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工程是人最切近的生存样式，人们开发河流的水资源，兴修河流工程的同时，会产生噪声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广泛影响着工程与水体、人、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资本原始积累主导下的大量生产、大量废弃背离了人们真实的需要，违反了物质良性循环规律,导致社会经济和人、自然物循环之间的尖锐对立，主体与工程物的和谐被改变，物质交换被异化，人与河流工程亟须“和解”。从工程的“附魅”到“祛魅”再到“返魅”，是一个从建构到解构再到重构的否定性发展过程，人与河流工程的关系从异化到和解,也是人与河流工程矛盾的最终解决。在马克思的废物循环概念限度内,人类怎样进行河流工程实践才算达成工程生态文明？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废物再循环思想、循环经济发展理念，以及正确处理人与工程关系的理论，积极寻求工程之“返魅”，是构建“好的”工程的理论基础，对于解决工程实践中的问题，实现人与工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具有时代关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废物再循环；生命；再生产；河流工程；自然的“复活”
工程的历史和逻辑发展如同科学一样经历了一个从附魅、祛魅到返魅的过程，分别对应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借助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的不断建构、解构乃至重构。河流工程是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兴利除害目的以实现亲水需求而修建的工程。开发者在工程设计、施工组织、资源利用以及和政府、社会公众的利益博弈过程中，都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然生态环境带来负面效应，工程设计、施工、建成后的使用会产生大量排放物、废弃物，在工程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人与河流工程仍然不断处于人与物的物质变换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与物质循环系统的内在矛盾，对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生态经济含义，充分利用生产的废料和排泄物以节约生产成本、实施清洁生产等问题，构成了马克思的废物再循环思想的主要内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学说所应追求的最高的、终极的价值目标。人与工程为何要走向和解以及如何走向和解？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解放为旨归，从资本逻辑的视角去认识人与工程的矛盾，彻底瓦解资本的逻辑将主体的道德属性从物性中提升出来，并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和废料减量化等措施，才能最终实现人与工程的和解以及人本身的和解。从马克思的废物再循环视角探讨人与河流工程的“和解”的实现，正确认识、看待并处理河流工程与自然、生态、人的关系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折射，最终目标是实现河流工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④请同学们具体尝试一下.(将△BPC绕着点C顺时针旋转60°到△AQC位置，连接PQ，由等边△PCQ有∠QPC=60°，由AP2+PQ2=AQ2有∠APQ=90°，所以∠APC=150°)
一、“附魅”的河流工程：“实践的人化自然”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切入点考察人与自然关系，通过生产实践将人的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统一起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命系统循环，必然改造自然物，与外界交换质和能(包括信息)，让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实践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的“对象性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着实质性的物质交换，在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中实现并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自然界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相互生成。实践使自在世界分化出包括人化自然在内的人类世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人们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使“自在之物”不断转化为“为我之物”。前现代时期，人只能片面模仿自然而无法表现自我或进行自我规定。“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这种原始类本性活动只能限制在意识的范围内，获得关于事物的映像而非“事物本身”，无法超出经验范围以外而达到“物自体”。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8页。，由原始的依赖关系上升到人与自然的“物化关系”。人的自由有意识的活动是整个自然界中物质变换过程的一个特殊环节，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过程，构成整个自然循环中的有机部分。无机自然界不仅提供了人的直接的生命原初物质和生活资料，而且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的生产资料、对象和工具，即制造劳动工具的对象(材料)和天然的“武器库”，诸多自然物质“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工程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具体化表达，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工程是专属于人的“类生活”，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展示”。作为一项特定的目的性实践，工程通过组织设计、构建人工自然物将人们周围的自然界、物转为人们所需。造物的工程实践构成了人的最为切近的存在方式，人借助工程行动创造了一种属我的现实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并成就人自身。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通过工程实践改造了的“人工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人的工程劳动和自然物质相交换，从而创造出人类所需的各种工程产品。人类依附于自然界的前现代时期，“附魅”的工程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也是人类社会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关系的始基。