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阿伦特的理解，革命是政治行动的重要形式，是公民对抗现代性、追寻自由的重要尝试。革命的意义不是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而是在践履自由的同时构建长久保障公民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追寻自由为标准，阿伦特分析、比较和评价了18世纪的两场革命。法国大革命以社会问题凌驾于自由的革命，因而是现代式的伪革命。没有为贫困左右的美国革命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革命为了自由”的古典政治理念。但是，美国在建国后实行的代议制却将多数公民排除在政治之外，原本旨在开创自由的美国革命也难以摆脱吞噬行动自由的现代宿命。
关键词：革命；自由；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代议制
阿伦特对革命的肯定以及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集中在她的著作《论革命》中。她探讨革命的原因，不是为了概括人类革命的历史或类型，而是为了找到人类追寻自由、对抗现代性以来人的危机的可能方案。作为“最后的政治存在主义者”[1]，阿伦特将革命视为人类自由的伟大实验。因为它打破了人类境况中固有的自动化进程，检验着人类开端启新的能力，表达着创生的公共幸福。在她看来，我们不能以最终是否立国来衡量革命的意义，因为革命的意义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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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的意涵
“革命”(revolution)一词起源于天文术语即拉丁文的revoluti，指循环往复、有规律的天体运动。因此，革命的原义是对旧政权的复辟。阿伦特热情赞颂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典城邦政治的复归。她指出，革命的根本动力应当是对自由的渴望。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变革或政权更迭，而是人类追寻和体验政治自由的伟大行动。然而，“革命”一词的意思在18世纪由复辟转变为开始全新的历史。革命意义的转变集中表现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 尚且保留了革命的原意，意为恢复君主权力的合法性。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一词已经包含了开创新制度或者历史新阶段之意。词义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是持续推进的启蒙运动增强了人类对自己理性和实践能力的自信，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全然摆脱政治传统、开创全新的政治面貌，甚至政治可以被用来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
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的意义不是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也不在于建立分权制衡的有限政府，而是以政治行动构建能够长久保障人们行动自由的公共空间。在尚能容纳行动的体制内，公民主要的活动方式是温和的政治生活。在面对腐朽政权的时候，人们就要以革命这种政治行动的特殊表达方式来推翻现有政权，并建立一个旨在保障公民行动自由的政体。革命是一种政治剧变，但是并非所有的政治剧变都是革命。“只有在创新性激发出这种感召力，并且与自由之理念相联系之处，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革命。”[2]在此意义上，革命不同于解放。解放实现的是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而革命的目标不局限于对人们消极自由的保护，而是要建构给予政治行动充分空间的政治体。只有当人们仅仅为了自由而斗争的时候，革命才具有完全的政治意味。
在《论革命》中，阿伦特阐述了17世纪以来人们达成契约、建立政府和确立宪法的两种模式。一种是颇受阿伦特肯定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政治传统，更确切地说是古罗马的政治传统。城邦在平等公民相互承诺的基础上形成，它体现了公民平等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权威”一词源自罗马，源于动词“增添”(augere)。权威表示的不是支配，而是罗马建城的奠基行动以及后人对奠基行动的增添。在阿伦特看来，罗马具有完整的政治权威来源，即由传统、宗教与元老院组成的权威。罗马政治权威的根基在于罗马历史的开端，先祖奠基的行动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神圣开端。罗马人不断将当下的政治行动回溯到祖先奠基的伟业，并在回溯中继承罗马的传统和宗教。权威植根于过去，在罗马政治体制中的元老院代表向祖先回溯的权威。元老拥有权威，他们是建立政治伟业的后裔，因此他们与罗马最原初的奠基关联在一起，不过权威属于元老院，权力却属于人民。人民在政治行动中建构起权力，同时又将权力视为对祖先基业的增添。所有的罗马人因而都与罗马神圣的开端联系在一起，对于罗马人而言，他们无需从外部寻求城邦的政治权威。权威就在于罗马建城的奠基行动以及后人对奠基行动的增添。与此相应，罗马的法律表示的也只是人或派别之间的“关系”(rapports)，而不是超验存在强加的戒律。建构法律的基础在于人们之间的协商，而不是对外在于人的权威的服从。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制宪权威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一个人们在政治空间行动并达成同意的政治过程。另一种达成契约的模式是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背离了罗马以政治行动为权威奠基的传统。希伯来——基督教律法的权威来自于超验的存在，政治体和法律的权威被归之于理念、上帝等超验的存在。与此相应，律法和人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关系，律法意味着超验权威向人发出的命令。随着“上帝之死”的加速和世俗主义的兴起，超越性的权威来源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威来源成为困扰革命、政权乃至宪法制定的问题。
二、美、法革命之辨
