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老工业基地转轨的过程中，许多优势资源都被配置到与市场机制相对的“体制内”中，这就造成了市场发育缓慢，体制外的很多领域处于制度“缺位”的状态，于是导致了劳力型移民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面对非制度化的生存状态与向上流动的困境。以沈阳市劳力型新移民为调查对象，结合老工业基地社会在后单位制时代特定的制度文化背景，探讨了劳力型新移民由于身份认同与制度束缚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了“敦睦他者”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后单位制社会；老工业基地；劳力型新移民；社会融合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乡村都市化、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外出打工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耳熟能详的词语，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劳力工”“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这样一些群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中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01亿，2009年已达到2.11亿。而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1年中国已经有超过2.3亿的流动人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进入人口流动迁移活跃高峰时期。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已达到44.84%。这样大规模的且趋于年轻化的流动人口的存在说明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需要我们从各种层面加大重视程度，让这些流动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以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中山大学城市新移民课题组先后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将调查对象定位为城市新移民。新移民区别于农民工、流动人口之处在于其重新定居（resettlement）的目标；这就跳出“都市”和“农村”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来看待，重点关注城市新移民通过社会融合所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从而带来城乡二元结构消解，最终实现城乡和谐社会的过程[1]。城市新移民内部异质性很大，课题组根据国外移民研究经验及国内移民的特点，将城市新移民分成了三类：投资型、智力型、劳工型移民。在老工业基地沈阳市，三类移民按等同比例随机抽取了528个样本，组织专业人员对其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2009年8月“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数据报告”[2]。
众所周知，沈阳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老工业基地所形成的单位制①关于“单位制”的研究早已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诸如：李猛、周飞舟、李康的论文《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第2期）；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的论文《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王美琴的论文《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重建问题新解》（《学术论坛》2011年第2期）；田毅鹏、张帆的论文《单位”对社会矛盾的结构性分解阅》（《学海》2018年第3期）。现象在后单位制时代不论是对外务工人员还是对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后单位制时代沈阳劳力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适应问题。因为相对于智力型新移民和投资型移民，劳力型新移民既无专业技术又无投资资本，属于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化状态，更需要我们的关注。
二、老工业基地社会背景下劳力型新移民的融入
沈阳市劳力型新移民的移入是在老工业基地社会特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中完成的。近十几年来，老工业基地社会的单位制开始弱化，发育出一部分市场空间。但由于单位制惯习的延续，大部分在单位制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本市人并不愿意投入到市场中去，这给劳力型新移民的移入提供了相对容易的平台。但是，在老工业基地转轨的过程中，许多优势资源都被配置到与市场机制相对的“体制内”中，这就造成了市场发育缓慢，体制外的很多领域处于制度“缺位”的状态，于是导致了劳力型移民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面对非制度化的生存状态与向上流动的困境。
相对于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沈阳的市场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老工业基地才全面进入市场转型阶段。沈阳市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单位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活模式曾给单位成员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直接占有并分配各种资源，形成并强化了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赖感。市场化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单位人员遭遇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这些人在面对市场机遇时，大多数“缺乏能动性，自觉性，是被动地接受安排，而不是主动的接受挑战”[3]。由于“等”“靠”“要”的单位惯习使然，原有单位人员在面对经商、再就业等机会时，他们更倾向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而不愿去面对市场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同时，沈阳市也存在一批处于“啃老”状态的待业青年，他们是在单位制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这些人具有城镇户籍，没有在单位制体制中的工作经历，处于待业状态。与下岗工人相对，有学者将这个群体称为“新失业群体”[4]。这个群体也受到单位制文化的间接影响，不愿意承受“体制外”提供的工作机会，成为了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夹缝中的群体。在此情况下，大多数本市人仍然持有“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的观念，在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缺场”状态，这为劳力型新移民的移入提供了相对容易的平台。
