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
摘 要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扶贫的道德主体、扶贫的道德对象以及社会道德整体的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既体现了扶贫主体的善良之心，也反映了对扶贫对象的尊重，更张扬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强精准扶贫的伦理学意义的研究，对于推进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精准扶贫；同情心；人格尊严；公平正义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贫困人口在经济状况、人格尊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尊重与理解，以及对贫困人口生存需要的关爱与责任担当，有着丰富的伦理内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
一、精准扶贫体现了行为主体的善良之心
精准扶贫主要有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具体实施三个层次，精准扶贫的伦理学意义首先体现了其价值主体的善意仁心。
(一)行为主体善良之心的内涵
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脱贫、步入小康，这必将是一项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巨大贡献。对于如何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我国给出的方案是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伦理内涵首先在于它蕴含了行为主体的善良美德。对弱势群体的仁爱和关切体现了公民主体的“善端”。善端，善之端也。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就有恻隐之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章句)。“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1]在这段话中，孟子从两方面分析了人的同情心：一方面，恻隐之心是人皆有之的共通情感，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另一方面，恻隐之心是一种本能反映，而非人们在利害思虑后才发出的，是人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流露。简言之，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即人人皆有的有利者对不利者的“不忍人之心”。以恻隐之心为善端的善良之心自古就有，但在当代社会，它早已被注入新的内涵，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的价值主体就具有这种善意仁心。
(二)行为主体之善良之心的根源
人的同情之心一般被认为发端于蒙昧的本心。人和动物一样，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人类开始社会化之后，发乎本心的同情之心被继承与发扬，并逐渐带有了人类社会的特殊属性，如对妇女、儿童、病人等弱势群体的同情，发展到普遍的强势方对弱势方的同情等。我国提出的精准扶贫理论，就体现了社会中经济上或者社会地位上处于强势的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同情之心，体现了发乎于本性的“恻隐之心”。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英美的情感主义(emotionalism)主张道德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否认道德的客观性，认为道德判断没有合理的或有效的根据，不过是表示某种情感、某种愿望，并且认为伦理学只是研究情感的表达方式，如同宗教和艺术。这种情感主义的泛滥，带来了道德权威危机，使伦理学陷入了相对主义，为之后利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而利己主义的发展使得西方社会由于缺少同情而变得更加冷漠。一方面，伦理利己主义是一种认为对自己的某种欲望的满足应是主体行动必要而又充分条件伦理观点，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行动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达到自我的满足。这种理论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自觉把自我放在道德生活的中心位置，这就必然意味着对于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并没有出于本性的尊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即使存在同情之心，也是因为忍受不了对弱势方的悲惨境遇对自身的折磨而产生“不忍人之心”。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则有所不同，因为它不仅体现了作为行为主体发乎于本心的善良之心，更在于其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贫困群众的切实关怀，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优越性。
(三)精准扶贫体现了行为主体善良之心
从伦理学角度来说，精准扶贫是道德行为主体对贫困对象实施精准的帮扶，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共享国家发展的福利。这里的道德行为主体指的不是财富或者权力地位上的有利者这一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人、社团、企业、政党、国家等。道德行为客体指的是所有处于贫困当中的被帮扶对象。精准扶贫体现了帮扶者对被帮扶对象的关怀关爱，体现了一种善良之心。这种善良之心即中华民族传统的同情、恻隐之心，现代社会中这种善良之心被传承下来，并得到发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途中显得尤为重要。
样品经湿法消化后，导入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中，经火焰原子化后，吸收422.7 nm处的共振线，其吸收量与含量成正比，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二、精准扶贫满足了弱者人格尊严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人人都想要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享受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不仅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且相对于较贫困者他们还占有较多的政治、教育、医疗、科技等资源。然而，社会伦理学告诉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平地享有同等的权利，人人都有证明自己价值、参与社会公共事物和社会建设的需要。生存权是人最基本、最首要的权利，没有生存权，人的其他一切权利只是一纸空谈。对那些处于赤贫中的人们来说，长期处于极低的生活水平，连最基本的生存甚至都难以维系，更别提其他权利诉求。我国的精准扶贫长期致力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之上逐步谋求其社会保障权、工作发展权、受教育权等其他基本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扶志、扶智的基础上还要重视扶德。精准扶贫从保障贫困群众的用水用电、饮食安全、医疗卫生、居住出行的需求开始，逐渐扩展到满足贫困群众的其他各项基本权利的需求，在满足了其基本需求之后，再逐步提高贫困群众的知识层次和道德水平，并赋予其改变命运的能力，一代脱贫后，下一代不至返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且有利于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2]。
(一)精准扶贫保护了客体之人格尊严
针对学生群体特点和个体差距，制定职业素养相应的战略方案和计划，依据高职院校的生源情况，调查学生职业素养的程度，由此制定相应的职业规划。每一门课程在开设之前，制定教学计划、课程授课标准、课本内容选定等方面都需要做详细的安排。
(二)精准扶贫满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诉求
精准扶贫的伦理学意义不仅展现了行为主体的善意仁心，而且满足了扶贫客体的人格尊严需要，体现了全社会对弱者真正的关爱和帮扶。
(三)精准扶贫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
为了适应机械行业发展，机械加工对生产效率和装夹夹具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很多工厂都认识到夹具与操作加工的组合对提高生产力起到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使用刀具和夹具定位才使制造有互换性的零件成为可能性。即简化了操作步骤，也为大量生产和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条件。
三、精准扶贫体现了新时代的公平正义
