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同学:差序格局、文化亲密与群体边界〔*〕——渡桥镇“官场”的人类学分析论文

谭同学:差序格局、文化亲密与群体边界〔*〕——渡桥镇“官场”的人类学分析论文

〔摘 要〕为争取资源、分摊风险和开展工作,乡村基层官员常以私人关系划分内外、亲疏有别的群体边界。其中,亲属关系存在但作用有限,战友、同学、老乡和拟制亲属关系更常用。称其为有限度的“派系政治”,比“家族政治”更切中实质。这些嵌入基层“官场”的私人关系,具有多重“差序格局”的社会文化特征。它们形成“文化亲密”,隐性地为内部人提供亲近感与信任,给外人划定界限。

〔关键词〕基层官场;派系边界;差序格局;文化亲密

一、引 言

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转型, 2007年11月至2016年8月,笔者一直断断续续在南岭中段南侧的渡桥镇做田野调查(2008年夏2个月、2009年夏3个月,其他为短访),其中,跟不少镇干部有深入交流。以镇干部为中心,上及县领导,下到村干部,构成了他们日常所说的乡村基层“官场”。镇干部们毫无疑问生活在,但又绝不仅仅生活在此“场”中,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同样毫无疑问,这两种公、私性质不同的关系网络,并非截然分开,而常有重叠之处。调查深入后,即可接触到一些“表里不一”的“秘密”。例如,无论以正式制度、组织框架而论,还是从“外人”角度看,基层“官场”都属于典型的科层制,有下属、分管领导及机构、制度。但是,这只是其“表”。其“里”,镇干部只有在关系紧密和私下场合,才会摊开来说事。从“里”看,农技(机)、林业、水利站站长,未必“是”分管“农林水”的副镇长的“人”,反倒可能与另外某位领导“站”一条“队”,属于一个“小圈子”。这种微妙的界限,绝不仅仅是私下场合说说而已,而会广泛体现在基层政治运行中。如遇此情况,下属对分管领导的决策、管理,可能阳奉阴违,影响基层行政效率乃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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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层制本身可能就会隐含“失灵”的风险。正如韦伯早已指出,科层制中“为追求权力而追求权力”的成员,有可能会将行政手段置换为私自目标。〔1〕王亚南在论述传统中国官僚制时,更具体地指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即会“锢蔽”官员,〔2〕形成官僚主义。华尔德的分析则表明,即使在“大集体”时期的工业企业中,以“依附”为特征的关系也依然存在。〔3〕当代科层制研究,制度学派关注制度不清晰而造成的组织混乱,〔4〕行动学派则强调组织成员自我建构权力的影响,〔5〕角度虽不同,但聚焦则均在科层组织本身。我们这里无意介入此类讨论,但想指出,除科层组织内部制度、行动者因素之外,其所处环境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因素,对塑造其运行逻辑,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以中国乡村基层行政为例,孙立平和郭于华曾敏锐地指出,乡村社会中的人情可能成为基层权力实践的资源。〔6〕以此为基础,吴毅进一步指出了基层政治实践中的“媒”与“擂”,〔7〕也即人情加权力、恩威并重的技术性策略。刘能和笔者曾关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特性,及其对基层科层制实践的影响。〔8〕而冯军旗则用一般人难得一见的某县委组织部“秘密”材料,试图说明县域政治中一些重要家族主导了基层“官场”的人事任命、官员升迁等事宜,并尖锐地称其为“家族政治”。〔9〕

本文尝试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此现象再做些讨论,以期能更深入、准确地理解乡村基层政治,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逻辑。

二、基层“官场”中的多重差序格局

在乡村基层调查较深入后,不少干部会在私下场合,谈及“圈子”“站队”“谁是谁的人”之类从正式制度视角看属于“政治不正确”的事情。笔者在渡桥镇触及此类话题,首先是从镇规划办干部程成信开始的。其基本履历为:1950年生于渡桥程村,1965年初中毕业,1970年参军后在部队入党,服役期满后于1974年回程村任大队民兵连长,1992年任村支书。

