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运动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之一，通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渐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革命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充分的资源准备。值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之际，探究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的关系，弘扬其蕴含的伟大爱国精神。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建立
1919年5月4日，以北京为中心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随即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不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且使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渐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必要的基础。
一、历史语境：五四运动的爆发
自1840年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闭关锁国开始转变，一部分中国人将救国救民的希望放在器物上从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失败不仅体现在技不如人，更体现在观念、制度的落后。然而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此时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五四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先进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全面苏醒。
（一）内忧外患的国情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2]。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启发和鼓舞而爆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产生新的社会力量的结果。
首先，五四运动的爆发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现实，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唤醒了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新道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这场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压迫严重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使处在黑暗的中国人看到摆脱困境的新出路。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启发，开始用无产阶级的视角作为观察国家道路的工具。这些知识分子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而且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之中，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力量。
其次，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经济发展而产生新社会力量的结果。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列强在中国市场倾销外国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逐渐解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生产军用产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商品竞争的压力才有所缓和，并在短暂的、相对和平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4]此时，中国工人阶级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由于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中国工人阶级更具有强烈改变现状的要求，也就具有革命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正是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寻找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一场人民革命的兴起已蓄势待发，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拉开序幕。
（二）各方力量的参与加速五四运动的爆发
最后，群众团体是五四运动中的强大支撑力量。在全国各地迅猛兴起、不断发展的爱国运动中，各界民众迅速提高了对联合斗争的认识，纷纷建立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群众爱国团体，进一步加强了群众大联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斗争。“五四运动开始爆发时在形式上自发的，但从整个过程来看，各地的社团自始至终起着宣传、组织和领导的作用，而且其成员还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五四运动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社团组织的强大力量，也使学生们认识到团结在一起进行有组织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以后政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7]代表中国学生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全国学联，成为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指导中心，对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指导作用，“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因而社团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的社团出现。它们广泛开展活动，出版刊物，进行宣传，对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商界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各地商会、商界行业工会、协会等商界团体积极推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密切联系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团结广大商户参加反帝爱国斗争的积极作用。各地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在上海建立了一些工界团体，如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界志成会等，引导工人积极投入了反帝爱国的斗争洪流中。这些群众团体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群众基础；并且，这些群众团体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中国政党观念的变化，在中国建立政党的土壤逐渐成熟，群众团体向政党过渡成为必然，这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知识分子群体是五四运动中的先锋。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但他们受到了和旧时士大夫不同的新式教育，他们拥有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也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这些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通过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游行示威等激烈地反抗方式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运动后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为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人才基础。
其次，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主力军。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三重压迫下，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他们的工时长、工资低、没有劳动保险、毫无政治权利。随着中国工人数目的增加、队伍的集中、所受痛苦的加深，其战斗力也日益增强了，“根据不完全统计，一八七零—一八九五年的二十五年中，全国工人发生过十六次罢工……从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的十八年中，全国工人罢工达一百一十六次……到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以前的期间，中国工人的自发斗争更加高潮，在五年多的时间内，罢工即达一百多次。”[5]五四运动中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的工人卷入其中。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与此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这些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性的爱国的罢工，工人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而是对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6]在这场运动中，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主力军，他们明确地提出了政治要求，是把这些政治要求坚持到底的主要阶级力量，也为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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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是共和县主要种植作物之一，种植面积保持在1×104hm2以上，塘河地区是共和县青稞种植的主要区域。由于长期种植连作或者两年青稞、一年油菜的轮作模式，条纹病和黑穗病渐趋严重，产量降低，直接影响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1]。
该技术的技术设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并且能长期使用，不仅能实现外部存储水资源的效果，也能防止渗透和蒸发水资源[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及各种群众团体纷纷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各方力量的推动进一步扩大了五四运动的影响。