作为“对象性”的自然界本质力量的工程实践，高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且善于把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相结合，是自然界自在自为的活动，能够按照其自身所固有的人的方式向人显现，人和工程是原始的统一、低层次的和谐。正是在同工程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形成和发展了主体建构工程的技能、技巧和全部的智慧。内在尺度规定了造物的效用和功能，工程主体一方面按照自身的“内在尺度”，即人的尺度——人的需要和目的从事工程实践，另一方面根据“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即物的本性来利用自然。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种的尺度”显示的是以人类本性的需要和自然规律为依据，是人对自然包括自身自然的超越。现实的工程世界作为对象性存在确证着人之本能，根据人的类本质特性，按照主体内在尺度和客体外在尺度改造工程对象。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更明确的表达，它本身是一种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种使自然界人化的本质力量。主体在属人的工程中直观自身，不断确证着自己的类本质。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来考察人，用物质变换说明了人化劳动的本质，揭示了人与自然、工程实践的真实关系。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这意味着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治理模式。它所蕴含的妥协理性不但使“效率”这一科学技术价值得以彰显，同时，也在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中有效排除了人们“感到受压、非人化和被疏远”[1]的心理。可见，妥协理性在社会和谐的实现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河流工程是人们在不断认识自然及河流的过程中根据河流自然规律所创造的弥补人类对河流造成破坏的有效手段，它不仅为河流生态环境的修复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也使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作为自然的延伸的河流工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最原始的方式，是协调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中介。河流工程改变了原初自然的存在状态，“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页。。人的主观意图、计划、方案得到现实体现，人与河流工程通过一定的感性活动所发生的“力”的互换和“力”的作用形成自然循环与社会联系。同时，以技术为核心的创造性的河流工程实践，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主要调节人与河流关系的工程技术活动，还是一种集成着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旨在调整河流工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工程技术实践。在人与河流工程的关系中，人积极主动地为了自身的需要改造、占有、改变工程自然物，不仅从自然界中获取工程物料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借助劳动工具改变河流工程的原初形态，使其按照主体预期的目的来获得工程的使用价值。作为对象性存在，河流工程的设计、建造充分表达了人的目的和自由自觉的意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本质，因而获得了人的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社会历史性，马克思称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由此可见，人作为人之固有的类特性，在具体的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借助河流工程进行物质变换，不断改变工程原初物质形态，并借助这种实践形式进行和实现着自然系统的生命循环，不断获得属人的本质。同时，这种关系又是以工程为中介，以改变、开发和治理自然河流的形式进行和实现的。
生态河流工程需要人们从价值维度进行工程范式的生态学转向，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即对人与工程、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从而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及生产方式，积极寻求工程之“返魅”，寻求一种恒定的实践理性与道德规范，这种秩序有利人类在生态理性基础上实现人与河流工程生态和谐，展现人的工程实践活动和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可能性风险，“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才能实现。
二、“祛魅”的河流工程：“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工程主体通过人特有的方式实现人与工程的物质变换，改造、支配、占有人工物，在“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2页。。人与工程的物质变换是具体的有用劳动的范畴，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工程为中介，采取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形成来进行，不断将废弃物和排泄物返回土地，这是人类和自然间的最为原始的关系。而对于无用形式的特殊物质，它并非自然物质系统所固有，而是随着人类物质、信息交换过程中产生，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工程产品被生产出来后，并不是物质变换过程的结束，在建造河流工程过程中和工程建成后的投入使用，拓展了人对自然及河流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二次破坏。河流工程的建构需要修建堤坝、溢洪道、水闸、进水口、渠道、渡漕、鱼道、岸边景观等不同类型的水工建筑，在河流工程建设施工期间所产生的污水、废水及废弃物等可能造成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损毁植物、水土流失等，对环境有一定破坏力。在大型河流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消耗巨量的原材料，在使用原材料时必然会产生多余的废弃物，所产生的废弃物包括工程弃渣、工程废弃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物资设备包装物等，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使河道两边的环境被破坏，这种生产与生活废弃物是社会经济系统生产与消费循环过程中不能充分利用资源而产生的，最终会打破原有的生态系统平衡。随着河流工程生产规模的扩大，工程建造过程中爆破产生的灰尘以及施工时的水泥、石灰等是空气粉尘污染的重要因素。由于工程施工的振动，岩层结构会受到一定的破坏，其整体性随之受到影响，土壤原有的特性与生命力也相对改变。受到水流冲刷后，水分和土壤同时流失。河流工程一般建在山势陡峻、地势较低及河道较宽的河流之上，施工现场地理状况通常也相对比较复杂，从而使得河流工程的生活污水量大，延长了排水沟的周期。在施工过程中，工程废弃物污水以及固体废弃物随意排放或堆积在河流上，或不经过任何处置就直接填埋和堆放，加大了地表植被的破坏力度，既浪费资源，又使得很多的废弃物被水流冲刷到河床中，从而造成严重的水流污染。人们对河流工程产品的消费而产生的大量工程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超过了自然的同化和吸收能力，造成了对自然及河流的破坏，工程被“祛魅”。
