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广角
摘 要：列宁在领导苏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俄国的城乡关系问题特别是城乡对立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有益探解。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萌生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与弱质性、俄国农奴制残余与城市偏向政策等因素是城乡对立产生的主要根源，而城乡对立势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导致双重后果。要消解城乡对立，应从缔结城乡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融合、加强城乡之间的交通联络等方面予以努力。
关键词：列宁；城乡对立；城乡联盟
城乡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然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其要害是消除城乡对立、促进城乡融合问题。消除城乡对立，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想的未来美好社会的三大目标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时曾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1]，因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294的思想。列宁在谋划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曾强调应该“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并列入我们的行动纲领”[2]。尤其是对于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城乡关系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这一问题关系着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的选择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终成败。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城乡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乡关系问题也得到了较好解决，特别是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均衡，亦是城乡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事实，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突出表现。鉴于此，必须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考量，加快构建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开创者，他在领导苏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从农民占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也高度重视俄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于解决当时存在的城乡对立问题进行了科学的理论阐释和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当下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情势下，研究、借鉴列宁关于解决城乡对立问题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加大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广东省水利厅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印发了《广东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执法协作规定》，初步形成了水利与公安联合执法机制，并在省政法委的领导下，积极参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作为成员单位录入了行政执法基础信息，按规定做好“两法衔接”工作。此外，广东省水利厅与广东省环保厅联合发文，在东江的惠州、东莞两市先行先试，逐步推动水利和环保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不断提高水政执法效能。
一、列宁对城乡对立产生根源的深入探究
城乡对立问题的产生，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列宁基于对俄国实际国情的深入审视，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特性、政治制度缺陷等方面，探究了俄国城乡对立产生的主要根源，找到了城乡对立的病症所在，从而为城乡对立问题的求解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社会根源：资本主义的萌生与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的一个基本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也已关注到俄国的城乡对立问题，并认为城乡对立“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3]，即是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城乡对立问题，导致俄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和对抗。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产物，而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4]。换言之，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深化发展必然带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分离。虽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之前的工厂手工业阶段就已出现工农分离和城乡分离的倾向，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工场手工业者还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因而这种分离也不明显。但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由于“技术把工人束缚在一种专业上”“一方面使他不适合于从事农业，另一方面要求他不间断地和长期地从事一种手艺”[3]393，这就使得工业与农业彻底分离开来，从而为城乡之间的经济对立埋下了隐患。
（二）经济根源：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十月革命前，俄国就是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以致成为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连年的战争更使整个俄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社会生产力更显落后。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农业生产遭到重创，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又严重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多农民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甚至肆意耗费种子、大量宰杀牲畜，这对本已羸弱的俄国农业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一些富农和地主则趁饥荒之机挑拨离间贫困农民与工人的关系，而拥有大量粮食的富农则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上述人为因素的积聚，无疑加剧了城乡对立。其实，在列宁看来，即使没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城乡对立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难以避免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发达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水平，在工农之间也必然存在形式上和事实上的诸多差别，因此难免产生城乡对立问题及相应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因此，列宁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必须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与对立，因为“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5]。而在未来共产主义阶段，城乡对立之所以将不复存在，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
