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江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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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本期刊发两组文章。第一组两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伦理学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也暴露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反思和总结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发展，无论对中国伦理学学科本身的发展，还是让它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指导作用都是十分必要的。江畅、陶涛的文章对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成就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分析了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社会影响，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展望。作者指出，伦理学界学者如何利用好已有优势，多出具有创新性学术精品，深化和拓展伦理学理论研究，构建有指导力和影响力的能促进中国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道德体系，是摆在今天中国伦理学学者面前的任务。李建华、姚文佳的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回顾，总结了其六个方面的成绩和四个方面的不足，并由此提出新时代中国伦理学亟待完成的任务主要在于重写中国伦理学，重新找到伦理学构建的科学基础，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第二组两篇文章关注的是“伦理分歧”和“伦理认同”这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话题，但它们在论证方式上不约而同，都是从概念的区分切入，在论述主旨上殊途同归：前者是探讨如何有效解决伦理分歧和冲突，后者是反思如何避免价值冲突，走向伦理认同。孙伟平的文章通过细致深入地分析史蒂文森关于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的区分，指出在史蒂文森那里，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之间是相互联系、影响和渗透的，现实生活中的伦理争论往往既包含信念上的分歧又包含态度上的分歧，伦理分歧的本质则在于“态度上的分歧”，解决态度上的分歧才是解决伦理争论的关键。贺艳菊的文章通过考察道德与伦理的差异，尤其是黑格尔和康德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指出道德与伦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伦理优于道德，道德自由必须上升到伦理认同的高度，而伦理认同追求的就是寻找价值共识和普遍自由，搭建精神共同体。
［摘 要］在当代中国，伦理学学科经过两次恢复走向繁荣。中国当代伦理学根据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构建了不同的伦理学体系，研究和回答了一些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为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挖掘和整理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和观念，引进和评价了西方伦理学和道德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急剧而深刻的变化过程中，伦理学直接发挥着指引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谋划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作用。今天，如何利用好已有优势，深化和拓展伦理学理论研究，多出具有创新性学术精品，构建有指导力和影响力的能促进中国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道德体系，是摆在今天中国伦理学学者面前的任务。
［关键词］中国当代伦理学；伦理学体系；应用伦理学；中国当代道德体系；伦理学学者
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思想史，但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把它作为一个学科加以建设和发展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为它的兴盛注入了强大活力，同时它又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四十年来，中国伦理学发展迅速、变化巨大，今天已成为哲学大家族中的一门“显学”。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反思和总结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发展，无论对中国伦理学学科本身的发展，还是让它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指导作用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当代伦理学的恢复与繁荣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伦理学”一词，这个词最初是日本人用汉语的“伦理”一词翻译英文的“ethics”一词而开始使用，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词在中国已多有使用，也有学者开始在这个词所代表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5年就出版了我国学者谢晋青翻译的日本伦理学家三浦藤作的《西洋伦理学史》，周辅成早在1932年就在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伦理学研究的论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1933年蔡元培出版了从伦理学学科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著作《中国伦理学史》。然而，在我国1952年进行的大规模高校院系调整中，伦理学等学科被视为“伪科学”而被撤消。直到1960年，罗国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组建伦理学教研室，并组织教研室的教师编写制订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于1962年在《教学与研究》杂志第4期和第5期上公开发表。在中国当代伦理学起步阶段，还有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1958）、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1964）。这是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第一次恢复。然而，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伦理学研究受到严重影响直至停滞。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及其哲学系恢复后，罗国杰在中国人民大学重建伦理学教研室，并组织教研室教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该教材198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内试用教材出版，后经过修改和补充，于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举办了两期全国高校教师伦理学进修班，为伦理学教学和研究在全国推开准备了最初的学术力量，中国当代伦理学建设步入了正常轨道，也标志着主流伦理学体系诞生。这是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第二次恢复，此后中国伦理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繁荣。