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彭述之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在主编《向导》周报，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过程中积累形成其宣传思想。其宣传思想对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对中共宣传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彭述之；宣传思想；影响
彭述之曾担任中央宣传部主任（部长），虽因“托派”问题而备受争议，但他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担任《向导》主编，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形成了自己的宣传思想。彭述之宣传工作的实践斗争和理论探索，不仅推了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推动了中共理论宣传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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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宣传十月革命，鼓舞中国人民。他在《向导》周报一共发表了三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在《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 论述了十月革命对于俄国的意义，称“十月革命不但解放了八百万俄罗斯无产阶级，俄罗斯一万一千万农民和六千万弱小被压迫民族，也从这个革命里得到新的生命”。彭述之认为这就是十月革命之总成绩，就是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十月革命是全世界的“十月革命”之开端。他呼吁中国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被压迫的民族起来！[1]实质上是呼吁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在《十月革命第七周年之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一文，彭述之将十月革命喻为“将帝国主义之整个的铁网撕毁了一大块”。经济上，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工业生产迅速恢复，乡村经济得以恢复。工农业间“剪刀差”问题得到解决。政治上，从前比较混乱的民族问题在苏共十二大后已完全解决。外交上，俄国逐渐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苏俄世界地位进一步巩固。此外，共产党员数量增加，质量上不断提高。同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则进入“末运”。在殖民地问题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纷纷觉悟，现在已经陆续不断地起来反抗了。最后，彭述之探讨了世界革命的前途问题，断言“苏俄之巩固与发展蒸蒸日上。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复兴可能；资产阶级政治已到穷途末路。”[2]彭述之大力歌颂十月革命，以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困境反衬十月革命的辉煌，号召中国人民努力学习十月革命，以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宣传列宁主义，提出中国革命原则。彭述之主编《向导》期间，非常注重收录与列宁主义相关的文章。比如陈独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列宁主义与国民革命》、郑超麟《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等，明显看出其宣传列宁主义的积极态度。彭述之还亲自撰文宣传列宁主义。如《向导》第184期，彭述之发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中国的所谓“国情”》。指出“列宁主义不仅是解放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而且是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唯一武器。被帝国主义重重压迫的中国民族只有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才可以解放出来。”关于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彭述之认为“是非常正确，是很科学的”。[3]
彭述之分析当时中国国情指出：第一，帝国主义极其野蛮地压迫半殖民地的中国；第二，封建军阀最无人道地压迫中国人民；第三，资本家极其残忍地压迫中国工人。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矛盾冲突的焦点”，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便是“国民革命运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必然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在驳斥了所谓中国特殊国情不适合列宁主义的观点后提出：“中国的革命特别用得着列宁主义全部的理论和策略——从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认为只有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彭述之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绝不限于民族的德谟克拉西，必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民族斗争，争取民族解放。[3]
二、扩大中共政治宣传的影响
注重对工人的宣传。彭述之在总结“二七”失败的根本教训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与工人群众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组织还没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如果京汉各路的工人群众当时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真正的指导权，在京汉路作指导工作的人受到党的支配，那二七斗争的失败，绝不至于如此。”[5]换句话说，彭述之认为那时党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没有深入广大工人群众，党还没有完全掌控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所以要加强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工人注重生产劳动，但轻视文化学习和思想政治学习，导致工人文化素质较低，思想政治觉悟有待提高，这些分析都是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这种分析也进一步彰显了党的宣传工作的紧迫性，特别是对广大工人群众宣传的重要性。
注重知识分子的宣传。彭述之运用共产国际的经验，“广泛利用学生党员为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认为这是发挥知识分子宣传作用的一条好路子。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本身就是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革命宣传，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的影响。如发掘乡村教师组织联合会，使乡村学校成为中共思想传播阵地和信息中心。在彭述之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宣传手段不断地改进，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有读者称《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替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革命道路”的唯一报纸。
工人运动如火如荼，1925年二七罢工两周年纪念日，彭述之策划《向导》二七专刊，刊发彭述之《二七斗争的意义与教训》等三篇文章评论、分析和声援这次事件。彭述之指出，1923年的二七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跨入历史舞台；京汉铁路工人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卓越的革命气质，必将成为世界革命洪流的一条支流。二七罢工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加强工会支部对下层群众的训练和组织；党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真正联系较少。彭述之对这一事件性质分析是清晰的，对革命失败原因分析客观准确。中央在这些战略问题上取得一致，直接影响到上海小沙渡的纱厂的联合罢工，成为青岛日本纱厂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导火索。1926年6月就有107次罢工，有七万人参加，在各生产部门，如纺织、铜业工人、船坞、港口、公用事业等均受到影响……新的罢工潮触及四十个企业，即四万人。[7]
