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管子》及《管子治要》写本随遣唐使东传日本。后来，《管子》的刻本也传入日本，并被各藏书机构收藏。江户时代以后，日本又出现了诸多新的《管子》印本，《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管子》的东传，使得部分《管子》珍贵版本得以保存，为《管子》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的《管子》翻刻本及新的注释著作，也成为《管子》研究及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管子》的流布 日本汉学 版本研究
古代日本与中国交流频繁,中国古代文献很早就传入日本列岛，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早在唐代，其写本就被带到日本。后来，诸多《管子》刻本从不同途径传入日本，被收藏于各藏书机构。《管子》传入日本后，又有传抄、翻刻及注释解说，从而增添了诸多新的传本。《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既是《管子》研究不可忽略的内容，也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管子》写本的东传
西汉末年，刘向奉命校理群书，根据他所见到的不同传本，定著《管子》86篇。东汉至隋唐间，《管子》一直以写本流传。根据相关资料，早在唐代，《管子》还是写本状态时，就已经传入日本。日本古代史书《日本书纪》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据学者考证，“引文出于汉籍而且可以确认者”有20种，其中既有《史记》《汉书》等史书，也有《庄子》《管子》等诸子著作。①张猛：《汉籍东传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8页。《日本书纪》成书于日本养老四年（720），书中有的引文可以确认出自《管子》，则《管子》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720年。由此可知，最迟在奈良时代（710—794）早期，即唐玄宗开元（713—741）初年，《管子》就已经东传日本。
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对生猪养殖事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加，对各类生猪防疫、生猪饲养提出全新的补贴要求，对年出栏肉猪5 000头以上的猪场提供100万元的基建费补助。但受区域经济的影响，生猪养殖经济效益较低，使很多养殖户不敢增加投入，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大扶持力度，提升土地审批、养殖贷款方面的便捷性，构建风险基金，全面提升生猪养殖事业的发展。另外，政府部门可为自产自销生猪养殖户提供免费疫苗，定期生产防疫，以督促养殖户全面落实防疫工作。
《管子》传入日本后，收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平安时代学者藤原佐世（Fujiwara Nosukeyo，847—898）奉敕编撰，一般认为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也有学者认为此书的编撰在“阳成天皇贞观末年（876）至庆元元年（884）之间”。②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页。该书著录平安时代前期日本传世汉籍文献1 500多部，17 000余卷。这些汉籍文献，“几乎全是遣唐使时代传入的”。③《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152页。在飞鸟时代、奈良时代，日本曾往唐朝多次派遣遣唐使。遣唐使回国时，往往携带大量中国典籍，“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归”。④《旧唐书·东夷传》。在这一背景下，《管子》随其他图书文献被遣唐使带往日本。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管子》为20卷，“《管子》廿（卷），齐相管夷吾撰”。⑤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9页。这一数字很可能有误，因为在写本时代，《管子》的传本有19卷本（见《隋书·经籍志》）、18卷本（见《旧唐书·经籍志》）、尹知章30卷注本（见《新唐书·艺文志》），并没有所谓的20卷本。尹知章为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国子博士，其所注《管子》在唐代中后期颇为流行。《旧唐书》：“尹知章，绛州翼城人。……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①《旧唐书·儒学传下》。30卷《管子》注本在大唐很流行，其流传到日本的几率非常大。因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20卷本《管子》，很可能就是尹知章30卷注本，其“20卷”可能是“30卷”之误。张猛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二十卷，既非十八卷之原本，亦非二十四卷本，疑是三十卷注本，‘二十’乃‘三十’之误欤？”②《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069页。