伦理学进修班的学员回到各地后，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学习笔记的基础上，根据各种不同需要，编写了各种不同版本的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基本观点虽然没有多大创新性突破，但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罗国杰等学者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新的社会实践和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在吸收我国伦理学理论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了重大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伦理学》。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罗国杰伦理学体系构建的最终完成。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我国伦理学体系出现了多元化的新格局，出版了十多种阐述伦理学体系的著作。它们各具特色，都与罗国杰伦理学体系有较大的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其中最早的是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1994），后来比较有影响的有章海山和张建如的《伦理学引论》（1999）、江畅的《理论伦理学》（2000）、唐凯麟的《伦理学》（2001）、王海明的《新伦理学》（2001）、何怀宏的《伦理学是什么》（2002）、高兆明的《伦理学理论与方法》（2005）、廖申白的《伦理学概论》（2009）、韩东屏的《人本伦理学》（2012）等等。这些著作所阐述的伦理学体系一方面基本上都不再是像罗国杰伦理学体系那样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也大多不再强调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
1964年，我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一家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就在“庐山脚下”。我报了名，第三天就兴冲冲地上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庐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气馁。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可以写诗。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奋笔疾书，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退稿签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终于有一篇我照当地“五句头”山歌写的叙事诗收到了江西省文联文学月刊《星火》一位编辑手写的回信，说：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停刊运动，用稿时间另告。
四十年来，我国伦理学学者发表了大量的伦理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出版了许多伦理学理论专著。就专著而言，比较有影响的有李奇的《道德科学初学集》（1979）、《道德与社会生活》（1984）、《道德学说》（1989），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1986），樊和平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1992）、《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1997）、《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2006），何怀宏的《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1994）、《底线伦理》（1998），李建华的《道德情感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一种视角》（2000），曾钊新、李建华的《道德心理学》（2002），晏辉的《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2007），余涌的《道德权利研究》（2001），王泽应的《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社会主义义利观研究》（2001），高兆明的《社会失范论》（2000）、《道德文化：从传统到现代》（2015），杨国荣的《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2002），王小锡、郭建新的《道德资本论》（2005）①王小锡2016年在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道德资本论》。，江畅的《幸福与和谐》（2005）、《德性论》（2011），万俊人的《寻求普世伦理》（2009）、《正义为何如此脆弱》（2012），卢风的《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1996）、《享乐与生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保护》（2000），等等。
改革开放的时代催生了中国当代伦理学并为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中国当代伦理学也强有力地反哺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伦理学作为人生哲学和价值哲学，作为哲学的实践性学科，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而深刻变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指引个人安身立命、谋划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同时，中国当代伦理学在弘扬和批判传统道德观念，促进传统道德观念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在引进和评介国外特别是西方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观念、促进对外深度开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年，罗国杰在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伦理学教研室，该教研室为适应教学的需要编写制订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该大纲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新道德的理论体系框架，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构建。大纲在《教学与研究》杂志（1962年第4期和第5期）上公开发表，为当时和后来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论证和支持，在我国理论界和高校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伦理学体系的框架在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2）中得到了阐述，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学体系。该书出版近七年后，罗国杰及其伦理学团队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的社会变化和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该书进行了修订，于1989年以《伦理学》的书名出版。修订后的版本没有再专门谈社会物质生活与道德的关系以及道德同上层建筑中其他因素的关系，不再怎么谈共产主义道德，而主要谈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事业的集体主义原则”改成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道德范畴一章的“义务”、“良心”、“荣誉”和“幸福”从该体系中淡出。显然，这个修改后的体系对道德降低了定位，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但由于去掉了良心、荣誉等范畴，其规范伦理学的特点更加鲜明。2012年出版的万俊人等为首席专家编写的“马工程”《伦理学》教材，在基本坚持1989年版本的前提下，恢复了它所删除的“道德范畴”一章，除了原来的四个范畴之外，还加上了“善恶”范畴。同时增加了“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感”和“道德建设”，在集体主义原则之外增加了人道主义和公正原则。这个版本是今天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也是我国道德建设的主要理论依据。
