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原平市东与五台县接壤，在长期受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原平民间的宗教气息较为浓厚。但又有与五台山佛宗文化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在原平民间的宗教信仰或神灵崇拜等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甚至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内容。由此引人深思，欲通过研究原平诸多寺庙中的诸多碑文，探究原平民间神灵崇拜中的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朴素的唯物主义，并分析论证在原平民间百姓观念中人与鬼神之间的主次关系以及依附关系。
[关键词] 原平 崞县 人神关系 人本主义 现实主义
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迦叶摩腾、竺法兰到五台山(当时叫清凉山)筑寺传教以来，佛教在山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与五台县接壤的原平首当其冲，受其影响，原平社会的宗教气息也是相当浓厚的。原平社会宗教气息及民间信仰氛围浓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原平的佛教人物，如在佛教中大名鼎鼎的慧远大师就是原平茹岳村人[1]P465；二是原平的寺庙，在原平“县域东西广一百九十五里，南北袤九十五里”[2]的土地上，竟然存在着大小寺院88座[1]P467；三是原平的庙会，种类繁多，竟有四十多种[1]P474-476。
一、原平明清时期民间所供奉的神灵
对于宗教或民间信仰来说，体现其文化内涵的无外乎两种载体：一是经书，二是寺庙碑刻。在原平流传的宗教或是民间信仰，除本土特别小众的信仰外，所谓经书如各类佛经等，因其是经外界传入的，其内容与其他地区也就大同小异，此处便不作太多的叙述；而原平寺庙碑刻则是本地人撰写、篆刻，因而有着浓厚的本土色彩，也是原平本地宗教及民间信仰的独特之处。
从外在上来看，寺庙供奉的神灵，当为各色宗教及各类民间信仰在寺庙内所塑造的那些具体的神像。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在未见到原平各类寺庙碑文时，笔者也以为寺院树立什么佛像或者神像，就是信仰这个神像或佛像所具象出来的某个佛或是神，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至少对原平人来说是这样的。
所有塑造出来的神像或佛像，都是表面的物象。在更深入的层面，原平境内诸多寺庙内供奉的所谓神灵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以大功德而享受供奉的；另一种是以神秘而享受供奉的。
(一)以功德享受供奉的神灵
《创建封孔子碑楼记》(元，赵惟贤)有云：“有无上之德，可以举莫大之名；有非常之功可以享无穷之祀”[4]P215，这是原平民间对所谓神灵是否可以享受供奉的最明确的评判标准。即《重修五龙圣母歇马殿碑记》(大明隆庆二年，宣国士)中所谓“凡有功德于民者祀之，为民御灾捍患者祀之，以其荫佑国家福庇生民也”[4]P252，以及《龙池重修碑记》(清道光二十六年，赵绍祖)中的“凡有裨于社稷，有利于生民则祀之”[4]P300，凡此种种，在此不一一列出。
在此标准下，明清时期有望享受供奉的神灵，必须是正神。即《广禅侯记》(明，无名氏)所云：“天道无私，而神灵有正，弥高举下，福善祸淫，作善除之百祥，作恶降之百殃，分司列载，各有主焉”[4]P247；同时，也不必原先是所谓的神灵。《龙池重修碑记》(清道光二十六年，赵紹祖)云：“能出云为风雨，皆曰神龙为之”[4]P300、《重修村东八龙王堂石鼓庙碑记》(清道光十一年，郑永修)云：“俗之祀雨师皆曰龙神”[4]P295。即供奉的对象要品行端正且要为百姓做出大的功德。