以政治行动自由为标准，阿伦特将美国革命视为现代革命的成功范型。自由是公民就政治事务进行无功利言说的交往活动，它排除了私人事务和社会经济事务。公民参与政治的根本目的不是监督公权力或者维护私人利益，而是争取公共自由。政治行动这种体现人的卓越和不朽的幸福是在其他活动中感受不到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言，公民只有在参与公共事务并分享公共权力时，才能得到公共幸福。对于美国公民而言，对自由的渴求是参与革命的唯一动力。如果一个人仅仅满足于私人幸福的享有，那就不能算是幸福的。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在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使革命偏离了追求自由的轨道。法国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对贫困者产生了怜悯，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贫穷问题被他们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旨在争取自由的政治行动转变为解决贫困问题的解放运动。阿伦特认为，政治是自由的领域，社会领域是必然的领域。以政治解决社会问题，不仅无益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还会腐蚀政治。技术手段可以解决贫穷问题，政治对贫穷应当保持中立。法国雅各宾派进行的所谓共和政治革命，在对贫困阶级的同情中将政治扭曲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暴力工具。法国“到处存在极端贫困的原因与用激烈方式来根除贫困的手段的备忘录的样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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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由对自由的渴望激发而建立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政治制度是阿伦特衡量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她认为，多数革命是失败的，因为这些革命最终被短视的物质需求、狭隘的政党利益和虚假的意识形态扭曲。即使曾经被阿伦特视为成功范例的美国革命，最终也被她视为有缺陷的革命。
阿伦特对革命问题的思考，既蕴涵了她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也包含了她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设想。在她看来，革命是人们追寻自由的政治行动。以此为标准，她在《论革命》中回溯、分析和比较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者是为着自由的真革命，而后者是被必然性扭曲的伪革命。
在阿伦特看来，美国人民在革命前具备的行动经验和能力为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英国早期殖民者为了逃避欧洲封建统治和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成为美国早期的定居者，这些定居者带来了在英国已经有150年历史的立约传统。他们在市政厅议事和立法等自治制度中，养成了高贵的公民精神。除了英国立约传统的影响之外，殖民地居民行动经验的积累还得益于美国无封建统治的历史。美国在历史上不存在封建与宗教压迫的等级制度，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存在的。而大革命前的法国，充斥着封建等级制度，专制统治没有给予行动和立约以合法性和可能性。“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不会让美国人产生任何好感。它的皇权和教会是非正义的不平等与偏见的真实写照，这正是美国政体要在人世间予以消除的东西。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能够比较轻松地完成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有平等的条件作为起点。美国人不必诛杀国王、驱逐残余贵族，从而引起骚乱，也不必解散甚至禁止教会。法国人却必须做这些事情，加之存在着不接受法治的巴黎暴民，使得法国人无法取得秩序井然的民主政府所需要的理性共识。”[3]
三、政治参与的幻象：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
美国革命能够从革命行动中获得政治体和宪法权威，避免了其他革命在制宪权威来源问题上的尴尬处境。得益于殖民地居民长期参与政治事务的经验和美国无封建的历史，参与革命的人们不仅拟定了州宪法，还拟定了联邦宪法。那些在自治体中获得拟定宪法权力的人，是在革命中从事公共事务、经正式选举产生出的委托人，他们的制宪权从未被质疑。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立宪活动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行动共同体和平等契约的确认。是经验而不是任何理论使立宪者摆脱了历来针对制宪会议没有立宪权的指责，是革命行动本身将美国革命从制宪权威危机中拯救出来。与美国革命相反，法国无法从行动本身汲取政治体和制宪权威来源。法国在革命前没有类似美国的自治组织，也缺乏以自由立国为目标的政治行动，因此革命无法为政治体和宪法提供权威来源。“法国大革命致命的大不幸在于，没有一个制宪会议拥有足够权威来制定国内法。针对制宪会议的指责历来都是一样的：按定义它们缺乏制宪之权力，它们本身不是宪定的。”[4]阿伦特指出，美国公民共同的政治行动可以为制宪权威奠基，但是法国由于缺乏公民行动的权力基础，不得不以人民的普遍意志这种抽象的、外在的权威代替已经被世俗破坏的上帝权威。
阿伦特指出，美国革命后建立起的主权原则，无法保障公民实质性的政治自由。在共和国缔造之前的革命阶段，政治权力栖身于街头，追寻自由的公民可以在任何地方就有关政治的议题展开行动，但是宪政确立的主权原则事实上把多数公民排除在政治之外。阿伦特指出，主权者的存在意味着政治权力被集中于单一的主体手中，公民复数的声音在主权者面前被压缩殆尽。“民族国家与主权原则对于公民权所做的二元区分(宪法之上的人民与宪法之内的人民)以及制宪权面对历史断裂而需通过形塑民族集体意志的理论进程，对于真正的、公民自发行使其权力的共和主义公民观，不但无益而且有害。”[6]在阿伦特看来，美国革命只是部分地获得成功，因为它没有建立起保障公民公共幸福的制度，没有将人们在革命中充分践履的政治自由制度化。包括美国革命在内的所有革命都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元素，一个是践履开端与变革的追求，另一个是建立稳定持久共和国的要求。现实的政治实践很难兼顾两者的平衡。在缔造共和国之前的阶段，革命者作为开端启新者以自发自愿的行动体验了激动人心的政治自由。但是在立国之后，为了避免不可预见和不可逆的政治行动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立国者不得不以各种制度限制公民的政治行动。
中钢国际(000928)全资子公司中钢设备与俄罗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简称MMK公司)签署了新建年产250万吨焦化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46.87亿元，为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的59.64%，建设工期为50个月。MMK公司始建于1929年，注册资本111.74亿卢布，是俄罗斯最大钢铁联合企业之一，拥有从采矿到金属加工的完整生产链。中钢国际称，该项目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但未来3-5年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实践表明，尽管代议制赋予了公民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它实际上极大地限制了公民的政治自由。代议制对普通民众的排斥以及政治议题本身的复杂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选举和投票替代日常参与成为公民政治活动的主要途径，选民成为现代公民角色的主要表达方式。政治为利益集团控制的情形日益严重，国家对公共善的审议越来越转变为利益集团间的讨价还价。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的美国政治制度同样没有为自由的行动留下足够的空间。“联邦党人基于‘以共和制补救共和病’的政治洞见提出的‘代议制共和国’方案则正是为了适应民族国家时代的大国民主之道，但这种现代共和主义已经与立宪自由主义合为一体，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政治理想的自主性和自足性。”[7]