此外，正如上面的分析论述，在现代汉语中，“让”字在表达被动义时多用作为介词成分出现，从而形成“介补语”结构，表达被动语态的及物性过程意义。例如在例句（25）中，“让”字作为介词词组，“冯妈看见”作为小句的补语成分，从而形成“介补语”结构，填充介词词组的补语成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3]这个论断蕴含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三个层次：一是消除贫困，二是改善民生，三是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可是我国还依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区域之间还有较大的贫富差距。针对这一现实，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了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论断。精准扶贫使扶贫力量源源不断地深入田间地头，深入老百姓的家里，使贫困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感到自己受到尊重，人民的满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古往今来，有尊严地活着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需要和道德追求，无论是中国的“箪食瓢饮”还是西方的“自然权利”，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究人的尊严原则。在所有影响人的尊严的要素之中，经济因素始终是最基本的因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岁寒无亲远，饥年无孝廉”，普通百姓只有衣食无忧才能自发地产生荣辱观念，才能自觉地崇尚礼仪礼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很好地阐明了这个道理。他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人们只有满足了生理等基本需求，才会追求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强调在扶贫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将人们的伦理底线和道德追求进行了升华，使广大贫困群众不仅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而且能够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不仅能够更好地生存，而且能够彻底改变贫困面貌，乃至凭借自己双手劳动致富。
新时代的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契合了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精准扶贫的伦理学意义阐明了这一点。
(一)在经济层面，精准扶贫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精准扶贫的伦理内涵则充分论证并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之一，即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所建立的制度就是为了给人民谋幸福。共同富裕并不是指将社会财富进行绝对平均分配。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和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理性地看待并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精准扶贫思想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通过扶危济困，先富带后富，在奔小康的路上不落下任何一个人，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精准扶贫工程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民族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
(二)在政治层面，精准扶贫凸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优势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西方有古希腊斯巴达式的民主，中国有战国荀子的舟水之喻，可在阶级社会中的公平正义是虚伪的：斯巴达的公平正义是属于贵族元老们的；荀子的公平正义是属于卿士大夫们的，是统治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所强调的“仁政”伦理精神对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就是“以民为本”，以民为本的伦理思想传承至今，又被赋予了公平正义的新内涵。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目的就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和公平正义。精准扶贫政策甫一提出，就落实了驻村干部蹲点到户，这一举措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提高了贫困人民参政议政的能力，扩大了基层民主的覆盖范围，通过鼓励他们积极建言献策，从而把老百姓的心声顺畅地反映出来。
(三)从社会层面，精准扶贫践行了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要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一起致富这个思路，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发展，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但是，无论是宏观的GDP还是微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节节攀升，都无法掩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财富分配愈发不平等。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5]精准扶贫正是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最优路径。
(四)在文化层面，精准扶贫展现了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精准扶贫的提出也契合了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要求的体现，不仅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还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共享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但是，由于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使得一部分人不能充分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不能共享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精神福利，从而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新发展理念中，共享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只有实现了共享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现实改变，共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步的精神熏陶，人们才会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发展中，才更有可能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通过精准扶贫，多措并举，把宽带光纤通入贫困地区，使得广大贫困群众也能够有机会共享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成果，让贫困人民家家都能看电视、上互联网，实实在在享受社会主义文化盛宴，从而凝聚起磅礴的民族力量，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民族复兴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孟子.孟子·公孙丑上[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68.
[2]陈佑武.以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依归的中国扶贫[N].人民日报，2016-10-24(10).
[3]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1.
[4]林键.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论断的时代价值[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1)：1-5.
[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
汉 长乐未央
中图分类号D601；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10-0006-04
作者简介王翀(1989-)，男，安徽蚌埠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主要从事军事伦理研究。
【责任编辑：董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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