在中国当代伦理学研究兴起的过程中，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地展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罗国杰、宋希仁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下卷，1985、1988），石毓彬、杨远的《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1986），高国希的《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1996），宋希仁主编的《当代外国伦理思想研究》（2000）、《西方伦理思想史》（2004），戴茂堂的《西方伦理学》（2002），龚群的《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2003），孙伟平的《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研究》（2004），陈真的《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2006），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2011），向玉乔的《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2011），李义天的《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2012），江畅的《西方德性思想史》（四卷本，2016），等等。
与此同时，我国还大量翻译出版了西方及其他国家的伦理学著作。其中有影响的有周辅成主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1964、1987），罗国杰、郑文林主编的《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1986年以后），万俊人主编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四卷本，2004、2005）等。除了对西方伦理思想的译介、研究之外，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和其他国家的伦理学也有一些译介和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有武卉昕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2011）、宋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思想研究》（2012）等。
传统的教学模式非常机械，一般教师都是采用“满堂灌”的方法，不管学生是否能接受。这种教学模式在当今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鄙视。小学是一个教育启蒙的阶段，而英语作为外来语言，在教学中，学生的自悟才是重点。因为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推动力，所以要让学生喜欢英语和热爱英语。教师应该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敢于打破小学英语教学思维局限性，以增强小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为考虑的第一前提。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则是时代的产物，是目前最有效的英语教学方法之一，教师要合理应用该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伦理学事业的繁荣与党和政府对伦理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分不开。四十年来，我国设立了一大批伦理学的硕士和博士授权点，培养了大量伦理学专业人才，上述伦理学成果的作者大多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主培养的伦理学专业人才。教育部和各省还建立了一批伦理学重点学科，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各省市每年设立了一大批伦理学研究方面的基金项目或课题，这些学科平台、项目和课题的设立大力促进了伦理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化。1980年中国建立了中国伦理学会，并组织全国性的伦理学学术年会或研讨会。四十年来，中国伦理学会在组织协调全国伦理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伦理学会与天津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了《道德与文明》，湖南师范大学主办了《伦理学研究》，湖北大学与国际价值哲学学会主办了《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集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辟了“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专栏。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繁荣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我国伦理学学者又为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伦理学繁荣、道德建设和人民道德素质提升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开放前我国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支持的状况。
二、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成就
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四十年来，中国伦理学的理论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根据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构建了不同的伦理学体系，研究和回答了一些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为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挖掘和整理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和观念，引进和评介了西方伦理学和道德思想观念。这里只就前两个方面作些阐述。
（一）构建了不同的伦理学体系
自中国当代伦理学第一次恢复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根据不同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构建与时俱进的伦理学体系。近半个世纪以来，伦理学体系构建大致上可划分为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早期、市场经济时期三个时期，在市场经济时期出现了伦理学体系多元化的局面。
可见病死猪各部位发生不同程度的水肿，以胃壁大弯部水肿最为严重。切开胃壁可见切面增厚呈现胶冻状，流出清亮或茶色液体，有的结肠系膜呈胶冻样水肿、充血和出血，心包和胸腔、腹腔有较多积液，在空气中暴露立即凝成胶冻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应用伦理学在中国兴起。许多伦理学学者关注现实问题研究，出版了不同领域的应用伦理学或探讨重大现实问题的著作。如：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1999），强以华的《经济伦理学》（2001），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2001），刘湘溶的《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2004），赵红梅、戴茂堂的《文艺伦理学论纲》（2004），王淑芹等的《信用伦理研究》（2005），王露璐的《乡土伦理》（2008）、《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2016），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2010）以及各种版本的《医学伦理学》。除了这些专论著作，近二十年来还有一些通论性的应用伦理学著作和教材陆续问世。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甘绍平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2000），宋惠昌的《应用伦理学》（2001），吴国盛的《社会转型中的应用伦理》（2004），卢风的《应用伦理学导论》（2002），卢风、肖巍主编的《应用伦理学导论》（2008），甘绍平、余涌主编的《应用伦理学教程》（2008），陈俊的《技术与自由：马尔库塞技术哲学思想研究》（2013），等等。