从程成信及其周围镇干部“站队”的情况看,很显然,私人关系网络不仅嵌入在基层政治当中,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私人关系中的确有亲属,但绝大部分则并不是。从“人伦”色彩厚薄看,有部分关系(尤其是亲属关系)可谓费孝通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也即根据“人伦”关系设定他人与自己的远近,“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0〕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关系与利益算计有关,可谓“工具性差序格局”,也即这种“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11〕这两种性质很不相同的“差序格局”,并不截然分开。除个别直系亲属之外,同学、战友、老乡等关系既有“人伦”色彩,同时也有利益上相互利用的性质。镇干部基于“站队”需要,将私人关系网络嵌入到正式科层制中。而若细究,则私人关系网络又具有多重“差序”的性质。

正式上班后,作为土生土长的干部,程成信在镇政府新街道建设征地的工作中,表现出了优势。镇委书记、镇长好几次在党政联席会议上表扬过他。在私底下聊天时,方立正也夸奖他:“算是给我长了脸”。几乎同时,根据县国土局要求,渡桥镇开始编制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渡桥镇规划办与国土所合署办公,在他人看来,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该项工作也成了程成信的中心工作之一。但在这项工作中,他几乎成了“文盲”,而国土所的陈金华是中专毕业生,比他“专业”得多。

青辰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自幼的天葬院生活,让他看淡了生死,也看透了许多其他的事情,让他对人世间的诱惑有着更好的自制力。然而,这种单调枯燥的童年生活,令他一旦开始喜欢上一件事,便会比常人更深地陷入执迷。

当时,陈金华和一个排位比较靠后的副镇长肖某走得比较近,算是“站”一条“队”。但是,“这种小圈子还几乎冇向心力”,因为肖某“在镇里完全说不上话”。除此之外,陈金华在县里并没有可靠的关系。程成信则算是进了方立正的“小圈子”,而方立正在镇里是有实权的“三把手”。因此,陈金华虽对程成信的工作水平不屑一顾,却又没办法。对此,程成信说:“当时,我觉得他有点书生意气,懒得去跟他计较这些。他能干,那就多干点啦,我乐得清闲。”

1999年下半年,渡桥镇党政班子换届。在通常情况下,方立正将顺理成章地接替镇长职位。但出人意料,镇委书记、镇长均被调走后,方立正也被调往邻镇任镇长。新的镇委书记、镇长全部从外地调入,其中镇长与陈金华是中专校友。镇规划办、国土所的局面马上变得对程成信不利。对此,他回忆道:“新镇长是他(陈金华)的同学。估计原来关系其实也一般,没见有多少来往,不是学一个专业的。但现在在一个地方工作,又都是外地人,可能觉得还是同学比较值得信任吧。第一次见面喝酒,镇长就主动跟他喝酒。他也终于‘醒目’了,马上就打得火热,站到他那一队去了。”

〔4〕March J.G,“Bounded Rationality, Ambiguity and the Engineering of Choice”,in March J.G.ed., Decisions and Organizations,Cambridge,MA;Oxford,UK:Basil Blackwell,1989,pp.266-294;Cohen,Md.,etc.,“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17);Meyer John W.,etc.,“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Sourc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in Meyer John W.etc.ed., Organizational Enviroments,Beverly Hills:Sage,1983,pp.45-67.

更有悖论意味的是,从“内部”视角看,官员们之所以将“私”嵌入“公”中,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把“公”搞好。理性科层制,不仅可能被上级用来对下属的能力和政绩“视”而“不见”,也可能被下属用来对付上级的治理之策。上级为了把工作做好,仅靠正式命令,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有“私”的交情,才能让下属“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尽力”去完成任务。也即,上级领导为了“公”而发展“私”。正如渡桥镇官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所遇到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属于原本没有条件,而强行要求完成的。没有吸引投资的条件,而“不得不”以土地、环境容量为代价,强求“发展”。没有足够的税源,而不得不通过“拉税”“买税”“请烂仔”“协税”,完成高额缴税指标。这些“难以承受之重”的任务,都只能通过“打擦边球”或者“变通”,甚至违规操作才能“搞定”。既然上级需要下属完成正式制度所不能完成的治理任务,除了正式制度的上下级关系以及激励之外,“私”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这种“私家班底”一旦变得相对固定,即成了不同的“派系”。