关于肿瘤组织学分级与nSLN转移率的关系各研究机构结论不一，一部分学者[14，16]认为随着肿瘤组织学分级的增加，nSLN转移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亦有学者[11]认为肿瘤组织学级别的高低与nSLN转移与否无相关性。本研究64例患者中，并没有组织学分级为Ⅰ级的患者；组织学分级为Ⅱ级的患者中nSLN转移率为42%(24/57)；组织学分级为Ⅲ级的患者中nSLN转移率为57%(4/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组间差异P值=0.453，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沈阳市劳力型新移民在移入相对容易的同时，也面临着制度“缺位”的困境。老工业基地的市场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单位制的特性。大多数国有企业在重组之后，轻装上阵，成为具有明显优势的利益组织，单位制体制仍然成为老工业社会基本的制度背景。与传统单位制不同的是，重组后的单位组织作为独立的组织与外部市场发生着联系。至此，老工业基地社会形成了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互构共生的局面。老工业基地社会的发展是在政府力量主导下进行的，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优势资源与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体制内部，市场体制这一端的制度建设相对不完善。不论是在城市规划部门意识上，还是在市政府工作能力上，都没有做好接纳在农村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准备[5]。在劳工型新移民遭遇具体情况时不能根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解决，而只依靠一次次博弈。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体制内”工作的劳力型新移民，他们也同时面临着一些生存困境。下面是我们通过探访获得的个案。
案例一：李女士，女，51岁，辽宁西丰人，初中学历
1)某台发动机在给定时间点Time的实时装配数据RD和完整数据D,由定义4和定义5可知，RD=V(Time)，D=U(Time)。
我们劳务工的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6点半，正式工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半。另外，正式工休大礼拜，我们没有休息，时间就差这么多。他们的工资比我们多多了，劳务工干的活多，正式工干的活少。假如现在下班都出去扫地，正式工人家就不扫地，劳务工就得扫地，这也不是正式要求的，领导说要扫地，你就得干，劳务工不扫地，人家可以给你辞掉，你当然就要好好干了。正式工不一样，人家不干活你也不能给人家辞了。
调查发现，在后单位制社会里，林先生这样一些“体制外”人员，虽然觉得在大城市生活固然好，但是由于体制原因及自身文化素质和社会网络等原因所限，社会为其提供的向上流动空间很小，这在限制他们向上流动的同时也束缚了其融入都市社会的可能性。这样的群体是作为本地人眼中的“他者”而存在的。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在“单位制惯习”观念根深蒂固的沈阳，“外来者”与“本地人”“体制外”与“体制内”之间群体的差别意识与“他者”的身份定位已经植根于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日常交往实践当中，在实践中已经固化为一种无意识的惯习。这种对“他者”的身份定位无形地将外来者排斥在主体社会之外。
三、身份认同的困境与社会身份的缺失
身份认同是衡量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标。身份认同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自我的认同，二是他人的认同。人们在社会中为了立足，就要从这两个具有关系型的范畴角度来进行定位。不但从自我的角度进行定位，同时要从他人对自我的看法的角度来进行定位。身份认同一致类似于“内群体”，他们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情感归属。他们常常对“外群体”的成员采取排斥的态度。而要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将内群体与外群体融合，消除两个群体之间的偏见，逐步实现成员身份的认可和接纳。
身份认同也成为影响劳力型新移民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能否在城市新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形成同质的身份认同，是决定劳力型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关键所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劳力型移民处于“身份缺失”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主要是由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和本地居民视野中的“他者”两方面构成。
（一）内观：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性
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明白自己到底是外来者还是市民。城市新移民的三类群体：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和劳力型移民之间并非构成一个整体。研究的调查显示五成左右的城市新移民认为自己是外来人，其中智力型移民的比例要低一些；有16.87%的智力型移民认为自己是本市人，这明显高于其他新移民；劳力型移民很少认为自己是本市人，相反更多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呆在城里的人”或外来人，而且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明显低于智力型移民和经营型移民。虽然如此，劳力型新移民却最“希望子女在本市发展”，因为按大致年龄看子女的未来居留意愿，新生劳力新移民的意愿高于智力型新移民，资深劳力移民也高于经营型移民；但在“本市是否比家乡好”上，二者持相反的态度，新生劳力新移民并不觉得本市比家乡好，而资深劳力移民非常赞同“本市比家乡好”。新生劳力移民的观念实则表达了他们内部群体的自我认同，作为城市中的劳力型新移民，他们更具有自我文化的优越感。
案例二：张先生，男，38岁，辽宁兴城人，初中学历
通过蓝墨云班课App推送考核试题等设置课程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任务要求，以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方式有目的开展学习。
