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结构调整系列报道之一 寻找粮食增收空间（论文文献综述）
陈昊[1]（2020）在《国家视域下《新闻联播》的“三农”图景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推出了“建设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新闻联播》是我国主流媒体,肩负着报道新闻事实、传递党和国家声音等重要职责。《新闻联播》的“三农”报道形构的“三农”图景,不仅体现了新闻媒体的叙事特征,也饱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叙事。本文主要运用新闻叙事学和媒介形象理论,内容分析法、文献法和访谈法,以《新闻联播》中关于“三农”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其呈现的“三农”图景和叙事策略,指出尚存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以期对改善“三农”报道有所裨益。《新闻联播》“三农”报道,总体上,向世人呈现出农村公共服务提升、乡风民风转变和生态环境改善为主的农村图景,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完善和粮食增产增收为主的农业面貌,主体意识增强、择业观念变化、渴求文化生活的农民形象。《新闻联播》“三农”报道,在内容方面,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报道主题上聚焦经济民生,紧跟时代发展;二、报道体裁上消息快讯为主,栏目设置多样;三、报道地域:东西部数量多,区域差异显着;四、报道倾向:突出正面报道,兼顾舆论监督。上述图景与内容特征,与《新闻联播》的叙事策略紧密相关,具体体现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体现为新闻话语结构,即稳定的文本特征和注重景别组合;中观层面,主要体现为事实建构,即凸显脱贫攻坚、叙事视角多元、叙事模式丰富;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生成,即通过故事类型化和人物符号化等策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新闻联播》叙事策略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未凸显农民的话语主体地位、对新生代农民缺乏应有关注,报道缺乏接近性等。为此,本文提出了三点改进建议:一、彰显农民话语主体地位;二、加强对新生代农民的报道;三、转变新闻叙事方式。
何春虹[2]（2020）在《广东省普宁市南径镇农民增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为立国之本。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一直有增无减。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因素,也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役的决胜要素。普宁市“十三五”时期的预期目标中也提到,农业现代化、农村宜居性、农民可支配收入等都要迈上一个新台阶。现阶段,南径镇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镇,农民收入的现状主要为:农民人均收入偏低,工业基础薄弱、转型困难,农业产业化进程速度较慢,离规模化农业形成还为时尚早,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不多,且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科技素养不高,要实现农民增收,仍面临着方方面面各色各样的许多困难。解决好了南径镇农民增收问题,才能全方位促进南径镇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才有利于南径镇整个辖区社会面平稳,才有助于普宁市完成“十三五”预期目标,才能真正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本文选取普宁市南径镇作为研究对象,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概述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阐述农民增收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论;第三部分为普宁市南径镇农民收入的现状,阐述镇概况、农业经济现状、农民收入情况等;第四部分为南径镇促进农民增收的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阐述了党委、政府、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农民自身等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五部分为普宁市内促进农民增收较显着镇的相关经验与启示,选取了占陇镇、南溪镇、梅林镇三个镇,这三个镇通过发展工业、电子商务业、乡镇旅游业、蕉柑产业等,为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带来较好的成效,通过分析三个镇的成功经验,找出可供南径镇借鉴的经验;第六部分为促进南径镇农民增收的对策与建议,从农业发展、教育、电子商务业发展、工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南径镇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对本论文作出结论、指出不足、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张玉洁[3]（2020）在《利益冲突格局下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勤县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干旱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缩影,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及支持,民勤先后出台环境治理、环境监管、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调查表明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环境政策传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基于此,笔者深入民勤县,获取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的一手资料,结合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探析利益冲突格局下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的现状、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而为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提供借鉴。研究发现:首先,民勤县政府与当地群众对于民勤县生态环境现状的认知存在偏差,政府和媒体认为民勤县环境破坏严重,急需治理,但是当地群众则认为民勤县环境一般甚至比较好;其次,政府、媒体与当地群众在环境政策传播中的利益诉求存在偏差。随着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重视,当地政府和媒体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更加着重于强调民勤县生态的恢复,侧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当地群众较之于环境保护更关注当下的经济效益,执行各项环境政策的前提是经济效益不受影响;第三,在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中政府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媒体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群众则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和政策载体,较少参与政策传播过程;第四,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过程中,政府话语与群众话语存在一定的冲突。政府话语强调政治立场、政治指标,缺乏对群众利益的关切和对群众的情感动员,群众话语以委婉的方式表达着对部分环境政策的不满,但是由于群众话语缺乏传播渠道,因此影响力较小。结合研究发现,通过梳理当地环境政策变迁、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及农村政策传播现状可见:首先,当地群众落后的环境意识与与时俱进的环境政策导向不相匹配,进而导致各主体对环境现状及政策的认知存在差异;其次,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特性,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过程中涉及的各主体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政府、媒体与当地群众利益诉求的偏差;第三,较之于其他传播,农村政策传播过程更加复杂,涉及主体更加多元,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政府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进而影响传播效果。
