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认同和大众文化是两个相对自主的概念，有着各自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路径，但是两者所关涉的日常生活又有许多重叠之处，围绕着日常生活，有许多交叉和可以跨越的学术视点。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寻求二者的公约数、探究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应该是当前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文章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是：以日常生活为中介探寻国家认同体系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化机制。
关键词：国家认同 大众文化 日常生活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一些文章的观点把国家认同的价值体系简单、直接地注入大众文化中作为制定文化政策的逻辑起点，缺少了对二者的学理探讨，在提出大众文化发展建议策略的时候，往往抽空了理论逻辑的基础，把国家认同和大众文化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变成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论述变成了一种国家认同对大众文化强加的权力话语，而不是学理的探讨。忽略二者深层次的探讨，也就难以理解国家认同的复杂性，从而难以有效取得国家认同的向心力；大众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也会受限，甚至进入大众文化是国家认同附庸的死胡同，导致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市场性等因素被遮蔽。因此，本文从学理层面探讨国家认同和大众文化二者的互动关系。
一、国家认同及认同因素检视
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大主体的自我确认。这种观念的功能之一便是把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置于被召唤的国家生活中，因此国家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生活在国家的个体之于国家具有天然的认同性。而大主体的生活世界是全方位的，因此国家认同的因素就极其广泛。于是对国家认同的理解就有不同的维度：如侧重于从个体单向对国家的认同，林尚立认为“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1)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李崇富认为“所谓‘国家认同’，就是指认识主体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持有肯定性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2)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此外，还有强调国家与个体双向互动关系的理解，如“国家认同……乃是一种公民主观信仰，丰富和建构了公民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素质和能力”(3)李兰芬：《国家认同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虽然学者们对国家认同概念的定义有出入，但本质上是基本一致的，即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支持、共享与认同，并且一致认为公民的国家认同对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关系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幸福安康。正如很多学者引用的马克思的论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这种观点也曾在历史上得到验证，如苏联解体。
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已无需赘述，但国家认同危机却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与传统封闭的社会相比，国家认同危机的风险逐渐增大，甚至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中国，同样如此。首先，从国际上来看，全球化给各国的国家认同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在经济上，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占据了全球经济规模的绝对压倒性优势，市场经济的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对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正如鲍曼所言：“‘经济’——资本即金钱和成就事业、赚取更多金钱、创造更多产品所必需的其他资源——迅猛发展，其气势足以永远领先一步于任何(地区性的)可能企图遏制和转移其运行的政体”(5)〔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3页。。这直接对国家认同形成了一种隐性侵蚀。在政治上，人口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导致了领土空间约束的减弱，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称呼——世界公民。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国际组织，虽然它不像主权国家那样具有完整性，但是在国际上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对主权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文化上，本国历时性的文化资源也受到共识性的世界文化冲击，个体公民在这种强大外力的冲击下，个体的文化归属感极易被冲淡，全球化的理念对国家认同也形成了新的“解构”。其次，从国内来看，“国家自身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获得广大国民的国家认同已非易事，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对国家提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目标的认知和期待趋于‘碎片化’且呈不断递增趋势，尤其是对经济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较大分歧”(6)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在经济上，不同的收入水平也影响国家的认同；在政治上，不同的阶层对国家认同的强弱并不一致。(7)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在文化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展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不确定和缺失，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共生共存环境的缺席，理想主义话语的虚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盛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中国激剧变化的现实的不相吻合，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国家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危机”(8)刘康、李松：《文化研究的西方资源与中国实践》，《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这种文化上的断裂与断层成为勾勒国家认同完整图景的重大阻碍。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研究探索中国具体现实条件下国家认同架构的有效路径，是当下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探讨。
2）关系曲线符号检验、适线检验和偏离值检验均小于《水文资料整编规范》（GB50179-2015）3.4.1规定。
在中国学界，国家认同的学术话语研究开启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周平从民族认同角度认为要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9)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金太军等认为支撑国家认同的三个基础领域为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制度组织系统。(10)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王卓君等认为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应遵循制度、利益、文化、共同体“四位一体”的框架。(11)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以往的诸多研究表明，国家认同建设是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很多，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层面，并且每一个维度都值得深入探讨，其中文化认同有助于国家认同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为了把道理说得更加通俗易懂、浅显明了，谚语往往采取各种修辞手法，增强形象的生动性和语言的艺术性。高山汉族人民善于根据自身的生活环境、生活习俗、方言特点等，融多种修辞手法于谚语之中，达到很好的表达效果。
