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贯穿着他的中西文化观。其基本理路首先是肯定西方文化的长处，其次是揭露中国文化的短处，再次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西方文化转变的剖析中肯定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生命力。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更多强调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这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中西文化融合论是综合创新的雏形；中、西、马的融合是综合创新的成熟形态；面对当代问题，在综合创新基础上提出原创性的解决方案，是综合创新的理想形态。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伦理本位，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来面目的。梁漱溟试图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进行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造，这基于他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格外重视。尽管梁漱溟基于中西文化融合论的某些乡村建设理论已经过时，但他提示我们的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不会过时。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西文化观
作为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1］的现代大儒，梁漱溟是一位宁折不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不仅是理论家，而且是实践家，把自己的价值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积极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对哲学、人生、社会、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多维度思考，中西文化观就是其中的亮点之一。
文化观是有关文化的基本观念，中西文化观即对中西文化的基本看法。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虽见于不少散篇，但集中体现在《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初版）、《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初版）等书中。前者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后者显然视野更为广阔、理论更为完备、论证更为深入。当然，相关思想在其他著述如《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有体现。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充满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由此体现的基本观念，其主要理路按照他自己的概括，即“对于西洋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的不行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过西洋文化之处”［2］13。这一理路并非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形成，而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0世纪20年代初版）基本观点的进一步阐扬。立足今天的视域，我们应该以“同情理解”和“平理若衡”的态度对其尽量做出公平公正的价值评判。
一、西方文化的优长
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的优长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科学知识、技能、方法发达；二是有团体组织，会过团体生活。
梁漱溟认为，西洋人“顶见长顶过人”的地方，初看起来好像就是飞机、大炮、火车、轮船等器械，实际上这些发明制造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知识方法而有的。“试看他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很深奥的学问，一样一样的都成了专门知识专门技能，一行一业都由专家来料理，这实在是他们顶见长顶过人的地方。 ”［3］646这种观点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已有明确表述。梁漱溟指出，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征，包括征服自然、民主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科技及方法发达。他们把科学方法经营为学问，有宏观的，有微观的，贯通工业、农业、畜牧业、国家治理、社会管理、艺术等方面，“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3］354。
中午时分，阿东担心阿里，便蹬着车专程回家一趟。到家时，老巴和阿里正在店里吃盒饭。阿里见阿东，扯着他的手臂，指着老巴的腿说：“爸爸流血。”
二、中国文化的缺欠