程成信也曾与副镇长肖某“走得比较近”,自新镇长到位后,陈金华即与肖某“走得比较远”了,于是肖某有意主动向程成信示好。对此,程成信说:“当时换届,他(肖某)也算是升了一级,还是副镇长,但原来排名比较靠后,这个时候排在副书记兼人大主席后面,也算是‘四把手’或者‘五把手’了。(他)有事没事叫我去他办公室喝茶,有时候晚上叫我去陪他下象棋,其实我下象棋技术很差的。有时候出去办事,也喜欢叫上我。开会时,找机会表扬我。总之,有点叫我站他这一队的意思。”

但是,程成信后来主动退缩了。原因是他了解到,肖某在更高一个层次“站队”时,和县政府办主任是一个“圈子”,他们原来是战友。而渡桥镇镇长和县委组织部长有亲戚关系,他们是一个“圈子”。程成信“担心水太深”,就没深交,免得肖某和镇长两个“圈子”不和,“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此外,程成信说自己一直摸不透新镇委书记的态度,所以更加不敢冒冒失失行动。他对此感叹道:“人家都说,搞政治,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话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全对。就拿我们基层来说,一个小小的镇,甚至一个县,都是一个小圈子,大家都熟悉。根据利益变化重新选择站队当然很正常,但你如果经常换来换去,站不同的队,名声就会坏掉。人家觉得没法信任你。谁知道你哪天会不会调转枪口,变成一个‘反动派’。所以,真正站队的时候,其实也没多少选择。你如果跳来跳去,可能哪个队都站不进去。”

程成信还分析过办公室其他人“站队”的情况。1998年他进镇政府工作时,办公室名义上共有5个工作人员,国土所、规划办各2人,另有许某兼任主任和所长。国土所除陈金华外,另有25岁的小伙子李哲文。规划办除程成信外,还有一位中年妇女曾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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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文从某名牌大学毕业后即在国土所工作,事业编制,此时已被借调到镇党政办公室写材料达3年之久。在程成信看来,李哲文的文凭、能力都不应该那么长时间被埋没,只能天天写材料,地位几乎就跟打印室的合同工差不多。究其缘由,就是李哲文比较清高。据说,他到渡桥镇后,不仅不懂得“站队”,还很快就得罪了书记、镇长及方立正,也即渡桥镇几个主要“圈子”都被他得罪了。程成信对此评价道:“这样不行的。开始可能是刚毕业,书呆子气,以为别人只是中专生或大专生,自己是名牌大学正规本科生。结果,还没适应社会,就被人摁倒在地了。但后来,交往多了,我觉得是性格问题,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难得成熟起来,或者说思想上成熟了,但因为性格原因,在行动上做不到。领导换了几茬,都没解决站队的问题。办公室所有的同事,别人都升了,就他一直是个写材料的‘专业户’。”2005年,方立正调回渡桥镇任书记,镇长也由外地调入。据程成信说,方立正与此镇长勉强可算“站”一条“队”,他们都是县城某几个石材老板的好朋友。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有别的“圈子”,但并不冲突。镇长与李哲文是大学校友。在镇长调和下,李哲文担任了镇党政办公室主任,级别上算正股级,但主要工作仍是写材料(2009年,李哲文在另一个担任某领导秘书的同学的协助下,终于调往县政府某局工作)。

综上所述,sTWEAK在PD及HD患者中表达下降,且与CRP、WBC等炎症介质及IMT、斑块阳性率有关,是亚临床型动脉硬化的预测因子。血清sTWEAK水平升高可能是HD患者炎症状态及动脉粥样硬化的预测指标。sTWEAK可作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新靶点,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规划办的曾某,因年龄已达40多岁,不再思进取,其丈夫为市农业局某科长。曾某在渡桥镇基本上不“站”任何一条“队”,处理人际关系时“和稀泥”,跟谁都不冲突,也不深交。曾某在工作上常应付了事,需实干的则全部丢给程成信。但因其家庭背景虽不硬也不软,加之在渡桥镇一副“老好人”形象,包括程成信在内的所有同事,一般也不去得罪她。至于办公室的“头头”许某,其丈夫为某镇人大主席。在渡桥镇,许某也不“站”任何一条“队”。许某在工作上表现平平,但书记、镇长均对她比较客气。程成信说:“大家心知肚明,她就等着内退,没人去拉她站队,也没谁会去故意得罪她。” 程成信还提到,人们常说的通过贿赂领导,跟领导“站”成一条“队”,得到提拔的现象,也确实有。但如果不是最后被查处了的话,一般都没有直接证据(2012年,广东省发起“三打两建”活动,渡桥镇有1人因行贿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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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方立正回渡桥镇任书记,对程成信而言自然也很重要。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他感叹“最终还算是站队站对了”。确实,此后程成信在办公室的日子好过多了。方立正曾含蓄地跟陈金华说过几次,对程成信这样的老干部、本地干部,要多爱护,很多工作,这样的干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金华也早已不再将程成信视作竞争对手。于是,在选择驻村时,两人同在一个小组,负责程村。不过,关于程成信想转成公务员的想法,方立正明确予以了拒绝,理由是“公务员逢进必考,没办法操作”。