“祛魅”的工程是机械论视野下的遮蔽和断裂，使得主体的工程实践具有“反自然”性质，向自然界索取大量的自然资源，工程废弃物量越来越大，种类和性质日益复杂。直接“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1-552页。河流工程在很大程度是线性生产模式，即从自然系统中获得工程物料，加工制成工程产品，经过“消费”之后转化成工程垃圾，最终排放到环境中去，这种方式对河流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河流生态的污染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不仅更多地消耗了自然资源，排泄物的大量排放，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裂缝不断加大加深，“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6-917页。。在“祛魅”的工程范式下，不仅自然河流丧失其存在的内在根据和存在论意义，而且人本身也丧失了作为人之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存在论根基。河流及自然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物的效用转变为人的效用。
人所创造的人化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工程的某些原初状态，这种“改变”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生态和谐并带来严重后果，“祛魅”的现代工程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的工程产品的同时，自然秩序的不合理造成人与自然及河流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污染源就是废弃物——包括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是有限度的，如果废料不能再利用，废弃物的量必然会增加。“物的多重属性特征决定着物能够被循环使用，经过一次性消费变为废物后应继续作为有用资源被再次利用。”(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13)[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共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对可持续发展的危害，且将这种关系推进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制度及社会根源。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性疏离和隔绝，可持续性基础条件已被破坏。资本的无限性生产逻辑，必然会无限度的加速生产和废弃的经济循环，造成生态危机频发。“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1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1页。在资本逻辑关系下的人与自然矛盾的是经济活动需求无限增长，生态负荷过重而供给能力相对减少，以及社会生产和生活排放的废弃物迅速增长与自然净化能力难以正常维持之间骤增的矛盾。“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资本的效用原则支配下的工业从集中生产并任意排放污染物的生产方式，到集中消费并丢弃“废物”垃圾。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的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几乎或完全不考虑环境承载力，从而造成双重断裂，即人与自然之间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交流的循环断裂；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的循环断裂。工程“祛魅”显现，作为“人化自然“的河流工程成了奴役人类的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
人与自然河流的物质变换从河流及河流工程中吸收有用物料以满足人们的生存，然后将废物排到体外。从资源开发与利用角度而言，河流工程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不断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取劳动材料，通过再生产加工成满足人们所需要的工程，另一方面不断把相伴随而产生的各种工程与生产废弃物返回自然界，利用其净化功能融入自然再生产。以河流工程作为中介而实现的人与工程的物质变换，既向自然提取所需之物又向自然反馈自身能量，同时它还包含着自然向人的生成以及人向自然的生成。这种物质变换不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在此变换过程中，人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河流物质资源并加工成所需要的工程产品，通过生产、消费和废弃来进行，即将河流工程生产和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生态系统中具体河流工程物质在环境作用下，依次经过设计者、生产者、消费者等序列过程进行的周而复始运动发展，从而在人与河流之间构成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附魅”的河流工程自然物在历史的不断发展进程中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换，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是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体现着古代文化以及智慧的河流工程依附于自然界，贯彻了“道法自然”“人水和谐”的治水理念，将工程“附魅”，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原始水利形式。
三、“返魅”的河流工程：自然的“复活”与人的解放