梁漱溟认为，物质文明是靠人制造、靠人运用的，所以不要只看重家伙，要更看重人的关系。“如果中国以这么多（四万万五千万）的人，而能成为一个团体，那么，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力量，中国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什么家伙不能有呢？外国又何足怕呢？一切外患，我们都可以抵御，一切事情，我们都有办法了。有了团体，便能够行动一致，说一声要什么，大家便一齐都做什么，这样，天下事还怕有不能办成功的吗？”［3］628但中国社会是缺乏团体组织的，大家都是各自关门过日子，从来没有过过团体生活，正像《老子》所说，“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中国社会，的确有那种情形”［3］628。
中国文化的缺欠恰与西方文化的优长相对应，即缺乏团体生活和科学技术。“我们中国有两大缺欠”，一是团体组织，二是科学上的知识技能。“这两点是我们顶缺乏的，而同时却正是西洋人的长处；西洋人擅长这个，我们顶缺乏这个，所以自中西相遇之后，我们就着着失败，敌不过他了。尤其是缺乏头一点，更是我们敌不过西洋的最重要的原因。 ”［3］627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虽然没有对中国的科技不发达作充分的论述，但是承认这一点，认为科学上的知识技能是中国的一大缺陷，这一点也源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指出，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相比，中国的学术简直可以称为“不学无术”［3］356，理论不发达，没有如植物学、病理学、解剖学等基础理论学科，技艺也上不去，“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3］356。 如此等等，此不赘述。
现代西方文化发生了一些转变，认为个人自由尤其经济自由竞争妨碍社会，比以前更关注团体、权威、计划等的价值了，这恰恰构成中西文化沟通融合的交汇点。梁漱溟谈到了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公事多数表决的风气之转变”，二是“私事不得干涉的风气之转变”。［3］660、661梁漱溟指出，公事多数表决在西方也是出于不得已。文艺复兴以后，西洋人认识、肯定自我，强调个人的权利，人人如此必然有意见不合、相持不下的时候，这就需要多数表决，然后形成决议，大家遵从执行。然而，多数人同意的意见不一定都对。现在西洋人提出了专家立法、技术行政等等，认为“我们要想政治的事情做得好做得对，还不能就由多数表决；必须请问专门家、学术家，必须听从他们的话才行。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智者”［3］661。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中西的沟通调和点了：中国尚贤的风气与西洋尚智的观点原理相同，“所谓贤智，按中国的名词来说就是一个‘师’字；尊师，尊尚贤智，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必要”［3］661。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个人要求自由、拒绝团体的干涉，强调的是个人对团体的离心力，个人主义、权利观念盛行，在离心、纷争的路上走了几百年，到现在觉得不合适了，所以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主义的，因为个人主义一发达，就妨碍社会，“社会主义”以社会、团体为重，主张个人不仅不能妨碍团体，还必须受团体的制约，而且个人对团体必须尽义务。以前西洋人讲自由讲得比较彻底，而现在他们说：“自由诚然得讲，可是，要知道国家所以承认你的自由，是为的让你好，让你能发展你的个性；那么，如果你对于自己太不经心，自甘堕落，残害你自己，那便违背了国家当初承认你自由的意思，到那时候，国家对你也要加以干涉。”［3］662-663中国历来主张道德与法律不可分，个人私事尽管在法律上无问题，但在私人道德上成问题时，也要干涉，现在西洋转到这个方向来了，“那么，在这一点上，中西又有沟通调和的可能了”［3］663。
西洋风气与中国精神有哪些不合呢？一是公事多数表决与中国尊师敬长的意思不合。西方近代强调团体对个人的尊重，承认个人的自由和参与公务的权利。“所有自由、平等、民主一切的说法，皆由此而来，这种思想主张，支配了二三百年的人心，影响了世界远近。”［3］653西方近代精神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权利为本、法律解决。他们那个公事多数表决的根本意思，就是从“权利为本”来的。他们好像是说：“我既然是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我就有我的一份权，你也是团体里面的一份子，你就有你的一份权。那么，我们既然各有一份权，彼此平等，则对团体里面大家的事，就应当由大家来表决。”多数表决之后就发生法律效力了，因为这多数人所表决的就算是法律。［3］654中国的风俗是尊师敬长，多数人要听老师及尊长的话。如果动不动就多数表决，那就把老师与尊长取消了。抹杀了老师与尊长，这怎能与中国人的意思相合呢？或者，我们就不能把尊师敬长的风气改了来学多数表决吗？在梁漱溟看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尊师敬长在人类社会中是个必要。二是私事不得干涉与中国重道德的风气不合。在西方近代，关于公共的事情，可由大多数人来决定；而对于个人的私事，则根本不许过问。他们认为：“我个人的私事，则我有我的自由处理权。”所以这种个人私事公家不得干涉的风气，也是从“权利为本”的意思来的。［3］655在西洋，一件事情，只要不妨碍公共秩序，就不算犯法，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做，谁也问不着。可是在中国人看，一件事情，虽然不算犯法，而在私人道德上或者成问题，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要受干涉的。这种不同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西洋把法律与道德分开了，分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中国人看，则道德与法律是相连的。中国的礼与法（礼俗与法律）很相连，在他认为不道德的就是犯法的，所谓出于礼即入于刑，这便与西洋的法律观不同了。 ”［3］658
