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是民国时期道教通史研究的代表作。傅勤家为当时商务印书馆老臣傅运森之女，任上海某小学教员，通晓英、日文。从学术传承、资料来源、写作特点和学术影响等几个方面来看，傅氏《中国道教史》都存在很多问题，有的还很突出，时人评价“斥是书为杂抄，不为过苛也”。因此，对于该书的真正学术价值，今人应有客观认识。
关键词：傅勤家；《道教史概论》；《中国道教史》；傅运森
在民国学术界中，道教研究是一个很不受待见的冷门领域。受西学大潮影响，当时大多数学人都认为道教完全是荒诞迷信、封建余孽，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早该彻底革除，哪还有什么研究价值。像鲁迅先生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胡适先生所谓“整部《道藏》就是完全贼赃”，就是那个时代主流观念的代表性标签。然而在如此严酷的思想环境中，道教研究竟在夹缝中生发，并取得不俗的成就，出现像“三陈”(陈寅恪、陈垣、陈国符)这样的大家，不能不令人惊奇。近些年来，随着民国风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劲吹，早期道教研究作品也趁势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关注度最高、最走红的既不是陈寅恪“孤明先发”之论，也不是陈国符“考镜道藏源流之作”，而是两部即便是专业学者阅读起来也不轻松(并非因为内容深奥)的特殊著作：一部是学者兼文学家许地山写了一半的《道教史》，一部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傅勤家编撰的《中国道教史》。这里要讨论的正是后者。
图一
图二
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见图一)，它与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许地山《道教史(上)》是民国时期道教通史的两种代表性著作。这两种书在新世纪中同时得到广大读者异常青睐，多达十余家出版社争相印行，甚至被列为“领导干部读经典”系列，受众面完全超越了专业范畴，作为学术著作可谓火爆。数年前，它们又同时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进一步被筛选进入该套丛书120年纪念版(见图二)。不过，令我十分困惑不解的是，对于《中国道教史》这样有市场有地位的“明星”著作，学术界中长期见不到应有的客观学术评价，对作者傅勤家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商务印书馆120年纪念版特意约写了一篇书评，题名《中国学者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道教史〉——读傅勤家〈中国道教史〉》。可是这篇书评不仅没有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反而造成进一步的混乱。为正本清源，我认为有必要再加以分析讨论。
一、傅勤家其人
1933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推出一册《道教史概论》，署名傅勤家。该书虽然是国内第一部道教通史类著作，但内容过于简略，出版后在学术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37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和傅纬平(即傅运森)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又推出一册《中国道教史》，作者同为傅勤家。根据书中介绍得知，该书原来是此前《道教史概论》的增补本，篇幅增加数倍。但傅勤家究竟为何人，两本书中都没有只言片语介绍，以致时过境迁后，今天成为一大谜团。到目前为止，我只见到两种有关傅勤家身份的讨论：一种是网络帖子，认为傅勤家是傅运森的笔名；另一种是商务印书馆版的书评，推测傅勤家与傅代言为同一人。遗憾的是，这两种推测都是错误的。
第二、生态扶贫。“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将部分贫困人口招聘为护林员，落实稳定的工资补贴待遇报酬来解决脱贫问题。现有护林员330人，每人每年10 000工资补贴；计划3年内再新增500名护林员。
先从傅运森说起吧。傅运森(1872—1953)，字纬平，湖南宁乡人，活跃在民国时期，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1909年，受张元济聘请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36年，与王云五一起推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道教史》为丛书第二辑所出。傅运森与傅勤家的关系固然可疑，但他们实非同一人。在《中国道教史》出版前的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了两种傅勤家的译作，一是英国Charles Bell著《西藏志》，一是日本白鸟库吉著《康居粟特考》。据《西藏志》书末介绍，该书原由董之学译出，出版过程中遭“一·二八”兵火，书稿后半部焚毁，“因托傅勤家女士续译，即自第十三章末页起，迄于第二十七章，皆傅女士续译者”。傅勤家既为女士，自然不可能为傅运森。
傅运森有一个儿子叫傅彦长(1891—1961)，其平生日记部分保存下来，现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近年，该馆历史文献中心张伟先生将这些日记作了整理，自2015年开始分期刊登在《现代中文学刊》杂志上。阅读这些日记后得知，傅勤家实为傅彦长之妹(另有一妹名傅明家)。至于傅勤家的年龄及职业，1932年9月14日的日记有一条重要记录：“勤妹语予，她今日第一次拿到她自己工作出来的钱，一共二十五元。”[1]检索民国资料，《申报》1932年8月7日号刊登的上海市教育局第六届小学教员登记及格人员名单，其中有“傅勤家”之名。而当时上海市的教师工资水平，根据1933年的资料统计，市立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和小学)教师月薪从5元到100元不等，其中以20-60元的人数最多，占83%[2]52。结合这三则材料，可以断定《申报》上的小学教员傅勤家即《中国道教史》作者傅勤家，也即傅运森的女儿，她于1932年八、九月间开始参加工作，当值青春年华。1934年，傅勤家发表《石先生的国文课》一文，描述了小学生上课时顽皮嬉闹的场景，正是其教学工作的生动反映[3]174-177。