注重对农民的宣传。彭述之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要想国民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的力量。在阶级利益上农民与工人阶级最为接近，所以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与农民建立联盟，因此要大力宣传农民运动。彭述之在《军阀统治下的灾荒和米荒》指出水灾、旱灾和米荒是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从东三省至河南、陕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以致四川，发生灾害，大量饥民饿死，导致平民抢米风潮，上海工人因米贴罢工，军阀借此封闭总工会，军阀不仅不参与救济，反而增加苛税。彭述之在文章中鼓励农民起来反抗。在湖南，城乡居民积极支持北伐，他们为革命军做向导，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截断铁路，阻止吴佩孚部队前进，有的为北伐军运输粮食、侦探敌情等。[6]对此，《向导》也予以大力宣传。1926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共要取得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才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顺利进行。”《向导》则广泛宣传中央这一精神。
彭述之强调宣传工作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北京政变后，为了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向导》刊发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彭述之随后撰写《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之解释》一文，对中共政策主张进行解读，一是英日帝国主义有分裂中国的倾向，美帝国主义有实施道威斯计划的阴谋；二是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中国共产党赞成国民党召集国民会议，成立预备会议筹备国民会议执行一切临时政权；三是中国共产党代表被压迫民族向国民会议提出几个要求。他解释“中国共产党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实行彻底的国民革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建设革命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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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国民革命蓬勃发展
彭述之认为宣传工作是革命的第一步骤，通过宣传使革命群众充分了解自身的痛苦、痛苦的来源以及解除痛苦的方法。其实质就是要使群众充分认识真正的敌人，了解革命的方法。[4]
唤醒革命群众，彭述之在《江浙战争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我们要趁此机会唤醒国民，外国帝国主义是怎样地贿买军阀，军阀怎样勾结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组织国民群众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努力训练使之成为真正的国民军，准备将来之大举，此外无他。”[8]他在《北京政变与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一文希望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进行国民革命。1926年1月14日彭述之在《向导》写道：“此次反奉唯一武力，本以国民军为中坚，而国民军的首领冯玉祥始终采取犹豫态度。而在行动上，冯玉祥始终只顾他个人的军事计划，始终按兵不动，以至失去很多机会。”[9]彭述之接下来又在《向导》上撰文：一方面主张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军，但另一方面提醒要警惕国民军的某些军阀将领，并特别提到冯玉祥、岳维峻是“大野心家”。这一预言在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下令对北京政府前的广大爱国群众的血腥枪杀惨案中得到了证实。彭述之在《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再次显露出对冯玉祥及其军队的极度疑虑。
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针对孙传芳个人野心膨胀，局势变幻，彭述之撰写《政局变化中孙传芳的态度》，提醒全国民众密切关注孙传芳的态度，严密监视孙传芳的一举一动，做好军事应对准备。在《且问孙传芳的保境安民》一文中揭露孙传芳暗中调兵谴将的阴谋，事实上孙传芳枪杀刘华、砍杀周水平、镇压上海总工会等暴行才是孙传芳的军阀本质，号召江浙人民起来反抗孙传芳。在《奉联军攻下南口与北伐军攻下岳阳》《读了孙传芳致蒋介石书以后》《且问孙传芳的保境安民》等系列文章中揭露孙传芳希望借助军阀武力企图攻打国民革命军，排斥苏俄、铲除共产党以坐收渔翁之利的企图，希望国民革命军特别加以注意。
指明革命前途步骤力量，彭述之发表了《我们的北伐观》。指出革命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才有胜利的可能。一是宣传，使群众认识自己真正的敌人和革命的方法；第二是组织，必须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为战斗力量，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三是武装暴动，以群众的武装解除压迫阶级的武装，夺取政权。随着北伐的进一步胜利，彭述之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一文中，分析当时中国政局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北伐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还得靠取得民众的拥护、内部的团结和正确的政治主张，并对具体的军事策略上要取保守态度，在政治上则应采取积极的建设态度，为夺取北伐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他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停留南方革命势力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层面，就不能够完全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应该是各阶级的革命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求解放。
总之，彭述之作为当时党内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共的言论出版自由主张，对推动国民革命发展和提升中共自身的宣传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N].向导,1924,(90).
[2]彭述之.十月革命第七周年之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N].向导,1924,(90).
[3]彭述之.列宁主义是否于不适合中国的所谓“国情”[N].向导,1927,(184).
[4]彭述之.彭述之选集:第1卷[M].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210.
[5]彭述之.目前政局与工人阶级[N].向导,1924，(94).
[6]葛特.北伐声中之湖南[N].向导,1926,(162).
[7]施英.四论上海的罢工潮[N].向导,1926,(164).
[8]彭述之.江浙战争与国民党[N].向导,1924,(84).
[9]彭述之.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束与民众目前之责任[N].向导,1926,(142).
【DOI】10.3969/j.issn.1009-2293.2019.05.020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93（2019）05-0072-03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彭述之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2YBB241）
作者简介：周鹏飞，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许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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