综上所述，由于初高中地理在内容、目标、要求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使得其教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初高中地理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知识的连贯性，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强其衔接教学，所以这必须引起教师足够的重视，重视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衔接，切实提升学生的地理学习水平。
在明清原平民间信仰中有大功德而被供奉的神灵主要有三类：其一，宗教中的佛陀或玉皇这类的神灵；其二，在世时做出过极大贡献而被尊为神灵的历史人物；其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等。
宗教中的人物被祭祀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正常现象，但是明清时期他们在原平民间又被重新解构与解释。《重修楼烦寺碑记》(清康熙十八年，王纬)云：“……识者恒讥之，谓其虚无寂灭，徒劳民伤财无为也，然不曰先王神道设教，使人入庙而思敬乎，盖人虽甚不肖，见其法像庄严，未有不口念陀佛，鞠躬顶礼者。亦以人为善去恶之心，不胜其畏祸求福之心，故假祸福之说，以劝善惩恶。则庙宇之设，岂于世道人心无裨哉。”[4]P261在此，原平民间对于宗教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因此宗教人物被供奉主要是因为宗教文化的社会心理功用。
相比对照、单独施加腐殖质和单独施加零价铁，土壤中施用适量腐殖质和零价铁复合调理剂对中轻度镉砷复合污染稻田具有良好的修复效果。稻田土壤分别施加2250 kg·hm-2复合调理剂后：
在原平民间供奉的历史人物有：一为赵武灵王。《重修紫金山赵武灵王庙碑》(明，朱大统)云：“王胡服骑射，当姬末灭中山，光启土宇，筑城备胡，起代历阴山，大有造于代人之功，遂建庙而血食焉”[4]P221；二为魏征。《重修唐魏郑国公庙碑》(明，靳瑄)云：“魏郑国公在唐时，常领兵御北，至此水艰，遂以剑插地，剑拔泉涌，以济军渴，后因以龙泉名也，其泉流汹涌，灌溉农田，利泽及于民，而后人遂建祠于泉之上，以彰其灵感，而为生民之御灾捍患焉”[4]221；三为孔子。《创建封孔子碑楼记》(元，赵惟贤)云：“我夫子远贤于尧舜……其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信如四时，用如鬼神。俾终天地不可一日无以成历代帝王之轨范者，非有无上之德，非常之功，能若是之盛耶”[4]P215；四为关公关二爷。《重修关王庙记》(明，袁应春)云：“予平生钦仰关王，其忠义震耀华夷，其英灵乂安民社”[4]P225、《重修关帝庙碑记》(清，贺谦)云：“自来臣而帝者，关圣一人而已。圣不自帝有帝之者，而圣乃帝，而圣乃以臣而帝，非僭也”[4]P301。五为介子推。《石鼓神庙重修碑记》(清同治六年，赵心铭)云：“崞人之祀介公从所好也，……崞人重廉介而尚节义，而介公之廉介之事，……旧碑皆有之，吾亦信也”[4]P304；秦将蒙恬、太子扶苏，蒙恬“御寇”，扶苏“至孝”，以别样的英雄形象与品德气质影响着当地的人文风气，受到百姓同情[7]。《重修崞山寺神庙碑记》(清，贾晖)云：“扶苏奉诏而死，死孝也，将军从太子而死，死忠也，……无论殁于不殁于此，而将军之忠魂冤气，自有不可殁灭于此土之人之心者，宜其历千百年而奉祀欤。”[4]P290因此，有功德于百姓及国家之人，均尊为神灵。
在原平民间被供奉为神灵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城池与山川。《重修城隍庙记》(明，薛敬之)云：“一都之城保障一都之民……隍即城下土也……皆土地也，故为土神”[4]P226《崞山神庙碑》(宋，张忱)云：“厥后，秉火驱蝗，雷雹御寇，去疫疾以护民，兴云雨以救旱，必自此山出焉，可谓有利于民矣，于是一方之民，春秋所报，来格来享。”[4]P210
原平并不是一个土壤膏腴、风调雨顺的地方，相反它是一个环境相对恶劣的边塞苦寒之地：“崞俗务农业而少行商，民贫地瘠。水地特二十分之一余地全赖雨泽，尤患霜降之早，地寒不花。”[2]
(二)以未知神秘而被尊为神灵
（11）粗裂地钱原亚种Marchantia paleacea subsp.paleaca 赵文浪等（2002）