市场经济的兴起和迅速发展给中国社会生活和面貌带来了快速而巨大的变化，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为适应这种变化，我国伦理学界在世纪之交出现了诸多不同的伦理学体系。最早提出新的伦理学体系的是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1994），他着眼于中国伦理学之现代构建，阐述了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西方伦理嬗变、中国伦理学的传统预制、中国伦理的现代生长、中国伦理构建的当代尝试、现代伦理类型的综合性选择、作为现代伦理的基本原则，以及走向现代伦理之路。这部著作是伦理学体系多元化的开端。这里重点讲四种不同于集体主义规范伦理学的体系：幸福主义体系、功利主义体系、德性主义体系和人本主义体系。江畅在《理论伦理学》（2000）、《幸福与和谐》（2005）和《德性论》（2011）等著述中阐述了一种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它以幸福与和谐为主线，包括人生幸福论、社会和谐论、世界和谐论、宇宙和谐论和优雅生存论五大部分。该体系以好生活为中心，强调好生活与好人格、好品质、好身体、好家庭、好社会（国家和世界）、好生态的有机统一，因而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侧重于道德价值问题的伦理学价值论体系。王海明在《新伦理学》（2001）、《伦理学原理》（2009）和《美德伦理学》（2011）中阐述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科学体系。他本人并没有明确宣称自己的体系为功利主义，但他将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作为道德终极总标准[1]154，这种总标准显然是功利主义的。作者宣称，他的这种努力科学地解析了两千年来人类一直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重大伦理学难题。从结构上看，这是一个最为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在《伦理学概论》（2009）中，廖申白在融会贯通中西德性伦理思想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庞大、完整的德性主义伦理学体系，包含了许多对当代人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韩东屏的《人本伦理学》（2012）明确宣称他的伦理学体系是“人本伦理学”，他根据对道德的起源与本质的探究认为，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之总和，受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直接维系和推动，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处理人际关系与实现自我的需求。
（二）研究和回答了重大道德理论问题
四十年来，中国伦理学学者对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许多伦理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根据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和实践需要作出了新的回答。这里重点阐述当代中国伦理学者对人类思想史上三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所作的探究和所取得的成果。
一是伦理学学科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在伦理学史上历来存在着德性主义、快乐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道义论，以及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等不同学术主张，中国当代伦理学学者对这些问题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但研究结果显示，他们在对伦理学学科性质的主要理解上是趋同的。江畅的伦理学体系将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宇宙和谐紧密联系起来，克服了传统伦理学的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分歧。他还主张，伦理学在研究和回答人生幸福问题时，既需要研究人生责任和义务问题的规范论，研究人的品质和人格问题的德性论，也需要研究人生价值的善恶问题的价值论，研究人生情感善恶问题的情感论，研究人生智慧问题的智慧论[2]42～50，[3]1～12。江畅的观点虽然目前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已有多种伦理学体系将伦理学史上水火不容的对立问题纳入到统一的体系之中。例如，唐凯麟的《伦理学》既讨论个人道德问题，也讨论社会道德问题以及道德规范、道德建设问题[4]158～412；王海明的《新伦理学》中包含了元伦理、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将它们统一于优良道德的制定和实现问题[1]1～16；廖申白的《伦理学概论》虽然总体倾向是德性伦理学的，但也关注研究行为正当、实践理智、制度和社会正义、规则的觉解及其可普遍化、权利和责任等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问题[5]232～280，179，等等。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伦理学学者意识到，道德问题、人生问题极其复杂，伦理学作为研究道德、人生问题的学科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要将不同方面或层次的人生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和研究。
中共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任务明确提出后，不仅需要研究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构建和阐释，还需要研究如何使核心价值观得到社会公众认同和信奉。伦理学界的许多学者通过承担各类科研项目展开了积极研究。仅江畅所带领的团队在中共十六大后就先后出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研究》（2012）、《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研究》（2013）、《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调查》（2014）、《论价值观与价值文化》（2014）、《论当代中国价值观》（2016）、《中国梦与中国价值》（2016）、《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2017）、《论中国价值文化发展》（2017）等著作。这些著作对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当代价值观和价值文化作出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对顶层决策和公众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还有诸多伦理学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里不一一列举。
60例患者中行单纯手术治疗的患者为57例,手术辅助其他治疗方式所有患者均采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手术中行气管切开1例,术后气管切开患者1例。60例甲状腺患者行腺叶切除术,其中行单侧腺叶+峡部切除术的患者为35例,行单侧腺叶+峡部+对侧部分切除患者13例,行联合根治术的患者为10例,行单侧腺叶+峡部切除+分期颈淋巴结清扫术2例,手术中无死亡病例。
