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雍正时期的差遣使职——观风整俗使，依靠职掌的灵活性对当时常规的地方政治运行机制提供有效的补充和完善。观风整俗使教化乡民、监察地方各级官员为主的核心职责，辅之皇帝交予的临时性差遣，构成其较为完整的履职体系。该职的设置为雍正帝解决满族统治合法性危机、构建满汉政治文化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尝试，从微观角度为分析雍正一朝官僚人事特征、国家治理原则、皇帝与地方官员关系的互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雍正 观风整俗使 地方 履职 治理
“风俗”包含着自然与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制约，是衡量某地治理难易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雍正皇帝为整顿地方尤其是江南省份的风俗，借鉴唐代经验，在地方常规职官外另设观风整俗使一职，进一步加强皇帝对地方的管控和治理。观风整俗使只在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创设，却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皇帝意图加强中央对地方管控的有效措施之一。
该职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1]：已有研究多指向在制度产生本身的原因、特点等静态分析；对该职职能的分析，学者所利用的资料多为担任观风整俗使一职的官员的奏折、上谕，而忽视了地方志的使用。
一、观风整俗使的职权履行
1.宣谕教化：本土文化的深化。观风整俗使主要职责是在文化传播领域加强儒家价值观念在民众间的渗透，他们使用的方式多为宣传皇家文书、奖授旌表匾额、在宗教事务上的“扬己抑它”、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以加深本土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力。
（1）皇家文书的宣讲。观风整俗使将雍正帝的《圣谕广训》以及皇帝个人品德、才能作为宣谕的主要材料来源，而且在当地具有儒家寓意的场所进行宣讲，庄重威严，仪式感强烈，以教化绅衿平民。王国栋所谓“圣训岂挚祥明，大中至正，圣经贤传之奥……”[2]4，不仅透视出以上信息，甚至在宣讲之前还需进行自我学习，更好地履行皇帝赋予的使命；雍正帝下令编修的《大义觉迷录》也被作为主要的宣讲材料，李徽就任湖南观风整俗使的主要职能之一便是宣讲《大义觉迷录》，意在消解社会流传、关乎雍正合法性危机的“不臣言论”[3]187、201、230。
（2）奖励旌表、匾额。奖励旌表给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人士，以达到宣扬儒家礼法的效果，是观风整俗使的主要职任。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任职官员本身巡察各地，还需与县一级地方官员配合，如乾隆《东安县志》载“李世秋补廪食，其学行兼优。雍正八年县令邱河源奉观风整俗使李抚宪，赵（照）优举纯士，奖给‘堪为矜式’四字匾额”；又“张应生居心平坦，孝悌力田，恪守本分……雍正八年邑侯邱奉文举报善人，抚都院观风整俗使赵李旌以‘诚实正直’匾额”[4]197。观风整俗使此类奖、授旌表匾额的行为绝非一省专有，达到宣扬儒家道德的目的并非以上一种形式。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赠给晋江士人世拱“积学砥行之额，授永定教谕”，只不过当事人并没有就任而已。福建兴化人徐万安独立捐金修备安平桥、双坑桥，刘师恕以观风整俗使之职“奉旨褒嘉，赐万安从四品服”[6]3666；浙江首任观风整俗使王国栋曾对当地士人方之范授旌表以示褒奖[7]366；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履职期间有鹤山吕毓芳妻梁氏“有节，欲咨移学究题旌，以年例未符而止”[8]221的举措，还有因“麦崇先为人秉直不阿，在任六载课士一本，先民极见，赏于观风整俗使”[9]534的先例。无论是纯士、善人，亦或是烈女，其言行因符合儒家“忠孝贞洁”观念而被观风整俗使以奖授旌表、匾额的方式宣扬，列入方志，为后世垂范，这正是统治者意图以文化价值影响社会观念进而培养起普通黎民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王朝统治的认可，从文化层面达到两者的相互融合。
社会秩序的安定是帝制中国君主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王朝治盛兴衰的具体体现。雍正帝设置观风整俗使的目的之一便是要求地方官员协助其整治地方治安，这点更是成为广东设置该职的直接原因。雍正帝在其谕旨中指出：“广东盗案繁多，民俗犷悍，应设观风整俗使一员，化导训饬，令风俗人心，渐归淳厚。”[23]196基于此，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十分重视地方治安的维护，“凡豪强为害一方，与盗贼窃发之处时时体察，一经访查得实，即檄行严拿，以期静谧”[24]45，陆续查处了众多盗案。当然，对于地方治安而言，积极的管控、防患于未然才是上上之策，因此观风整俗使对地方的巡视必不可少，焦祈年就任期间就有巡视广东各地的实例[25]536；与此同时，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还查处了部分偷渡案件：“漳浦县属之云霄地方偷渡者甚多……拿获偷渡妇女三十八名，客头三名……查各妇女中贩卖者居多。”[26]703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观风整俗使的到任有效地遏制了所辖地区治安的恶化。