《重修盤道山文殊寺碑记》(清道光元年，武復亨)云:“既久风雨剥蚀，殊不堪以栖神”、《重修唐魏郑国公庙碑》(明，靳瑄)云：“乡人曰：人仰于神，神依于人，使不修葺，久则废为瓦砾之区，将何以妥神……”[4]P221。这些言语都源于原平境内的各庙中的碑刻，从其中可以看出原平人民对神灵看的很透彻：神灵连自己的庙宇都庇护不了，又何以庇佑百姓，而百姓在富足之后，相议修葺庙宇，以免神灵遭受风雨侵蚀。这是人庇神，而非神庇人。
2、外喷雾系统由主阀体控制，在供水管路中增加三通，使外喷雾水路单独供水，冷却水系统供水管路增加截止阀控制，使其冷却水压力控制在1.5Mpa。内喷雾系统由特制供水阀体控制，可使用喷雾泵提高供水压力。
由是观之，原平百姓对于所谓鬼神，看的比较清楚与理智，即便是未知的事物，所想到的也不仅是它吓人的表面，而是思考其背后内在的缘由。
二、原平民间信仰中神灵与人的关系
涂尔干认为“神乃是社会的自我神化，宗教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11]。在原平民间信仰中所体现的所谓神灵是政府职能的衍生与补充。在现实世界中，作“弥高举下，福善祸淫，作善除之百祥，作恶降之百殃”等工作的是国家政府部门。只有在政府工作出现纰漏或者无法深入的层面，神灵才会以出现，并被原平百姓要求“分司列载，各有主焉”这样有规则有秩序地工作。其实是民间对廉洁爱民的政府的期盼在思想文化上的映射，此观点还有一例证，《重修关王庙记》(明，袁应春)云：“王之庙同城新，崞之人仰神佑，自是而雨暘，时年岁丰，边尘息，城郭安堵，万万年永保无虞也。然宰邑亦有责焉，果能饮冰茹药，轻徭薄赋，爱民事神，神其福之不测，神亦监之，是宰邑者之保民，犹神灵之赐也。”[4]P226。
(一)人为核心而神为辅助
在原平的民间信仰中，所有的神灵都是围绕人为中心而存在的，神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稷建功。
多年的实践表明，流域和区域“一湖两河”水行政执法联合巡查的持续开展，为水行政执法工作提供了合作平台，有效整合了流域与区域执法力量，丰富了执法手段和方式，发挥了流域与区域两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及时、集中查处省际边界违法行为和复杂疑难案件，保障了边界地区与重点河湖和谐稳定，取得了流域与区域优势互补、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促进了各级队伍的日常巡查活动，各级水行政执法队伍密切配合，营造了声势，扩大了影响，树立了水行政执法队伍的威信。
前文讲到，在原平神灵之所以被尊奉为神灵是有条件的。即在原平民间信仰中，神灵不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所谓的神通，而需要各司其职。即《广禅侯记》所云：“天道无私，而神灵有正，弥高举下，福善祸淫，作善除之百祥，作恶降之百殃，分司列载，各有主焉”，这也就是前文所述正神的标准。
在原平民间信仰中，除因有功德而被尊为神灵外，也有因神秘与未知而被尊为神灵的物象。但是在原平，此类神灵的出现单纯是因为神秘和未知而被尊奉，而不是像别的某些地区那样由神秘与未知引发人民的恐惧才被尊奉。
在古代，凡是宗教气息浓厚的地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是以神为主，神灵为高高在上的存在，凡人是卑微的羔羊，即便是现在文化昌明的时代，像中东等地区仍是神灵或者宗教左右着凡人。而在原平，神灵并未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其与人民的关系相对平等，甚至更低。
教务处（部）作为校长和主管教学副校长领导下的主管全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职能机构，根据实际履行职责范围、下设科室多少，存在“大教务”和“小教务”之分。从各校教务处（部）实际情况来看，基本属于“大教务”范畴，涵盖规划、招生、培养、教研、教务、实践、实验等各方面，致使事务过于繁重、工作强度大，全然忙于“事务性”的应付状态。
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10]原平民间信仰中包涵的孝道、司雨以及保卫家园的精神, 使其朝拜活动非但没有危险性, 反而对地方社会有序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明清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态度遵循“以神道设教”的原则[8]，对神灵崇拜或是民间信仰也相对宽松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给于支持，此所谓《重修娄烦寺碑记》(清康熙十八年，王纬)中所言：“……然不曰先王，使人入庙而思敬科……故假祸福之说，以劝善惩恶……”[4]261