没有尊重就没有教育，教育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教育，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尊重源于对学生人格的认可，在教育教学面前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其实都是平等的个体，学生可能在智力、能力、情感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但作为学生的基本属性是不变的，都是我们教育的对象，是我们传授知识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也是教学成败的关键评价指标，不是好学生才评价，差学生也是评价的主体。只有尊重学生才愿意学；只有尊重学生才更喜欢学；只有尊重学习才更有尊严。尊重学生是我们从事教育教学的前题。
大众文化作为国家认同的文化力量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梅萍等所言：“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大众文化逐渐由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重要形态。”(12)梅萍、张艳斌、韩静文：《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众文化的有效引领》，《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0期。在研究国家认同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联时，本文的目的是弄清楚在国家认同这个由无数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当中，大众文化提供了什么关联，即有哪些可以归因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必须从这样的观点脱身出来，亦即认为可以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推衍出国家认同的必然结构。总之，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中介探讨大众文化和国家认同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二、国家认同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日常生活
建立高素质的辅导员教师团队。在高职院校中，学生接触最多的就是辅导员和教师，他们不仅在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思想政治情况、职业生涯规划等诸多内容，教师和辅导员的知识储备、职业素养、个人魅力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高职院校要定期组织培训、访问、参观学习等活动，促进辅导员和教师坚定理想信念，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和工作水平，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为学生做出良好的示范，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
国家认同，正如前文所述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支持与共享，而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情感态度最终还是要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即使最普通、平淡的日常生活，其“包含的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意义得多”(13)〔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0年，第4页。。当然，我们讨论的日常生活是共享的，它包含着一定群体成员共享的关于日常生活的生活方式、观念、期望等，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的一些观念是国家认同的反映、也是国家认同的源泉。正如有学者所言：“人们也总是通过特定的情感方式、思考方式、话语方式、行动方式，表达其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各种观念等。所以无论人们愿不愿意观察，善不善于或者能不能发现，日常生活始终流动着看似互不关联、片段、偶然、微妙、隐秘的‘小事件’。这些‘小事件’是绵延持续的生活之流不经意的跃动，是人们可观察到的日常生活的‘拐点’。”(14)孟伟：《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1998—2005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这些“拐点”和串联的“小事件”恰恰隐含着国家认同的影子，是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当国家认同远离日常生活，以至于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那么国家认同便如海市蜃楼般，可能随时解体；公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的日常生活很难想象其能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同样，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拒绝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任何距离。因此，大众文化与国家认同虽不相等、属于不同的问题体系，并且是相对自主的概念，但是通过日常生活的链接，二者找到了一个契合点。那么二者又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这一中介而发生互动的呢？
其次，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国家认同如果在文化理念上取得领导权，那么国家认同便是自愿的同意与集体的意志，大众文化本身就会向国家认同靠拢。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不是靠强制和行政命令形成表面的一致、不是被动和间接的认同，而是发自内心积极的、直接的认同。如何才能取得领导权？虽然因为时代和国情的差异，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对我们认识国家认同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家认同欲取得广泛的凝聚力必须得到大众自愿的、积极的服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阵地在市民社会，而日常生活是大众思想观念最主要的承载形式，因此，国家认同的主要阵地、至少一部分阵地便是社会日常生活。正如江畅在论述核心价值观与社会认同时所言：“核心价值观是否真正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志在于它是否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其关键就在于它是否为公众所信奉和践行。”(17)江畅：《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与道义性社会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因此，国家认同与大众文化能否真正地彼此融入，核心在于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当在日常生活中二者的切入点彼此重合之时，并且国家认同能够取得“领导权”，那么国家认同便对大众文化无形之中注入了一种理念，大众文化便向国家认同靠拢。
首先，大众文化文本能够提供切入日常生活的相关点，使日常生活的体验与之形成共鸣，从而培育大众与其的效忠从属关系。正如费斯克所言：“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15)〔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文本具有与日常生活多义性与复杂性的相关点，最要紧的是这种相关点是由大众在消费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和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的快感在于感受和探索这些相关点，在于从文化工业生产的库存中选取合用的商品，以便从大众社会体验中创造出大众意义。”(16)〔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虽然这种相关点的生产并不意味着社会意义与文本意义的等同，大众明显知道二者的差别，但是二者却有相互启发、相互作用的重叠之处，当大众随意走进大众文化文本的表述世界，并且从中带回选出的意义、快感与日常生活经验重叠之时，大众文化文本便对大众起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作用，生产着使大众服从的力量，扩大了对大众文化文本更广泛的效忠从属的个体。在这种意义上大众对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也是意义生产过程，还是一种再次服从大众文化意义的过程。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是超越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区域等限制的群体，因此大众具有广泛性，它和公民有相互重叠的成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同于一国的公民。当大众文化价值和国家认同的价值重叠之时，大众从大众文化中获得的心理动力便为其国家认同指定了方向，并让个体固守这样的方向，给大众内心深处留下国家认同的有力痕迹；对大众文化效忠的从属个体就是国家认同的公民，大众文化的意义空间就是国家认同的意义空间。所以，大众文化和国家认同通过日常生活切入点的共鸣越多，二者的关系就越紧密，大众文化对国家认同的转化渗透作用就越强。
三、国家认同与大众文化的不可重叠或冲突之域