要客观评价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首先需要了解一部日本著作。1926年11月，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推出日本道教研究先驱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概说》(1930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再版)一册，译者是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彬龢。巧合的是，1927年11月，中华书局也推出该书的汉译本，译者是傅代言。据书中序言介绍，傅氏先是将译稿邮寄给友人蒋维乔(1873—1958，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再由蒋氏删订，改名为《道教源流》。查阅《蒋维乔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蒋氏于1926年8月26日阅读完译稿，9月9日开始修改，10月25日改毕，26日撰成序言。从时间上来判断，这两个译本应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内容也显示如此)。《道教概说》篇幅不长，是日本初期道教通史研究的代表作，其翻译引进对国内道教研究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
二、《中国道教史》其书
傅运森精通英文和日文，傅彦长也曾长期游历日、美，那么傅勤家的外语水平如何呢？Charles Bell《西藏志》和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原作均为英文，此外傅勤家还翻译过T.B.Macaulay著《腓特烈大王》(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可见她精通英文。又她在《康居粟特考》译者序中说，该文另有日文版发表，但她没有找到日文杂志，所以翻译时未能作对照。由此来看，傅勤家还能阅读日文，下文我们会看到，她的这项能力在《中国道教史》中有充分展现。
其次查其资料来源。傅勤家对道教研究有一种可贵的责任感，这一点超过了很多同时代的学者。她在书末写道：“道教实中国固有之宗教，剖析而分明之，岂非学者之责哉？”不过限于观念和视野，没有证据表明她注意到当时国内对道教文献研究的重要进展[如刘师培《读道藏记》(1911)、刘咸炘《道教征略》(1924)、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1926)、曲继皋《道藏考略》(1933)、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1935)等]。由此导致她对《道藏》的史料价值严重认识不足，撰写道教史竟然说“道藏之书虽多，要皆空虚诞妄，等于无物，无从采择”。观其书中所用原始资料，可知其言非虚，道经使用的确不多，而且还有不少缺乏代表性，甚至使用不恰当。例如，她多次引明代胡应麟的笔记资料《少室山房笔丛》中的二手甚至多手记载来陈述道教历史，使用当时杂志上的通俗文章《琼崖风俗志》介绍武当派道教等，诸如此类的轻率行为，书中俯拾皆是。
《道教概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那里工作的傅运森应当知晓。傅彦长在1927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一段很突兀的文字，强调道教的教理纲要应该先看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与葛洪的《抱朴子》[4]。经核对，原来他是抄录自《道教概说》而非《道教源流》。我没有找到傅勤家何时开始关注道教的证据，但肯定与家庭影响不无关系，因为她在1933年的《道教史概论》中使用了其父傅运森的知识[5]。不过，《道教史概论》中没有发现小柳司气太著作的明显影响。傅勤家对小柳氏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大量引用，见于后出的《中国道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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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审其学术传承。在《中国道教史》之前，国内其实已有多种重要道教史研究论著问世，像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1921—1922)、许地山的《道家思想与道教》(1927)和《道教史》(上)、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等。对这些专业水平较高的成果，傅勤家在书中没有明显吸收，她似乎不大了解国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大量引述了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在《中国道教史》较《道教史概论》新增的六章中，有一半来自日本研究，其余扩写章节中也有引述内容。具体而言，她援引最多的是小柳司气太的作品，包括《道教概说》《〈后汉书·襄楷传〉之〈太平清领书〉与〈太平经〉之关系》《论道教与真言密教之关系》(《论道教真言密教之关系及修验道》)等。其他还有妻木直良《道教之研究》、常盘大定《道教发达史概说》、三品彰英《新罗花郎制度考》、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薮》等多种。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引述都是直接搬运过来作为书中一章或一节，没有继承性或发扬性的研究。这表明，傅勤家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技术规范上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专业水准。另外，尽管傅勤家声称这些引述都是自译，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采用了他译：一是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概说》，使用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种译本；二是三品彰英的《新罗花郎制度考》，使用了其父傅运森的译文。