郭姝艳[4]（2019）在《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文中研究说明《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栏目,自1994年开播之日起,就开启了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的新时代,受到了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栏目不仅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独树一帜,在重大主题活动报道、突发事件报道等方面也占据重要地位。二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焦点访谈》也经历多次改版,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节目形态。由于媒介环境的变化,《焦点访谈》与最开始的节目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在现今社会中,它又呈现出怎样的传播特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方面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为栏目带来的利弊有哪些?笔者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投入到对《焦点访谈》的分析之中。本文运用新闻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对《焦点访谈》展开解读,沿用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对《焦点访谈》节目的文本作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等文本分析,然后对《焦点访谈》话语的传播特点进行分析,最后对节目发展中出现的瓶颈问题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论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阐释,并说明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难点创新点;第二部分,对论文的分析主体《焦点访谈》和主要理论做一个综述,包括话语分析、新闻话语分析和本文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方法;第三部分,对《焦点访谈》的节目展开话语文本分析,从语义宏观结构、图式超结构、微观结构到修辞与风格,分析具体的节目样本以得出结论;第四部分,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表达几方面分析节目话语的传播特点;第五部分,根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总结其遇到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提出笔者的建议。
吴圆圆[5]（2019）在《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视对农服务一直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历史进程中高度关注且付诸实践的重要范畴之一。本论文史论结合,富有独到见解地把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理论框架,全面系统深入的从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数字电视时代为电视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广播电视政策对推进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等多重维度,揭示了我国对农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两个核心要素,共同形成合力,推动对农电视事业的不断创新发展,全方位构建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对农节目发展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格局。同时,对融合媒体时代,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优化发展予以了若干建设性思考。本论文首先从媒体科技史的研究视角,将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史划分为传统电视时代（即模拟技术时代）和数字电视时代两个部分,通过对传播科技与传播内容相互关系的把握,梳理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与发展。阐明了传统电视时代的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对农节目从无到有,经历了栏目化、频道化的升级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数字技术进入电视实操领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采编播各环节走向数字化、网络化、高效化,电视服务应用空间有力拓展,使传统电视对农节目从形式、内容到服务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传输系统的升级与新媒体传输渠道的拓展使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得到突破。论文继而从政策推动的研究视角,系统论述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政府如何通过惠农政策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三农问题”主导了我国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在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方面,政府都有特殊考量和优惠政策。在具体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建构和生产体系上,惠农政策直接推动对农节目生产完整体系的建立,形成从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全方位全体系的对农服务平台。从原来节目的生产,节目中包含一部分对农服务要素,再到专门对农服务栏目再到专业对农频道,再到央视即将把原军事·农业频道分离,单独成立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这都是基于更好的从层级上显示出对农服务政策优惠的国家考量。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一步实行电视惠农,从县级平台到省级乃至全国平台,来发挥拓展基层第一线的传播影响,通过移动手机终端服务农民的新需求,以融媒体中心平台作为依托将基层的、个体的需求放大到更大的层面,从而为点上的农村和农民服务。正是在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两个核心要素的合力推动下,我国对农电视从四级覆盖、村村通、户户通、再到落实到人的电视扶贫产业政策,逐步形成当下我国对农传播的基础设施格局,同时,又在对农节目生产方面,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对农服务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一个完整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体系。论文进而在上述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媒体融合环境下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举措。笔者结合电视媒介的供求理论和传播学受众理论指导,基于东中西信息传播的“数字鸿沟”、四级广电媒体网络的平台差异的遴选原则和调研的可行性分析,遴选典型地区、典型节目展开实证调查研究。遴选了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道富有代表性的《致富经》、《乡约》栏目（国家级对农频道典型）、安徽亳州电视台（市级专业对农频道）及亳州姜屯村（传统村庄）、浙江磐安电视台（县级频道）及磐安管头村等（特色乡村旅游村）进行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获得第一手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新变化的认知。在深入阐释调研发现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新变化的基础上,对依托科技创新更好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移动优先理念下传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更大面积地实现基层的对农服务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周杰灵[6]（2019）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文中提出一百年来,美国生猪养殖粪污的治理观念、制度与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观念上,从将生猪粪污当作废弃物到将其视为资产,经历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转变;制度上,从粪肥还田到综合养分管理,经历了种养结合到种养分离,再到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综合养分管理的制度转换;治理方式上,从小规模生猪牧养粪肥治理方式到大规模粪污泻湖系统,再到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经历了经济与环境相互平行、相互冲突、以及协调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生猪养殖方式的不同,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10-1958年间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养殖时期;1959-1971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萌芽时期;1972-1998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快速发展时期;1999-2010年间的农工商垂直一体化养殖发展时期。20世纪初,受到资源保护及荒野保护运动的影响,美国人开始从原来那种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价值导向,以疯狂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表现形式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中转向对自然的欣赏和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并试图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崭新关系模式。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在美国生猪牧养阶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生猪养殖和作物生长都依靠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作物——土地——猪粪尿之间形成密闭的养分循环,能有效防止养分流失和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战争打破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氛围,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猪养殖方式和粪污治理方式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间,美国军工行业开始大批转向民用,农业领域产生新的分工,农业生产全面进入机械化和化学化阶段。原本在战争期间应用哈伯-博施的大批量工业合成氮素方法制造炸药的化工厂纷纷转向生产农用化肥;同时,二战期间被实验证明可以促进农业增产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也开始被大规模地生产和使用。