观风整俗使除了有举荐人才的职能以外，还可对如何处理地方事务向皇帝提出建议。有清一代尤其是雍正时期虽然属于高度的君主专制集权时期，但是在具体行政执行过程中并非铁板一块。例如，王国栋主张限制地方士绅对于邸报的传阅，雍正帝在批复中以“尚在可否之间”即使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却也有留待进一步讨论的空间[22]5，无疑是地方官员谏议权自由度的体现。雍正帝举贤、议事的尝试，表明其借助人才的选择和官员的进谏实现了对国家事务的有效处置。
3.其他权责。观风整俗使在履职过程中会根据皇帝要求肩负一些其他事务，此为皇帝临时指派，并非观风整俗使专有职责。雍正帝想要治理好疆域庞大的帝国，选贤任能、广揽人才，显得刻不容缓。观风整俗使举荐官员，首先是“依例举荐”：“窃臣接到部文钦奉，上谕令内外诸臣各举所知一人，以备国家之用。臣在应举之列”[20]811；但主要是“自行荐举”，尤其是涉及文教方面的推荐时，更为明显，“奏请以江西近科进士举人为额外教职各府一员”[21]1437。观风整俗使在举荐人才之时，虽然存在举荐途径、被举荐者身份相异的情况，但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地方人才，一定程度缓解了地方精英对统治者的敌视与不合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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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治疗。调整饮食，供给乳母和患病幼畜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喂幼畜母乳的同时应治疗乳母，必要时暂停母乳喂养。改善饲养管理，调整日粮组成，提供富含维生素B1的全价饲料，如优质青草、发芽谷物、麸皮、米糠或饲用酵母等；犬、猫应增加肝、乳、肉的供给；幼龄动物给予足量的全奶或酸奶，也可在日粮中补加硫胺素，剂量每公斤体重为5～10 mg，或按每千克体重30～60 μg计算。
绅衿是地方社会的重要阶层，他们依靠自身的身份结交官府、承担地方教化等社会职能[16]99—140。清朝统治前期，一些地方士绅利用自身影响力包藏盗贼，为祸乡里，成为可能威胁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17]46—53，监督地方士绅便成为观风整俗使的重要使命。由于观风整俗使没有对地方事务的直接处置权，其对地方士绅的监督一般采取如下方式：巡历地方调查，如发现有不端行为的士绅，便交由地方官员处理。浙江观风整俗使蔡仕舢的奏报中便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该步骤的实施：“萧山县之原任广西宜山县告休县丞陈克忝，贪秽、无良、建讼、逞凶；永康县劣生章续，品行不端、惯弄刀笔；丽水县劣生聂三台，起减词讼兼有盗行”，他认为“此等败类绅衿，诚为下愚不移之人”[18]171—172，命令该府县官严格办理。观风整俗使对地方士绅在监督之时也注意奖惩结合的策略，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得知“龙溪县生员陈茂椿，品行端方、居家孝友，现今五世同居，从未与人争讼……”[19]478后，便给予了一定的物质奖励，观风整俗使对于地方绅衿的管控具有灵活性和弹性。
2.监督监察：皇帝信赖的耳目。观风整俗使作为皇帝倚靠的官员，在完成基本职责的同时，还肩负监督地方官、绅的使命。巡抚一级的地方高级官员、府县一级的地方官员、驻于各地的营伍武官以及士兵，生员、捐监生等初级功名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都受到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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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层面的扬与抑。观风整俗使在大力宣扬儒家旨趣的同时，对传统的宗教行为也有敏锐的洞察，主要表现在对植根于本土民间宗教的官方认定和对外来宗教的政治性压制上。广东作为南部沿海通道，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伴随着外国传教士的不断进入，天主教进入中国。时任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对于这一外来宗教的态度显然与雍正帝一脉相承，“雍正年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恶其教乱民,引福建例,凡有天主堂，严示驱逐，其屋拆毁”[10]1392。与此相反，焦氏极力抬高本土民间宗教地位，“南、番无专祠,祔像拜堂内,诸属县亦然。国朝雍正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请改为广东都城隍,然后司道、督抚始皆展谒”[11]368。这一措施，意在压制外来宗教影响的同时，借助本土宗教的力量凝聚当地士人阶层。而且，民间的封神行为一旦受到世俗政权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便无法排除将世俗皇权与宗教神权相结合的用意。此外，观风整俗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关注亦不可忽视[12]18。
