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史》笔谈
在传世的先秦诸子文献中，《管子》是一本富于政治智慧的百科全书式经典。然而，由于该书形成与传承历时久远而复杂，多古字古语，简章错乱，文多脱讹；加之自西晋以来，其谈论经济问题的篇章长期遭人误解，以致被贬斥为“与民争利”，《管子》学研究历来冷落，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尊孔读经传统遭受巨大冲击，经世致用的诸子书备受关注，子学因此而复兴。管仲与《管子》一书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学术价值得到关注和高度评价，成为当时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梁启超在《管仲评传》中，称管仲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家，也是“学术界思想一巨子”；罗根泽认为《管子》一书对诸子百家学说保存既多、诠释又精，是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石一参在《管子今诠》中则将管子与老子、孔子、墨子并称为周代“四哲”。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管子》学研究继续升温，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管子》的真实面貌及思想价值得以深入探究和诠释。例如：管仲、管仲学派与《管子》的关系，稷下学与《管子》的关系，《管子》所反映的治国理政思想、经济改革理念与政策等问题，都得到充分研讨并取得不小的成绩。《管子》学研究要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真正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就必须对历史上的《管子》研究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知。只有充分融汇贯通前人研究成果，学术才会有真正的突破和进步。然而，要想梳理历代《管子》研究成果、撰著《〈管子〉学史》，颇有些难度。历史上的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等成果既少，在浩如烟海的历代古籍中钩沉辑佚《管子》学一手资料，必然是一项沙里淘金的艰难学术工程。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管子》研究领域向无学史著作。所以，当几年前振东告诉我，他拿到了《〈管子〉学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我非常高兴。前一段时间，他把结项后的100多万字的书稿寄来，我通读一遍，实在是既惊喜又震撼。毫无疑问，振东的成果是当下《管子》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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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典学术史，在我看来，首先要在浩瀚的故纸堆里爬罗剔抉、寻遗钩落，尽可能穷尽前人的研究资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查阅各种版本目录书，全面掌握历代研究文献。早在十几年前，振东因参与其博士生导师方勇先生主持的《子藏》工程，就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了。据我所知，他查阅了《中国丛书广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总目》等上百种古籍目录，制成数千条目录表格，按图索骥，借阅、查抄，并在各类史书、学人专著、读书笔记甚至皇帝御制、朝臣奏折中，广阅搜寻。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对学术的执着，辗转全国各大图书馆，不辞劳苦，历尽艰辛，终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项繁杂的基础性工作。
充足的一手研究资料是保证元典学术史高质量撰写的基本条件。我也曾阅读过一些学术史，大多没能在这方面下足功夫。因而，这些著作虽也言之成理，却因材料贫瘠、内容单薄而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厚重感，由此导致一些潜藏在材料细微深处的学术现象或学术规律，无缘得到发现和总结，让人感到遗憾。振东的《〈管子〉学史》则无此弊。我阅读其书，眼界大开，常因看到一些闻所未闻的罕见著述而喜出望外。翻阅《〈管子〉学史》，面对两百余人的作者群体、近三百余部研究典籍，犹如游弋于《管子》研究的书海，既痛快淋漓，又收获倍丰。
我在这里还想着重指出的是：振东的这部《〈管子〉学史》，精准地抓住了历代《管子》研究的精、气、神，借鉴了应用研究的学术方法，体现出极强的现实性与时代感。这不仅提高了《管子》一书的历史地位，还为元典学术史的撰写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模式。例如，对于管仲，我们一般把他视作政治家、法家、改革家。振东通过梳理《管子》学资料，在以上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又赋予了管仲民族英雄的崭新面貌。不仅开辟出新的认知领域，更让我们看到管仲身上有待挖掘的巨大文化内涵。更可贵的是，振东把历史上具有民族英雄感召力的管仲形象和当代中国精神对接起来，得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管仲身上就已完美展现的新论。于是，解读管仲，就是在解读中国精神；弘扬管仲的优秀品质，就与弘扬当代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统一起来。管仲这一历史人物，在振东的《〈管子〉学史》中活起来了，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审美追求的历史典范。
