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中经世致用的治世宏愿和儒家先天性的政治情怀，“以政达治”的思维体系和践行模式，折射出儒家思想中具有浓厚道德意味的管理哲学思想。《论语》所蕴含的管理哲学对当下社会的管理观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负面效应。因此，探析《论语》中所蕴含的管理哲学，对当下管理观念和管理方略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论语；经世致用；以政达治；管理哲学
儒家哲学思想曾主导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不但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已经浸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环境。作为儒家思想文化源头的《论语》，更是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是溢美之辞，但也反映出其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奥的治国理政的管理哲学思想。
成中英在《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中有这样的表述：就字义来分析，“管”就是控制，“理”就是顺应理性和原则创造秩序。经过某种控制来产生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能达到人们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管理”了。[1]任何管理本身都是人的自我控制和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改善既有秩序、实现预定目标，构建有效秩序的过程。而《论语》正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己正人为途径”的人文管理哲学。[2]《论语》所承载和宣扬的“学而优则仕”的经世济民思想，以德为先的自律和实践体系，赋予儒家思想浓郁的治世传统，也使“儒家学说成为社会组织的哲学”[3]。无论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还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孔子都强调先以“内圣”完善自我，使自我德行和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然后通过“外王”构建合理化社会秩序，实现理想的政治形式——“安人”“安国”的理想社会状态。从内圣到外王，在逐渐放大的管理目标中，透视出了儒家对于以至善为中心、以构建王道政治为指归的社会管理价值的推崇。儒家知识分子身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情怀，世代谨承以德行为先的自律以律他的思想体系，孜孜以求地铺平“天下归仁”的大道，正是儒家思想中具有浓厚道德意味的管理哲学在《论语》中的投射。这种管理哲学思想不但对后世及当下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探索现代管理方略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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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世致用的治世宏愿是社会管理哲学的思想基础
《辞源》中，“经世”解释为治理世事；“致用”解释为尽其所用；经世致用是指关注社会现实，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以求国治民安。这是明清之际，顾炎武等人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一个学术思潮。探寻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儒学，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孔子作《春秋》，试图改变混乱的状况，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孔子的这种先天性的政治情怀，热切的入世之学，意味着儒家思想背负着凝重的治世宏愿，也将“治国平天下”的大同之旗插在治世之巅，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精神信仰，铸就了儒家思想的传世底蕴。
《论语》的《公治长》篇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意指关于人性和天道的理论，抽象玄妙，很难通过口授相传，而必须有充盈的智慧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得以领悟。所以，孔子很少言及，而是更注重修齐治平之学的讲授，培养德才兼备、济世救民的实用人才。这里的“文章”即“文行忠信”，指文化知识、中正之心、诚信之德、实践能力等方面的教诲。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把经纶济世作为培养弟子的最终目标，文化知识、德性修养和实践能力则是入世从政所必需的前提。由此可见，经纶济世的政治情怀不但是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更是社会管理哲学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是进行社会管理所必须具备的价值底线。如果没有崇高的经纶济世的情怀与宏愿，社会管理就没有坚固的基石，必然走向“政客”与“权利”的泥潭。所以，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致用的特质与社会管理哲学思想的本质具有根脉同息的意味。
正身也即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以自身为起点，进入家庭、社会、国家的管理实践，直到实现“平天下”理想目标。这种从内到外、从个体到社会，正己正人，层层推进的教化过程，形成自我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自我管理与家庭、社会、国家管理的有机统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端正自己，率先垂范，具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资质，是“以政达治”的必要条件。“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把“正身”看作从政为官的重要前提，端正了自身的德与行，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为政者“帅以正”，“不令而行”，以“正”发挥表率作用，才能在政治与道德上获得正当性，在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引导、归正的作用，确保管理实践的有序与实效。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9](《王羲之传》，P2108)
二、《论语》思想中“以政达治”的思维体系与管理践行模式解析
《论语》思想中“以政达治”是管理过程中改善既有秩序，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模型，是社会管理实现有序有治的条件保障。在《论语》思想体系里，“以政达治”的思想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护理前，两组FMA及BI评分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护理前相比，两组患者护理后FMA及BI评分均明显提高，且观察组护理后上述评分改善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秦安县由于原始森林破坏殆尽，植被种类较为贫乏。各种植被中，就分布面积来说，以农作物植被为主，约949 km2，占总面积的59.30%；就植被种类来说，约260多种，占植被总种数的57.7%；就植被的形状、功能和性状来说，可分为乔木、灌木、草本、农作物、果树、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7大类。