关于废物再利用，马克思将排泄物的规模、机器的改良和科学的进步视为废物再利用的基木条件。首先，“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5页。。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条件下才有可能”(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5页。。只有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在社会化大规模生产和共同生产时，产生的废料才能重新成为一个生产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原材料。“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7页。，因此，废料的再使用情况无论对节约成本、提高效益还是节约能源资源、履行环保责任都具有直接的、现实的普遍性意义。“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2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5页。废物资源化，要善于开发废物的多种用途，使废物和垃圾排放量得到最恰当的处理，逐步转化为可再生资源。其次，“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物质的有用性质”(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6页。。这就是说，“化学的每一个进步……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64页。马克思认为应从提高工艺技术、改进生产流程、革新产品设计、开发新型材料等方面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劳动过程的一切排泄物都是这样，至少在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独立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是这样。”(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最后，马克思认为通过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深刻认识废弃物中有用的成分与属性，进而开发其不为人知的使用价值，使废料可以再利用。“进入直接消费的产品，在离开消费本身时重新成为生产的原料，如自然过程中的肥料等等，用废布造纸等等。”(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0页。由此可见，通过回收技术、再利用技术对工程废弃物进行再加工，使得各种生产中的废弃料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被再次投入到生产中。“几乎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物重新加入生产过程”(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8页。。马克思高度重视废料减少的节约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意义，提出原料充分利用的两个限度：“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即最大限度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工程生产力实质是自然循环产生的自然力，天然具有应用价值，因此，应该把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社会文化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变换、能量转化、信息流动的合理通畅作为工程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从源头提高河流工程资源的利用率和减少工程废弃物的排放，不仅“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且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应以资源节约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为基本原则，他从生产与消费、工业和农业等方面论述了“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认为不变资本(生产条件)的节约，即机器和固定资本提高使用效率和排泄物循环利用，“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4页。马克思充分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应以资源节约和废弃物低碳利用为基本原则，减少废料的产生和废料的再利用，通过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的减量化适应环境。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解放自然，使整个自然界复活”，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然主义才有可能达到完美的结合与统一。“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马克思对“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可以通过对生产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和废弃物料的减量化，使得过度索取自然资源和超量排放的问题得到缓解，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需要返还于土壤。”(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6页。“返魅”的河流工程要求工程发展模式的转化，将工程废弃物作为再生资源重新利用，尽量减少消耗性材料的使用，“尽可能不向自然抛弃产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并尽可能让其再回到生产中去”(21)岩佐茂:《环境的思想》,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高度评价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废物再循环利用”思想是充满智慧的见解，认为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理解植根于新陈代谢这一概念，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的普遍特性是“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2页。。正是在社会与自然生态领域应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问题的全面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自学能力的发展总是与相应的情感、意志、毅力、兴趣密切相关的。学习品质的培养是自学方法指导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因为学习品质是一种伴随着人的学习活动而产生的能动的心理现象，它的形成决定着人的学习行为的倾向和特征。
通背拳研究会则是将通背拳各个派系团结在一起发展及传承通背拳的社团组织，其中主要包含了白猿、祁家、五行三大派系的通背拳传人.由于该社团存在多个派系的通背拳传承人，传承内容都有着各自门派独特的教学方式及内容，但同为一个派系的传承人在传承内容方面并不会出现过多偏差.以白猿通背拳来说，通背拳研究会与民族武术社的教学内容非常相似，传承内容都是以活背八法、十字拦、六路总手等单操为主，最后整合为白猿通背拳的二十四式单操.