三是伦理学与价值论的打通问题或好生活与好社会的关系问题。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哲学中出现了一般价值论分支之后，就出现了价值观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西方国家的学者大多认为价值论就是伦理学或者伦理学是价值论的主要领域，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学科隔离。然而，中国现行的哲学学科内部分支的划分，使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离。研究价值论的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分支的研究者，与伦理学这一分支的研究者之间没有多少交流。江畅及其所在的团队力图改变这种隔离的局面，构建了一种可以使两者沟通起来的幸福主义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说是伦理学的，也可以说是价值论的，旨在将道德与好生活或幸福生活的实现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从本性看还是从历史看，人类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具有好品质、好人格，拥有好社会、好世界、好生态、好自然，相反常常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之所以需要道德，就是因为道德可以使人类拥有好品质、好人格、好社会、好世界、好生态、好自然，从而使人类过上好生活，避免人类过上坏生活。道德所谋求的就是好生活”[7]。而伦理学研究就是要给人们提供这种能使人真正过上好生活的道德。
三、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社会影响
一是防汛抗旱取得积极成效。2013年，河南省因持续高温少雨，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春旱、伏旱和秋旱。全省累计投入抗旱资金22.2亿元，累计抗旱浇地13 349万亩次，解决21.94万人临时性饮水困难，挽回经济作物损失22.53亿元、粮食作物损失88.58亿元。完成了56个平原县计算机网络、视频会商系统和264个山丘乡（镇）视频会商系统建设，完善了防汛抗旱指挥体系。
（一）中国当代伦理学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
四十年来，中国当代伦理学一改传统伦理思想长期不谈人生幸福的缺陷，对幸福问题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首次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作了系统的阐述[8]348～451。市场经济兴起之后，不少学者对幸福问题作出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研究、回答了一系列有关幸福的问题，如幸福作为终极目标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意义、个人幸福与环境和谐的关系、幸福与德性的关系、幸福与自我实现和人格完善的关系、幸福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幸福与个人素质和作为的关系等等[1]483～507，[2]483，[5]437。正是伦理学学者对幸福问题的重视、研究，促使人民幸福、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成为了当代中国时代的最强音。当我国明确将人民幸福、人民美好生活作为社会的奋斗目标之后，我国伦理学学者对于如何理解人民幸福和美好生活、人民幸福和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阐发，他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深化了人们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理解。
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道德乱象，如官员腐败、“假冒伪劣”、信用危机、良知麻痹、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等。伴随着市场法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浸染，人们理想破灭、信仰动摇、精神世界荒芜的问题也相当严重。针对市场经济对人们精神的冲击，樊和平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伦理精神建构问题。他的《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1997）一书以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为切入点，研究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问题。他探讨了传统社会与近现代社会中伦理变革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哲学理念、伦理在文化体系中的新定位、伦理—文化生态的建构，从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的交互作用中现代精神的合理性价值。
译文：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help translators master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masters’theses and promot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二）中国当代伦理学为中国当代道德体系构建提供了学术支撑
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出版，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作为理论依据的局面。这部著作虽然出版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三年多，但总体上反映的是计划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该书是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规定的“五爱”道德规范概括的主要理论依据。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主要理论依据则是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1989）。中共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如何根据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和要求构建中国当代道德体系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伦理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规范道德体系应当是一种以和谐主义为价值取向和核心内容，以共赢、公正、负责为基本原则，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敬畏、永续为基本规范，以“义”、“忠”、“孝”为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本要求的道德规范体系[10]。这些观点虽然尚未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新型的社会道德体系已势在必行。
（三）中国当代伦理学为当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应用伦理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日益扩大的开放使中国社会在快速繁荣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在中国当代伦理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针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并迅速走向兴盛，中国应用伦理学界和伦理学界学者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当代伦理学社会影响的最为广泛的重要方面。这里不具体讨论各种应用伦理学对诸如环境、生态、科技（包括克隆人、人工智能等）、网络、毒品、恐怖主义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只就伦理学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带来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作简要阐述。