与过于单薄的《道教史概论》相比，《中国道教史》作了较多增补和调整，全书包含二十章，第一章绪言，第二章外人对于道教史之分期，第三章诸书所述道教之起源，第四章道之名义与其演变，第五章道教以前之信仰，第六章道教之形成，第七章道教之神，第八章道教之方术，第九章道教之修养，第十章道教之规律，第十一章道佛二教之互相利用，第十二章道佛二教之相排，第十三章唐宋两朝之道教，第十四章道教之流传海外，第十五章道教经典之编纂与焚毁，第十六章道教之分派，第十七章明清时代之道教，第十八章现在之道藏与辑要，第十九章宫观及道徒，第二十章结论。总体而言，其结构更趋完整，内容也较前丰富，从而使其成为一部相对比较完整的道教通史，其实也是民国唯一一部像样的道教通史。从这层意义上说，傅勤家和她的《中国道教史》在学术史上毫无疑问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一部学术作品要成为真正的名著，进而成为经典，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特点。如果是开创性之作，应有奠基之功；如果是综合性之作，应有集大成之力。无论哪一种经典，归根到底，都应该具备极高的学术水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民国的道教研究作品，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清谈之关系》等系列论文，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都可以无争议地入选，但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则很遗憾不应归入此列。为什么这样讲，我们需要对《中国道教史》有全面认识。
门推开了，进来一个穿深色军服的东洋人。我瞅了他一眼，倒吸一口凉气，不是的！这不是我的狼剩儿！这个人拉着张马脸，走到桌前，往漆盒里丢了个小牌牌，取下腰间的长刀搁在桌上。我回过神儿，伸出双手把他往门外使劲搡，一边大声叫：“伊藤！伊藤！我找伊藤！”
玳瑁眼镜听得有些感动，起身踱了几步：实话说吧，我们是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一部，前几天从丽水遂昌一带运动到龙游，本想袭击鬼子搞些枪支弹药，没想刚动手就引来大批鬼子，慌乱中逃到兰江边，被藏在草丛中的船工救了过江。
图三
第三总其写作特点。与小柳氏和许地山的著作相比，傅氏《中国道教史》最大的写作特点是论少引多，全书从头到尾都在堆砌资料，有时候到了不堪卒读的程度。这种写作方式和她对日本研究采用“拿来主义”的做法完全一致，经常造成相关问题没有深入讨论，或者不加辨别，或者缺乏见解的现象。1939年《图书季刊》新1卷第3期刊登了一篇《中国道教史》的书评(见图三)，作者对傅勤家的这种写作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她采用日人著作有时不加辨别删汰，以直引为能，浪费篇幅，使读者目眩头痛；对道教资料则直抄原书，洋洋不休，冗长可厌。最后给出这样一句总评：“斥是书为杂抄，不为过苛也。”由此可见，对《中国道教史》的缺点当时读者即有清醒认识。
最后看其学术影响。从学术著作的发行量和受众范围来看，《中国道教史》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畅销书，甚至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部道教通史代表作。不过这与真正的学术影响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经典之作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为例，该书考证极具功底，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话说：“于三洞四辅之渊源，历代道书目录、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镂版及各处道藏之异同，均能究源探本，括举无遗。其功力之勤，蒐讨之富，实前此所未睹也。”[6]3自其问世以来，一直是道教及道藏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至今仍然难以逾越。反观《中国道教史》，现在它流传虽然如此广泛，但学术界鲜有引用者，无论是书中结论还是所用资料，大部分早已时过境迁，不合时宜。
读罢上述文字，想必不难理解我的困惑所在。令人玩味的是，这样的学术作品，这样的市场现象，在今天并不鲜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不管怎样，我想，起码对这部书还是尘归尘，土归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为好罢。
(感谢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先生和四川大学周冶先生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张伟,整理.傅彦长日记(1932年9-10月) [J].现代中文学刊，2018(2).
[2]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统计(1932-1933年合刊)[Z].1933.
[3]十日谈旬刊社.十日谈号外增刊(学校生活特辑)[Z].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
[4]张伟,整理.傅彦长日记(1927年8月-12月) [J].现代中文学刊，2015(3).
[5]傅勤家.《道教史概论》中之新罗花郎[J].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4(86).
[6]罗常培.道藏源流考叙[M]//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49.
收稿日期：2019-0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教与汉魏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编号：18BZS047)；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编号：IFYT1803)。
作者简介：韩吉绍(1980—)，男，山东莱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宗教史、科技史及思想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9)11-0011-04
【责任编辑：韦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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