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温州大学与地方人社局合作设立瓯海劳动争议仲裁高教园区派出庭，派出庭的知识因素（即知识专家因素和知识环境因素）所体现的仲裁员综合素质和社会人文环境是否对派出庭的调解率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以此为研究假设，针对派出庭和政府仲裁委双方的仲裁对象及工作人员作出了实证调研，并进行了相关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专家所体现的多种素养和知识环境对当事人的影响等因素嵌入劳动争议仲裁，确乎对于派出庭开展仲裁实现较高的调解率与结案率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劳动仲裁；知识专家；知识环境
一 绪论
（一） 研究源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2015 年的16.7888 万件猛涨到2017的45.1567 万件。[1]案件的爆炸式增加和工作人数的缓慢增长造成法院系统“案多人少”的矛盾愈发突出。因此，更大程度上调动劳动仲裁机构活力、发挥仲裁体系的“准司法”功能、减轻法院压力就显得迫在眉睫。
劳动仲裁是指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申请仲裁的劳动争议居中公断与裁决。在我国，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其给予劳动者与企业双方一个以非司法的途径解决劳动纠纷的机会，较高的调解率与仲裁率有利于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然而，现有劳动仲裁工作面临的境况也非常尴尬，主要源于传统仲裁专业力量与工作模式已显现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人事争议纠纷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同时，争议类型日趋复杂，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工资、经济补偿、工伤认定及赔偿等各种纠纷相互交织，劳动保障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相互交叉，处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给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严峻的挑战。[2]如何进一步加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发挥专业性调解在争议处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了一个摆在仲裁机构面前的难题。[3]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法律实证主义方法，辅以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实地考察法、比较研究法，对在劳动争议仲裁派出庭接受仲裁的双方开展大样本电话回访，与担任仲裁员的高校专家学者深入交流，以及亲身观摩庭审，作出参与式观察，从而聚焦分析知识环境与知识专家嵌入劳动争议仲裁的作用及其心理机制；与此同时，作为参照，对于瓯海区政府体制内仲裁庭亦作出类似研究，两相比较之下，揭示知识因素（知识专家和知识环境）在劳动争议仲裁中的作用。
二 研究假设
本文欲探究是何种因素造成了派出庭相比仲裁委乃至浙江全省同行较为突出的仲裁工作业绩，在深入了解高教园区派出庭基本概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由于派出庭置身高校知识环境，以及由高校教师担任仲裁员，这两方面知识因素所嵌入劳动争议仲裁对于派出庭取得相较于仲裁委的高调解率和高结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派出庭仲裁员法学教师身份衍生的普法与倾听意识对调解的达成有促进作用
教书育人的专业训练与职业生涯易于使教师养成传道授业解惑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更愿意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愿意回答他人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法学领域的教育工作者把法律知识的普及当作一项义务，这也符合社会对于教师这一群体的期望。充分的普法与倾听更容易使双方在争议问题上达成统一的认识，减少矛盾的产生；也使当事人的不满、愤怒等负面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农村土地经营权界定为债权，则其设定形式灵活、设定程序简便、内容丰富。①为实现改革目标，可以赋予分置后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一定的支配、排他性效力以利于其流转。②笔者认为，“债权说”只是对“两权分离”体制下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重述。在“三权分置”改革中，农村土地经营权物权化具有“两权分离”难以替代的作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派出庭应应集中精力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能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换位思考，全面了解案件当事人的司法需求。对当事人诉求的重视不仅要体现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在案件的受理以及后续跟进时都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耐心，能够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加以了解与记录，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9]帮助当事人达成满意的调解结果。
图 1 研究框架图
（二） 派出庭仲裁员教师身份具有的专业能力对调解的达成有正向作用
仲裁队伍是法治工作队伍的组成部分，仲裁员是保证调解仲裁机构发挥职能作用的骨干力量。[4]因此我们可以说，专业化、职业化仲裁员队伍可以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为当事人做出合乎情理的决定，保障双方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专业化、职业化的仲裁员队伍也可以使案件朝向良性解决的一面，令双方更趋向于调解平息纠纷而不是一心提起诉讼对簿法庭。