对寓言的解读，大多数人局限于传统人文领域。振东《〈管子〉学史》，则着力解析了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寓言。“经济寓言”这个名称，最初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谭家健先生提出。但谭先生提出经济寓言这一说法，其主要观照点则是文学的。在《〈管子〉学史》中，振东从货币、市场、物价、财政、国际贸易角度对经济寓言作出论述，使我们第一次站在经济学立场上对中国寓言史上这类独特的寓言品类获得全新了解，如利用价格规律赈济灾民、增收国家财政，抬高农产品价格以打击富商大贾并使农民富裕等。经济寓言中的这些经济措施对于当代社会建设极具借鉴价值，特别是“斗国相泄”一类的寓言，其中蕴含的贸易思想更引人深思，我们很容易从中推导出它们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的特殊警戒意义：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我们必须防止在某一领域，尤其在农业生产领域过份依赖他国；人民的命根子——粮食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只有具备充足的农粮生产能力，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对外贸易体系，才能免除全方位经济外交可能带来的后顾之忧。这一类普通的文学性“小品”，竟然蕴藏着如此重大的国家安全主题。振东在文学解读中融入经济学诠释，体现出其敢于打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壁垒，使一切学问皆有益于治道的见识和学术魄力。
作为学术史，我认为要梳理出前后学术更迭、新旧观念之间的脉络关系，要关注研究成果之间的起承转合，要对零散资料潜在的内部特性进行挖掘、判断，要在资料对比中发现异同、排比中理出演进线索，要在跨时段、跨地域的材料中提炼出遥相辉映的学术亮点。总之，对材料既要细读，又要总览推原，善于梳理历史发展轨迹。只有这样，才能不悖于学术史研究探颐学术规律的初衷。振东的《〈管子〉学史》力避学术现象的堆砌、罗列，分析透辟，逻辑力强。如他通过对清代洪颐煊、孙星衍、王念孙、丁士涵、俞樾、张文虎、宋翔凤、郭嵩焘、孙诒让《管子》校诂的考察，不仅描摹出始而讳言他人之非、终而不惮言他人之非的学人心路历程，还总结出始重类书以校勘、中对类书有疑问、终至弃类书不用的校勘规律，以及始重小处字词校勘、终趋大处段落错简校勘；始重汉学训诂、终趋宋学义理的学术演进历程。这些都是振东对清代元典校诂研究新的发现和突破。类似的学术探颐很多，且多能省人耳目。这对于推究元典学术史的内部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4年教师节，精社5班黎颖仪同学在送给我的贺卡里写道：“您是一位很尽责的校长，您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回去吃饭……食堂里、校门口、教室走廊上经常看见您的身影……您为了我们学生宿舍安装空调的事情四处奔波，为的就是能让我们有个舒适的环境读书、学习。”老师对学生的爱，不需要惊天动地。我常常问自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培英的校训是“信、望、爱”，那么它的关键所在又是什么？
主旨鲜明、重点突出、纲举目张，是该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获取了充足的研究资料，如果不确定几个重点的研究主题并以此为线索有条理地展开，将会眉毛胡子一把抓，出现芜杂、让人不知所云的缺陷。为避免这一现象发生，撰写者首先须通览全部资料，理出行文的主体线索，并以此为经络贯穿全部写作。振东的《〈管子〉学史》是一部学术通史，自春秋绵延至民国，上下两千五百年。他将研究内容撮述为六条行文线索：管仲评论、文本辨伪、义理阐发、辞章点评、校勘训诂、轻重学说研究及实践，全书依此循序展开。在各编、各章节的具体安排上，又根据时代的实际研究状况，突出其中的重点和特色。如汉代重编校，两晋重辨伪，三国、隋、唐重实践，明代重点评，清代重校勘，宋、元、民国重义理阐发，而贯穿全部学史的，则是轻重学说研究及实践。这些都体现出他对《管子》学史综合准确的把握能力。
《管子》的学术地位能否与《老子》《论语》《墨子》，以及《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经典等量齐观，仍有待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探讨，但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讲，《管子》却有其独特贡献。特别是书中的理财学说，更是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财政管理工作。可以这样讲，以理财为中心的经济管理思想，是《管子》仅有而他书绝无的。撰写《〈管子〉学史》，必须重点突出《管子》理财学说在历代的研究与实践，只有这样，才算是抓住了《管子》这部书及历代《管子》学研究的核心。事实上，《管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由其横空出世、纵横两千多年的经济思想奠定的，这也是《管子》贡献给当代正在由传统农业大跨步走向现代工商业的中国人最丰富的历史文化滋养。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振东加重了对《管子》财政理论诠释与实践的研究力度。他于每一编都列专章浓墨重彩，真正写出了历代《管子》学研究的重点和亮点。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管子》一书，充分挖掘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并借鉴历史上的理财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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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认为振东的《〈管子〉学史》是一部成功之作。不仅从学术角度讲是这样，从现实应用角度讲也是这样。这要归功于他对学术史的正确理解和宏观把控能力，还要归功于他对《管子》一书的熟悉程度。早在十几年前，振东跟随我读研究生时，就已经在《管子》文本研究上下过大功夫了。当然，《〈管子〉学史》作为首部开拓性著作，仍有一些可待进一步深化、提升的空间。对于这个问题，读者自可仁智互现，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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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1.18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王志民( 1949—) ，男，山东淄博临淄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传统文 化、齐鲁文化、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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