(二)神人相依
《重修后土圣母庙碑序》(清，无名氏)云:“人居之处莫不有神邸”[4]P226，人与神的关系则是《重修五龙圣母歇马殿碑记》(大明隆庆二年，宣国士)所云“神依人而血食，人赖神而受福”[4]P252。即在原平民间信仰中，神与人是互相依存的，神依赖人的供奉祭祀而生存，人依赖神灵的庇佑而得以安保，二者是合作关系，并不是从属关系。
之所以神需赖人而血食，是因为在原平民间信仰中的神，不像其他地区信仰中的神那样无所不能。在原平民间信仰中的神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的，《龙池重修碑记》(清道光二十六年，赵绍祖)云：“天池之滨，大江之渍，有神物也，益非常鳞，凡介匹俦矣。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由是观之，龙能兴云雨，必得天池、大江之水始，克沛甘霖，降音泽龙兴池，互相依仗者也。”[4]P300
(二)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新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这里原平古人已经将所谓神灵神通运行规律摸索清楚了，已经认识到所谓龙神不过是大气水循环，“上下于天，不难也”，也就有了“能出云为风雨，皆曰神龙为之”，此处所谓“龙神”的称谓也只是没有新名词来替换而已。由此，所谓的“龙神”再享受供奉，就显得稍微多余了，但人们仍旧供奉，也只是个传承。
(三)人庇佑神
修葺神龛庙宇，在其他地方可能主要是为了弘扬神灵等等，但是在原平，修葺神龛庙宇，完全是因为民众可怜所谓的神。
全国各地，凡是受蝗灾的地区，都有为蝗虫建庙供奉的，原平自然也有。对于蝗灾原平人民同样害怕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的情感并未像其他地区那样代入所尊奉的神灵之上。《重修虸蚄庙》(明，张仁)云：“虸蚄之属，害苗之虫也。时而或有或无，势焉能盛能衰，变化莫测，其所以必有主乎，其所以者无形与声，不见不闻，非神而何?”[4]P225在此被尊奉的不是明面上的蝗虫这一害虫，而是蝗灾兴起背后的当时人民尚未了解掌握的自然规律，其所言“必有主乎”，并不是指所谓超自然力量，而是指“这背后一定有我们不了解的原因”。此外在这里叙述之时，文字间无半点恐惧之情，即单纯因为当时百姓不了解这蝗灾的缘由，就顺势修建寺庙供奉，以求心安：“斯足以妥神灵，堪奉祀，快人心者。”(明，张仁《重修虸蚄庙》)
三、原平民间人神关系中的人本思想
在一切为了生存的思维模式主导下的原平古人，在看待神灵的时候是从生存角度考量的。因此崇拜的神灵，都是对百姓能够生存、做出大功绩的。为生民带来大功德的人受到极高的推崇，进而被尊为神灵。而其他各类神灵，除去具体形象不论外，其内在本质在原平古人心中是向有大功德之人靠近的。由此评判神灵的标准也就成了前文所讲的“有无上之德，可以举莫大之名；有非常之功可以享无穷之祀”。
(一)自然环境对原平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正如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神话不是史实，而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它不是来自于“理念的体系”，而是来自于“生活的体系”。[9]原平民间神灵崇拜中的独有特点，也是由原平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以上或宗教人物，或历史功臣，或城池山川，皆因有功德于民，而被原平人民供奉为神灵，血食之。
上海大学的马立等人设计了一种杠杆式步进压电直线驱动器[11]，该驱动器的箝位机构和驱动机构采用了杠杆式放大机构，输出行程为50 mm，输出力为11 N，步长0.06～55 μm。新疆大学的晁永生等人设计了一种外观为圆柱形的步进压电直线驱动器[12]，该驱动器采用膨胀式周向箝位，机构最大输出力为64.6 N。