列宁认为，城乡对立导致的经济后果具有两重性，应该辨证视之。一方面，城乡对立会加剧农村经济的落后，拉大城乡经济上的差距，进而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城乡差距与对立会导致大量社会资源与优秀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加剧城乡之间的经济资源配置失衡。“据欧俄50省的城市资料显示，在1885—1897年的12年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数目平均每年有20万人以上。”[8]并且，流失的这些人口都是较为优秀的青壮年劳动力。农村经济资源的流失，必然会加剧农村的经济落后状态。正如列宁所言：“资本主义建立了大生产，产生了竞争，同时也糟蹋了土地的生产力。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无人耕种，并且造成了不正常的物质交换。土地耕作没有得到改善，或者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9]也就是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力、资金等经济资源势必会大量流向城市，致使本已贫弱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会因“失血”过多而发展愈加落后于城市。另一方面，城乡差距与对立诱使大量农民离开农业流向城市，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俄国实行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因而吸引许多农民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城市人口由此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除此之外，在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和工厂村镇形成的新型工商业中心，也吸引着大量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前来汇聚，有力促进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在此处的融合。列宁曾对此予以积极肯定，认为“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4]202。由此可见，城乡差距与对立在客观上对促进农民市民化、农业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
（三）自然根源：农业生产的自然性与弱质性
历史及现实均证明，在任何一个国家，城乡对立都是导致农村文化落后和农民愚昧的重要原因。列宁指出：“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5]751进而言之，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城乡之间联系的匮乏乃至中断，会导致农村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落后状态，这势必阻碍农村对城市文明和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再加上苏俄农民深受农奴制、忠君思想、宗教主义和村社主义的影响，他们固守旧思想、旧文化，不易接受新事物、新政策和新观念，这也会导致农村文化水平落后于城市。但是，作为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断不可无视和容忍城乡对立的存在，必须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改变。列宁认为，革命政策顺利实施和推进的一个必要保障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而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必要条件则在于消除城乡对立。因此，列宁在指导苏俄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消除城乡之间在文化发展上的对立与差异，要求采取一系列加快农村文化发展的具体措施，比如，把在农村开展文化工作作为一项革命性任务来看待、多方面提高国民教师的地位、向农村提供必要的文化设施和文化资料、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事业的财政资助力度和政策倾斜力度等，由此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促进了苏俄农村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可见，苏俄的城乡对立问题给文化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农村文化落后的同时，客观上又会成为促进苏俄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政治根源：俄国农奴制残余与城市偏向政策
在列宁看来，城乡对立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必然衍生出相应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城乡对立会加剧工农隔阂与城乡矛盾。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就存在着严重的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农民与工人之间的政治隔阂本就深厚。十月革命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农民的生活处境愈加艰难，进而导致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怀疑。自1920年下半年开始，农民中穿着军装的士兵对苏维埃政权的憎恨与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加之孟什维克与白卫分子的挑拨离间，最终于1921年3月引发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本应作为工人亲密盟友的农民和士兵的暴动，致使苏维埃政权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工农联盟出现严重裂痕，动摇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城乡对立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农民的革命性，并使工农面临共同的利益处境和解放自己的共同任务。对工人和农民而言，持续存在的城乡对立是一个“双损”的苦果，对工农的团结互惠极为不利。因此，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实现革命目标，就必须破除城乡对立，建立工农联盟。对此，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了联合贫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的策略，强调“无产阶级同广大的城乡贫民群众结成联盟，是革命取得新的胜利的保证”[10]，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十月革命的顺利发动与胜利。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又主张建立城乡军事政治联盟，派遣工人到农村中去支持贫农同富农的斗争，主张“工人下乡是去反击那些乘人民快要饿死之机搞粮食投机来大发横财的农村剥削者——富农”[11]。可见，城乡对立虽非好事，但客观上确实对工农联盟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二、列宁对城乡对立双重后果的三维审思
传统的财务管理体系，难以应对企业合并重组过程中所产生的财务风险。因此财务部门应统一各环节的财务管理目标，以降低财务风险。例如，财务部门首先要建立起财务交接制度，在该制度中物资变化都应得到责任人的确认。当盘点中出现物资缺失的情况时，责任人将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财务部门应在合并重组的过程中，成立闲置资产处置小组。该小组可对企业的产能进行有效评估，从而确定出闲置设备。同时该小组也应当在市场中了解这部分设备的公允价值，并依据市场环境设置浮动范围。若出售价格高出公允价值，处置人应当得到相应的奖励。
（一）城乡对立的经济后果
西方国家为了减贫、反贫，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均将减贫反贫政策纳入法治化轨道，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调整和规制，实现法治化的治理。如英国颁布的《济贫法》和《工业分部法》，美国颁布的《反贫困法案》《地区再开发法》《社会保障法》《食物劵法案》《全国学校午餐法案》，德国制定的《联邦改善区域结构共同任务法》，日本制定的《北海道开发法》《山村振兴法》等[29]。上述发达国家通过法治化途径，把政策转化为法律，为救济、反贫、改善、开发、振兴贫困地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可供我国借鉴。
（二）城乡对立的政治后果