在沈阳打工的张先生没有档案，都不知道档案是个啥东西，他也不关心这个，也没有人关心这个，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文化的人，好像就没有这个资格拥有档案似的。
“我一直在外漂泊，因为租住的地方处于都市村庄边沿，没有和居委会什么的打过交道，他们对我们这些外来人也不是很关心，社区活动什么，我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参加了。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很不适应，没有家的感觉，但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很喜欢沈阳，这里的人很豪爽，小市民味不是特别浓，也不爱计较。有一次他和几个工友在一家小店里喝酒，一直喝到很晚，饭店老板不但不生气，最后还另外给他们加了几个菜，说他们实在是不容易，最后结账的时候老板还给打了个折”。张先生说虽然这件事不大，但是在他的心理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件事让他感觉到出门在外的家的温暖，同时也感觉到虽然自己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尊重他们，关心他们，这让他们少了一点自卑感。
劳力型移民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性在张先生身上得到了体现。在张先生的视域中，多年在外漂泊的他已经慢慢地融入了这座城市，已经对这个城市有了“家”的感觉。但是一个对社区活动漠不关心、从不参与社区活动、觉得连户口和档案也与他没有多大关系的人，同时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务工人员在劳力型移民中不在少数。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的农民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他们已经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角色。虽然来到了城市，虽然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从本质上说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认知模式。这种既非市民群体，也非农民群体的“第三种群体”，在都市化发展中是游离于城市底层的“边缘人”，成为“孤独的守望者”。
（二）外观：本地居民视域中的“他者”
相对于本地人，城市新移民是作为“外来者”而存在的，他们是本地人眼中的“他者”。在与本市人互动的过程中，劳力型新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形成了“被排斥者对排斥者排斥”[6]的局面。
沈阳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城市，单位制惯习开始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种单位制在沈阳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人们的意识里渗透的也最为彻底。在长期的单位制社会里，形成了“单位制场域”和与其相适应的单位制惯习。这种“体制内”“单位人”的优越情结，对于“体制外”“外来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这种转型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是与单位制惯习相对应的“文化堕距”现象的存在，致使劳力型移民这些“体制外”的弱势群体想要在沈阳获得本地人的接受与认同更是极为困难。
案例三：林先生，男，30岁，吉林公主岭人，高中学历
土建工程的施工质量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密不可分，高质量的工程会增加建筑物的寿命。因此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应当始终严把建筑工程质量关不动摇，伴随科学的日新月异，建筑施工技术也在不断的革新，出现了很多的施工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国土建工程的质量。
林先生来沈阳的这些年，与他交往最多的就是工作中的同事。他说：
应收账款在建筑企业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各项工作的合理开展可以保障建筑企业流动资产的稳定性，在提高建筑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帮助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建筑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风险管理意识较弱，导致企业受到影响。
对于自己的定位，林先生不认为自己是个外地人，一来他在沈阳待的时间长，二来从他的口音判断也听不出他是个外地人。可是在他的认识里，想要在沈阳发展，“你得有资本，得有房”，这里也许并不是他的久待之地。
老工业基地社会特有的制度背景与文化背景给劳力型新移民的移入提供了较为容易的平台，但是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体制外”相关制度建设的缺失，也使劳力型新移民在身份认同与社会适应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境。
在我国规划体系中规划一般分为“三级”，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不同层次级别的规划因所覆盖的区域范围大小存在很大差异，即规划的尺度和精度不同，水资源论证的深度不同；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能不同，所涉及的规划主题不同，则规划功能、规划方法与规划表现形式都有很大不同，这直接关系规划水资源论证的重点，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目前水利部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的重点范围主要有：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专项规划，②城市总体规划及其专项规划，③重大建设项目布局规划，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⑤行业专项规划。
这样趋于封闭化的网络趋势，使得劳力型新移民与主体社会之间疏离，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在沈阳的这些年里，吴女士除了家人外，接触最多的就是同事。
案例四：吴女士，女，49岁，辽宁鞍山人，初中学历
“刚来沈阳时我很不适应，因为沈阳的物价比较高，而且同事中多是本地人，他们很‘欺外人’，为了不受气，我就默默地用工作证明自己的能力，结果卫生检查样样合格，再加上我十分勤快，什么脏活累活都抢在别人前头，长时间下来别人都赞叹我能干，大家都喜欢和我相处，关系也变得十分融洽。对于其他的本地人，我则很少接触，在我眼里，这些本地人没有‘热乎心’，喜欢‘瞅笑声’。”