二、《管子》刻本在日本的收藏
猪饲彦博的《管子补正》是一部札记体著作，刊行于日本宽政十年（1798）。书前有《管子补正题言》《管子总评》，并移录朱长春《管子榷》之《管子序》。猪饲彦博云：“今以元冲原本为本，参校诸本，旁稽群书，间附管窥，著《补正》二卷。”②猪饲彦博：《管子补正题言》，《管子补正》，日本宽正十年（1798）刊本。书中摘录《管子》之文句，正其脱误，释其字词，对旧注（主要是朱长春《管子榷》之“评”“通”“演”）讹误时有纠正。猪饲彦博的解释虽较简略，但多有创见。郭沫若云：“颇能揭发疑窦而予以解答。说解虽甚简略，时有可取之处。王氏父子及丁士涵之说每有与之不约而同者。以海外学者而能此，殊觉可贵。”③《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第12页。《管子补正》后收入《汉籍国字解全书》之《管子国字解》。
《管子》10行无注古本及《中都四子》本，在日本较为罕见，而稍晚一些的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则比较常见。赵用贤本每半页9行，每行19字，刊行于明万历十年（1582）。该本为明末以来《管子》最通行的版本，在日本亦流传颇广。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御茶之水图书馆均有收藏。内阁文库藏有三部，其中一部为枫山官库旧藏，一部为昌平坂学问所旧藏。尊经阁文库藏本，为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Maeda tunanori，1643—1724）旧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为大木幹一（Oki Kanichi，1881—1958）旧藏。御茶之水图书馆藏本，为岛田篁村（Simada Kouson，1838—1898）、德富苏峰（Tokutomi Sohou，1863—1957）旧藏。
10行无注古本每半页10行，每行21字，刊行于明正德、嘉靖年间。④《管子》10行无注古本，安井衡曾以为是“元板”，莫友芝认为“似元、明间刻”，均误，详见巩曰国《〈管子〉十行无注古本刊刻年代考辨》，《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期，第72—73页。日本昌平学校曾藏有该版本，安井衡（Yasui Kou，1799—1876）撰《管子纂诂》曾经参考。郭沫若云：“余曾得一无注古本，半页10行，行21字，卷首有缺，无题记目录，不知何时刊印。举与安井衡《管子纂诂》所据日本昌平学所藏无注古本相校，内容不异。”⑤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页。《中都四子》本每半页10行，行21字，刊刻于明万历七年（1579）。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有收藏，《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著录。
硒是仔猪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仔猪缺硒时突然发病，食欲下降，精神不振，关节肿大，瘫痪，严重者突然死亡，剖检时可见肝坏死，肌肉苍白、萎缩，心包积水等病变。发病特点是营养状况良好、生长发育快的仔猪最先发病。仔猪3～5日龄肌注亚硒酸钠0.5 ml，断奶时再注射1 ml。
作为《群书治要》的一部分，《管子治要》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日本平安时代的仁明天皇（833—850年在位）、清和天皇（858—874年在位）、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都曾读过《群书治要》。⑥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0年博士论文，第54页。据金光一研究，《群书治要》应该是随天宝遣唐使或贞元遣唐使传入日本。他说：
零件特征误差用零件实际特征与理想特征之间的偏差表示，第k道工序加工的零件特征误差表达式为Δx(k)=x(k)-x(k)nom。零件由多个特征组成，假设零件的特征个数为n,需要m道工序加工，则该零件表示为
明末，《管子》出现了大量的选评本，其中有些也传入日本，如张榜《管子纂》、焦竑《管子品汇释评》等。《管子纂》在《管韩合纂》内，前有万历四十年（1612）朱士泰序，日本内阁文库有藏，系昌平坂学问所旧藏。《管子品汇释评》在《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内，题“从吾焦竑校正，青阳翁正春参阅，兰隅朱之蕃圈点”，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有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著录。
《管子》在日本的刊印，促进了日本的《管子》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有关《管子》与管仲的论文与论著。仅谷中信一（Taninaka Sinichi）《日本·中国〈管子〉关系论文文献总目索引》所列1989年以前相关论文就有70余篇，涉及《管子》传本、《管子》思想等各个方面。专著以金谷治（Kanaya Osamu，1920—2006）《管子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面》（岩波书店1987年版）最有代表性。书中详细讨论了《管子》的版本与篇章结构、《管子》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时令思想、哲学思想以及《管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为日本学界瞩目。