基于日常生活的共同逻辑，国家认同和大众文化有许多重合之处，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取得文化领导权，国家认同能够有效引领、团结大众；大众文化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国家认同。但是日常生活体验与大众文化和国家认同并不是时刻关联的，日常生活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海默尔所说：“日常把它自身提呈为一个难题、一个矛盾、一个悖论：它既是普普通通的，又是超凡脱俗的；既是自我明显的，又是山雾笼罩的；既是众所周知的，又是无人知晓的；既是昭然若揭的，又是迷雾重重的”(18)〔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0页。。日常生活除了活生生的日常体验，还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与大众文化与国家认同二者的联系也是复杂的、多维度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日常生活成了大众文化和国家认同之间冲突的阵地和场所；因此除了重合，二者还有互不关涉甚至矛盾冲突的时刻。鉴于此，我们同样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处理好国家认同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绝对不是以国家认同为终极目的。由于大众文化是世俗社会大众常识哲学的集中表达，因此大众的日常普遍需求才是大众文化的靶向目标，只有满足广大大众的需求，大众文化才能完成自我实现，才能在市场规则的条件下完成自我增值。大众文化的逻辑基础是满足市场需求，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过程就是大众文化的财富生成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文本必然满足市场主体最广泛的需要，而娱乐、刺激和消遣等成为打开大众心扉、动员大众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国家认同或许能够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刺激(如爱国主义主题的电影、电视剧等)因素，但这可能仅仅是大众文化市场份额中较少的一部分，而难以占据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尤其是消费社会“娱乐至死”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和国家认同直接的、明显的紧密重叠部分并不多，更多的是表面上的互不干涉，并且在某些领域，大众文化的价值和国家认同的价值还有很多分道扬镳之处。此外，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讲，虽然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在关键时间点可能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但是国家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包含着除文化方面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正如林尚立所言：“任何国家要塑造广泛而深入的国家认同，其前提和基础不在于对公民的塑造，而在优化塑造公民的国家结构体系及其背后的国家制度。否则，再强大的公民教育与公民塑造，也维护不了国家的持久统一与稳定。”(19)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所以，综合大众文化自身的逻辑体系和国家认同的逻辑体系来看，他们本来就是两种路径，虽然他们能够在丰富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交叉，但并不意味着重叠，甚至有相互冲突之处。
首先，大众文化与国家认同在日常生活的相关点上，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彼此促进。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要想获取生活所需资源和意义都要靠消费来完成，在这种意义上，消费控制着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相关点是大众快感的主要来源，快感获得是大众文化文本被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按照费斯克的观点，快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宰制性体制的暂时遗忘，成为主体在国家认同的权力体系下的逃离和放逐。其次，快感除了具有逃离功能之外，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大众文化对国家结构的一种“抵抗”，以此造成大众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之域。大众文化文本的重要特征便是娱乐性，当“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文本的表述世界彼此冲突的时刻，也正是社会意义与文本意义相互抵牾的时刻”(20)〔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第158、78页。。对于大众来讲，快感的形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抵抗功能。如狂欢式的快感暴露了社会秩序的脆弱性，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激进反抗；冒犯式的快感使被压抑的内容得到释放；尴尬的快感在于“尴尬的体验，恰恰发生在保守与颠覆、宰制与服从，自上而下与从下向上之力量间的冲突之处”(2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第158、78页。。这些快感都离不开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和大众本身的具体语境，从而使获得的快感融入日常生活中并站在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对现实存在构成一种抵抗。总之，在这个场域中，“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一场斗争过程，而这场斗争，发生在社会经验、人的个性及其社会秩序的关系、该秩序的文本和商品意义之上”(22)〔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第34页。。这种斗争的力量是微弱的、不是激进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这种潜藏的力量。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消费过程所带来的力量感在微观层面能够构成战术抵抗，甚至消解着宰制的力量体系。虽然其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在符号意义上进行的，并且其学理的论证过程有许多断裂，但是，如果借用这种理论，这种快感对国家认同的统一性力量构成的战术式威胁却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
基于以上的分析与考察，国家认同和大众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有彼此交会的地方，同时又有很多不可重叠和冲突之域。二者有着双向互动的彼此促进关系，同时也有彼此消解的地方，在保持共同视界的同时，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逻辑系统，二者的关系既不是彼此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正是鉴于这种复杂的关系，对我们在处理国家认同和大众文化关系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当把大众文化对国家认同的促进关系纳入国家认同建设时，大众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国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通过文化产品可以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使国家减少对其他手段的依赖，更好地发挥大众文化在国家认同的现代化建构中作用，为国家认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还要把大众文化本身的特性纳入国家认同建设中，鉴于大众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国家认同建设要充分尊重大众文化本身的特点。国家认同建设对大众文化要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把大众文化中不可重叠的、“逃离”的、“抵抗”的成分都“收编”在国家认同的包容性之下，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更广泛的认同感。国家可以通过监督等综合的力量把大众文化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整体框架之下，创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构建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的文化制度体系，通过文化领导权为大众文化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把抽象的国家认同等内容变成具体的、可感的文化形式。此外，国家可以在充分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原则下，以市场主体的形式参与大众文化的发展，通过国家购买等行为在资本市场上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导向，以经济利益分配原则对大众文化形成吸引力。总之，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国家认同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当然，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种尝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带有论纲的性质，仍需要更多深入研究。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9)04-0118-06
作者简介：李桂全，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刘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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