二是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即如何做人。中国当代伦理学虽然在理论体系上不存在差异，但“如何做人”始终是大多数伦理学学者关注的终极性问题。罗国杰伦理学体系虽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规范论体系，但道德人格、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境界这样一些告诉人们如何做人的问题仍然是其落脚点。它把人生境界划分为极端自私自利的境界、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道德境界、先公后私的社会主义道德境界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鼓励人们从追求自我利益的狭隘境界中解脱出来，实现向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境界的飞跃[6]468～472。唐凯麟伦理学体系把伦理学视为研究道德现象的学问，重点研究了社会道德、个体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等问题，最后要求明确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目标指向。这就是“锻炼严整的革命人生观”，树立高尚科学的幸福观，立志做社会主义新人。在他看来，就现阶段而言，努力把自己培养和造就成为一代“四有”的社会主义新人，“这就是当代人塑造自己高尚人格，在道德上完善自我和社会的必由之路”[4]517～544。至于前面所谈的其他伦理学体系，其关注的重点就是德性问题和人的发展完善问题。中国当代伦理学学者之所以普遍重视如何做人的问题，一方面是继承了先秦儒家高度重视修身成人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是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主张和追求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格理想。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首次举行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主题确定为“学以成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哲学大会讨论的只有三个字：学做人”被传为美谈。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4，随后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1]39。人民美好生活或人民幸福的论证与谋划问题，成为了摆在我国学界特别是伦理学界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近几年来，我国伦理学学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如江畅的《读懂人民美好生活的意蕴》、《人民美好生活的个人创造之维》、《构建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詹世友的《幸福的客观维度》，李义天的《实现幸福：美德的基础意义与优先地位》，王月清的《在承续中国传统中创造个人美好生活》，袁银传的《个人美好生活及其实现途径》，等等。这些文章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以及如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或人民幸福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著作有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卷，1985、1988），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五卷本、简编本、普及本，1995、1997）、《中国革命道德》（五卷本、简编本，1999）、《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2008），罗炽等的《中国伦理学》（2002），葛晨虹的《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1998），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1996、1997），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1997），唐凯麟、张怀承的《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1999），张怀承的《无我与涅槃——佛家伦理道德精粹》（1999），王泽应的《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1999），肖群忠的《孝与中国文化》（2001），陈瑛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2004），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2005），周海春的《近代新学的价值世界——早期改革派思想研究》（2008），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2009）、《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2017），姚才刚的《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明中叶至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研究》（2009），唐凯麟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八卷本，2014），等等。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逐渐热起来。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国学热的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国学热”兴起后，伦理学首先明确提出要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现代转化。万俊人早在1999年就发文研究如何实现儒家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他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传统或传统文化最起码应该且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已有社会的文化资源，这是我们讨论儒家伦理传统之现代化及其转化向度的基本点。在此基础上，儒家伦理现代转化需要从三个层面来考虑：一是社会伦理精神或价值的观念转化；二是社会伦理生活传统的经验变化；三是社会伦理秩序（制度伦理）的整体转化[12]。在“国学热”的背景下，万俊人这种对待儒家伦理学的理智态度和理性分析，对于我国后来作出对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弘扬又要进行现代转化的正确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中国伦理学学者以好生活为中心，对德性问题、道德人格、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其他领域不同，伦理学主要是从人们如何过上好生活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其中德性和人格问题研究得最为充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性论体系。伦理学学者所研究和倡导的许多德目已经成为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如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其他许多德目也正在成为得到人们认同的道德品质，如善良、正直、仁爱、仁慈（慈善）、负责、合作、明智、审慎等等。不同伦理学学者所设计的道德人格不尽相同，但一般都认同，道德人格是与人格理想相一致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学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当代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并将德性作为其实现的前提条件。有学者主张把马恩的人格理想与儒家的人格理想相融合，提出这种整合的人格理想是“德性之人、自由之人和全面发展之人的三个由低到高层次的有机统一”[9]。这些理论加深了人们对理想人格的理解。