三、《管子》在日本的刊印
日本的《管子》传本，最初都来自中国。后来，日本亦开始刊印《管子》。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日本的《管子》刊本很多。有全本，如美浓武钦繇（即武田梅龙，Takeda bairyu，1716—1766）训点《管子全书》24卷、安井衡《管子纂诂》24卷等；有选本，如邦正（即菅原显，Sugawara Kenzou）《管子抄倭语解》二卷、梁濑昆（Yanase Kon）《弟子职》不分卷、西岛长孙（即西岛兰溪，Nisijima Rankei，1781—1853）《弟子职笺注》一卷等。还有一些校释类著作，如户崎允明（即户崎淡园，Tosaki tanen，1724—1806）《管子考》三卷、猪饲彦博（Ikai Yosihiro，1761—1845）《管子补正》二卷、冢田虎（Tsukada Taihou，1745—1832）《管子笺注》六卷等。①还有一些日本《管子》刊本今已不可得见，谷中信一《日本·中国〈管子〉关系论文文献总目索引》第六节《未见一览》著录未见日本《管子》书目18种：《管子牧民国字解》《管子考》《管子全书校》《管子疑义》《管子校章》《管子一适》《管子抄标注》《管子律算概考》《管子笺》《管子管见》《管子补正》《管子考》《弟子职余师》《弟子职补解》《管子解》《管子考》《管子纂注莛撞》《管子要语》。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猪饲彦博《管子补正》、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和安井衡《管子纂诂》。
宋代，《管子》开始出现刻本。宋本《管子》有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刻本、南宋初年浙刻本、③南宋初年浙刻本系据北宋庆历四年刻本翻刻而成，因书前有杨忱序，也被称作杨忱本。绍兴二十二年（1152）蔡潜道墨宝堂本等。这些宋本《管子》及后来的明刘绩《管子补注》本，在日本均未见踪迹。根据现有资料，日本收藏的《管子》刻本，较早的是明10行无注古本和朱东光《中都四子》本（也称《中立四子集》本）。
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题“唐房玄龄注释，刘绩增注，明朱长春通演”，系据中国的花斋本《管子》翻刻。花斋本题为“合诸名家评定管子全书”，刊行于明天启五年（1625），每半页9行，每行20字，版心有“花斋藏板”字样。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之内容、版式、字体、行款与花斋本完全相同；花斋本卷前之郭正域、沈鼎新、朱养纯、赵用贤诸家序言，除赵用贤序外，亦全部保留。其不同者，训点《管子全书》本将花斋本版心之“花斋藏版”字样删去，又在行间增加了美浓武钦繇的训点，卷前增加美浓武钦繇《管子序》一篇。训点《管子全书》刊行于日本宝历六年（1756），书前题“平安书林玉池堂、向荣堂、水玉堂、文泉堂仝刻”。
训点《管子全书》在日本很通行，《和刻本诸子大成》所收《管子》即此本；安井衡撰《管子纂诂》，所用底本亦为此本。该书又有日本宽政八年（1796）重刻本，题作“重订改正管子全书”，由京摄书肆耕价堂、水玉堂、千载堂、宋荣堂同刻。
1.精神损害。这是第三人侵害配偶权所造成最直接、做严重的损害。主要表现有受害人反复无常的精神状态，如精神上的疼苦和肉体上的疼苦。受害人精神上的疼痛主要表现为哀伤、羞愧、愤怒、悔恨等；外在表现方面主要表现为失眠、易怒、消极、急躁、抑郁、迟钝等，严重者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近几年的因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而导致无过错方配偶自杀的案件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可见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对无过错一方的精神损害的程度很深。
安井衡《管子纂诂》，刊于日本庆应元年（1864），半页10行，每行20字。前有昌平学儒官盐谷世弘（Shiotani Hiroyo，1809—1867）《管子纂诂叙》及安井衡《管子纂诂序》，又有《管子纂诂凡例》。《管子纂诂》以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本为底本，其中多处文字与通行的赵用贤本不同，而与训点《管子全书》本相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牧民》篇“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安井衡注云：“俗本‘诈’误‘许’，今从赵本。”④《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310页。查《管子》各版本，“诈伪不生”误作“许伪不生”的，只有日本宝历六年（1756）平安书林玉池堂、向荣堂、水玉堂、文泉堂同刻的《管子全书》本。①宽正八年（1796）京摄书肆耕价堂、水玉堂、千载堂、宋荣堂重刻本《管子全书》已改正。这表明《管子纂诂》的底本是训点《管子全书》本，而赵用贤本是其参校本。