化肥的大量使用割裂了养殖业与种植业之间通过动物粪便还田形成的传统养分循环链条,猪粪被完全当做一种废弃物进行处理。农户处理生猪养殖废弃物所造成的污染问题根据《妨害法》由具有物产保护权的农户自行解决,政府很少干涉,监管上几乎是空白。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新的生猪清粪方式也开始出现。1951年,挪威首次发明使用了漏缝地板技术来取代人工清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种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清粪方式被介绍到美国并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的生猪养殖业。漏缝地板技术的出现对于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来说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不仅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也为规模化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9-1971年间,大规模养殖粪污清粪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养殖设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1000头以上的养殖场,集约化养猪开始萌芽。然而,清粪方式改变后的储粪池管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储粪池随着猪舍建设的扩大而扩大,成为了猪舍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种替代传统储粪池的泻湖储粪系统开始得到开发和应用。随着集约化生猪养殖的发展,美国养殖污染问题开始显现,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其以往的价值观念。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从生物学的角度,用自然选择理论阐述农业过度使用化学产品而人为创造“超级昆虫”和“超级细菌”的恶果,批判了“人类中心论”的自大观点——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不惜与万物竞争,甚至破坏生态系统,成为现代环保运动诞生的导火索。环保运动的推进唤醒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人们更多地提倡与万物协调共生的理念而不是通过诸如消灭不利于人类的物种等利己行为来获得短视的利益。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索经济制度的新思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和鲍尔丁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环保制度建设的新观念。科斯通过运用“社会成本”这一概念,考虑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主客观因素,用控制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分析方法来确定环境污染中的责任比重,希望通过最缜密的制度设计来使得稀缺的自然资源流动到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每年从工厂、城市居民、和畜禽养殖场排出的大量污水造成河流湖泊的严重污染。1972年美国颁布《清洁水法》,首次在全国层面将养殖粪污作为监管的对象。由于当时大部分污水来自于工厂和城市居民的污水排放,美国政府便将工厂、城市居民的污水连同畜禽养殖场的粪污按照点源污染进行政策规范和治理。20世纪80年代,尽管美国废水排污点源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水体的质量并未发生重大改善,非点源污染代替了点源污染成为美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1982-1997年间,美国大规模生猪养殖农场中只有25%左右的饲料养分转化为动物产品,另外约75%的饲料养分存在于生猪粪污中。这些粪肥被施用在养殖场内部有限的农田后,大约有51%的氮素养分和64%的磷素养分超出其农田需用量,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由于污染治理政策的偏差,环境不公现象开始显现,成为环境正义运动关注的焦点。为应对养殖污染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1999年美国农业部和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畜禽养殖粪污治理统一国家战略,并推出畜禽粪便综合养分管理计划（CNMP）,要求规模化养殖场将粪污作为养分还田的管理对象,以减少养殖粪污通过农田径流和氨挥发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养分管理计划的推行将粪污养分管理从养殖业延伸到了种植业,将种植土地的粪肥施用养分管理也纳入了综合养分管理的范围。在美国农业部的督导下,化肥行业率先引入一种全球通用,具有科学开创意义的4R养分管理制度。这种养分管理制度将化肥养分管理又延伸到了粪肥管理领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禀赋来不断完善各层面养分管理水平,促使农户采用适合当地条件的最佳肥料管理实践措施,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初,原来在美国东南部地区被广泛应用的泻湖或露天厌氧化粪池（泻湖）系统,因产生氨气排放、臭味、病原体传播、以及水质污染等环境与健康问题而广遭诟病。2000年7月,在环境正义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与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同意开发和使用新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技术来改变原有的储粪系统,集约化养猪环境优先技术（EST）应运而生。环境优先技术是在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环境优先为原则的技术系统。它由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养猪实验基地负责开发并被州政府指定为用来淘汰露天厌氧化粪池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系统。而环境优先或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主要是指“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优先,使主体对环境的保护行为优先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百年变迁中,资源禀赋与经济因素、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大国及养殖粪污最多的国家,中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从观念、制度和技术上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道路。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最主要是在观念上要树立环境优先的理念即在处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时,坚持以环境利益为先的原则;在制度上要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即将养殖业与种植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政策规范;在技术上要倡导环境优先技术,实现绿色养殖的目标。
刘小静[7]（2019）在《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的思想和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理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又与他长期的地方履政实践息息相关。对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思想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其发展脉络与理论渊源,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意蕴。习近平的地方履政包括河北正定时期,福建宁德、厦门、福州时期,浙江时期和上海时期几个阶段。正定是习近平地方履政的良好开端。在正定,他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大念“人才经”,出台“六项规定”狠抓党风建设,发展旅游经济。这一时期,他的综合改革思想初步形成。福建时期是习近平地方履政最长的一个阶段。在厦门,关注城市风貌,推动生态城市的建设。在宁德,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带领贫困地区和群众“摆脱贫困”;坚持从严治吏,制定廉政建设“十二项规定”;创新“四下基层”的领导干部下访制度,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在福州勇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提出“马上就办”,提升政府效能。任福建省长期间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设“数字福建”、探索“闽宁模式”、总结“晋江经验”。福建时期,习近平的改革发展思想进一步丰富,实践内容也更全面。在浙江,提出“八八战略”、“两山论”、“千万工程”等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围绕“走在前列”的思考,表现了习近平的务实和前瞻。虽然在上海只工作了七个月,他却深入考察上海的17个区县,对上海的城市精神进行深刻阐释,对上海的新发展有着准确的战略定位。浙江和上海的实践,让习近平的思想视野更全面更宽广。在长期的地方履政实践中,习近平形成了鲜明的思维风格和实践风格,这包括思想方法上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辨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包括工作方法上的的人民情怀、担当精神、问题导向、实干兴邦和注重调研。习近平长期的地方履政思想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忠诚担当廉洁的干部成长的典型样本,其地方履政时期的实践,因地制宜地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其结合实际的思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活水源泉。