三、派系政治中的私人网络及其限度

1996年,程成信在程村靠镇政府和集市的位置,张罗出售数千平米地基给农民建房,深得驻村镇干部、时任镇委副书记兼副镇长方立正的赏识。1998年,将程成信招录到镇规划办,即是方立正的主意,首先代表镇领导找他谈话的也是方立正。此后,在招干考试,尤其是在面试中,程成信能顺利过关,也与其帮助分不开。对此,程成信回忆道:“方书记前前后后帮我打了不少招呼,不然我这初中文化的底子,荒废了那么多年,肯定考不上。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进镇政府,大家就把我看成是他的人,是站他这一队的……基层都这样啦,桌子上谁和谁是上下级关系、谁管谁是一回事,桌子下谁是谁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你直接管的下属,站队的时候,不一定跟你站在一起。摆到台上,谁也不会说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过,面子上的功夫也很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把站队的小圈子表现得太明显。相反,要让人觉得,四面八方的关系都还过得去。较劲只能暗中较的啦。”

在专利技术方面,德国康朴公司实现了新一代肥料增效技术的全面升级,覆盖了包括氮肥、磷肥、功能性生物刺激素和复合肥在内的一揽子增效方案,并在中、德、美、以、泰等国大量开展试验。试验效果表明,新一代的增效技术能够将氮肥利用率平均提高13%、磷肥利用率提高25%以上。

可是,镇干部为什么必须“站队”呢?程成信表示,原因是“别人都站队,你不站队,孤掌难鸣,遭人欺”。2010年8月,已与笔者较熟悉且即将调离渡桥镇的副镇长文质彬,在一起吃夜宵的“私下”场合,曾给出更有“理论水平”的答案:“如果不想升迁,不站队当然也可以。如果想升迁,站队、进小圈子,提拔的机会就多点。否则,你就算干得好,上面也未必知道啦。或者,(上面)就算知道,在干部任命、推荐进修、组织外出考察等等有好处的事情时,人家对你的成绩也可能会装作不知道。再说了,工作干得好的人,毕竟不止你一个啦。当然了,领导也有主动拉下属站队的需要,要不然就是一厢情愿,站队也就站不成。领导之所以有需要,是因为你(领导)在工作中不可能亲自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但是,单纯靠制度要求下属去做,人家(下属)未必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尽力地给你去做。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私人圈子里的人才会尽力啦。再一个,尤其是在基层,现在好多工作都是‘打擦边球’,是‘变通’的,甚至是违规操作的。如果不是‘自己人’,你敢信任他(她),交给他(她)去办吗?这还不用说那些干违法勾当的人,他们就更加需要私家班底。”