巡抚处置的事务集中于钱粮、刑名、察吏等方面，重要性不言而喻。雍正帝在重视巡抚选用的同时，还意图监督巡抚的权力。观风整俗使所监督的事项不仅包含记录巡抚品德的优劣，还通过审察巡抚处理钱粮亏空等具体事务评估巡抚才能。历任浙江观风整俗使的王国栋、许容、蔡仕舢三人奏折中，均向皇帝奏报了时任浙江巡抚李卫的任官表现及关于钱粮亏空问题，其中《朱批谕旨》收录王国栋在浙江观风整俗使任上奏折共计18道，除去2道无实际意义的谢恩折以外，计有8道奏折与钱粮相关，2道奏折直接涉及李卫；王国栋的继任者也有涉及钱粮问题的监督，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凡有不系正解、正支那移垫应之项，悉以亏空报参，即实有民欠可抵，亦应于亏空案内审明著追，倘该管知府逼勒交盘，许接任官据实揭报参处，庶陋弊可以永除，悬项得以渐清，于仓库钱粮不无裨益。”[13]810雍正时期钱粮问题当属巡抚负责，因此监督时任巡抚李卫意味不言而喻，充分说明皇帝对于地方高级官员的戒备心理，对于督抚并没有完全信任；观风整俗使对于府县一级地方官员的监督，主要是评估官员自身才能与道德水准——“仁和县知县纪逮宜书生初任，见其谨饬有余，而才具不足”[14]6；对于营伍军官的监督亦集中于将官军事才华方面——“就三协营兵而论，杭协差胜，嘉协次之，湖协又次之。其将备各官虽无出众之才，尚可供职各营”[15]9。另需注意的是，观风整俗使的监察群体不仅针对军官，也涉及普通士兵，凡此种种，均与雍正帝“以才为首”选官用人原则不谋而合。
作为雍正皇帝较为倚重的高级地方使臣，每任观风整俗使在奏折中使用频率极高且具有总括性的字句便是“巡历某某地方”，诸如“臣于二月初六日出巡嘉湖二府”[27]810等类似字眼屡见于该职官员的奏折当中。观风整俗使对所辖区域进行巡视，其中一个重要目的除却稳定治安的考虑外，便是奏报地方农业生产领域的相关情况：既有关于影响农业生产的物价和自然因素。如雍正八年二月，蔡仕舢出巡嘉湖二郡之时，便考察了当地的米价和降雨量的情况[28]172；也有关于农作物自身长势、收获情况的报告：“闽中田地早禾已登，据报八分、九分、十分不等；晚禾俱极畅茂”[29]980，充分显示了雍正帝对于地方农业生产的重视。
观风整俗使涉及的地方事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诸层面，既有宣谕教化的职责，又包括对巡抚、府县地方官员、地方绅衿、驻地方武官等阶层的监督，表明该职职责已经远超教化范围；加之举贤议事、维护治安和巡查农事等其他职权的延伸，观风整俗使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权力的滥用，增强了那些具有较大宗族动员势力和文化号召力的地方绅衿对统治者的支持，同时对于平民借助儒家礼教的宣扬凝聚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二、观风整俗使的履职影响
1.教化风俗与地方治理。观风整俗使先后于浙、湘、粤、闽四省设立，历任该职的有王国栋、许容、蔡仕舢、李徽、焦祈年、刘师恕六人，这六位官员均在任期内尽职尽责完成了雍正皇帝所托付给的使命，政绩突出。王国栋任职浙江观风整俗使半年有余便卓有成效，升任湖南巡抚，其施政举措得到皇帝的高度赞扬，成为继任者许容履行职权的施政模板[30]806。观风整俗使具体职掌虽无明细，但是就文献中所示内容来看，该职的核心职掌之一是对于本土文化的全面灌输，它包含对儒家文化的弘扬、本土宗教的神化以及外来宗教的排斥，不同的文化治理部分针对着各自特定区域、特定领域的接受群体。以直接诱发湖南观风整俗使设立的、始于1728年的曾静、张熙案为例，雍正帝对于曾静出乎大多官僚意外的处理（即释放曾静，刊印《大义觉迷录》），正揭示出这位“强君”试图以儒家的“文化建构”破除汉族绅衿之间的“华夷之防”，通过长时间深入的思想控制，使绅衿为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雍正帝本人和满族统治者的统治，这便是观风整俗使设置时跳脱行政考量、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可否认，观风整俗使在地方文化领域做出的种种努力（前文已有叙述），直接面对的更多的是社会基层的普通大众，对于他们而言，儒家理论化的抽象与其生活相距甚远,亦不好理解，远不如直接的榜样引导效果更佳。因此，基于儒家“忠孝贞洁”的理论抽象演化为直接的旌表匾额奖授，不利的外来思想宣传被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取代，甚至还经过皇权的认可赋予更高的世俗意义，使得普通民众在这种直接的价值引领中对于清王朝政治统治的认同不断加强，这些都依赖于观风整俗使的努力。
实践证明，受传统农业高风险、低利润等因素影响，在没有政府的支持下，农业保险很难持续下去，而纯粹商业化的运作又会与农业保险的公益性特点产生矛盾。因此，只有在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中国的农业保险才能起到对农业发展的持续保护作用。自2007年中央财政启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形成了“政府扶持引导、保险机构市场运作、农民自愿参加、部门协同推进”的发展模式，建立起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基本覆盖农林牧渔各个方面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