(一)正名
如前所述，《论语》所呈现的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名正己正人为途径实现礼制昌明、秩序井然的治世之愿的哲学体系是热切而凝重的。他蕴含的“以政达治”的政治情怀，自律以律他的实践精神，正是管理哲学的思想基础，也与管理实践的过程构建相吻合，对现今社会的管理观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正身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政”的释义，也沿用了《论语》的说法；“政”从攴从正，攴(pū)是敲击的意思，它是象形字，手持杖或鞭子进行敲击、鞭笞；“正”是匡正，是强行校正、端正，以达光明正大之意。因此，“政”是通过治理、整顿、规范回到正确的、应有的轨道之上，借“治”为理，实现天下安定的效果，其本质也即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如何以“政”达到“治”？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论语正义》解释为“言为政之道，居之于身，无得懈倦。”从“无倦”到“忠行”都在申明一种为政者的责任意识，也即恪尽职责、忠于职守，后演绎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情怀。《论语》所彰显的胸怀天下，经世致用为理念，教化民众、治世苍生为职责的情怀，正是改善既有秩序、实现预定目标，构建有效秩序的管理学的构建过程，其目标的实现是世代儒家知识分子不断自我提升，用自律以律他的精神践行在“以政达治”道路上，攀向“圣”“仁”目标的过程。
(三)正君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儒家思想所追求的宏大愿景和高远格局，历代知识分子以精微的学问和浩然正气，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之魂。作为现代的管理者，高屋建瓴地树立牢固的大局意识，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要在千头万绪中辩明大局方向，始终坚持从大局出发思考问题、形成思路，做符合大局利益要求的决策部署，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中维护大局利益，这是现代管理的原则。任何行业的管理者，不能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必须具备纵观大局的眼界和服从大局利益的觉悟，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思考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建构良好的运行秩序，实现良好的管理成效。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管理者更是要善谋全局，养成从全局上思考、处理问题的胸襟和气魄。
三、《论语》所蕴含的管理哲学的现实意义
子路问“为政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篇》)孔子认为，为政之道从“正名”开始，名正，然后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泰国安；“政者正也”，政治的根本要义在于各正其位。“君臣父子”划定各自的权限、职责和义务，明确限定的“职分”，安于其位、忠于其职、各尽其责，才能使社会各阶层协调一致、和睦相处，才能使国家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不致陷于纷乱。在孔子看来，为政者只有名正才能言顺，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号召力，才能复兴礼乐、成就事业，依靠典章制度和政令刑律来整饬社会秩序，规范并引导人们的行动，使得生民百姓能够举措得宜，在良好的规范内立身处世，最终形成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所以说，正名是“以政达治”的先决条件，也是进行社会管理可以遵循的法度和范例。
(一)作为管理者，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
孔子提出“以道事君”(《论语·先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就是以仁道事君，对君之“不仁”进行批评。孟子也认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大儒格正“君心之非”才是最重要的，“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正是认定了国君品行端正，国家就安定的思想。儒家诸子们前赴后继地不断尝试建立完整、系统的权力匡正机制，希望对君权能够进行有效制约，发展出诸如保傅、封驳、宰相、台谏、三司、经筵、制举、轮对、清议等权力制约与匡正制度，以避免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所导致的混乱和暴政。他们把“格君心之非”作为大儒和士子“以政达治”的政治途径，更是希望借正君之仁心，实现国有仁政的结果；从社会管理的层面视之，是制度设定的周密与完善，是管理者的品行的高洁与律己，也是实现有序有治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构件。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政府网刊发了烟台市人社局对农工党烟台市委在烟台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建议》提案的答复。
(二)作为管理者，必须有“正名”的能力，具备清晰的站位和明确的权责观念
古汉语中，道是天道，指规律性的东西，是宏观而大而化之的；德者，得也，是把合乎天道的东西领悟并身体力行。《论语》的社会管理哲学就是将理想的“道”以“德”为媒介贯彻、落实、实现到实际生活当中去，所以，具备高尚的“德行”是管理者顺利实现管理成效的条件。管理者通过正心、正言、正身、正行来修正自身品行，增强内在的道德感化力，达到“以德服人”的效果；其实质是管理者以严格的自我管理，借助德行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达到管理他人的目的，逐渐把外在的“他律”变成内在的“自律”。
(三)作为管理者，正身自律以律他的意识，是实现“不令而行”有效性管理的保证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或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都是指管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德行，在个人道德、品行、作风、修养、政治觉悟和道德境界等方面，身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扬德立威，“不令而行”。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讲，先“正己”再“正人”是一个把外在的强制性转化成内在自律性的过程，是人与人的精神觉悟和道德观念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的过程；管理者只有掌握这种由自律以律他的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去管理。
以当下的管理观点来看，“名”就是成就事业的目标和战略层面的构架，“名”与相应的职位和责权相匹配，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是“名”的落实，否则就会出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尴尬和窘迫境况。管理层进行组织机构、岗位设计、工作流程、制度规范的制定过程其本质就是正名的过程。首先，作为全局的把控者，要针对不同的岗位和职能部门，明确界定工作权限和职责，使从属人能够做到权有所属、责有所归、利有所享，从而避免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其次，管理者有效的权责界定，赋予从属者行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助于他们名正言顺地履行职责，履行所属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可以使各部分建立起良性运行机制，协调合作，实现较好的管理效能。