除土地贫瘠之外，原平还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区。所发灾害以旱灾、水灾、雹灾、风灾、霜灾、震灾、虫灾为主。信史所载原平爆发过的特大旱灾三十多次，缺水小旱连年皆是；特大水灾二十多次，夏秋时节连阴雨天气甚是常见；水旱之后即是蝗灾也称虫灾，发生过的特大蝗灾亦有两次；特大风灾三十多次，干热风天气甚为常见，几乎年年皆有；特大雹灾近二十次；霜灾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初春倒春寒，冻伤子芽及花蕊，影响播种及果树挂果，另一种是霜降早临，作物积温不够造成歉收，这样的大霜灾也有十多次；此外，原平位于地震带上，地震不断，超大地震就有两次，崞县城城墙全倒，其余小震几年一震或一年几震，相当频繁[1]P53-63。
在如此灾难频发的土地上居住生活的原平人，从定居此处开始，就面临着残酷的生存考验。在此境遇中原平人产生两种思维，一种是感觉命运难定，进而追求心理上的慰藉，于是神灵信仰出现；另一种是在生存拼搏中磨砺出一切为了生存的思维模式。而这两种思维并不是分得条理清晰，而是杂糅在一起，甚至是后者占据主导地位。
近年来，随着国外先进饲养理念的输入，国内也开始了应用信息化管理的饲喂方法[3]。新型的饲喂方法由饲喂控制系统和饲喂设备共同完成。首先要给每只猪一个固定的身份，由耳标进行识别，然后在电脑中存入它的年龄、体重、孕期以及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在饲喂过程中则可根据这些信息决定个体的进食品种和进食量，通过饲喂设备来完成食物供给和饲喂过程下一步信息的采集，同时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信息管理中心，实现对母猪的科学化管理。由于这种养殖模式刚刚起步，饲喂控制系统和设备都需要不断完善。
前文讲到关于原平民间信仰的方方面面，归纳而来，就是：原平百姓对神灵的理解相对透彻而不迷信；原平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以人中心，以服务百姓为存在条件。再进一步归纳而言，便是在原平民间信仰及神灵崇拜中带有特别浓厚的人本思想。
对于信众来说，神灵的灵验与否，决定着他们是否继续信仰这个神灵。在原平，所谓神灵是否灵验，不是虚假的欺骗式地做作几个神迹就可以的，它是和民众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在原平修葺神龛庙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大灾荒过去之后，百姓在度过灾荒，安顿下来之后，来考量他们所信奉的神灵有没有应验，有没有起作用。他们对神的选择以实用、灵验为标准，有用则近，无用则疏，有灵则祭，不灵则弃[6]。
他南下时，易非还没有出生。可并不妨碍易非在一年年的企盼中认识了爸爸，他生性耿直，一言九鼎、义薄云天，他身边总围绕着一拨又一拨的朋友，他一回家，便成了全村聚集的焦点，人们说着、笑着，真心喜欢他，也佩服他，都巴望着爸爸把自家的劳动力带出去挣钱，孩子的学费啊、庄稼的肥料钱啊、女人的衣服，甚至老人的棺材板儿……那时候一家只能腾一个男人出去做工，而大多数都是建筑工人，砌墙的师傅、电工、木工、粉刷匠、油漆匠，还有和水泥、挑砖出苦力的小工，爸爸的工程队大，钱又现，那时候方圆多少里的村子都有人跟着爸爸，他们以跟着他为荣。他们说到易非的语气是轻暖的、是柔和的。易非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长大。
对于神灵是否灵验，接受过现代科学的人肯定是明白它是虚无的。但是古人由于时代制约，观测条件有限，由此得出违背现代科学的结论，即通过数次观测，发现某个神灵确实灵验，庇佑某人度过了多少次灾祸。《重修文殊寺碑记》(明崇祯四年，智几先)云：“里人世居于兹，受厘合祉，水旱疾疫有祷必应”[4]P255、《重修石鼓大王庙记》(明正德六年，张继芳)云：“庙貌庄严、威灵烜赫，应变无常，或怒而震雨飞雹，或喜而御寇恤灾，或去疫疾以保民，或兴云雨以救旱，所祷必应，所祈必报”[4]P249，这其中有很多所谓“玄学”的联系，但是这也是古人真实的用生命趟过一次又一次灾荒而得出的经验，结论虽不科学，但论证过程是很科学的。最初神灵是很多的，后来经过这样用生命的论证之后，应验的神灵得以继续享受供奉，而其余都化作尘埃被人遗忘了。