雍正选任观风整俗使最大作用是对于地方风俗的教化，受教化的人群包含绅衿与平民两大群体，“在20世纪中叶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代表性诠释中，乡村的阶级结构由两类群体组成：农民与士绅”[31]99，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宗社组织，绅衿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可或缺，皇帝不得不对其加以引导而归附中央统领，而对普通平民的引导亦不能忽视。具体实施起来，对于绅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圣恩浩荡”“体民”“忠君”思想的强制性的灌输。观风整俗使首先需要事先准备并且学习宣讲材料，领悟皇帝圣德。正如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其著作中描述：刻印这些册数……（观风整俗使）各自负责，以便集会时讨论《大义觉迷录》[32]182。之后，观风整俗使到达每个地方（府县一级）指定场所召集绅衿：“臣（蔡仕舢）每到郡县，赴明伦堂宣讲上谕，申以告诫”[33]518。对于普通平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奖励当地杰出人士（他们并非因其学问、政治声望而声名显赫，只是符合儒家孝悌、节烈观念的士子与节妇），宣扬儒家理念。雍正帝借助观风整俗使对于他们的思想教育给予正确方向性的指导，从而使儒家道统与新政权的合法性依据互为表里，“从许多方面看，雍正称得上是专制君主，他的权力虽然不受任何制约，但是仍希望得到道德的拥戴”[34]138，只不过观风整俗使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方式更为多样。
2.官僚任用与政治建构。雍正一朝的官僚系统，自官吏的选拔任用到任职权责直至履职模式，都有别于康乾时期的特殊性，雍正帝设立观风整俗使以及历任该职官员的履职情况，都是其打破日趋陈腐的官吏任免模式、赋予官员与才学相匹配的职责权属、监督各级官员的履职情况，显示了一代强君力图修复前朝传统任官模式，彰显出一代“强君”异于常人的政治眼光。雍正帝在位的十三年间，从官吏的选用角度来说，代表着一种打破常规的政治尝试和努力，这一点毋庸讳言，而在具体履职过程中，观风整俗使是否是对官员任职形式的颠覆性改革，还有待商榷。观风整俗使在行使其教化风俗、监督官员的核心职权的过程中，由于其非法定的地方官员建制，权力的行使并不能完全跳脱开地方官员的协助，或者说限制。笔者整理文献时屡见诸如同一事务中“巡抚·观风整俗使”、“观风整俗使·县令”并排现象，观风整俗使并没有独立的地方行政权力，哪怕是授予旌表此等没有直接关涉现实政治的事务均是如此，遑论关乎国计民生的财政问题。观风整俗使在核心权责的履行中都受到如此的制约（除对于地方督抚监察以外，不过却有皇帝的指挥），其诸如荐举官员、治安地方等临时性指派的任务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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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 and Influence of Officials for Exploring and Reorganizing Customs During Yongzheng’s Rule
Zhang Xiaofan
Abstract During Yongzheng period,he appointed the officials for exploring and reorganizing customs,which effectively supplemented and improved the regular operation mechanism of local politics with its flexibility.The officials for exploring and reorganizing customs educated the villagers and supervised the core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officials at all levels,and also fulfilled some temporary tasks by the emperor,forming a relatively complete duty system.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position provided a useful attempt to solve the legal crisis of Manchu rule and construct a Manchu-H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From th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it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personnel characteristics of Yongzheng regime,the principle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local officials.
Keyword Yongzheng;the official for exploring and reorganizing customs;local;duty fulfillment;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K249.20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4-11
★作者简介：张晓帆，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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