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女性为主体的审美风尚正在从某种角度上重塑着男性，反映着女性审美的新潮流。文章力图从女性审美意识的觉醒对某些媒介景观进行分析，进一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缘由。
[关键词]审美意识；压迫；话语权；变迁
一、关于中国对男性审美意识的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不同性别的审美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标准。评价女性往往更侧重于女性的容貌，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出水芙蓉”“梨花带雨”等丰富多样的形容词，更有不少指代美女的称谓词，如“红颜”“美娇娘”等；而评价男性通常更注重男性的才华，即所谓“郎才女貌”。纵观古今，真正形容男子美貌的描写相比于女性的则少之又少且用词也较为单一。其实，“美男”一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其所表示的含义与如今之意截然不同。例如，战国时期的“美男”更多指的是被宠信的臣子，贬义色彩非常明显，与容貌并没有什么关系更别说是夸赞了。到了唐五代时期，“面首”“娈童”等词确实成为形容男子面容较低好的专属词语。但是，这种词语依然没有摆脱其贬义色彩，专指那些供人玩乐的男子，与现代语义差距还是很大的。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性别文化中，才华才是男性的主要评判标准，而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更倾向于容貌，因此也造成了“美丽”一词在汉语中多用来形容女子的历史。
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男性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女性，女性参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权利乃至接受教育的机会低于男性。旧时女性都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因此在旧时不同性别的审美活动中，男性占据绝对主动的位置，是一个主动的观赏者，而女性处于被观赏的客体位置，这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压制。在这个女性被物化的过程中淡化了对男性外形的审美意识。所以，由于此时对男性身体的审美意识淡薄造成了相关语义体系不完善。
铱星系统可提供语音、数据和短消息业务。目前，铱星公司正在开发第2代“铱星”星座(Iridium-NEXT)，该项目已于2015年启动。新一代“铱星”包括66颗在轨卫星，6～9颗备份卫星，可提供L频段1.5 Mbit/s和Ka频段8 Mbit/s的高速服务。[20]铱星系统单星采用48个L频段相控阵阵列天线，覆盖地球表面直径达4 700 km。
1884年5月的一天，马克沁在伦敦举办机枪演示，只见他装了6发子弹后，单膝跪地，两手握着枪柄，瞄向靶子，旁边有人喊了声“射击”，仅仅2秒钟，6发子弹就悉数射出，靶子也被打成了蜂窝。很多人没有看清楚，便请马克沁再次演示，于是6发、6发，再6发……，人群中发出了惊叹的掌声。随后，英国政府在1887年订购了3挺马克沁机枪以作进一步试验。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社会心理文化的变迁，美丽逐渐不再是只属于女性的专有词汇，在汉语中慢慢出现了很多形容男性的褒义词，在语言中进行语义的一种功能补偿。这类词语在来源上大概可以概括为三个类型：第一是普通话类，通常称美男、帅哥、美少年等；第二是方言类，如靓仔；第三类是外来语译词如花美男。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因其被使用的频率有差别，所以它们之间也会存在一种相互博弈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这些词都属于概括性比较强的。难以具体展现出男子的美貌程度，而“小鲜肉”则鲜明地囊括出了男子美貌的具体成因，弥补了之前语义上的空缺。这也就是已经出现了诸多同类词的情况下还是会有新的流行语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在词形上求新求异也易于传播，在语义上更加精确，更丰富、直接凸显出事物的主要特征。
今年，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科技厅考虑到这一点，会同有关单位组建了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着力打造团队式、成建制科技人才对口帮扶模式，推动全省科技扶贫由“单打独斗”向“协同作战”转变，得到了中组部、科技部、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肯定。
二、被性别压迫的女性
这种性别权力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的。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落后，男性和女性从事的社会生产活动基本一致。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越发明细，男性开始从事那些体力要求更高的劳动，女性则从事对体力要求较低的劳动。这样一来，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被进一步扩大化。男性便是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掌握了更为重要的劳动领域，也掌握了更重要的生产资料；女性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当不再占据重要的生产资料时，离开男性的女性便难以生存。男性便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获得更多的性别权力，建立起一个充满压迫的男权社会。
在传统观念里，女性是被观赏的客体，男性是欣赏的主体，这实际上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制。也不难看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生理性别之上的。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女性主义强调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并以此作为一种理论武器来动摇男尊女卑的生物学基础，为女性争取平等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性别权利的关系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男性都占据着统治和剥削的位置，女性通常别无选择只能隐忍。她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于家庭，无法参与，从而被认定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是无足轻重之人。从性别权力的角度来看，男性通过打造甚至是破坏女性身体的方式来维系其父权社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女性的身体有着延续后代的使命，对繁衍后代的自由支配是男性权力的最高象征。中国古代有训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表明女性并不是自己身体的实际拥有人。从另一个方面说，对女性身体的残害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中国古代的裹脚、西方的束胸、非洲的割礼等现象。