如果说林先生属于“体制外”人员，那么吴女士在高校后勤部门工作，属于在“体制内”工作人员，在“内”“外”有别的后单位制社会里，即便在体制内的工作，由于收入、社会保障、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在本地人眼中他们仍然是“外地人”，仍然是以“他者”的身份而存在的。当地人对外来人身份认同的排斥无疑使劳力型新移民群体在加大了社区融入难度的同时，身份的认同也更难实现。劳力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
四、沈阳市劳力型新移民的非制度化生存与流动困境
劳力型新移民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在制度以外运作的，他们更多的是运用自己的初级社会网络来寻找工作。尤其是在老工业基地社会这个“不重规则重人情，不计效益重礼仪，不重个人能力重关系网络”的文化氛围中，对于劳力型新移民来说，运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手段来实现目标成了一种合宜性的选择。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他们主要通过同学或者老乡的关系来获得工作。但是这种社会网络呈现一种封闭化的趋向，只是在劳工型新移民内部扩展，和城市中的其他群体很少来往。
在这些语境中，与乔字组合的词语，均是“装模做样”的意思。“乔势”、“乔样势”、“乔驱老”、“乔龙画虎”、“乔张致”、“乔张做致”、“乔声势”、“乔腔”，虽然它们的用例不同，但是其核心义却是一样的。
案例五：张先生，男，38岁，辽宁兴城人，初中学历
我的社会网络不是很广，开始来沈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熟人，第一次在工地干活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工友，工友之间会互相帮忙介绍活干。另外，和工头处好关系对找活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现在我所认识的人主要是干活认识的工友，还有一些老乡，另外就是干活结识的工头。平时大家都很忙，很少有时间在一起，只有在没活的时候大家才会凑在一起，找一个小店，点上几个小菜，喝上几瓶啤酒，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才可以天南海北的胡扯一顿，然后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
2.拓宽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建设。近年来，我国国家精品开放课堂建设规划通过慕课等方式展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优质的课程资源可供在校师生通过互联网技术免费获得。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优质课程资源和现有课程资源不匹配，资源共享还有待提高，开放教育共享资源的质量也需进一步提高。为了更好解决这些显著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时常监督网络平台建设和运行的状况，多方位、多途径招贤纳士，建立一支专业的信息科研队伍，并以开发出种类更丰富的、数量更多的能满足广大社会需要的课程资源为重任，推进高质量课程资源的开发并促进其普遍应用。
建国后，县乡（镇）基层政权的组建与完善，逐步限制了家族势力在地方的影响力。然而，乡村社会历史负担重，情况复杂，不同地区往往差别很大，以至于宗法观念的不良影响很难在短期肃清。村级自治中，村民被赋予了相当的民主权力。这使得家族黑恶势力有了抬头的机会，部分地区民选出的村官往往是族中长老或大户长者。在欲望与利益驱使下，为了实现胜选，竞选者往往与村中实力派结为一体，霸选、贿选从而把持村级行政权力，导致地方的基层腐败。在已查处的基层腐败案例中，广州冼村“最牛家族”较为典型。[2]
“我不得罪谁，与朋友、同事都相处得不错。我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开销是花费在和朋友吃饭上，虽然一般是AA制结账，但是每日也要花费几十元。朋友中大多是本地人，但这些本地人并不好相处，在我看来，这些本地人很‘牛’，瞧不起外地人，一起出去吃喝时，经常算计我，让我多花钱。另外就是想法不一样，在商城的这些年轻同事花钱大手大脚，经常向我借300到1 000元不等，买些美莎一类的兴奋药到迪厅去嗨，回头早把借钱这事忘到脑后了。不过在和这些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好人多，人嘛，都是一点一点打交道的，人家认为你行，才和你处。”
上文已经指出，老工业基地社会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导致了“体制外”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劳力型新移民在进入城市后，他们被视为一个“三不管”的群体，没有文件指示应该给他们制定什么样的工资级别[7]。于是这就成了老板和单位自行决定劳力型新移民收入的现象。在这样的“非制度化生存”[8]的情形下，劳力型新移民经常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劳动强度大、工作超时、薪水不高。在调查中，当劳力型新移民被问及“每天的工作时长”时，回答的结果是：8小时以内的占32.26%、8小时以上的占50.54%、回答不固定的占17.20%。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大部分劳力型移民的工作时间都有超过法定时间范围。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对沈阳某汽车公司的劳力型新移民进行了深入访谈，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工作时间超长和收入低。据他们介绍，制作一个汽车架子的酬劳只有五毛五分钱，并且是几个人平分。他们大多数把洗漱用具带到公司，趁着上班休息时间洗漱完毕，因为他们回家太累了，没等到洗漱就在床上睡着了。劳动时间过长等原因使得劳力型新移民没有什么休闲生活，生活及其单调贫乏。
案例六：小杨，男，25岁，辽宁岫岩人，本科学历
“这个夏天工厂很忙，夏天是饮用水旺季，早晨7点上班，晚上八九点下班，有时候连轴干，最长的一次是连着干了36个小时，一天一夜再加一白天，加班费？别提那个加班费了！一小时两块五，很不值得。现在自己住，天天晚上回去没有个说话的人。孤独也行，寂寞也行，反正就是有这种感觉吧！”
2)采用EDEM离散元软件建立除尘截割头仿真模型，进行工作过程仿真模拟，其中孔径为25 mm的方案3除尘效果最佳，除尘率为90%，由此确定最佳吸尘效果的孔径尺寸为25 mm。
第二，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部分履行义务时，另一当事人持法院或仲裁机构所出的法律文书去立案申请执行，如果被告知执行依据存在瑕疵而不予受理，当事人会当然地对法院的做法产生不满，进而对法院的权威性产生怀疑。
由于93.14%的劳力型新移民户籍不在沈阳市，他们的社会福利保障与本市人有着明显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劳力型新移民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在劳力型新移民中，当被问到“你本人有以下哪几部分保险呢”时，43.63%的人有医疗保险（大部分是户籍在农村的合作医疗）、39.22%的人没有保险、25.49%的人有工商保险、27.45%的人有养老保险、7.35%的人有生育保险、17.65%的人有失业保险、4.41%的人有商业保险、0.49%的人有社会保险。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中的劳力型新移民来说，从农民成为劳力型新移民仍然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声望和社会地位上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成为劳力型新移民继续在城市中打拼的动力。