马克思主张从解放社会中解决自然生态失衡问题，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使自然界真正复活，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及自由而全面发展。在福斯特看来，对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超越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维持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包括“通过使用现代科学和工业方法以合理地调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36)[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这是一个对革命后的社会提出根本的、不断挑战的要求”(3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1页。。因此，社会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自然的解放的先决条件，而社会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则是人的解放的逻辑前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人与河流工程的关系本质上既对立又统一，摆脱工程废物循环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合理调节人和工程、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弥补人与河流工程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走出工程生态困境。河流工程的“返魅”应突破工程自然生态和社会道德律令的局限，在自然河流生态阈值范围内充分合理、利用工程废弃物，以提高其综合利用率，人的工程行为应限制在河流自然资源和河流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河流工程生命循环所产生的废弃物，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的一部分，应回归自然，回归土壤，进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河流生命、土壤、水质永续良性发展。同时，河流工程废弃物应还原为生产者可重新利用的物质，“消耗最小的力量”要求在提高工程资源的利用率时尽可能使工程资源更多的转化为河流工程产品、可生成再生资源。通过循环利用，从工程建筑全生命周期节材和循环利用的角度优化规划河流工程设计，从工程建设源头减排，进行了建筑拆除分类管理、推广绿色施工管理、废弃物运输与消费管理、废弃物循环利用再生建材财政补贴等等。优先考虑河流工程区域内挖填土石方平衡和推行建筑废料回收利用，有效减少工程建筑废弃物总量。从源头上对建筑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提高回收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正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7页。。改善机器质量实现河流工程资源的节约，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实现河流工程废弃物的反复循环利用，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实现河流工程废弃物的再利用。同时，价值性和道德性是主体人性区别于物性之根本，人与河流工程的矛盾及异化，源于人的质的“下降”和人的工程实践的“沉沦”。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价值原则”的现代经济社会，工程主体的个性迷失在物性中。人与自然河流具有同质性，决定了人与河流工程“和解”的可能性。人与河流工程“和解”的理想路径需要从社会关系维度把主体从物性中提升出来，将主体的道德属性寓于物的自然属性之中，且不断提升、完善人性，在工程共同体内部形成人性高于物性的道德共识原则。工程各主体应遵循河流工程的生存论原则以规范工程造物行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河流工程，应充分与自然融合以重现造物之功与美，是当今河流工程建造的根本维度，从而最终在人类“和解”的基础上实现人类与自然、工程的“和解”。
四、结语
人与河流工程的内在联系和人与人(社会)的内在联系构成人、自然、社会的现实生活，它使人类从单一物用性的生存实践中复归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性。农业文明时期，“实践的人化自然”使工程“附魅”，人与工程和谐发展；到了近现代，大工程的发展，工程被“祛魅”，人与工程的物质交换断裂。“实现了的自然主义”要实现，必须突破“物质循环”的实践模式，重新达至工程的“返魅”，才能回归“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工程实践是人与自然和解的基础，社会交往是人与工程、自然“和解”的现实前提，在人与河流生态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关系，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是“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的实现，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自由和解放为旨归，才能真正实现人与河流工程的和解。诉求一种马克思主义精神禀质的具有价值意蕴的人类工程实践原则，“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5页。下进行物质变换，在满足河流工程的功能性要求中追求其审美属性，“按照美的规律”去河流工程实践，这也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工程实践。
[中图分类号]X321；D64；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6-001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河流工程责任伦理问题研究”(17BZX035);河海大学中央高校项目“河流工程责任的理论和实践维度研究”(2017B334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映红(1975—),女,江西九江人,哲学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工程哲学,应用伦理学。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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