那么，缺乏团体生活都有哪些表现呢？一是缺乏纪律习惯，人多的时候不能守秩序。这需要改变，因为“纪律习惯是多数人在一块行动时所必不可少的。许多人在—块，必须大家都能够守纪律，事情才能进行敏速顺利。……更明白点说，必须大家步伐整齐，行动—致；不然，我这样，你那样，互相妨碍牵掣，则一步难往前进行了。那么，要想大家都能守纪律，怎样才能办到呢？这就要靠每一个人练习着把自己收敛约束，要用自己的耳目心思去注意听从团体的命令。大家都这样，养成习惯，遇到集合开会，自然秩序好。但中国人对于这一点顶不会做”［3］629。二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着办事。“商量着办事，与独断独行不一样，与单是听着随着做事也不一样。真正有组织能力，会商量着办事的人，他是遇事便抱着一个商量的态度。对于团体的事情，自己肯用心思，肯出主意；但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的意见，参酌别人的意思。……他是要尽着大家来决定，要大家来共同磋商讨论，以期商量出一个都首肯的办法来。自己的主意如果得不到大家的同意，便自己让步，把他拿回来修改，修改了再提出，仍不通过，则再修改；就是说十句大家一句也不采用，那么，也得跟着大家的公共决定去做，不能说因为己意不得行，便不管不问了。……那么，这个样子的商量着办事，中国人就从来不会了。对于中国人，你让他自己出来当家作主，也许能行；或者让他随着别人去做，也能，最难最难的就是让他们大家商量着办事。”［3］631-632因为不会商量着办事，所以常常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一两个人来垄断操纵，大家只是听着随着；遇着事都不肯迁就让步，都不肯牺牲自己的主张，于是各行其是，互相冲突，结果常常让团体分化破裂；彼此之间说不到一块去，团体的事情往往因此停摆。［3］633
三、中西精神的差别、融通及中国文化的价值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这恰恰体现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各自的特征之中，而西方文化自身的转化蕴含了中西文化有走向融合的可能，乡村建设事实上就是两种精神的协调。梁漱溟说：“所谓中西不同，只是各有所偏，并非绝对不同。那么，既非绝对不同，便有沟通调和的可能。此沟通调和，盖自西洋风气最近之转变而事实上已有可见者。”［3］660“这个事情很巧，好像天造地设的一样；历史迫着我们往西变，同时也迫着西洋往东变，我往西变，他往东变，两方就沟通了，调和了。沟通调和之后是个什么样子呢？那就是现在我们的乡村组织；我们的乡村组织，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 ”［3］665
中国人之所以无组织能力、没有团体生活，首先，是因为他的生活并不靠团体。只要他家能天天烧火做饭，团体的事情怎样，他并不上心。从前的中国人都是各自关门过日子，遇有小事，大家亲亲热热通通融融地立个规约而已。“生活既然不靠团体，所以团体的事情，有没有决定，能不能进行，于他就无关重要了，他也就不肯耐烦地去商量了。两三千年来他都是这样散散漫漫地活着，现在你想马上让他耐烦地去商量，他一时那能改过这个脾气来呢？普通说中国人最和平，但从另一面看，中国人的脾气亦最大。当大家商量事情的时候，如果自己的意见不得通过，就老不舒服，老不肯忍这口气；对别人的意见也不去参酌了，公共的决定也不遵从了，这实在是一个顶大的毛病。这都是不会商量着办事，没有组织能力的明证。”［3］634-635其次，中国人没有团体生活和中国没有宗教团体有关。“在中国的回教徒虽然尚能团结，好像有点团体组织了；但回教徒为数甚少，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则多半是不信宗教的。”［3］635因为中国人长期尊奉孔子及其学说，倾向于在自己的内心确立价值源头，寻求是非标准，这与设置一个外在权威以约束大家的西方宗教不是一个路数，故而宗教不能成功，不易养成团体生活。再次，从经济生活来看，中国是小农制和手工业，大家都可以安安稳稳地各自过各自的日子，生活用不着靠团体。“例如种地的各自种自己的地，做生意的各自做自己的生意，念书的各自念自己的书。就是念书念够了之后，去赶考的时候，仍是各人考各人的，谁也用不着……组织大团体。”［3］636另外，政治生活上缺乏国际竞争而趋于消极无为，没有剧烈的国际竞争，就不易有坚固严密的团体组织。更有甚者，过去皇家不许人民结成团体，这也是让中国不能有团体组织的一个原因。
1.总体规划目标。依托当阳市地理环境和较为丰富的渔业资源优势，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遵循“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本着“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发展思路，确定养殖水域滩涂的规划目标，明确当阳市境内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域范围，依法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产环境，保障养殖渔民正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养殖水域，为合理开发利用养殖水域滩涂资源、提高水域滩涂的利用率、完善和推进水域养殖管理制度、促进当阳市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西洋人能守秩序，有纪律习惯，因为他们过团体生活的时间比较长，自然而然训练出来的。团体生活的核心就是商量着办事，“每一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情，都很肯用心思，出主意，同时又能尊重别人的意思。他既不是漠不关心，也不太固执己见，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别人的赞同，他便牵就让步，或者牺牲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公共的决定”［3］633-634。 他们所以擅长商量办事，也是一两千年习惯所成，因为“西洋人的生活完全是靠团体的，他离开团体便不能生活；所以使他不得不维持团体，不得不耐烦地去商量。在商量的时候，也能牵就让步，也能牺牲自己的意思，他无论如何不肯使团体的事情停摆。这好像一家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须要天天做饭吃，谁也不愿意让饭停了，因为这就是大家生命之所寄托呀！既然大家生命寄托在此，总希望能有一个决定进行——不拘怎样一个决定，都好过没有决定。因为有决定，才有方向；有方向，才能进行，才不致让团体的事情停摆”［3］634。除此之外，西洋人会过团体生活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与信奉宗教有关。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团体组织，对个人有管束力，同时个人也自愿接受团体的管束，这样就训练成西洋人的团体生活了。