沈费伟[8]（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王岩[9]（2017）在《“三权分置”制度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的合约选择研究》文中指出“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难题,其核心是农地产权的制度安排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均包制为基本经营形式的农地制度有效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释放生产活力、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随着承包责任制潜力消耗殆尽,其内含的土地细碎化、资源配置效率不足与生产效率较低等弊端逐渐显化。解决上述问题要靠农业现代化,而当前农业现代化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与信贷束缚的困境。不难看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存在土地细碎化与资金约束的双重障碍。解决细碎化要靠农地合理有序流转来完成;而破解资金约束需盘活农村沉睡的土地资产,借助农地经营权抵押实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两个:①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②放活经营权。一方面,在充分保障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权条件下,通过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有利于农地流转的实现;另一方面,从经营权中活化出抵押权,通过赋予土地经营权以抵押、担保之权能,有利于破解农业经营融资难题。因此,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主要是为了有效实现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的双重诉求。不论流转还是抵押,将交易双方衔接起来的纽带则是合约,合约是双方意愿一致而在相互间产生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可促进合作剩余,合约作为流转及抵押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构成了交易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合约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其意义体现为缔约双方选择怎样的合约及合约能否有效执行。在农地流转时,现实情况是否与现代合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的书面正式合约、长期合约以及市场化租金的合约能够提高合约稳定程度、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履约风险相一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缔约双方在农地流转时选择口头、短期及象征性租金的合约,而双方又在何种情境下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长期及市场化租金的合约?政府在农地流转合约选择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背后的机理又是什么?在“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深化对农地流转合约选择及其机理的理解,有助于丰富合约及其治理理论、为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发育提供参考,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农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及农业现代化需大量资金支持,为破解农业经营融资难题,对农地抵押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现有文献基于合约分类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但现实中作为抵押物的农地经营权存在农户主体及规模经营主体的差异,两类主体在农地抵押时均面临市场合约与组织合约的方式选择,那么不同主体究竟与何种合约方式进行匹配,才能更有助于破解农业经营融资难题,从而更好的实现农地抵押呢?无疑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农地抵押的实践探索。对合约问题进行研究的要义在于如何针对流转及抵押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制度的设计并得出未来改革的启示。本文将按照“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合约选择——农地经营权抵押的合约选择——制度设计与改革启示”这一分析框架展开论述。具体地:首先,通过对调研地区农地流转现状的把握,认为当前农地流转范围过小且主要发生于熟人社会内部,合约呈现为口头非正式、短期及象征性租金的特征,经营权与承包权分置程度较低,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要素市场化的实现,为此要解决如何促使流转范围突破熟人社会边界的问题,本部分试图探讨基于关系治理而呈现为差序治理及其格局下对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影响,并探讨政府介入对合约选择影响的作用机理,检验政府介入能否打破差序治理,从而使差序治理向市场治理方向转变;其次,随着农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当前农业现代化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与信贷束缚的困境,在“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背景下,随着农地经营权的活化,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对实现农地抵押贷款的诉求与日俱增,为破解农业融资难题,本部分基于市场与组织合约的分类视角,剖析农地经营权主体差异与农地抵押方式选择,旨在解决农户主体与规模经营主体对于抵押合约的选择匹配问题,剖析不同贷款主体选择何种合约形式有利于实现农地抵押。最后,在“三权分置”背景下进行制度设计,在总结前述两部分研究的经验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如何通过农地经营权流转、抵押从而更有效的实现“三权分置”制度的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借此回答对当前农地产权结构改革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本文各部分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差序治理对农地经营权流转合约选择的影响受治理情境约束,政府介入流转有助于打破差序治理格局在农地流转中,农户对合约的选择受其与各交易主体之间关联程度的制约,是差序治理的结果。理论剖析显示:①在弱关系治理情境下,农户倾向于选择书面正式、长期及趋市场化租金的合约;而在强关系治理情境下,农户则趋向于口头非正式、短期及象征性租金的合约。②政府介入农地流转有助于破除差序治理格局并促使其向市场治理方向转变。借助赣、辽两省1628户农户（其中979户参与流转）的实地调研数据,结合数据描述性统计及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2）农地抵押中存在直接与间接定价的方式差异,农户作为抵押主体时采用组织合约的方式更有优势;规模主体作为抵押主体时采用市场合约的方式更易获得贷款当农地经营权人为承包权人时,此时抵押多为小农户行为,因小农户的高异质性,农地细碎化的地理专用性和农户成员权的不可变动,金融机构面临抵押物的处置风险。所以需引入一个中间组织以降低抵押中的定价费用,确保农户的贷款主体资质及抵押物能有效处置。农户作为抵押主体时,同心案例对应的组织合约下呈现出的贷款金额所占土地经营权认定价值的比例、贷款期限、风险防范及监督机制、市场化程度、贷款利息率等方面的特征要比平罗案例对应的市场合约下这些方面特征的呈现更有优势。当农地经营权人为非承包权人时,因两者的分离需借助流转,而流转可解决以农户为单位面临的农地均分约束。因此,当规模经营主体进行抵押时,通过直接与金融机构谈判,可减少交易环节、节约交易费用。当规模经营主体作为抵押主体时,明溪案例对应的市场合约下呈现出的贷款金额所占农地经营权认定价值的比例、贷款期限、风险分担及违约处置机制、申请担保的交易成本、获得贷款难易程度等方面的特征要比枣庄案例对应的组织合约下这些特征的呈现更具优势。（3）针对上述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合约选择的研究结论,进行制度设计,并指出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是未来“三权分置”改革一个可能的方向针对农地流转合约选择中存在的差序现象及政府介入的“度”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进行制度设计;为探究农地抵押合约选择中农户与规模经营这两类主体在抵押中如何更好的通过合约匹配实现抵押进行制度设计。最后指出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是有效兼顾流转与抵押的载体,是未来“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一个可能方向。由此结合上述研究结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制度设计:（1）尊重熟人社会和乡土情境中差序格局下农民对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意愿及决策;（2）在制定和实施农地流转政策,推动差序治理向市场治理转变的进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地域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3）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干预,明确界定政府职能边界,警惕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异化现象;（4）继续放松产权管制,从法律上赋予农地经营权抵押的权能;（5）政府在制定农地抵押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抵押主体的差异性,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支持农户与规模经营主体这两类抵押主体。