政治制度和农村政策是否合理，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影响甚大。俄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落后、城乡差距大，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当时存在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与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奴制残余的大量存在。俄国虽然于1861年实行了农奴制改革，但沙皇制度并未被根本触动，农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拥有土地和自由，反而由村社取代地主成为农民新的监护人，使政府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改革后，农民土地分配不平等、土地高度集中在贵族和地主手中、农民赋税负担依然沉重等因素，使得农民成为“俄国人民中最没有权利和最受俄国社会中农奴制残余压迫的阶级”[7]。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相对滞后，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二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城市偏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在当时虽为无奈之举，但该政策的城市偏向客观上造成了农村隶属和服务于城市、农民地位低下的不良局面，城乡之间丧失了平等、和谐的关系。特别是当时实行的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城乡工农经济的流转，加剧了城乡对立。1918年，苏俄开始施行“贸易垄断法”，不再允许私人贸易。到1920年，苏俄所有市场全部关闭，同年全部取缔私人贸易，城乡间的经济联系由此被无情切断。此外，暴力征粮、官僚主义等问题愈加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使得很多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倍感失望，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与对立。
列宁不仅深入探究了俄国城乡对立的产生根源，而且本着一分为二、客观辩证的原则，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对城乡对立带来的双重后果进行了深入审思。这些审思与认识，对于我们当下趋利避害、理性认识城乡差距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三）城乡对立的文化后果
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土地是不可再生甚至不断减损的；劳动对象是活生生的动植物，它们表现出明显的自然性、易损性和脆弱性；劳动者主要是农民，而农民一般而言是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群体；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地域性、周期性和连续性。农业生产的这些自然特性，意味着工农业之间的实质性差别。诚如列宁所指出：“俄国农业的工作时期同生产时间的差别特别大。‘自从资本主义生产从农业中分出了工场以后，农村工人便越来越依赖这项纯粹碰运气的职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对资本来说……周转上的一切差别都消除了，但对劳动者来说就不然了。’这样，从我们所研究的农业特点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农业工人的状况应该比工业工人更坏。”[6]由此可见，农业是风险性较大的弱质产业和薄利产业，而工业生产相对稳定安全且获利较高，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收益就会比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低，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村的发展就会比以工商业为主业的城市慢。由此，就会在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形成较大的经济差距，并在此基础上带来城乡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上的差距，这无疑也是导致城乡对立的一个客观原因。
三、列宁对城乡对立消解路径的科学设想
总结上述国家的税收政策可知，创新强国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覆盖面广、力度大且持续时间长。与中国目前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相比，发达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仅措施丰富，而且多向中小企业倾斜，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支持作用、增强市场活力，值得我们借鉴。
列宁认为，尽管城乡对立的存在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通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城乡对立终究应予消灭。他深刻分析城乡对立的产生根源及其后果的基础上，出于对苏俄现实国情和农民意愿的尊重，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适时调整了关于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思维观念与政策措施，对消解城乡对立的有效路径做出了如下科学设想。
（一）缔结城乡联盟
在缔结城乡联盟问题上，列宁经历了由主张城乡政治军事联盟到主张城乡经济文化联盟的认识转变。十月革命胜利初至国内战争时期，为了应对和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列宁主张在城乡之间建立政治军事联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即不搞粮食投机的农村劳动群众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才能拯救革命”[12]。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开展国内战争，苏维埃政府派遣大量城市工人下乡支持贫农同富农的斗争，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此过程中，城乡之间建立起了较为巩固的政治军事联盟。国内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为消除城乡对立、发展农村经济文化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鉴于城市汇聚了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许多优势资源，因而有必要构筑起巩固的城乡经济文化联盟，以便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与帮助作用，实现工农互补、城乡互利。主要是缔结城乡经济联盟，密切城乡经济联系。列宁认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盟为基础，二者之间的军事政治联盟是难以维系的。为此，列宁一是主张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并派遣这些团体定期下乡在农民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二是鼓励和引导城市青年团经常到农村去帮助扫除文盲；三是主张让城市党支部定点联系和帮助农村党支部，并在农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事实证明，列宁设想的上述措施在当时是符合苏俄实际国情的，不仅深得农民欢迎，而且对于密切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消除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对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合本文比较研究的国际经验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自贸园区发展战略的客观情况，我们可以逻辑上推导出如下启示或建议。
（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城乡差距与对立的存在，固然是多种因素使然，但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不发达。因此，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大幅提高生产力水平，无疑是消除城乡对立的根本途径。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指出，“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13]。在列宁看来，苏俄发展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和当务之急是快速发展工业生产，“在把城乡链接起来的电气化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14]。而在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组织工业生产方面，资本主义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好的做法和经验，因此，列宁在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城乡对立的同时，也希冀借助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进而消除城乡对立。其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苏俄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诱使农村人口逐渐流向城市，改变农村与外界隔绝的落后状态，从而加强城乡联系、消除城乡对立。诚如列宁所言：“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4]215其二，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促进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等新工业中心的形成，这不仅能把农业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使他们变为摆脱了农奴制残余剥削与束缚的工厂工人，而且能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从而有助于推动城乡经济融合、消除城乡对立。鉴于以上原因，列宁形成了通过利用资本主义进而发展苏俄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强调通过资本主义技术上的支持和文化层面的帮助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为此特别重视资产阶级专家及科技人员的作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又主张通过租借制和租让制等形式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主张恢复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希望以此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工农业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流通，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三）促进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融合