下属想与领导拉近关系,以获得更多政治资源和机会,当属不难理解。但如果上级领导没有必要与下属发展“私”的关系,则这种“小圈子”根本不可能形成。文质彬解释的精当之处,正是对后者的概括。其所分析的情形,在渡桥镇日常治理中,可谓比比皆是。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渡桥镇水利站、财政所、计划生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增加了约2倍。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绝大部分靠镇政府自筹,政府急剧增加的开支与极其有限的收入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下,几乎所有村委会均出现了亏空,渡桥镇政府也债台高筑。而雪上加霜的是,1995年起,渡桥镇开始面临税费任务倒算的局面。每年能收缴多少税费并非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而是由县政府提出数字,渡桥镇必须将之作为“一票否决”的任务完成。上级提出的税费指标年年攀高,而渡桥镇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同步增长,以至于完成税收任务越来越吃力。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CK、CKMB、LDH以及a-HBDH差异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998年,渡桥镇政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镇干部全员出动加班加点催收税费之外,还聘请了若干“协税员”。这些“协税员”,大部分都是人们常说的“烂仔”(小流氓)。“多管齐下”之后,渡桥镇税收进度略有加快。但按照税收“双过半”的要求(6月底前需完成当年税收的一半),6月中旬,渡桥镇仍有近100万元的缺口。于是,镇委班子会议决定,全体干部“主动出击”,到县城和城郊等税源充足一些的地方去“拉税”。“拉税”的手法主要以减免税收的方式,诱使一些企业将地税交至渡桥镇地税所。原本每个镇干部都有任务,但后来实在完不成的,镇领导也没办法。最后,镇委书记和镇长不得不亲自出马,找到城郊镇的领导“买税”。城郊镇早已远远完成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故有余力划拨了60万元税收额度,算在渡桥镇名下。作为回报,渡桥镇支付城郊镇5万元征税“工作经费”。据说,因为两个镇委书记关系“铁”如“兄弟”,这笔交易才能达成且价格这么便宜。

1998年下半年,渡桥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政府征地并搞好“三通一平”,然后以比城郊镇低得多的地租,甚至是零地租,引进20余家石材企业。为此,刚到镇规划办工作的程成信,被镇领导找去谈话好几次,被要求“千方百计”地发挥好本地干部的优势,协助镇领导做好征地工作。他对此曾回忆道:“刚工作那一年压力太大了,先是要‘拉税’。下半年匆匆忙忙要征地,(老百姓)要价高,(镇)领导又不愿多给钱,就靠我们去跟别人(老百姓)攀交情、讲道理,甚至连哄带骗加威胁,得罪了不少人。除此之外,这些地基本上办不了用地手续,严格说都是违法的,我们搞业务的,也有点担心国土部门查啦。”

人物简介:贾平凹,1952年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当代作家,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曾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主要作品有《满月儿》《二月杏》《秦腔》《古炉》,等等。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从基层“官场”“内部”视角视之,编织“小圈子”,直接原因与政治资源的稀缺性有关。若无升迁之欲望,一个平凡的基层官员也可不“站队”。而一旦不“站队”、不进“小圈子”,即使有工作能力、有政绩,并且上级领导从私人渠道也完全能得知这些信息,但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理性化的科层制也可能让他们精心“过滤”掉这些信息,对之“视”而“不见”。何况,那些选择了“站队”和进“小圈子”的人,就未必没有能力和政绩。同样从“内部”视角看,那些未能纳入某个派系的基层官员也未必就是道德上“善”。相反,他们更可能是性格或能力对“官场”而言有缺陷,如过分“书生气”、不够“醒目”,或者无能。

很不凑巧,程成信在新局面下还没有稳固地“站”好“队”,人生的关键时刻却到了。2000年初,渡桥镇规划办主任兼国土所所长许某办理提前内退手续,职位出现空缺。这对程成信、陈金华都很重要,它不仅意味着是一个正股级的干部岗位,而且是公务员编制。结果,镇领导把这个机会给了陈金华。据程成信说,在当时的渡桥镇,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待遇已略有区别,此后差别更大。更何况,此时国土所还变成上级垂直管理的机构。陈金华从此主要以国土所所长身份活动,其工资待遇与县国土局其他正股级干部一样,约为程成信的2倍。