(四)作为管理者，要实现预期的管理目标，要有“正君”的魄力，选择科学的管理方法
孔孟以获得统治阶层的认同来推广儒家的治世之愿，通过“格君心之非”的匡正之术来构建礼制，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这是儒家思想“以治为政”的实践路径。对权力予以束缚和匡正，是儒家思想预防君主昏聩和霸权的掣肘之术。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同样是完成实效管理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在运行权力过程中，对权力施以监督和制约，确保权力运行中的正常、廉洁、有序、高效，使相关部门的权力在运行中保持总体平衡。有制衡的存在才能保证事情公正合理的发展方向，以及整体管理目标的实现。当管理者“目习于所见、耳习于所闻、心习于所是”而逐渐形成“一言堂”的专制和霸道，逐渐充塞视听而“喜小人而恶君子”时，就会摒弃他人的“帮正”和“匡扶”，形成自我膨胀，所谓实效管理之实效则成虚妄。
作为管理者，深谙平衡之术也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最终却是“允执其中”，是《论语》中的管理哲学，也是儒家“中庸之道”思想所倡导的平衡之术。对现代管理者而言，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为人处世的平衡艺术，依然是管理依循的途径和追求的终极境界。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是承认并尊重世间万物的差异性、多样性，协调并融合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人事物，最终达到身心、群己、人际、天人之间的和谐。管理者要有超越常人的眼界和容人的雅量，不拘囿于差异、冲突，而是以“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坦荡包容、协作、从而得到人事上的向心力、组织中的正能量。
四、《论语》所蕴含的管理哲学中的负面效应在现代管理意识中的反思
《论语》蕴含着人性本善的预设，仁政、德治、礼制的“以治为政”的实践机制，以及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其思想本质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底色，伦理道德为本位，政治伦理化的社会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被世代继承和衍生，变成我们的民族文化背景，溶入民族血脉之中。它所特有的伦理道德模式和思维惯性方式影响着当代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其中也不乏负面的心态和惯性思维，值得我们反思和矫正。
首先，儒家尊师重道的思想传统，形成盲目推崇领导权威，一味服从长官意志的流俗。这种过于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权限的思维惯性，使管理者很容易陷入自我膨胀的窠臼，沉溺于绝对权威的得意，一言堂也就在所难免。这也必然会造成排斥个性化的思想和能力，忽视团队协作的弊端，直言、谏言无法传达，监督制约机制更是形同虚设，科学有效的管理更无从谈起。其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贵义贱利”等传统思想，形成“重情意轻利益”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管理中规范化的理性精神相悖，对现代管理观念是种羁绊。再次，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底色，伦理道德为本位的《论语》思想，给传统管理哲学打上“重人情轻法制”的烙印，同样与理性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管理观念是相悖的。《论语》思想中重视情义等主观因素，必然造成管理实践过程中的无章可循，违章难究，监管和制约制度也难以发挥正常作用。最终必然会损害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和规范性，也必然会挫伤所属团队的情感和创造力，影响管理成效的实现。
纵观《论语》所蕴含的富有道德意味的管理哲学观点，其根本的着力点在于通过个体的情感、道德、伦理、自我实现等社会属性，寄情并关怀家国天下之治。其中自觉地人格提升，超越性地通过自律以律他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秩序的礼制与和谐，都是传统儒家社会管理的智慧之光。《论语》所彰显的管理哲学影响深远，它铸就了实践管理中以激励、需求或者控制机制来顺应或者引导人性的模态构架，为实现有效地组织目标提供了一个古老而坚韧的范式，成为现代管理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因民族文化的因袭惯性，重情感轻理性，重亲缘而轻规范，重义而轻制的思维习惯，是制约现代管理走向科学、规范、公正而有效的短板。挖掘《论语》中丰富的管理哲学，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反思其负面心态和不良效应，实现和睦有序的管理实效是现代管理者应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ABriefAnalysisofManagementPhilosophy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eAnalectsofConfucius
CUI Kai-xuan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He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Judicial Police Officers, Zhengzhou, Henan 450011,China)
Abstract: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wish to govern the country by knowledge, the congenital feelings of politics in Confucianism, and the thinking system and practice mode of "governing by politics" reflect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with strong moral significance in Confucianism.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embodi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the present society,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negative effects worth reflecting on.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contain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ent management concept and strategy.
Key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govern the country by knowledge；governing by politics；management philosophy
*收稿日期：2019-01-11
作者简介：崔凯璇(1980-)，女，河南方城人，副教授，硕士。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698(2019)02-0077-04
(责任编辑 周 宁)
标签：论语论文; 社会论文; 管理者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