第二，对女性装扮的要求。对服饰的控制是身体政治的一种重要体现，所以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服饰有着严格的要求——在特定的场合必须穿着特定的服装，需要隐藏的身体器官也必须被完整包裹起来，否则将被冠以“伤风败俗”的名号。此外，对女性的仪态和言行也有着严格的要求。第三，理想美的内化。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提出了审美要求，而女性也将这种要求不自觉地将其内化和理想化，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追求。如当下社会以瘦为美，很多女性就会为此节食甚至是滥用药物从而产生各种心理疾病。女性通常都处于被动位置——被男性“观赏”甚至是“改造”。尤其是在很多广告作品中，女性是花瓶似的存在，女性社会地位的主体能动性被边缘化。比较于之前的强硬“改造”，女性理想美的内化则是从更深层次上展现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所谓“女为悦己者容”的影响深远，即便是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今天，美丽在一位女性生命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根据2014年女性个人的支出比例分别是美容服装50.8%、旅游15.2%、化妆品7.9%、美容护肤6.1%、数码产品4.8%，女性为美丽所支出的比例达64.8%，可见美丽在女性心目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三、逐渐被性别解绑的女性
每一次的工业化都会有新发展，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使得人类飞速进步；生产方式自然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方式，脑力生产成为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生物属性划分的男性权力。从另一个方面看，女权运动的开展使得女性的地位得到了逐步提升，让很多女性可以有机会走出厨房参与到社会各项建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逐渐在职场中崭露头角，从而在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随之而来的便是女性消费地位得以提升。正如《2016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报告》显示：“39.2%的被调查女性收入增加；26.3%的被调查女性对家庭收入表示满意，比上一年高出4.1个百分点。城市女性个人收入平均为7020元；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平均为47.8%；63.2%的女性名下有房产。”这些具体的数字都在表明女性已然具备的高消费能力。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下影视及广告市场的重要消费者，内容上也要以女性的偏好为指导。女性对“小鲜肉”的疯狂喜爱也可能来自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普通平凡的工作和生活难免会使人感到乏味，她们便会沉浸在虚拟的自娱自乐中，拥有同样优秀的伴侣和浪漫的爱情。
虽说从词性来看，“小鲜肉”对于男性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其中隐含着对男性一定程度上的消费及物化，但对于女性来说却是在行使一种话语权。一般来说，话语权都是掌握在社会精英阶层的手中，社会精英经常是通过主流媒介使用话语权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但是，各种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发布信息的垄断渠道。即便是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人听到其声音，而女性也恰当地掌握了这个平台并在此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同时也可以使得“小鲜肉”这样带有一定女权色彩的词语广为流传。网络通过虚拟途径给大众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空间，大众能够依据自己的爱好准确有效的找到相对应的群体。有类似情感的女性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迅速在其盟友，同时网络的及时性可以为明星迅速大面积传播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小鲜肉”实际上是被疯狂女粉丝们消费的偶像，究其根本是从日本文化中演变而来，其实它本身就包含了对于年轻男性的物化和消费心态，这也是消费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消费导向标。由此观之，其出现也并非偶然。在现代女性拥有高消费能力后，不难发现的是广告中的“小男人”形象逐步增多，而这些“小鲜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女性消费群体。实际上，“小鲜肉”可以说就是针对年轻女性群体的情感诉求而所使用的一种营销手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女性消费时代的来临。
四、小结
女性审美，这一现象级的媒介景观不应该只关注到表层的“漫天要价”“没有演技”的男明星，而是要深入挖掘其兴起的深层次缘由。随着社会的变迁，语言符号就是社会现象的风向标，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今社会的动态及民众的心理状态。本文主要立足于女性的独立审美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通过两个大的方面来解构，第一个部分是梳理国人对于男性身体意识的变迁，通过这个过程来反映女性的地位权、权利等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直接关系到女性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文化心理变迁。首先，此前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多源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及女性的生育困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女性在一定程度上逃离了如此尴尬的境地，出现“小鲜肉”这样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性别权力再分配的象征；其次，快速消费文化的盛行，随着女性消费地位的提升，女性逐渐成为审美主体，由此产生了一种对年轻男性的消费和物化心理。男性涌向广告界，实际上也是人们对于外在审美态度在快速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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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73X(2019)09-0089-03
[作者简介]王莹琦（1993—），女，贵州六盘水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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