（三） 派出庭仲裁员教师身份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对调解的达成有正向作用
社会赋予教师这项职业作为道德模范的使命，从而要求高校教师必须注重道德修养, 提升精神境界,做教书育人的典范。[5]由此出发，从道义上规定了高校教师在高等教育劳动过程中必须慎重思考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态度和作风去待人接物，处理问题，做好工作，为社会尽职尽责。[6]社会责任感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既是天然的，也是必须的。外部的社会职业要求与教师的自我道德要求双向增强了教师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对公平处理有更高的自我要求。
（四） 派出庭所处的高校知识环境和良好氛围对仲裁调解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增强仲裁员社会责任感
事实上，以改善纠纷解决环境来缓解双方矛盾、顺利达成调解或判决的尝试已在家事案件审理中获得高度重视和推广，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五） 派出庭业已形成的社会认可度（心理预期和社会评价）会对当事人心理产生影响
派出庭成立以来，作为全国首个附设高校建立的仲裁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高调解率和高服务质量为其带来了很高的社会认可度。在官方认可方面，国家、省、市、区各级仲裁部门均肯定并高度评价派出庭建设所取得的成效，认为派出庭“真抓实干，为地方服务，办案多且质量高，做到案结事了，机制很有特色”；在民间认可方面，派出庭师生的优质服务和公平公正的仲裁态度受到来访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在普通民众间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与信赖关系。这一情况可能先入为主地影响后续派出来庭进行劳动案件处理的当事人，推动其更好地配合派出庭仲裁工作的进行。
3.在课堂教学活动方面——转换教师的角色。在授课时，由于学生完成任务的形式、过程不同，教师的指导工作会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班级学生的共性问题上要多进行指导，在一些需要独立探索的领域上要让学生自主学习。
三 案例分析：知识因素嵌入劳动争议仲裁的作用
1、注重实务中的法律解释
单因素方差分析
普法意识与倾听意识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组间 127.954 29 4.412 5.713 0组内 169.922 220 0.772总数 297.876 249专业性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组间 90.088 24 3.754 4.065 0组内 207.788 225 0.924总数 297.876 249
注：对于假设中提出的五个维度因素上的影响因子，我们也进行了每个因子的方差与均值的差异性检验分析：五项因子的sig 值均小于0.05，拒绝两组均值相等的假设，即两组数据有显著性差异，仲裁委与派出庭之间在这五项因子上的差异巨大。
社会责任感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组间 191.55 23 8.328 17.702 0组内 106.326 226 0.47总数 297.876 249知识环境和良好氛围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组间 265.47 25 10.619 73.401 0组内 32.406 224 0.145总数 297.876 249社会认可感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组间 259 4 64.75 0组内 38.876 245 0.159总数 297.876 249
在十字单元连接处增加纵向辅助肋和横向辅助支撑杆，如图5(b)所示，提取优化后田字单元模块(图6)。单元模块具有对称性，本文主要模块单元进行设计分析与仿真。
四 研究结论与思考
综上我们可得出结论，高校知识环境、高校知识专家所具有的专业品质及其教师身份赋予的社会责任感与普法意识等因素嵌入劳动争议仲裁，确实对于派出庭开展仲裁工作受到更多信任、实现较高的调解率与结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扩大知识因素在劳动仲裁中的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在经过问卷数据分析后，对于五个因子（即普法与倾听意识、专业性、社会责任感、知识环境与良好氛围、社会认可度）在“当事人自愿性”问题上的显著性，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所有因子的显著性=0＜0.05，说明各因子对“当事人自愿性”得分有显著影响，进而对调解的最终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而最终产生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尚未可知，这五项指标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模型可从结构-行为-功能三方面建立立体的多层次本体模型。结构描述了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基本内容和要素，是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基本组成；行为是结构与功能的关联映射，表示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中某个参数随环境或对象的改变而导致另一个参数的改变；功能是指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应用场合、对象等，也是对航空制造业领域知识的属性描述。结构是行为建立的基础，功能的描述建立在行为的构造上。
通过将自愿性作为因变量进行统计与分析，本文发现，从普法和倾听意识、专业能力、责任意识、仲裁环境、社会认可度五个方面的均值分析来看，调查对象对高教园区派出庭均给出了更高的评价，仲裁庭的数据普遍偏低。这一结果导致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自愿性有3.74 比2.62 的巨大差距，即派出庭的仲裁当事人更倾向于和解。
2、重视当事人的诉求