列宁认为，社会分工会导致城乡之间的产业分离和人口分离，从而产生城乡利益对立。如前文所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流入城市的农民逐渐接受新的文明的生产生活观念和方式，思想行动上会更加文明进步。这种人口流动能够打破农村与外界隔绝的愚昧落后状态，从而有助于消除城乡对立。列宁指出：“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3]197易言之，城乡对立归根到底是城乡之间的人口对立，城乡融合关键是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融合，城市化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在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的基础上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才能为农民提供更多在工业和城市中就业与生活的机会，进而促进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产业融合和地域融合，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也只有在此意义上，城乡对立才能真正消除。
（四）加强城乡之间的交通联络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城市的交通条件普遍优于农村，特别是农村的交通闭塞、流通不畅，是导致城乡差距乃至城乡对立的重要客观因素。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就意识到交通运输尤其铁路运输是联系城乡的关键纽带和必要设施，而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建立在这种联系之上的，因而主张大力发展城乡交通事业。然而，连年战争的破坏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导致俄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正常交通联络几乎被切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主张通过迅速恢复发展交通运输以加强城乡联络，尤其强调铁路和水路运输的重要性。在列宁看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工农业经济流转有赖于交通运输的恢复与发展，而铁路和水路运输则应是优先发展的关键环节。他指出，“我们必须恢复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而为了恢复这种流转，就必须有物质基础。联系工农业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就是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铁路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最明显的联系的表现之一”[12]251。在列宁的倡导与支持下，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的铁路与水路运输得以快速发展，交通运输业的组织管理工作也大大改进。据有关资料显示，1921年苏俄的内河运输量远远超过1920年，每列火车每昼夜的平均运程也由1920年的80万普特俄里提高到1921年的100万普特俄里[15]。得益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改进，苏俄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增多，城乡之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甚至开启了同外国的贸易活动，城乡关系因此也大大改善。
综上，列宁对苏俄城乡对立问题的审思与求解，是列宁在领导探索适合苏俄实际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也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由于列宁英年早逝，以及列宁去世后苏俄政局和政策的重大变故，致使列宁关于解决城乡对立问题的思想未能很好地被践行实施，但这一思想确为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丰富发展，确为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因而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是不容抹煞的，对于当下我国缩小城乡差距也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列宁关于城乡对立产生根源的深刻分析和对城乡对立消解路径的科学设想，表明城乡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难免的，适度的城乡差距甚至是合理的、有益的，但这不应成为容忍和维续城乡对立的借口。只有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层面采取综合措施，才能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对立，工农互利、城乡融合、社会和谐也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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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s Thought an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Urban and Rural Opposition
Sun Diliang，Du Qian
（College of Marxism，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Shandong276826）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leading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viet Union，Lenin thought deeply and explored the problem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Russia，especially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Lenin believed tha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the backwardness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the nature and weak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remnants of Russian serfdom and urban preference policies were the main causes of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However，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bound to lead to double consequences in 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form an alli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develop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an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Lenin；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urban and rural alliances
中图分类号：A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19）04-0027-06
收稿日期：2018-1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KS027）
作者简介：孙迪亮，男，山东蒙阴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乡村治理问题研究；杜茜，女，山东滕州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赵 践 责任校对：李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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