在中国文化中，婚姻的缔结、家庭的建立，都与房子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访谈中，我们发现60.38%的劳力型新移民未婚，65.8%的劳力型新移民认为影响他们在本地买房的因素是“房价高”，即使有很少一部分人已经购房，但是也承受着成为“房奴”的压力，这都是影响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孙立平教授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是阶层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同时阶层的内部认同形成，彼此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排斥和社会再生产开始产生”[9]。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沈阳市劳力型新移民群体已经开始呈现一种“结晶化”的趋势，对于大多数老一代劳力型新移民来说，他们还有可能“回流”，继续耕作。但是对于大多数新一代劳力型新移民来说，他们不熟悉农活，不喜欢农村，不愿返回农村，并且有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归属，可是城市社会难以融合进去，致使其成为了“双重边缘人”[10]。劳力型新移民这样的生存现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只有国家对劳工型移民给予制度上的关照，在阶层上能实现他们的有效流动，才能实现劳力型新移民由农民到市民的成功转型。
五、结语：敦睦他者与社会融合
通过我们的调查可以发现，在后单位制时代，沈阳市的劳力型新移民在身份认同与社会适应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受老工业基地独特的社会制度背景影响的；另一方面也是所有劳工型新移民所共同面对的。笔者认为，若使劳工型新移民顺利融入城市中，最终实现社会融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需要政府、城市市民与劳力型新移民三方之间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首先，完善与劳力型新移民相关的制度建设。尽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松动，但是政府在资源配置的政策导向上更倾向于“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与本地市民，“户籍制度”所造成的隐性影响仍然存在，例如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本地人与劳力型新移民的隐性差别。
其次，加强本市人与劳力型新移民的互动、沟通与理解。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具有普适性，这一观点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沟通提供了重要的理念。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他们之间的人格永远是平等的，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大众媒体宣传时应该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发挥很好的导向作用。
最后，进一步加强并提高劳力型新移民的人力资本，尤其加强新生劳力型新移民的再教育，使他们能够灵活应对多变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给他们拓展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只有这样，这些都市的“外来人”“边缘人”才会较为顺利地融合到这个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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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with Others：Social Integration of New Labor-force Immigrants——A Case Study of Shenyang
Guo Yongping
（College ofLiberal Arts，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Shanxi 030006）
Abstract：Lots ofsuperior resources had been put in the“system”related tothe market system in a transition process ofold industrial bases，resultingthe market grewat a slowspeed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s in some other fields outside the system were in lack.Therefore，the labor-force immigrants were in a life state of non-institutionalized and met the difficulties of climbing when they intended to adapt to the society.This study takes the newlabor-force immigrants in Shenyang as an example and links to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system-culture in age of Post-Unit System of old industrial bases society，which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fication and system to the newlabor-force immigrant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harmonywith others in social integration.
Key words：societyofPost-Unit System；old industrial bases；newlabor-force immigrants；soci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19）05-0060-06
收稿日期：2019-04-11
作者简介：郭永平，男，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都市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詹 丽 责任校对：赵 践】
标签：新移民论文; 单位制论文; 社会论文; 的人论文; 移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山西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