陈劭楠[10]（2017）在《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模式与规划方法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无法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关系失衡正在严重制约着城乡之间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和谐发展。黄土丘陵沟壑区由于恶劣的自然生态条件、外界联系不畅的交通条件、破碎零散的用地条件使得乡村地区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黄土丘陵沟壑区传统农业的缓慢发展造成乡村难以适应快速城市化的冲击,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加剧,从而衍生出了农村人口、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以及产业发展等对位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一系列问题。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是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提出的一种现代乡村空间单元。该类型单元空间规划研究不同于一般新型农村社区单纯对居住环境的设计研究,而是对内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整体统筹地分析研究。本论文首先研究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发展现实问题,进而对当地传统乡村空间特征进行分析,揭示对应现代农业发展、退耕还林还草等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次,引出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的概念内涵,并且研究确定内部功能构成和配置逻辑,进而引导后续空间的设计布局。再次,研究确定空间规划的原则、相关理论,以瞿昙镇中心社区为典型案例分析影响空间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三方面因素,提出满足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农业生产和公共服务配给需求的“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规划方法。最后,基于“现代乡村基本单元”总体空间层面从规划策略、功能布局、空间管制、产业布局等角度对中心社区进行规划设计实践;选取中心社区内各项系统最为全面且最具代表性的中庄单元作为现代乡村基本中心单元的研究对象,运用从整体到局部的研究方法对功能布局、道路交通、绿地系统、公共空间、院落空间等方面进行规划研究;选取以生产及其服务为核心功能的周家单元作为现代乡村基本生产单元的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其生活空间的特殊性进行规划研究。本论文建构并提出了适应现代化产业发展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模式与规划方法,从根本上提升资源利用绩效,为该地区乡村未来发展提供解决人口流变、设施空废等问题且具有实践推广价值的有效途径。
二、农业结构调整系列报道之一 寻找粮食增收空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结构调整系列报道之一 寻找粮食增收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视域下《新闻联播》的“三农”图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
| 1.2 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1.5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2 理论基础 |
| 2.1 新闻叙事理论 |
| 2.2 媒介形象理论 |
| 3 《新闻联播》“三农”报道的内容特征 |
| 3.1 报道主题:聚焦经济民生紧跟时代发展 |
| 3.2 报道体裁:消息快讯为主栏目设置多样 |
| 3.3 报道地域:东西部数量多区域差异显着 |
| 3.4 报道倾向:突出正面报道兼顾舆论监督 |
| 4 《新闻联播》呈现的“三农”图景 |
| 4.1 农村图景 |
| 4.1.1 公共服务提升 |
| 4.1.2 乡风民风转变 |
| 4.1.3 生态环境改善 |
| 4.2 农业面貌 |
| 4.2.1 产业结构优化 |
| 4.2.2 生产要素完善 |
| 4.2.3 粮食增产增收 |
| 4.3 农民形象 |
| 4.3.1 主体意识增强 |
| 4.3.2 择业观念变化 |
| 4.3.3 渴求文化生活 |
| 5 《新闻联播》“三农”图景的叙事策略 |
| 5.1 《新闻联播》“三农”报道的话语特征 |
| 5.1.1 文本特征:话语结构稳定 |
| 5.1.2 画面特征:注重景别组合 |
| 5.2 《新闻联播》“三农”报道的事实建构策略 |
| 5.2.1 词语选择:凸显扶贫、通俗易懂 |
| 5.2.2 叙事视角:视角多元、模式丰富 |
| 5.3 《新闻联播》“三农”报道的意识形态生成策略 |
| 5.3.1 故事:类型化 |
| 5.3.2 人物:符号化 |
| 6 《新闻联播》“三农”图景的不足与改进 |
| 6.1 《新闻联播》“三农”图景的不足 |
| 6.1.1 未凸显农民话语主体地位 |
| 6.1.2 对新生代农民缺乏应有关注 |
| 6.1.3 报道缺乏接近性 |
| 6.2 《新闻联播》“三农”图景的改进建议 |
| 6.2.1 彰显农民话语主体地位 |
| 6.2.2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的报道 |
| 6.2.3 积极转变新闻叙事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2）广东省普宁市南径镇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简要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概念一:家庭经营纯收入 |
| 2.1.2 概念二:工资性收入 |
| 2.1.3 概念三:转移性纯收入 |
| 2.1.4 概念四:财产性纯收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二元经济理论 |
| 2.2.2 农村城镇化理论 |
| 2.2.3 统筹发展理论 |
| 2.2.4 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 |
| 2.2.5 调整产业结构理论 |
| 3 普宁市南径镇农民收入的现状 |
| 3.1 普宁市南径镇概况 |
| 3.2 南径镇农业经济现状 |
| 3.2.1 南径镇农业用地 |
| 3.2.2 南径镇主要农产品生产情况 |
| 3.2.3 南径镇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 |
| 3.2.4 南径镇人口组成 |
| 3.3 南径镇农民收入情况 |
| 3.3.1 南径镇农民收入组成与支出组成 |
| 3.3.2 南径镇历年农民收入情况 |
| 3.3.3 南径镇农民收入与全市农民收入对比情况 |
| 3.3.4 农民收入途径较少 |
| 3.3.5 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
| 4 南径镇促进农民增收的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 |
| 4.1 镇委镇政府促进农民增收途径及成效 |
| 4.1.1 提升基础设施和科技激发农业动力 |
| 4.1.2 加强电商培训、小额贷款 |
| 4.1.3 加大教育投入促增收 |
| 4.2 协会、企业促农民增收途径及成效 |
| 4.3 南径镇农民增收途径及成效 |
| 4.4 制约南径镇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
| 4.4.1 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 |
| 4.4.2 农业科技水平落后 |
| 4.4.3 工业发展滞后 |
| 4.4.4 农民文化素质水平较低 |
| 5 普宁市内促增收较显着镇的经验启示 |
| 5.1 占陇镇工业、电商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启示 |
| 5.1.1 占陇镇镇情概况 |
| 5.1.2 占陇镇工业、电商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启示 |
| 5.2 南溪镇乡镇旅游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启示 |
| 5.2.1 南溪镇镇情概况 |
| 5.2.2 南溪镇乡镇旅游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启示 |
| 5.3 梅林镇蕉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启示 |
| 5.3.1 梅林镇镇情概况 |
| 5.3.2 梅林镇蕉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启示 |
| 6 促进南径镇农民增收的对策与建议 |
| 6.1 做大做强蔬菜产业 |
| 6.2 增强农民文化素质 |
| 6.3 促进电子商务、小额贷款良性发展 |
| 6.4 加快工业转型促进农民增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与不足 |
| 7.3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3）利益冲突格局下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宏观背景 |
| 1.1.2 微观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民勤县群众环境意识现状分析 |
| 2.1 调查区域概况及样本基本特征 |
| 2.1.1 民勤县概况及调查区域选择 |
| 2.1.2 问卷设计与样本说明 |
| 2.2 群众环境意识现状 |
| 2.2.1 群众对当地环境的认知存在偏差 |
| 2.2.2 当地群众具备一定的环保知识,但是缺乏深度认知 |
| 2.2.3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冲突时,群众的环保态度相对较差 |
| 2.2.4 当地群众是否采取环境保护的行为完全基于现实的考量 |
| 2.2.5 环境责任认知明确,经济收入越低的人越倾向于认为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 |
| 2.2.6 当地群众环保意识水平与所属乡镇具有强相关性 |
| 2.3 环境政策传播中群众话语分析 |
| 2.3.1 委婉表述下的隐忍式防御 |
| 2.3.2 利益诉求裹挟下的反主流话语 |
| 2.3.3 民主协商中夹杂的经济话语 |
| 2.4 群众身份建构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 |
| 2.4.1 环境政策传播中群众身份建构 |
| 2.4.2 环境政策传播中群众利益诉求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环境政策传播中政府行为分析 |
| 3.1 政府环境政策传播内容分析 |
| 3.1.1 样本选择与类目建构 |
| 3.1.2 环境政策内容是传播的主要内容 |
| 3.1.3 政策偏重政治立场与政治指标,缺乏情感动员及对经济效益的关照 |
| 3.2 环境政策传播中政府话语分析 |
| 3.2.1 政治话语占据主导地位 |