阿伦特偏爱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议民主。在她看来，代议制没有使公民成为政治事务的实际参与者和政治自由的享有者，而是加速了公民与政治的分离。代议制不能如其所述的那样代表广大公民的意见，能被代表的只能是利益而不是意见，意见只有在人们共同的行动中才能展现，缺乏行动的公民的意见不可能在静默中产生并被政客知晓。在代议制限制公民参与政治的意义上，它带给公民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因此，阿伦特将采用代议制的政府形式称为“寡头政治”。
阿伦特强调，直接的政治参与是公民获得公共幸福的必要前提。选民不是公民的全部意义，公共幸福也不能靠定期的投票获得。在阿伦特看来，面对面的、经常性的政治交往对于公民公共精神的培养至关重要。缺乏经常性政治活动的现代人将幸福片面地理解为物质享受，全然忘记了公共幸福的快乐。缺乏面对面政治交往的现代人，不仅丧失了展示自我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在为一己私利的投票中败坏自己的德性。阿伦特强烈地意识到，人类需要建立有别于代议制的直接参与制度来保证政治行动的持久生成。
据浮游动物定量结果，采用香浓-威纳（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H对水体进行评价分析[4]，计算方法及评价标准依据周永兴及赵菲等的文章[1,5]。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M]．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6．
[2][4](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3，149．
[3](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15．
[5](以)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M]．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87．
[6]许纪霖．公共性与公民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9．
[7](美)阿兰·博耶等．公民共和主义[M]．应奇，刘训练，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4．
OnArendt'sTheoryofRevolutionunderthePerspectiveofAnti-modernityBasedontheRelationbetweenRevolutionandFreedom
PANG Nan1, YE Ying2
(1.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02, China; 2. Rexearch Center of Valu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aidian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Arendt's understanding,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political action and an important attempt of citizens to fight against modernity and pursue freedom. The significance of revolution is not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poverty, but to construct a public space to guarantee civil freedom for a long time while practicing freedom. Based on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rendt analyzes, compares and evaluates two revolutions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French revolution, with social problems dominating the revolution of liberty, was a modern pseudo-revolu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hich is not influenced by poverty, inherits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idea of 'revolution for freedom'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But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 that follows America's founding excludes most citizens from politic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hich is meant to create freedom, cannot escape the modern fate that devours freedom of action.
Keywords：revolution; freedom; American Revolution; French Revolution; representative system
收稿日期：2019-01-09
作者简介：庞楠(1984—)，女，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叶颖(1977—)，男，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古典主义政治哲学研究(17ZXB005)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9)03-0053-03
(责任编辑董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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