《管子纂诂》刊行后，安井衡又作《管子纂诂考讹》一卷，前有《管子考讹小引》，日本庆应二年（1865）刊行；又作《管子纂诂补正》一卷，前有清苏松兵备道应宝时序，安井衡自序，日本明治三年（1870）刊行。《管子纂诂》后被收入《汉文大系》，安井衡所作之“补正”“考讹”分录于正文各条之下，书眉增加小柳司气太之解说批校。
安井衡学识渊博，被称为“江户时代儒学之殿军”。②金培懿：《江户宽政年间以降学术态势与安井息轩之学风》，《国际儒学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其《管子纂诂》受到中日学者的推崇。应宝时在序中说：“日本昌平学儒员安井君字仲平者，博学多识人也。悯《管》书奇字讹文，龃龉难读，撰《管子纂诂》，以向贻来喆，介其国昌平学儒员中邨君以书示。余受而读之，作而曰：‘伟哉仲平！人人苦其庞杂无序之书，而竟能厘正于东海之邦耶！’”他盛赞该书“其有补于世，讵浅鲜乎”。③应宝时：《管子纂诂·序》，《管子纂诂》，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日本学者盐谷世弘亦云：“饫肥安井仲平，识高天下，其于诸子，最好《管子》。研读数年，终作《纂诂》一书。《管子》之言，由此而昭矣。”④盐谷世弘：《管子纂诂·叙》，《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第2306页。
日本的《管子》印本，早期多为汉文著作。后来，又有学者对《管子》进行日文注释、翻译，如菊池三九郎（Kikuchi Sankurou，1859—1923）、公田连太郎（Kouda Rentarou，1874—1963）、塚本哲三（Tsukamoto Tetsuzou，1881—1953）、小林一郎（Kobayasi Ichirou，1876—1944）、西田太一郎（Nisida Taiichirou，1910—1982）、松本一男（Matumoto Ichinan）、柿村峻（Kakimura Takashi，1906—1997）、远藤哲夫（Endou Tetsuo）等均著有《管子》日文注译本。⑤具体是：菊池三九郎：《管子》（上·下），收录《汉籍国字解全书》，京都：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年；公田连太郎：《国译管子》，收入《国译汉文大成》，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1920年；塚本哲三：《管子》，收录《汉文丛书》，东京：有朋堂书店，1928年；小林一郎：《管子》，收录《经书大讲》，东京：平凡社，1939年；西田太一郎：《管子》，收录《诸子百家》，东京：筑摩书房，1965年；松本一男：《管子》，收录《中国的思想》，东京：德间书店，1967年；柿村峻：《管子》，收录《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70年；远藤哲夫：《管子》，收录《新译汉文大系》，东京：明治书院，1992年。其中远藤哲夫的三卷本《管子》充分吸收中国、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管子》现存76篇逐篇翻译，并有解题、校勘、注释、分析，为《管子》日文权威版本，影响广远。
脑脊液（CSF）的正常压力（侧卧位）：成人为0.78～1.96 kPa，婴儿及儿童为 0.39～0.98 kPa，新生儿为 0.098～0.14 kPa（10～14 mm 水柱）。CSF的分泌和吸收保持相对平衡，当CSF压力＜正常值下限，CSF分泌增加，吸收减少；CSF压力＞正常值上限，CSF分泌减少，吸收增加［3］。脑脊液产生的速率为0.3ml/min，日分泌量432 ml。脑脊液的存在能缓冲脑和脊髓的压力，对脑和脊髓具有支持和保护作用。
由图可见，授课对象为2017级非英语专业的A类学生，80位同学已经被分成了10组。A类为高考英语成绩相对较高的学生构成，其学习目的鲜明。另外课文B已作为其课外拓展阅读材料。手绘思维导图除了教学对象背景描述外，主要包含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
清代民国间，《管子》版本众多，其要者有清嘉庆姑苏聚文堂《十子全书》本，清光绪湖北崇文书局《子书百家》本、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常熟张瑛据宋本影刻本，民国《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等，还有众多石印本。这些版本，在日本流传较广，各藏书机构多有收藏，此不细述。
四、《管子治要》在日本的流传
谈《管子》在日本的流布，还应注意到《群书治要》中的《管子治要》。《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征等奉敕编撰的一部大型文献。该书选录唐以前经史诸子著作60余种，共50卷，其中第32卷为《管子治要》。
赵用贤本的衍生本，在日本亦多有收藏。如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有吴勉学《二十子》本，系狩野亨吉（Karino Koukiti，1865—1942）旧藏。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朱长春《管子榷》本，内阁文库藏有梅士享《诠叙管子成书》本，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藏有朱养纯花斋本等。⑥《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789—790页。