之前所述的一切，都体现出原平古人在信仰与神灵崇拜中所有的以生存思维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不断磨砺出来的。
(二)儒家文化对原平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残酷的生存环境，促使原平民间信仰中产生人本思想，而使原平民间信仰中人本思想发散开来的是儒家思想的传入。
儒家思想从最开始的孔子时期，就有“敬鬼神而远之”的内容，由此而来，原平人民自儒家文化传入以来，对神灵的态度就变成了儒家内核的“敬”，已经脱离了原始崇拜的范畴。
儒家思想对原平民间信仰产生影响的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儒学的教化功能。原平地区向来重视教化，特别是明清之际。其最主要的表现便是学校的修建和考取功名的人数。清光绪八年(1882)原平37都22屯共设有私塾49处[1]P370，民间教育普及率相对较高。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的崞阳考院是全县荐纳文人学士之所，到光绪十八年(1892)书院共培养进士73名，举人89名，贡生116名[1]P370。
从寺庙的诸多碑文中可知，这些碑主要是在明清时期被篆刻的，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原平地区文化教育相对繁荣的时期。在如此文化教育熏陶下的原平人民，对社会及自然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辨别能力，由此也对神灵有了新的认识，《重修古大雄宝殿碑记》(清道光二十四年，亢光斗)云：“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斯为道亦。盖释氏之明心见性，即儒者之尽心知性，……”[4]P298
由此才有前文将神灵的神秘性讲得那么直白：“虸蚄之属，害苗之虫也。时而或有或无，势焉能盛能衰，变化莫测，其所以必有主乎，其所以者无形与声，不见不闻，非神而何”，即“此时我们还不了解蝗灾背后的规律，姑且称之为神”；才会对“龙神”的认识那么透彻：“天池之滨，大江之渍，有神物也，益非常鳞凡介匹俦矣。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由是观之，龙能兴云雨，必得天池、大江之水始，克沛甘霖，降福泽龙兴池，互相依仗者也。”
综上所述，由原平寺庙碑刻反映出明清时期原平民间百姓观念中，人与神之间是人为主而神为辅且人神相依的关系。而在这种人神关系中又蕴含着人本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思想，而这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其一，原平古人在信仰与神灵崇拜中所有的以生存思维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不断磨砺出来的。其二，儒家的教化使得原平民众的认知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使原平人对神灵的认识更加透彻，从而使原平民间信仰中的人本思想进一步扩散开来。其三，原平诸寺庙的碑文多由当地有知识的人撰写，这些人或秀才或举人甚至进士，他们的认知水平又比一般人高许多，因此在碑文中的愚昧色彩更加少，而科学成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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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73(2019)05-0074-05
DOI:10.16162/j.issn.1672-3473.2019.05.016
[收稿日期]2019-06-04
[作者简介]武振华(1994-)，男，吉林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降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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