| 3.2.2 科学话语辅助传播 |
| 3.3 政府身份构建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 |
| 3.3.1 环境政策传播中政府的身份构建 |
| 3.3.2 环境政策传播中政府的利益诉求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政策传播中媒介行为分析 |
| 4.1 媒介环境传播内容分析 |
| 4.1.1 样本选择与类目构建 |
| 4.1.2 环境政策内容和效果是主要的报道主题 |
| 4.1.3 报道角度多为宏观和中观,缺少微观层面的关怀 |
| 4.1.4 报道倾向基本为正面 |
| 4.1.5 政府机构和官员是主要的信息来源 |
| 4.2 环境政策传播中媒体话语分析 |
| 4.2.1 媒介沿用行政理性主义话语 |
| 4.2.2 引用官方话语辅助环境政策宣传 |
| 4.2.3 权威科学的话语风格 |
| 4.3 媒介身份构建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 |
| 4.3.1 环境政策传播中媒介身份构建 |
| 4.3.2 环境政策传播中媒介利益诉求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政策传播中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传播 |
| 5.1 多元主体的“撕裂” |
| 5.1.1 不同背景导致认知偏差 |
| 5.1.2 不同利益需求驱动的话语分歧 |
| 5.1.3 权力制度结构导致话语失衡 |
| 5.1.4 利益错位导致结构性紧张 |
| 5.1.5 结构紧张恶化传播生态 |
| 5.2 多元主体间的调解与平衡 |
| 5.2.1 经济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
| 5.2.2 补偿类政策有助于提高群众对环境政策的接受度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利益冲突格局下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困境及对策 |
| 6.1 利益冲突格局下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困境 |
| 6.1.1 变迁的环境政策导向与落后的民众环境意识不匹配 |
| 6.1.2 “理性经济人”角色导致利益冲突 |
| 6.1.3 农村政策传播的特殊性限制传播效果 |
| 6.2 利益冲突格局下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对策分析 |
| 6.2.1 增强环境宣传,提高群众环境意识 |
| 6.2.2 优化环境政策传播模式,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
| 6.2.3 重塑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改善环境传播环境 |
| 6.2.4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夯实环保基础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致谢 |
（4）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关于《焦点访谈》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话语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研究设想 |
| 1.4.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4.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3 论文的研究设想 |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及预期成果 |
| 1.5.1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5.2 论文预期成果 |
| 第2章 论文分析主体及主要理论综述 |
| 2.1 《焦点访谈》栏目综述 |
| 2.2 话语分析理论综述 |
| 2.2.1 话语分析的缘起及发展 |
| 2.2.2 新闻话语分析 |
| 2.2.3 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及其在本文中的应用 |
| 第3章 《焦点访谈》话语文本分析 |
| 3.1 《焦点访谈》的语义宏观结构—呈现层层推导的命题层级 |
| 3.2 《焦点访谈》新闻图式—与故事化图式相契合 |
| 3.2.1 标题和导语—故事图式的总括 |
| 3.2.2 主要事件和背景—故事图式的冲突 |
| 3.2.3 评论—故事图式的结尾 |
| 3.3 《焦点访谈》微观结构—呈现事实与发表评论的局部一致 |
| 3.3.1 呈现事实—《焦点访谈》的主要事件、新闻背景、采访调查 |
| 3.3.2 发表评论—《焦点访谈》的标题、主持人口播、记者访谈 |
| 3.3.3 呈现事实与发表评论的局部一致 |
| 3.4 《焦点访谈》措辞风格与修辞策略:观点的多样化表达 |
| 3.4.1 措辞风格—大众化口语化风格明显 |
| 3.4.2 修辞策略—善用修辞加强传播效果 |
| 第4章 《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 |
| 4.1 话语主体—“传播者本位意识”强 |
| 4.1.1 “传播者本位意识”的含义 |
| 4.1.2 《焦点访谈》话语主体“传播者本位意识”的表现 |
| 4.2 话语内容—大量体现政府话语 |
| 4.2.1 宣传解析党和国家在各领域的政策 |
| 4.2.2 积极引导舆论传达官方态度 |
| 4.3 话语表达—“多元化”与“一元化”并存 |
| 4.3.1 《焦点访谈》话语表达“多元化”特征 |
| 4.3.2 《焦点访谈》话语表达“一元化”特征 |
| 第5章 《焦点访谈》的发展瓶颈及对策 |
| 5.1 宏观结构:由“三段式”向“多段式”发展 |
| 5.2 新闻图式:优化《焦点访谈》的故事化图式 |
| 5.3 “传播者本位意识”向“受众本位意识”转变 |
| 5.3.1 “受众本位意识”的含义 |
| 5.3.2 促进《焦点访谈》向“受众本位意识”转变 |
| 5.3.3 “传播者本位”与“受众本位”之间保持平衡 |
| 5.4 话语表达注重思辨性和多元化 |
| 5.4.1 选题与评论皆要注重思辨性 |
| 5.4.2 运用多种手段促进多元化表达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Ⅰ |
| 附录Ⅱ |
（5）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 |
| 第一节 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 |
| 一、广播对农服务的滥觞 |
| 二、广播对农节目的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电视科技促进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 |
| 一、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导作用 |
| 二、电视问世催生对农节目多彩新形态——从节目到栏目化、频道化 |
| 第三章 数字时代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 |
| 第一节 节目制作环境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改造 |
| 一、电视节目采编制作的便捷高效 |
| 二、数字电视服务的应用空间拓展 |
| 第二节 数字电视技术促进对农电视新格局的产生 |
| 一、节目内容生产的多样化与节目形态的变迁 |
| 二、传输系统的升级拓展有力突破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 |
| 三、对农传播新格局的形成 |
| 第四章 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 |
| 第一节 互联网思维引发重新认识电视及其对农服务节目的传播理念与模式 |
| 一、“互联网思维”及其在传播业的核心理念 |
| 二、互联网思维对整个电视传播理念的颠覆与重塑 |
| 三、互联网思维对传统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及传播理念与模式的突破 |
| 第二节 互联网环境引发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生产的变化 |
| 一、受众的变化:受众构成、需求和审美趣味 |
| 二、传播环境的变化:从传统电视到三网合一的传输格局 |
| 三、节目的变化:节目形态、传播渠道与盈利模式 |
| 第五章 我国广播电视政策对推动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 |
| 第一节 由“三农问题”主导的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 |
| 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与政策深化 |
| 二、党和政府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政策安排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的惠农政策 |
| 一、传媒产业化的双重效益目标及其关系 |
| 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在对农节目生产供给中的特殊考量 |
| 第六章 从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典型案例的遴选 |
| 一、典型案例的遴选依据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设计 |
| 第二节 传统农民信息需求升级——安徽亳州调研发现 |
| 一、亳州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 二、具体调研的实施 |
| 三、调研发现:基层农民对信息需求走向更高层次 |
| 第三节 “走进来”:基于新型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浙江磐安调研发现 |
| 一、磐安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 二、调研的具体实施 |
| 三、调研发现:农村新兴产业推动农民对农需求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国家级对农节目的创新实践——央视《致富经》、《乡约》调研发现 |
| 一、《致富经》、《乡约》基本情况 |
| 二、《致富经》的创新探索 |
| 三、《乡约》的创新探索 |
| 第七章 总论:对农传播优化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对信息传播的需求变化 |
| 一、电视对农服务须适应农民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 |
| 二、新兴产业形态下的农民:主动传播需求有待满足 |
| 第二节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县级对农服务节目发展提供新指南 |