高校教师自身应当强化普法意识。高校教师对一些具有时效性的法律法规的更改以及适用方面具有更加具体的理解，能够在仲裁过程中及时进行变通和解释。为此，教师与学生作为知识因素的代表性组成部分，应该在教育活动中进一步提高对法律知识普及任务的责任感。这也能够有效让一些尤其是没有聘用律师的当事人快速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从而能在仲裁庭过程中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作出符合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提高案件的调解率与结案率。
本文以成都市龙泉驿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活动开展现状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为玺印幼儿园、龙府幼儿园、小燕子幼儿园、皇冠幼儿园、博瀚幼儿园等5所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
绝大多数个体在进行行为决策时通常依赖他们当时的情感反应，会根据情感反应的差异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7]我们可以确信，积极的情绪对个体间信任乃至实现宽容和谅解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8]根据这一原理，派出庭置身高校环境，其积极营造的“以和为贵”的环境氛围，有助于消除“对簿公堂”式的对立情绪，调动双方积极协商的正面情绪，缓和化解劳动关系双方矛盾，使得仲裁得以在较为轻松的环境氛围和情绪氛围下进行。这有助于当事人敞开心扉，在一种信任、平和的情感状态下进行协商解决，减少了当事人上诉的可能性。
教师群体天然地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有更高的要求，这在仲裁调解工作中是一个独到的优势。发扬这种社会责任感要求教师将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和科研精神带入到仲裁过程中，一方面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10]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11]增强人民调解员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另一方面要求仲裁员在案件审理的前期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对案件的争议点、双方的诉求有更深入的剖析[12]。而在与劳资双方的关系处理中，仲裁员也应当时刻警醒自己，让自己处于一个居中裁判的地位，最终达成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公平。
首先，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筹资管理和控制。筹资对于企业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筹资也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而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风险。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筹资信息，扭转在筹资中过度依赖借贷资金的模式，使得筹资渠道得到拓展。通过利用数据信息平台进行资本市场信息的收集，再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从而为企业通过债转股、重组合并等方式进行筹资提供科学的依据，使得企业的财务决策更加科学化，提高财务内控管理的效果。
4、改善仲裁氛围与环境
一个良好的仲裁环境对当事人的言行与心理都有积极的改善作用，这在之前的调查研究中已有呈现。这一因素具体到高教园区仲裁庭中，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学教学氛围。为了“实现让双方就事论事，给双方一个良好沟通的平台和机会”，[13]达成自愿调解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改善派出庭的仲裁环境，尤其是学校方面加强文明校园建设，以影响当事人的言行；在庭审过程中，发挥高校的氛围优势，美化环境、推进微笑服务，打造以轻松环境为特色的仲裁。
5、提高社会认可
作为政府仲裁委的派出庭，它是化解矛盾的中介组织，有关工作的进行依赖于社会对其的认可。第一，需要大力提高仲裁质量，打造仲裁工作的新品牌；第二，需要积极推广信息化建设，实现仲裁工作公开化；[14]第三，将仲裁工作的高校经验加以推广，形成一个高校知识链，[15]建立与完善高校参与模式。在该模式中各方既应当明确内部职责分工，又要加强工作衔接和互相扶持，形成内部向心力、凝聚力，推进仲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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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栾居沪,程宇明.提高仲裁工作业务水平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自信[J].中国劳动,2015(15):26-28.
本文引用格式：李宇臻 等. 知识因素嵌入劳动争议仲裁的作用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9，6（63）：225-228.
DOI：10.16541/j.cnki.2095-8420.2019.63.07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2018R42900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宇臻，男，汉族，浙江绍兴人，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本科学历。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王毅钢，男，汉族，浙江金华人，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本科学历。研究方向：行政管理；虞家宝，男，汉族，浙江舟山人，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法学。
标签：知识论文; 当事人论文; 仲裁员论文; 环境论文; 教师论文; 《教育现代化》2019年第63期论文;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