按照DGJ 32/J 18―2006《建筑物沉降观测方法》和JGJ 8―2007《建筑变形测量规范》的要求，沉降监测点应布设在能够全面反映建筑物特性的地方［10-11］。具体要求如下：
在多属性决策问题中，智立方集包含了更多的决策信息，能更好地解决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一致性和不完全性的问题，本文根据决策问题中评价结果以智立方集的形式给出的多属性决策问题，介绍了改进的ELECTRE方法在多属性决策中的应用，利用ELECTRE方法的级别高于关系，来确定方案之间的优劣排序。本文给出的方法简单可行，且ELECTRE方法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推广ELECTRE方法。
人生向上就是要有羞耻心，“惧自己所作所为有失于理”［3］660，就是要处处遵理而行。 《论语·学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梁漱溟解释说：“所谓饱，所谓安就是人生幸福；所谓有道，所谓正就是人生之理。 ”［3］660在梁漱溟看来，理性是人本来自有的，但需要借道的指点而醒悟和开发。人生向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尚贤尊师，这与西方“公事多数表决，私事不得干涉”风气是不同的，它所体现的也是中国的“老道理”。［3］660
四、几点分析
综上所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理路来源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先是肯定西方文化的长处，其次是揭露中国文化的短处，再次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西方文化转变的剖析中肯定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生命力。这体现了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基本逻辑结构以及不同时期的一致性。立足现代视域，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是包含矛盾的，但主流是中西文化融合论。梁漱溟在谈世界文化的发展时，认为每种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无法融合的，只能相互代替，轮流“坐庄”，以前西方文化“坐过庄”了，现在该轮到中国文化“坐庄”了，将来是印度文化“坐庄”。他在谈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时，认为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应该把西方文化的“动”融入中国文化的“真情”之中。要排斥印度文化，改造西方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拿出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他更多强调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这种中西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于此。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全盘西化论显然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实践上水土不服；民族文化本位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开放心怀，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大局，只有中西文化融合论才是最佳的选择。就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主流而言，是倡导融合的，这在今天看来有明显的不足。我们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提倡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应该倡导中、西、马的融合，这可以称作一种“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即持此论，方克立有所发展。实事求是地讲，“综合创新论”不是很新鲜的提法，自从中国有了不同的学派和学说之后，就存在着综合创新的问题，只不过评价不一而已，早期的杂家即是如此。《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是典型的杂家著作，冯友兰称其为“拼盘”，不能算作正菜；张岱年认为其“杂而不杂”，有鲜明的主题。如果我们跳出“杂家”的羁绊，也许可以开出另一片天地。“杂以成家”，就思想的创造而言是必要的基础，任何一个有原创性的思想家都离不开对先在和他在思想资源的“杂”，即有机整合。所以，综合创新是无可反驳的一种创新路径，但其程度有待考量。真正的创新应该在入于百家的基础上能够出于百家，在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思考中提出原创性的解决方案，“虽不能至”，但必须 “心向往之”。所以，中西文化融合论是综合创新的雏形；中、西、马的融合是综合创新的成熟形态；面对当代问题，在综合创新基础上提出原创性的解决方案，是综合创新的理想形态。