| 一、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解决县级电视媒体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 |
|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发展经验 |
| 三、县级融媒体建设对对农服务持续优化的思考 |
| 第三节 移动优先理念下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 |
| 一、“内容为王”升级,大小屏差异化的战略布局 |
| 二、传统优势对农节目走向移动终端的实现路径 |
| 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实现对农服务节目分级扶持政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6）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美国生猪养殖发展背景及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1910-2010年间美国农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的大致分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养殖方式 |
| 第二节 牧养方式下的粪污治理观念及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美国早期生猪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959-1971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生猪养殖方式的动因及初期发展 |
| 第二节 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粪污治理的具体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72-199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养猪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及政策驱动 |
| 第三节 环境正义追求下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一) |
| 第一节 生猪养殖的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的困境与综合养分管理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综合养分管理计划与4R养分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综合养分管理的变革措施与管理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二) |
| 第一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产生及基本规范 |
| 第二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升级换代 |
| 第三节 环境优先技术中的无害化处理方法 |
| 第四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推广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粪污治理百年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资源禀赋与治理范式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驱动 |
| 第四节 市场环境与经济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及教训 |
| 第一节 政策制度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资源化利用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各国/地区生猪养殖粪污治理方式比较 |
| 第四节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失败教训 |
| 第九章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价值取向与道德风险的防范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方式与环境正义的实现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7）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的思想和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正定时期的思想和实践 |
| 2.1 履职正定的形势和背景 |
| 2.1.1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代大背景 |
| 2.1.2 正定当年“高产穷县”的实际情况 |
| 2.2 推动正定改革发展的思想和实践 |
| 2.2.1 农村改革实践 |
| 2.2.2 综合改革思想 |
| 2.2.3 致力于党风廉政建设 |
| 2.2.4 大念“人才经” |
| 2.2.5 挖掘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 |
| 第3章 福建时期的思想和实践 |
| 3.1 履职福建的形势和背景 |
| 3.1.1 履职福建的时代背景 |
| 3.1.2 履职福建的实践基础 |
| 3.2 厦门时期的履政思想和实践 |
| 3.2.1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改革举措 |
| 3.2.2 推动厦门城市建设 |
| 3.3 宁德时期的履政思想和实践 |
| 3.3.1 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 |
| 3.3.2 实实在在抓扶贫 |
| 3.3.3 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 |
| 3.3.4 因地制宜,念好“山海经” |
| 3.3.5 创新干部下访制度 |
| 3.4 福州时期的履政思想和实践 |
| 3.4.1 任职福州市委书记期间 |
| 3.4.2 任职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 |
| 第4章 浙江时期的思想和实践 |
| 4.1 履职浙江的形势和背景 |
| 4.1.1 国际国内背景 |
| 4.1.2 科技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 4.1.3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 |
| 4.1.4 处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机遇期 |
| 4.2 浙江时期的履政思想和实践 |
| 4.2.1 提出“八八战略” |
| 4.2.2 打造“平安浙江” |
| 4.2.3 推动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
| 4.2.4 打造“法治浙江” |
| 4.2.5 提出“两山论”与“绿色浙江” |
| 4.2.6 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
| 第5章 上海时期的思想和实践 |
| 5.1 履职上海的形势和背景 |
| 5.1.1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负面影响 |
| 5.1.2 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
| 5.2 上海时期的履政思想和实践 |
| 5.2.1 抓住发展的“四大机遇” |
| 5.2.2 消除“社保资金案”的负面影响,重塑上海形象 |
| 5.2.3 重视红色传统教育 |
| 第6章 地方履政时期思想和实践的特点和意义 |
| 6.1 地方履政时期思想和实践的特点 |
| 6.1.1 地方履政时期思想的特点 |
| 6.1.2 地方履政时期实践的特点 |
| 6.2 地方履政时期思想和实践的意义 |
| 6.2.1 因地制宜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 |
| 6.2.2 提供了一个忠诚担当廉洁的干部成长的典型样本 |
| 6.2.3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活水源泉 |
| 6.2.4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础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8）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三权分置”制度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的合约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及主要研究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主要研究问题 |
| (三) 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数据来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技术路线 |
| (三) 数据来源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可能的创新 |
| (二) 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文献回顾 |
| (一) 农地流转相关研究 |
| (1) 对我国农地流转现状的分析判断 |
| (2) 多视角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
| (3) 农地流转的不同方式 |
| (4) 合约选择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
| (二) 农地抵押相关研究 |
| (1) 对农地抵押可行性问题的探讨 |
| (2) 对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研究 |
| (3) 对农地抵押贷款面临风险的研究 |
| (4) 对农地抵押贷款意愿的研究 |
| (5) 合约选择与农地经营权抵押 |
| (三) 简要的研究述评及展望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一) 农地 |
| (二) 农地承包权 |
| (三) 农地经营权 |
| (四) 农地经营权流转 |
| (五) 农地经营权抵押 |
| (六) 合约 |
| 三、理论基础梳理 |
| (一) 合约理论 |
| (二) 产权理论 |
| (三) 交易费用理论 |
| (四) 农户行为理论 |
| (五) 差序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三权分置”制度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合约选择的分析框架 |
