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上都是没进过学堂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到了父亲这一代，也仅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可谓世世代代受够了没有文化的苦。1950年我来到这个世上后，家里就把文化翻身的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寒门子弟求学敞开了大门。1958年7月，爷爷牵着我的手，将我送进了本村小学，渴望长子长孙能够学有所成、改换门庭。
然而，我的求学之路却一波三折、命运多舛。刚踏进校门不久，就赶上了“大跃进”运动，本村小学在“一大二公”的狂潮中被卷到了邻村，大字还没识得一篓，我们就被赶到农田里无休无止地参加劳动，不少同学因不堪劳累之苦和焦虑读书无望而选择了自动退学。我问母亲怎么办，母亲坚定地说：“只要有学，咱就上。”于是，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第二年，在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下，本村小学得以复立，学子们终于得到了弥足珍贵的读书机会。我一路顺风，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进肥城县第七中学。从踏进中学门槛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个大学梦。除了课堂，学校图书室成了我的驻足之地，我如饥似渴地阅览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料，初中一年级刚刚学完，“文化大革命”又骤然而至，学校被迫停课，我的文化梦也随之破灭。在回原籍劳动期间，我的情绪一度跌到了谷底。母亲安慰我说：“国家早晚有需要文化人的时候，你只要不泄气，不丢书，总会有机会的。”我听从母亲的劝告，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读书学习，间或练习写作，一直苦熬了3年有余。1970年初学校复课时，正值“读书无用论”盛行。我在父母的鼓励下没有受到干扰，一天不落地念完了两年高中，知识得到积累。高中毕业了，我再次回乡劳动，人生又折回原点。那一刻，我仿佛是荒漠中迷路的一只羔羊，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好在乡亲们十分重视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推举我先后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林业队长和民办教师，还培养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让我从低迷中振作起来，重归文化向往之路。1973年，部分城市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加重了文化课考察分量。文化底蕴较为厚实的我看到了希望，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一举考入肥城师范学校，从此改变命运。尽管其间遭遇了“白卷英雄”事件的袭扰，但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没有被颠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子获得了深造机会。
文中设计研究了一种基于Arduino的车内儿童防误锁报警系统。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以非接触方式探测人体发出的红外辐射，能有效抑制人体辐射波长以外的红外光线与可见光的干扰，将探测得的信号转化为相应的电信号，该信号作为Arduino外部触发信号，驱动报警执行电路。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准确的对车内情况进行监测，并在发生异常时，能及时将报警信号发送出去，保证了儿童的人身安全。此外，该系统价格低廉，可靠性高，安装方便，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捧上铁饭碗后，我在文化进取的道路上没有止步。一位资深教师告诉我，要想成为文化人，至少得读一地排车的书。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业余时间卷不离手、笔耕不辍。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的家乡所在的仪阳公社党委成立大批判办公室。由于我在师范读书期间写过一篇历史故事《君子死，冠不免》，刊登在油印小册子《批儒评法故事集》头条位置，受到全县教育界广大师生的好评，由此得到明眼人的推荐，被选调到大批判办公室当“码字匠”。后因文字水平渐长，我又被调入仪阳公社机关专职文秘工作。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闲暇时光，我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新版文史哲著作外，又开始了新闻稿件的采写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其中1979年采写的报告文学《开不败的月季花》，刊登在地方文学刊物《肥城文艺》显要位置，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1982年，我被调到中共肥城县委宣传部工作，迈上一个更大的文化发展平台。期间，我忙里偷闲，勤于读书写作，1984年春在《牡丹》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新柳》。同年，宣传部为弘扬改革开放先模人物事迹，编印《开拓前进的人们》宣传册12000本，在头条和二条位置刊出我采写的两篇报告文学《轻舟已过万重山》和《目标，在前面……》。其中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由于切中时弊、文笔犀利，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被收入《泰安市文学作品选》。1984年，我先被提拔为乡镇副职，翌年春又调整为肥城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从而对地方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有研究成果面世。1986年，创刊不久的泰安日报社的领导看中了我的文笔，报请中共泰安市委，将我调入报社工作，主持一个部室的采编业务。至此，我从一名公办教师到公社文秘干部，再到县委宣传部干事，最后跻身地市级新闻单位，实现了文化征途的三级跳。老实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赐给我一根文学撑杆，助力了我的人生跃迁。
虽然跻身人才荟萃的报社，享有编辑记者的名头，但我没有满足于此。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我先后参加了山东省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参加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中文函授学习，拥有了本科学历；还被组织选调中共泰安市委党校脱产学习一年，补上了理论修养的短板。如果没有国家开辟的这些求学渠道，圆我的大学梦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春季/夏季型El Nio事件对中国夏季降水影响存在差异,El Nio事件爆发时间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应用于中国夏季降水的预测中。
由于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学识水平得到渐次提升，我终成报社的业务骨干之一，先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93年被提拔为副总编辑。在领导岗位上，我也没有停止创作，仍然辛勤耕耘，圆满完成了大量采编任务，共有22篇新闻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专业技术职务也一路晋升到高级编辑。同时，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一部，发表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诗词、随笔、杂文等443篇（首），共有7部文学作品问世，其中有3部分别获泰山文艺奖和精品工程奖，我也于1993年被吸收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
2010年退休后，我没有过那种闲散生活，而是打起背包再出发，重新踏上起跑线，先是采写、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一部，后将注意力倾注到地方文史研究领域，涉足学术探索园地，除领衔主编三部史志著作外，还出版两部文史专著，并在《炎黄春秋》《党史纵览》等期刊发表30多篇有所见地的文稿，为泰安的文化建设尽到了绵薄之力，自己也于2018年1月被中国先秦史学会吸收为会员，这标志着我在学术跋涉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进步。
回顾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岁月，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只有个人志向与国家大业捆绑在一起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能量，为民族振兴做出有益贡献，而提供这一契机的，正是曲折前行的新中国。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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