷一法界志云：“译经台，房相国译经于此。今废。有译经大石砚，铭云：厚重君子。久失去。”[65]卷三古迹志曰：“译经台，本唐相国房融译经处。已废。旧志载，台为宋经略蒋之奇建，有译经大石砚，铭云‘厚重君子’，久失去。”[66]卷二建置志谓：“译经台，宋元祐间，知广州蒋之奇为唐相国房融建。咸淳五年冬，同六祖殿、笔授轩、轮藏阁一时毁于火，住持僧祖中募缘重建。”[67]以此观之，则译经台与笔授轩实为不可分割的一整体，其始建及存废时间、建立者与笔授轩应是基本一致。
众所周知，日语在大量汲取外来词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系统。明治维新以前，以汉字词为主的外来词汇大量进入日本，成为了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全面接触西方诸国的新思维与新理念，承载着各种新概念与新事物的新词也被大量引入日本，以音译词为特点的该类词汇成为了近代以后日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洗砚池：据寺志所记，该池原位于东菜园内，然池废已久，难觅迹址，仅存一碑，嵌于白莲池左侧壁间。志云：“洗砚池碑今在水亭左白莲池边。旧志未载。相传房融译经有洗砚池，在今东菜园内。池已废，尚存一碑，广一尺许，长三尺，镌‘洗砚池’三大字，傍镌‘廣露’二小字。大字隶体，小字草书，廣露不知何许人。今碑入白莲池左侧壁间。”[68]清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有“明鄺湛若‘洗砚池’题字”云：“寺东禅室后池上有鄺湛若八分书‘洗砚池’三大字，旁题‘鄺露’二字，草书。”今人补注曰：“该池现已重新改建，围以豪华之水磨花岗岩栏板，全失古拙之意，该刻亦失。”[69]翁氏所记与寺志所述基本吻合。然寺志谓题字者“廣露不知何许人”，应系“鄺露”之误，实乃明清时期岭南著名诗人和书法家，百度搜得文字云：“鄺露，南海人。初生时，甘露降于庭槐，不谈母乳，有憨上人见之，曰：‘此天上玉麒麟，岂嗅人间乳气耶？’以露水调米汁之，因名露，字湛若。”而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中，更有“鄺湛若诗”条谓：“湛若南海人，名露，少工诸体书。督学使者以《恭宽信敏惠》题校士，湛若五比为文，以真、行、篆 、隶、八分五体书之，使者黜置五等，湛若大笑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之间，赋诗数百章。”[70]今据与寺内高僧了解，该池没有重建，而碑尚存焉。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译云真谛，并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焉。
注释：
[1]覃召文：《岭南禅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页，1996。
[2][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汉洛阳白马寺摄摩腾》。北京：中华书局，第1-2页，1992。
[3][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汉洛阳白马寺竺法兰》。北京：中华书局，第3页，1992。
[4]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8、169页，2001。
[5][6][7][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四·法宝志。北京：中华书局，第46-47页，2008。
[8]李富华：《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文史知识》1986年第11期。
[9]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第34页。
[10]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第195页表，2015。
[11][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九·语录志，第100页。
[12][17][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第60页。
[13][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第18页。
[14][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第42页，1992。
[15]达亮：《求那跋摩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明生主编：《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179页，2016。
[16][31][32][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三·古迹志，第36-38页。
[18][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131页。
[19][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第60页，2013。
[20]《续古今译经图纪》，大正藏第55册，第371页下、372页上。
[21][22][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第19-20页。
[23][清]檀萃著：《楚庭稗珠录》“光孝寺碑记”。见鲁迅著、杨伟群点校《历代岭南笔记八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84页，2011。
[24][隋]昙迁：《摄大乘论释序》。《大正藏》第31册，第152页。
[25][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正藏》第49册，第99页。
[26][47][唐]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第18—20、23页，2014。
试论语言中短语与句子结构的认知建构差异 ……………………………………………………… 徐 玲（2.38）
[27][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9。《大正藏》第55册，第836页下。
[28]《六祖大师缘起外纪》，见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29][唐]法才：《光孝寺瘗发塔记》，《光孝寺志·艺文志》。
[30][清]释真朴重修，杨权、张红、仇江点校：《曹溪通志》。“建制规模”第二，梦梅馆出版。
[33][70]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69、317页，1996。
[34][清]屈大均：《菩提坛》。见广州市佛教协会编：《羊城禅藻集》。广州：花城出版社，第21页，2003。
[35][清]梁佩兰：《菩提树歌》。见广州市佛教协会编：《羊城禅藻集》，第19页。
[36][清]张之洞：《光孝寺菩提树》。见广州市佛教协会编：《羊城禅藻集》，第76页。
[37]《曹溪大师传》，见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38][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之《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中华书局，第174页，1997。
[39][南唐]静、筠禅僧编，张华点校：《祖堂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87页，2006。
[40][宋]释道元著，妙音、文雄点校：《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第69页，2000；[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第54页，2010。
[41][宋]契嵩：《传法正宗记》。
[42][宋]志磐：《佛祖统纪》。
[43]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44]宋会群：《曹溪开山与韶州始置史实辩疑》。见林有能主编《六祖慧能思想研究》（三），香港出版社，2007。
[45]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1页，1988。
[4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第624页，2016。
[48]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见覃召文《岭南禅文化》，第8 页。
[49][50][51][52][54][55][56][唐]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24、23、25页。
[5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正藏》第49册，第88页上。
[57][乾隆]《广州府志》卷六·杂录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五）。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第1321页，2007。
[58][59][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七·名释志，第71、19-20页。
[60][清]（乾隆）《广州府志》卷九·古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一），第212页。
[61][清]（乾隆）《广州府志》卷一七·祠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一），第394页。
[62][63][64][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第27、156、159页。
[65][66][67][68][清]顾光、何淙修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组点校：《光孝寺志》卷一·法界志，第15、40、31页。
[69][清]翁方纲著，欧广能、伍庆禄补注：《粤东金石略补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9页，2012。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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