不管是因为基层官员为争取稀缺政治资源的需要,还是因为领导为充分调动下属工作潜力去实现“公”的治理目标而发展“私”,派系都是一种便捷的、人格化且充满弹性的选择,与理性科层制不一致。因此,派系只能私下“做”,而不能公开“说”。既然派系不能在正式制度下公开运行,形成和维系派系的便不可能是理性科层制本身,而是私人关系网络。它们可以是亲属,更常见的则是战友、同学、老乡、校友或朋友。由于理性科层制哪怕是形式上为“公”,首先限制的便是亲属关系,所以在基层政治实践中,亲属关系客观上虽然能起些作用,却很难膨胀到几个重要家族主导县域政治的地步。对此,正如文质彬在笔者调查时所言,“县里的主要领导一般都是外地来的,不太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否则,他们的政令如何出得了办公室?再说,地级市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不可能对下面县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只能说县委、县政府甚至市委、市政府出大问题了。”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派系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基层官员积累政绩,争取政治机会,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助其克服不确定性。由此,不少渡桥镇干部相信“官运”之说。如程成信曾坦言:“之所以慢慢相信了这些(‘官运’)说法,一方面是因为好多次被提拔的机会,都眼睁睁看着擦肩而过,我觉得,好像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于是,(我)就开始觉得有些事情,不信可能也不行。另一方面,我发现,在渡桥(镇)干部中相信‘官运’的人不在少数,可以说比普通老百姓还普遍,比普通老百姓还诚心诚意。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明说。”文质彬还举了一个例子为证:在该县一个重要的镇,辖区内某企业请人清理沼气池,因操作不当导致4人甲烷中毒身亡,其镇长按惯例本将很有可能升至副县长,却因此“重大安全事故”被免职,数月后调任文化局副局长。

四、结 论

〔5〕〔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明、邱泽奇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77页;〔法〕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31页;〔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116页。

在基层“官场”的多重“差序格局”中,亲属无疑是最“自然”的私人关系网络。因此,家族关系也便在基层政治中容易与科层制相伴生。但是,自然的、真实的亲属关系毕竟数量有限,更多的是拟制的“亲属”关系(如关系近的基层官员以“兄弟”相待)。而且,真正能达到真实亲属一般信任程度的拟制亲属关系,也同样不多。基层官员想在短期内取得一位陌生领导充分信任,十分困难。反过来,在明确知道有领导想拉自己“站队”时,信任同样也是个问题。信任不够,则可能因担心“水太深”而选择退缩。由此,在基层“官场”中,家族关系渗入政治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它只是建立和维系派系的多种关系之一。较之于拟制亲属关系,有信任基础的战友、同学关系,甚至围绕某个大老板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关系,更常被用来建立和维系派系。视其为“家族政治”,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很显然,将之称作“派系政治”,才更切合其实质。

除了亲属,对基层官员而言,藉其他关系网络而成派系,蕴含了双重悖论。一方面,派系既是“不得不”选择,又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虽是“主动”选择,选择余地却又有限。一旦做出选择,就有某种“路径依赖”〔14〕,其后虽然还可根据利益需要而调整,但频繁更换派系,将会失去所有派系的信任。而且,派系毕竟是隐性的,基层官员还得根据正式制度完成基本的乡村治理工作。再者,在通常情况下,还得根据个人交往道德,尽可能地维持与所有人哪怕是表面上的良好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派系政治也有其限度。更何况,派系虽可帮助基层官员增强竞争力,降低风险,但在“压力型体制”〔15〕下,基层责任大而权力小,派系并不能让他们从根本上摆脱,哪怕是“背黑锅”的“责任”风险。以至于,“官运”之说在乡村基层“官场”竟然颇有市场。

说到底,在乡村基层政治中,派系的形成,乃是官员尝试用“差序”的私人关系网络,克服科层制下工作开展、机会竞争、责任分摊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从“内部”视角看,它为“内部人”提供一种彼此心知肚明、无需亦不能言说的亲近感和稳定的合作预期。但从“外部”视角看,派系隐性存在,一旦被公开在“外人”面前,就会造成“尴尬”,甚至可能招致正式制度的惩罚。这种由社会行动者基于特定文化形成的内外亲疏有别的认知,赫兹菲尔德称之为“文化亲密”〔16〕。不管是基于真实还是拟制的亲属关系,抑或是战友、同学、老乡等关系,总之派系为“内部人”提供了一种或多或少有些“温情脉脉”的亲近、亲密感,以应对“冷冰冰”的科层制给个体官员带来的压力。在乡村基层“官场”中,实践性地构成“派系政治”之“文化亲密”的,是不同程度混合了“人伦”与工具性色彩、多重“差序”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

〔2〕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注释:

b.The practice of making and serving tea is essential.(147)