四、中国伦理学未来发展之展望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伦理学研究渐已走向成熟。一方面，伦理学理论成果产出丰富，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并且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伦理学队伍阵容强大，有不少得到政府和单位资助的学科平台，建立了完整的高层次伦理学人才培养体系。如何利用好已有优势，多出具有创新性学术精品，深化和拓展伦理学理论研究，构建有指导力和影响力的能促进中国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道德体系，是摆在今天中国伦理学学者面前的任务。笔者认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研究面临着以下六项重要任务。
第一，为构建与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提供学术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并逐渐走向强起来。强起来的目标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强国需要有相应的价值体系，也需要有相应的道德体系。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价值体系构建已经受到普遍重视，全国学界也正在为提供理论上的价值体系及其现实化方案努力。道德体系不仅是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核心内容，没有道德体系的构建就不可能完成价值体系的构建。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道德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凸显，但尚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伦理学界是从理论上构建道德体系并提供其实现方案的主要力量，构建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道德体系是我国伦理学学者的神圣职责和重大任务。四十年来，我国伦理学界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卓有成效，因而我们认为过去所提供的有关道德体系的理论和方案已为社会所接受，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贯彻落实。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过去所提供的方案已经不再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因此，从理论上构建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并提供实施方案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伦理学界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尝试，但没有形成普遍共识，不少学者并不关心这一重大的现实理论需要。因此，伦理学学者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尽其所能地参与研究。在此前提下，伦理学界还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构建理论上的道德体系。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重大建设不能凭感觉、凭经验进行，也不能仅根据某种一般性的理论和原则操作，必须有严谨的设计和论证。从理论上构建道德体系，就是做好构想和论证工作，以提供正确、合理、可行的理论道德体系。二是提供实施理论道德体系的实施方案。再好的道德体系理论构想，如果没有实施方案就不可能变成现实。这种实施方案的设计本身也是学问，即应用性研究，它也需要伦理学学者的参与。就是说，伦理学界不仅肩负着为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道德体系的任务，也肩负着为这种理论体系变成现实道德体系提供实施方案的任务。
由于相对湿润度指数(M指数)和标准化降水指数(SPI指数)在计算时考虑的因素不同，所以对干旱等级的衡量也不一样，在表3中M指数表现出的天峻地区1961-2017年干旱发生频率统计看到，过去57年中干旱发生率为100%，其中重旱的发生率为54.4%，而SPI指数表明干旱发生率为33.3%，干旱发生频率比M指标明显偏低，有研究认为[15]由于M指标考虑了地表水分平衡过程中降水和气温这两个重要参量，而SPI指数只将降水量作为唯一考虑因素，造成了两个指数在评估时的差异。结合天峻地区春季“十年九旱”的实际情况，相对湿润度指数(M指数)对天峻干旱等级的评估更合理。
第二，积极参与当代中国和人类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研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方案并不是伦理学学者的直接责任，但伦理学学者承担着剖析问题产生的道德根源、对问题本身及其解决方案进行道德评价的责任，为避免负面问题的发生提供伦理学支持。目前我国伦理学应用领域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研究应用问题的学者不是站在伦理学的立场、从伦理学的视野、根据伦理学原理去研究现实问题，而是就问题本身研究其中的道德问题。就重大现实问题本身的道德问题而研究其道德问题，这是单纯的问题研究，并不是伦理学的应用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中的道德问题研究至少有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和不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的区别。一位经济学家也可能会研究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他的这种研究还是经济学研究，并不是伦理学研究。同样，一个人也可以从其他非伦理学的角度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中的道德问题，但他的这种研究也不是伦理学研究。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兴起并不是因为现实问题需要从伦理学理论的角度研究它，而是因为伦理学理论本身丧失了生命力，于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显然，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不会重视伦理学理论本身对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意义，这种倾向值得注意。伦理学的应用研究需要站在伦理学的立场、从伦理学的视野、根据伦理学原理进行研究。这就要求研究应用问题的伦理学学者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关注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
第三，加强对人类共同道德体系构建的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创造许多条件，其中根本性的条件就是需要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无疑包含人类共同道德体系，因此构建人类共同道德体系是国际伦理学界面临的共同任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伦理学研究的大国，国力正在不断增强的我们应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承担更多的责任，应当为人类共同道德体系的理论构建和现实构建作出更大的贡献。人类共同道德体系的理论构建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共同道德体系与世界各国不同甚至对立的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构建的人类共同道德体系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它能够得到各国的认同，而困难正在这里。要构建一种具有与各国道德体系尽可能兼容的人类道德体系，首先需要了解各国的道德体系本身。然而，从我国伦理学界的现实情况来看，除了对西方国家的道德体系有较多研究之外，对其他国家的道德体系几乎都没有什么研究，甚至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因此，研究人类共同道德体系，至少需要对世界各国现行的道德体系有较深入的了解，如果能了解它的历史更好。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所要构建的人类共同道德体系是底线性的，还是引导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道德体系都是底线性和引导性兼而有之。鉴于世界各国的道德体系差异很大，是否可以先构建底线性的人类道德体系，再逐渐增强其引导性。这些问题都需要我国伦理学界加强研究，并形成共识。
