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已逐渐成为共识。但在强化问责的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问责泛化问题，把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变异成层层加码，随意扩大问责范围、增加问责人员数量。
大型维修集团的崛起可能导致小型实体企业更多地转向第三方或与改装等相关的业务领域。目前有一种趋势是消费者希望通过降低保费、增加流动性盈余，这为大型维修集团之外的其他小店带来更多业务机会。另外，固定价格维修、大型连锁集团的规模效应以及更经济的维修成本，为维修市场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加剧了维修店之间的竞争，这对保险公司是非常有益的，维修店为了盈利赚钱都在想方设法提高效率。
比如，前一段时间，有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泛化问责”。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这类问责泛化问题严重背离了问责制度的初衷，让问责走样、变味。
精准问责必须告别权力意志
问责泛化背后所折射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存在“鸵鸟式”思维和简单化的处事作风，认为只要有人被问责了，所出现的危机问题就解决了，甚至以问责作为挡箭牌，用以平息社会舆论。问责本身不是目的，其价值在于通过责任追究，唤醒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责任的清醒，达到问责一个、警示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如果把问责工作沦为“为问责而问责”，只问事情后果而不问失责程度，只看领导态度而不问过错程度，那么问责无疑会失去生命力和公信力，长此以往，将会变成“空架子”。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强调，问责应当坚持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的原则。问责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做到宽严适度、不枉不纵。
问责泛化其实是问责权力的滥用。问责权力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具有双面性，一旦运用不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一般公共权力。问责必须遵循其权力运行的规律和遵从相应的工作程序，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政绩”需要，就扩大问责范围，片面追求问责数量，人为制造“工作亮点”。问责的用意在于对权力滥用和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进行及时纠偏。如果把问责作为一种“政绩”，对问责也规定了相应考核指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结果不重程序，仅凭领导喜好进行问责，分寸失当、宽严失度，那么真正的问题将得不到切实解决，还会严重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产生新的矛盾问题。
要解决问责泛化问题，首先要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入手。
完善问责程序，建立问责公开制度
究其实质，问责泛化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其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仍然坚持“人治思维”，习惯于用个人的权威对问责工作发号施令，用自己的“官帽”作为衡量问责力度的标尺，把个人的权力超越于问责制度和程序之上，没有真正弄清为什么要问责、如何问责等问题。
从当前问责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随着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政治生活准则、问责条例等基本性党内法规制度的相继出台和修订完善，问责制度体系初步成型。但在具体工作中，与实践要求相比，问责程序仍不完善、问责结果运用仍不规范、问责主体范围仍不明确、问责手段仍不健全，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问责的效力，也为问责泛化现象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下一步要有针对性地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一步完善问责的“负面清单”、设计问责程序、明确问责结果应用以及问责责任，确保问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明确问责的启动程序、启动主体、启动条件以及启动方式等内容，让问责工作更加规范化。与此同时，要建立问责公开制度，对“问责者”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将问责方法、程序、结果等事项，及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进行公开，主动将问责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对于问责不当，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实行问责的再问责。
市场上人声喧嚷，人们各自忙着挑选菜品。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买白果的小贩发生了争执。小贩说老太太每天都假意来买白果，却总是不买，抓起白果看成色时，故意掉一两颗在自己的菜篮子里。开始他也没注意，后来才明白其中窍门。当老太太再一次把两颗白果掉进菜篮时，被逮了个正着。老太太坚决不承认偷，她很委屈地说自己这么大把岁数，还偷一两颗白果不成？刚才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小贩却这般无礼。过路的人都责怪小贩。小贩吃了哑巴亏，还打不出喷嚏，只得收拾背篓气鼓鼓地说：“我不卖了！”
要实现严格问责与容错纠错的有效衔接。
要实现精准问责，必须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
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避免“问责导向”，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方面问题，坚决摒弃问责的“伪政绩观”和数量至上的错误观念。要坚持法治思维，开展问责要坚持于法于规有据，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影响甚至干预问责的执行。
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优化主要是针对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系统中的管理者设计优化控制而言，在其设计和优化控制中，为了能够将整体的优化建设控制管理工作实施好，及时将对应管理系统内的管理功能设计进行了优化设计，通过对管理功能的优化设计，能够发挥出图书馆管理系统建设控制中的职能，本文研究中选定的是ILAS3图书馆智能管理系统，在管理系统的设计中，能够借助强大的数据云计算技术，将整个图书馆中的数据信息存储到统一的数据信息记录平台上，然后借助对应的检索管理信息输入，能够及时将对应区域内的管理信息资源控制好，保障了整体的系统管理职能优化。
党员领导干部要明白，问责的确是体现政府威信、领导权威和回应社会的好方式，但这种方式不能被庸俗化和滥用，否则会让政府和领导干部陷入“塔西佗陷阱”。真正有效的方式还在于解决老百姓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问责一定要瞄准“焦点”问题，打到“痛点”问题，让相关责任人受到惩治并形成警示效应，精准地切除政治毒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说明，问责工作与容错纠错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强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只不过问责工作重视事后的责任追究，而容错纠错重视事中的责任界清。
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有必要结合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情况，明确责任界限和纪律底线，区分“为公”与“为私”、工作失误与违纪违法，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对该容的大胆容错，不该容的坚决不容，该问责的坚决问责，不该问责的坚决不问责，体现问责工作和容错纠错的严肃性。
①学生在上课时“玩手机”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扰乱了课堂，学生将黄金的时间投入到毫无意义的网络游戏中去，丧失了人生的目标与生活的斗志。如何把学生从手机中拉回课堂，是我们教师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问责具有党内法规制度的原则性，也具有党内政治生活的温情。问责被公众寄予了厚望，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从讲政治的高度坚持问责标准和尺度，让管党治党的利器更加锋利有效。
（作者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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