其次，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素质根源的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梁漱溟指出，与以权利为本、法律解决的西方近代精神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即伦理本位。伦理本位说的是人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个人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乡村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中仍须坚持其中包含的“老道理”。梁漱溟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它包含着“中国的真精神，不但能够站得住，并且要……开出新局面，为世界人类所依归”。［3］614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的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经过了先秦的孕育期、两汉的定型期、魏晋至隋唐的多元发展期，到宋明阶段进入巅峰期。儒家发展出的道德理论和规范系统，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事实和逻辑中心，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精神。尽管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近现代经历了一个被逐步边缘化的过程，但其中所包含的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元素并未泯灭，如天人论、德本论、德治论、德育论、群己论、义利论、理欲论、品德论、修养论等，依然具有旺盛的现实生命力和未来生命力。新世纪以来，中华美德在中国内地的影响已经成为实然状态，“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处处展现了中华美德的风采，并且开始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印证了梁漱溟所说的中国的“老道理”的内在价值。然而，中国人虽然最讲伦理，但人文素质低浅。如上所述，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并不依靠团体，也没有宗教团体。更为重要的，中国是以小农制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社会结构，大家都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各自的日子，生活用不着靠团体，等等。梁漱溟对人文素质低浅根源的揭露表明他并没有局限于以道德论道德，而是看到了道德背后的经济社会结构因素，这一点与历史唯物论相通，是较为深刻的。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中国乃礼仪之邦，伦理道德相当发达，但中国人的素质并不那么高，梁启超、鲁迅、胡适、吴稚晖等思想家对国民劣根性都做过深刻的揭露，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这可能与伦理异化关系密切。伦理异化是将人们所需要的人伦秩序和道德规范转化为桎梏人性的枷锁，从而使人伦秩序和道德规范失去了原初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外在运作的结果，与儒家伦理的自身局限也有关系。儒家伦理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丰富的内容，不少元素都是不死的存在，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的确也有一些负面或消极因素。比如不平等，把人的差别凝固化；比如片面性，以绝对化的“三纲”和规范女性的“三从四德”等为典型代表，在理与欲、义与利、公与私等的关系上过于偏向一个方面；再比如虚伪性，虽然号召人们做君子，却造就了不少伪君子，即人格分裂的小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儒家主张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这种价值导向没有问题，但正像黄宗羲所揭露的那样，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公可能是最大的私，即皇族甚至是皇帝本人利益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陈子龙、戴震、鲁迅等所说的“杀人”“吃人”即是伦理异化的极端表现，对中国人的人格养成造成了消极影响。中国国民素质偏低不仅仅是过去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并需要坚持不懈地去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坚持发展先行的原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越来越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次坚持教育和惩罚并举的路径，培养国人良好的生活习俗，提高国民的公共道德水平；再次就是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不断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能够逐步克服像梁漱溟所说的缺乏纪律、一盘散沙等缺陷，从而使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真正无愧“礼仪之邦”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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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柴文华，主编.冯友兰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5-0032-0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
作者简介：柴文华（1956—），安徽涡阳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赵菲菲（1982—），女，黑龙江克山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哲学。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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