如果我们着重考虑中国情况，天宝遣唐使行是《群书治要》东渡最好契机，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当时《群书治要》录副的明显记载，加之对唐朝宫廷秘府藏书情况极为熟悉的朝衡及吉备真备，是此次使行的最主要人物。但是，天宝遣唐使，距离日本天皇最初阅读《群书治要》已经有八十余年，如果仔细考察《群书治要》在日本的讲授情况，不能忽视贞元遣唐使行。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鉴于菅原清公的遣唐使行及其在《群书治要》讲授中的作用，贞元遣唐使也可以是《群书治要》东渡的一次很好的机会。①《〈群书治要〉研究》，第56页。
天宝遣唐使派出时间为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次年返回。贞元遣唐使派出时间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次年返回。由此可知，《管子治要》传入日本的时间很可能是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即日本奈良时代中期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最晚不会晚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即日本平安时代早期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
《管子治要》传入日本后，先有抄本流传，至江户时代，又出现印本。较早的抄本是平安时代（794—1185）写本，后来又有镰仓时代（1185—1333）写本。平安时AI写作本破损严重，仅存13卷，而镰仓时AI写作本保存则相对完整，存47卷，仅缺第4、13、20三卷，是目前所见《群书治要》最早的较为完好的传本。其印本，先有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铜活字排印本，即骏河版，后来又有天明七年（1787）尾张藩刻本，即天明本。②金光一：《〈群书治要〉回传考》，《理论界》2011年第9期，第125—127页。这两种印本，均以镰仓时AI写作本为底本。骏河版印数稀少，流传不广，而天明本则流传广远。清嘉庆年间，天明本由日本传回国内，为我国《管子治要》各种版本之祖本。
《管子治要》在日本的流传具有特殊的意义。《群书治要》编撰于唐初，“所采各书，并属初唐善策”。③阮元：《揅经室外集》，《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2页。该书在国内久已失传，幸有日本传本，为我们探究《管子》早期传本面貌及校勘《管子》文本，提供了重要依据。今本《管子》共86篇，其中10篇有目无文，实存76篇。《管子治要》节录《管子》的内容，涉及《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七法》《五辅》《法法》《中匡》《小匡》《霸形》《霸言》《戒》《君臣下》《小称》《治国》《桓公问》《形势解》《版法解》《明法解》和《轻重乙》20篇。这20篇均在今存的76篇之内，而且其顺序也与今本《管子》完全一致。这说明“至少在唐初时，《管子》的编排和内容就已经和今本一致”，“今本《管子》中的佚篇在魏征以前就已亡佚”。④李克（W.Allyn Rickett）：《管子引得导言》（Introduction to a Concordance to the Kuan-tzu），庄维斯：《管子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管子》一书讹误甚多，《管子治要》可以作为《管子》文本校勘的重要依据。如《法法》篇“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治要》“睢”作“疽”，“矿”作“砭”；《明法解》“任人而不言，故不肖者不困”，《治要》“不言”作“不课”。这两处，今本《管子》文义不通，均可据《管子治要》校正。⑤参见巩曰国：《〈管子〉版本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第36—38页。
将整个架体划分径向分块构件、在加工厂家进行分块焊接，划分径向块构件在受力最小部位；宽度、高度不大于2.5m，运输至现场。
2.2.2.1 药剂拌种该病除选用上述技术原则外，还可用种子100kg，营养液5kg，溶入58%甲霜灵可湿性粉剂300g，（营养液可以用含微量元素叶面肥尿素、磷酸二氢钾各100g代替）对种子均匀喷洒翻拌，闷种3h～4h，即可播种。有预防霜霉病和壮苗的双重作用。
结语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有两个时期最为重要，一是奈良至平安时代，二是江户时代。前者为《管子》传入日本之始，后者为《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之时。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正值中国唐代，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及留学人员。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回国时，带回大量图书典籍。《管子》由此被带到日本，《管子治要》也随《群书治要》传入日本。江户时代，随着日本商业经济的发展，文化由贵族、僧侣垄断的局面被打破，而向庶民阶层转移。文化阶层的扩大增加了对书籍的需求，大量中国书籍随着商业贸易传入日本，⑥江户时代日本虽然长时间实行锁国政策，但仍允许中国商船进入长崎进行贸易。其中即包括《管子》。