第四，完善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已如前文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伦理学体系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过去的规范论体系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已经改变。一般而言，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像哲学学科本身一样，它是百花园，不同的理论体系、学术观点都可以存在于其中，它们可以以自己的独特魅力吸引不同的欣赏者。但是，从伦理学本身的角度看，它应该有一些基本的研究架构和范式，否则它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特别是在我国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伦理学界应在伦理学体系方面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推进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构建。笔者认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看：从纵向看，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学体系；从横向看，包括几个基本领域或分支：研究道德价值问题的价值论或善恶论，研究道德规范问题的规范论或道义论，研究道德品质问题的品质论或德性论，研究道德情感问题的情感论或仁爱论。当然，这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对此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我们同意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并对其总体框架形成基本共识，它就可以成为伦理学学者的基本范式和学科领域，克服伦理学研究目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界限含混的问题。而且，要突出我们所要构建的伦理学体系的中国特色，特别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当然需要实现现代转换。
在正交试验优化的基础上，通过固定两个工艺参数在最佳水平，研究另一个参数对AE44镁合金雷达外壳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培养高层次药学人才，提升其创新能力，实验教学质量是很重要的部分。当必修课程的学时设置已不能满足学生对实验能力训练的要求时，合理利用开放实验室，不仅可以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还能确保学生拥有安全的实验场所，满足学生参与或独立开展科研的需要[10]。教研室依托实验中心，在非教学时段增加实验室的开放。与创新性实验相对周期比较长的特点不同，开放实验室可以利用学生的碎片式课余时间参与实验，实验项目多，周期短，容纳能力强，能使学生得到多方面的实验技能训练。
第五，加强伦理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为中国伦理学研究“走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四十年来，“走进来”的不少，“走出去”的却不多。“走进来”主要是外国伦理学著述直接进口到国内或者翻译成中文，同时我们对西方的伦理思想作了许多评介和深入研究，这对于中国伦理学者和普通公众了解西方伦理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邀请许多国外伦理学家到中国讲学也促进了国外伦理思想特别是最新研究成果在中国的传播。但我国在“走出去”方面则滞后于“走进来”。除了留学生外，我国真正开始走出去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学者出国参加国际性会议，到其他国家做访问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合作在国外举办国际会议，合作办刊物等。然而，到目前为止也只停留于此，缺乏更有深度的交流与合作。国际会议是中国伦理学目前走出去的主要方式，促进了中外伦理学的交流。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参加的学者只有两个国家；二是会议语言大多只能用英语，因而常常是各说各的话，达不到真正交流的目的。总的来看，中外伦理学研究的交流合作基本上停留在浅表层次，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程度。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和中国不断深化的开放很不相适应。要改善这种局面，尤其需要发挥中国伦理学会的组织和联系作用，当前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建立与国际伦理学组织以及伦理学研究大国的经常性联系；二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合作主办常规性的国际性会议和伦理学方面的国际性刊物；三是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向国外推出中国伦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成果，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
［附注］本文还得到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学科建设计划项目资助。
[参 考 文 献]
[1]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江畅.理论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3]江畅.德性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廖申白.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江畅.全面理解道德和道德教育[J].中国德育，2017，（1）.
[8]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江畅.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社会发展[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10]江畅，范蓉.论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构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2]万俊人.儒家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化向度[J].社会科学家，1999，（4）.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1－0001－09
［收稿日期］2018-06-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16JJD720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X050
［作者简介］江畅（1957-），男，湖北浠水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兼职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陶涛（1995-），女，安徽六安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媛媛］
标签：伦理学论文; 伦理论文; 道德论文; 体系论文; 中国论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16JJD720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X050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学科建设计划项目资助论文;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