| 一、“三权分置”制度背景及确立 |
| (一) 制度背景 |
| (二) “三权分置”制度的确立及其内涵 |
| (1) “三权分置”制度的确立 |
| (2) “三权分置”制度的内涵 |
| (三) “三权分置”制度的政策含义 |
| 二、“三权分置”制度的政策目标 |
| (一) 承包经营权分置为承包权与经营权:通过流转实现 |
| (二) 农地经营权活化:通过抵押实现 |
| 三、“三权分置”制度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合约选择的分析框架 |
| (一) 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合约选择 |
| (二) 农地经营权抵押的合约选择 |
| (三) 制度设计及改革启示 |
| 第四章 差序治理、政府介入与农地经营权流转合约选择 |
| 一、引论: 经营权分置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 (一) 差序治理的内涵 |
| (二) 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选择 |
| (三) 差序治理、政府介入与农地流转合约选择 |
|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选择: 描述性证据 |
| (三) 差序治理、政府介入与农地流转合约选择: 描述性证据 |
| 四、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一) 模型构建 |
| (二) 变量选择 |
|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地经营权抵押合约选择——基于抵押主体的差异 |
| 一、引论 |
| 二、制度背景与现实探索 |
| (一) 农地抵押的制度背景: 从法律禁止到管制放松 |
| (二) 实践探索的简要总结: 主体差异与抵押方式 |
| 三、农地抵押典型案例的选择与比较 |
| (一) 典型案例: 基于经营权主体与抵押合约差异的选择 |
| (二) 农户作为农地经营权抵押主体的合约方式比较: 同心VS平罗 |
| (三) 规模主体作为农地经营权抵押主体的合约方式比较: 明溪VS枣庄 |
| 四、典型案例比较的进一步阐释:同一抵押主体的合约选择 |
| (一) 农户主体与组织合约: 抵押的间接定价 |
| (二) 规模主体与市场合约: 抵押的直接定价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农地经营权流转及抵押的制度设计与改革启示 |
| 一、推动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设计 |
| (一) 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缔约决策的再考察 |
| (二) 制度设计 |
| 二、推动农地经营权抵押的制度设计 |
| 三、“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思考 |
| (一) 农地经营权流转(合约)与农地经营权抵押的关系 |
| (二) 农地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比较与抵押权的实现 |
| (三) 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兼顾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的载体 |
| (四) 案例介绍与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全文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与论文发表 |
| 致谢 |
（10）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模式与规划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范围和对象 |
| 1.4.1 研究范围 |
| 1.4.2 研究对象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空间发展现实问题与趋势 |
| 2.1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空间发展现状 |
| 2.1.1 生产空间发展现状 |
| 2.1.2 生活空间发展现状 |
| 2.1.3 生态空间发展现状 |
| 2.2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空间发展困局 |
| 2.2.1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建设用地扩张分散 |
| 2.2.2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建筑宅院空废衰败 |
| 2.2.3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公共设施建设盲目 |
| 2.3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空间发展趋势 |
| 2.3.1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空间发展趋势 |
| 2.3.2 生态安全背景下乡村空间发展趋势 |
| 2.3.3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空间发展趋势 |
| 2.4 结论与展望 |
| 3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内涵与功能构成 |
| 3.1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概念与特征 |
| 3.1.1 现代乡村基本生产单元 |
| 3.1.2 现代乡村基本生活单元 |
| 3.1.3 现代乡村基本中心单元 |
| 3.1.4 “现代乡村基本单元” |
| 3.2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功能构成 |
| 3.2.1 生产空间功能构成 |
| 3.2.2 生活空间功能构成 |
| 3.2.3 生态空间功能构成 |
| 3.3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功能要素配置 |
| 3.3.1 生活设施配建与再利用 |
| 3.3.2 农业生产设施现代化更新 |
| 3.3.3 产业空间生态适宜性布局 |
| 3.4 结论与展望 |
| 4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规划方法 |
| 4.1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规划原则 |
| 4.1.1 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性原则 |
| 4.1.2 以人为本的自主性原则 |
| 4.1.3 因地制宜的乡土性原则 |
| 4.1.4 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原则 |
| 4.2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规划相关理论 |
| 4.2.1 区位理论 |
| 4.2.2 循环经济理论 |
| 4.2.3 人地关系理论 |
| 4.2.4 “三生”一体化理论 |
| 4.3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影响因素 |
| 4.3.1 自然影响因素 |
| 4.3.2 社会影响因素 |
| 4.3.3 生态影响因素 |
| 4.3.4 小结 |
| 4.4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组织方法 |
| 4.4.1 生产空间组织方法 |
| 4.4.2 生活空间组织方法 |
| 4.4.3 生态空间组织方法 |
| 4.4.4 小结 |
| 4.5 结论与展望 |
| 5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规划设计实践 |
| 5.1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总体空间规划 |
| 5.1.1 中心社区概况 |
| 5.1.2 总体规划策略 |
| 5.1.3 功能布局规划 |
| 5.1.4 空间管制规划 |
| 5.1.5 产业布局规划 |
| 5.2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中心单元空间规划 |
| 5.2.1 中庄单元概况 |
| 5.2.2 功能布局规划 |
| 5.2.3 道路交通规划 |
| 5.2.4 绿地系统规划 |
| 5.2.5 公共空间设计 |
| 5.2.6 院落空间设计 |
| 5.3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生产单元空间规划 |
| 5.3.1 周家单元概况 |
| 5.3.2 功能布局规划 |
| 5.3.3 生产点空间设计 |
| 5.4 结论与展望 |
| 6 结语 |
| 6.1 论文研究的结论 |
| 6.2 后续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四、农业结构调整系列报道之一 寻找粮食增收空间（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视域下《新闻联播》的“三农”图景研究[D]. 陈昊.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2]广东省普宁市南径镇农民增收问题研究[D]. 何春虹.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07)
- [3]利益冲突格局下民勤县环境政策传播研究[D]. 张玉洁. 兰州大学, 2020(01)
- [4]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D]. 郭姝艳.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5]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D]. 吴圆圆. 上海大学, 2019(02)
- [6]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D]. 周杰灵.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7]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的思想和实践研究[D]. 刘小静.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8]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三权分置”制度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的合约选择研究[D]. 王岩.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10]黄土丘陵沟壑区“现代乡村基本单元”空间模式与规划方法研究[D]. 陈劭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