据《商舶载来书目》记载，日本正德元年（1711），中国商船“加字号”载《合刻管韩子》一部十册抵日本，享保十一年（1726），中国商船“久字号”载《管子》一部抵日本，享保十七年（1732），中国商船“世字号”载《诠叙管子成书》一部抵日本。①《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789、790、793页。商业贸易成为江户时代《管子》传入日本的主要通道。江户时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印刷业的勃兴，京都、江户、长崎等地出现了大量私家书铺，刊印汉籍兴盛一时。这促成了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的刊印及重刊。《管子补正》《管子纂诂》以及其他《管子》著作的刊印，也与此有密切关系。中国《管子》版本的大量传入及日本《管子》印本的大量出现，形成了江户时代《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的局面。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值得关注，一是保存了《管子》的珍贵文献，二是形成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传入日本的《管子》版本，有的非常珍贵，有重要的收藏价值及文献价值。如昌平学收藏的10行无注古本，存世稀少。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西省文物局、吉林省图书馆四家有收藏。该本年代较早，可以校正《管子》其他版本。日本学者安井衡撰《管子纂诂》，曾用以校勘。其《凡例》云：“其粹者胜今本远甚矣。……明赵用贤校《管子》，自云所改三万余言，正其脱误，几为全书。然参考其说，殊少所发明，安知其无误改哉？幸有是本得以订正赵本之误，亦右文之余泽也。”②《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第2309页。日本的《管子》印本，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安井衡的《管子纂诂》，于《管子》全文通体施注，是自朱长春《管子榷》、梅士享《诠叙管子成书》后，又一个重要的《管子》全注本。《管子纂诂》由应宝时作序，很早就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引起人们对安井衡的关注。黄遵宪曾为安井衡《读书余适》作序，称：“余读其著作，体大思精，殊有我朝诸老之风，信为日本第一儒者。”③陈铮编，黄遵宪著：《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0页。俞樾在致《管子校正》作者戴望的信中，曾向其推介《管子纂诂》。④俞樾：《俞曲园尺牍》，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4年，第17页。俞樾还曾向来访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Takezoe Sinichirou，1842—1917）专门询问安井衡的情况。当时安井衡已经去世，他听到这一消息，为之怅然。⑤李风宇：《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页。安井衡之所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其《管子纂诂》的学术贡献。冒广生云：“其书取古本及刘绩本、朱长春本、梅士享本及《群书治要》参校异同，虽所见不多，而字疏句栉，多就原文，有时反出乾嘉诸大师之上。”⑥冒广生著，冒怀辛整理：《〈管子〉跋十七则》（续），《管子学刊》1988年第1期，第34—39页。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Kuraishi Takeshirou，1897—1975）认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诸子学研究，“能在中国的学界面前拿得出手的就是《管子纂诂》”。⑦仓石武四郎讲述，杜轶文译：《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4页。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有的环节如宋元时期《管子》在日本的流布状况，尚不清楚；有的问题如《管子》在日本的流布与日本学术思想发展的关系，尚未展开。凡此，均需做进一步探究。
中图分类号：B226.1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15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11）的阶段性成果。
（巩曰国：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苏运蕾：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标签：日本论文; 刻本论文; 中国论文; 时代论文; 日本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法家论文; 《国际汉学》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11)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