〔1〕〔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6页。

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派系政治”与“家族政治”虽只有两字之差,但对乡村基层政治运行逻辑的判断却有本质区别。若要作对策思考,其视角与举措无疑也应很不相同。“家族政治”的判断,认为基层“官场”中的“小圈子”主要是少数家族垄断政治资源和机会。循此逻辑,从治理角度说,应对之策当是在干部选拔中防范、打击基层中的少数精英家族。“派系政治”的判断根据则在于,基层“官场”中的“小圈子”不仅(甚至主要不是)源自亲属关系,更常见的情况是依赖战友、同学、老乡甚至纯粹利益同盟等非亲属关系,而形成具有“文化亲密”感的隐性群体边界。其目的也不仅是为“私”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机会,也常用于应付压力型体制下开展“公”的工作所需。与此相对应,治理之策理应是优化基层政绩考核、干部选拔机制,并在基层日常政治运行中加强政务公开、民主决策与管理,防范、打击基于亲属或非亲属、具有利益输送性质的任何“团团伙伙”行为。

〔3〕〔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5-268页。

在工作中,新镇长经常“鼓励”程成信加强“学习”,暗示其文化水平不够。不过,程成信说,新镇长做得也不算过分,毕竟涉及到处理一些本地的事务,他还是比较得力的。程成信自己则开始试图努力地跟新镇委书记拉近关系,但是他发现:“要真正取得一个陌生领导的信任,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原来(和)方书记打交道时间长,可以掏心窝子。新的(书记)不行,他是个谨慎的人。不是说你简简单单拿钱开道,多送点礼就行的。没有信任,礼送得太多了,反而不敢收啦,谁知道你有没有做手脚。”

几个硬性条件一定要满足,如月嫂年龄要在45岁以下、普通话标准、形象较好、持有高级育婴员职业资格证书等。培训课程方面,她打算直接聘请北京的培训师,培训月子餐制作、催乳、小儿推拿、母婴护理、早教课程等。后期计划与北京的用人单位一起开发培训课程,目的是解决两地培训技能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在乡村基层政治中,“官场”之“场”,是一个高度实践性的概念。它由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看不见、摸不着,但“内部人”在实践中却清晰地知晓其边界。在这一特性上,它与布迪厄说的“场域”〔12〕极为相似。此场域有其独特的“惯习”〔13〕,不仅有当代科层制研究者所分析的基于制度算计、建构权力的共性,也有与多重“差序格局”社会文化密切相连的个性。诚然,只要科层制由具体的行动者,也即活生生的人来执行,从绝对意义上说,就不可能避免其将“私”的关系嵌入“公”。但“私”的关系不是抽象的,相反,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具体的社会文化特性。从渡桥镇田野材料看,基层官员嵌入“官场”之“私”的关系,总体上带有鲜明的“差序”特征。若更进一步细究,则因“人伦”或工具性色彩厚薄不同,而混合成多重“差序格局”。

〔6〕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21-46页。

〔7〕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14-615页。

〔8〕刘能:《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9-229页;Tan Tongxue,“The ironies of ‘political agriculture’: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moral networks in rural China”,in Hans Steinmüller and Susanne Brandtstädter ed.,Irony, Cynicism, and the Chinese Stat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pp.84-100。

〔9〕冯军旗:《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34-336页。

〔11〕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如文中提到的山南基金小镇、余杭梦想小镇等对特色小镇产业发展规划进行科学论证,按照主导产业特色鲜明、相关产业按需配套的原则,合理确定特色小镇产业功能布局。一些个别特色小镇用地规模过大,产业定位不够清晰等问题,将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划出规划区范围,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的用地需求菜单,落实到城市控规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科学划分相关功能区块,确定用地类型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科学指引[6]。

〔1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13〕〔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无痛的世界:在那里,你不会头疼、胃疼、牙疼。无论是摸到烫的东西,还是不小心划伤自己,你都没有一丝感觉。这听起来很美好,其实却很可怕!假如你不小心弄伤了自己却没发现,你可能就不会及时处理伤口,伤口便极有可能发生感染,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患上疾病。要是疼痛真的不存在,我们的生活就会危机四伏。这样一来,我们的寿命会缩短,身体也肯定不如现在健康,情绪也会变得低落。出于这些原因,你不会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疼痛的世界了吧?

〔14〕〔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15〕荣敬本、崔之元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6〕Herzfeld Michael, Cultural Intimacy,New York:Routledge,2005,p.3.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9.008

作者简介:谭同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研究得到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资金支持。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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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差序格局、文化亲密与群体边界〔*〕——渡桥镇“官场”的人类学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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