作为五四运动中的三大主体力量，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及各种群众团体相互配合、精诚团结将五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储备了组织力量。总之，内忧外患的特殊国情以及中国社会上各方力量的参与使五四运动的爆发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二、思想语境：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首先，通过媒体报纸传播。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的积极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创办理论报刊发表文章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传播。一是翻译并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一些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这就大大地帮助了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二是创办理论报刊发表文章。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后连续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此外，一些地方报刊介绍也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陕西西安的《西北日报》从1919年开始的一年间连续数十次以社论、代论，或专件的栏目,刊登了《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文章及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形势的消息报道。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念。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群体的多样化
总言之，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研究系人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了力量，多样化的传播群体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准备了思想土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长期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同情、认同立场，五四爱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启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使他们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戴季陶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在1919年6月创办周刊《星期评论》，发表了《唯物史观的解释》《俄罗斯劳工政府通告的意义》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还报道了中国和各国的工人运动发展状况。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实行征收地价税铁路、电气、矿山等大企业由国家经营。”[11]，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也不过是“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然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12]
第一，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巴黎和会失败的教训中认清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现实，恰在此时马克思主义引起了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其中一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个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的主义已为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激进和最先进的那一部分人所熟悉。作为那个时代最能动的一种政治学说，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了中国革命家的注意力。”[10]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此外邓中夏、蔡和森、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宣传者。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探索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同工人群众相联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三，研究系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为代表的研究系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妄图通过巴黎和会使其占领山东合法化的罪恶活动、英法美纵容日本的霸权行径和北京政府屈服列强压力的妥协态度，直接促发了五四运动的爆发。研究系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识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无意中使其报刊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研究系一方面顺应潮流大谈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在研究如何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办法，并在后来挑起了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总之这些研究系者都直接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且他们开设的报刊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传播阵地。
马克思主义最先由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中国并加以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民党人和一些研究系成员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加以宣传，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群体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4) 微电网运营相对困难。微电网的能量平衡依赖于大电网,若没有大电网作为支持,其经济性和可靠性无法保证;同时运行也难以取得规模效应。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媒介的多元化
另外，美国“河网”组织于2009年10月26日举办了主题为“节约用水，节约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河流的综合方法”的研讨会，其主要议题就是水—能、节水和节能的关系。相信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供给不稳定性加剧以及能源紧缺，该领域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人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中国，各种各样的主义纷至沓来，“仅《新青年》在五四后的两年内就发表了一百余篇介绍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五四后新出版的四百余种报刊，也几乎无一不谈社会主义”。[9]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下扎根于中国。经过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群体的多样化和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得到了范围较广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通过媒体报纸、组织团体、进行论战等多元化的传播媒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
其次，通过组织团体传播。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积极知识分子通过创办研究团体和进步社团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了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创建研究团体和进步社团，并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如1920年，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动周围的进步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习和宣传。这些研究团体和进步社团通过组织内部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再次，在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造的思想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生了三次思想论战，这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力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一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为了回击胡适1919年7月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反对社会主义，对此陈独秀等对其谬论进行了驳斥；三是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区声白、黄凌霜等人认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罪恶的根源，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此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先后发表文章反驳无政府主义者论战并指出：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这场论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通过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更加明确了在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RANSAC算法有以下基本假设：1)局内点为正确的并且符合给定数学模型的数据；2)噪声点和局外点均为不符合该数学模型的数据，而局外点一般产生于错误的数据假设或者错误的测量方法等情况；3)排除局内点和局外点，余下的数据都属于噪声点。
三、组织语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相结合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扩大传播，中国出现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到工人中去活动，使中国的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起来。因此，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自1920年开始，国内开始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互相结合的推动下，1921年共产党也正式诞生了。
（一）知识分子群体与工人结合
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并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开展演讲等方式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逐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势单力薄，受到了当局的打压，此时工人阶级开始崛起，让很多爱国的学生获得了支持力量，促进了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与工人群体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更加了解工人的疾苦。首先，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了解工人情况，关注工人生活。1920年一些知识分子到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广东群报》等报刊上报道介绍工人生活及处境的调查材料，青年学生看到了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共产主义，以致加入共产党”[14]。其次，先进知识分子出版通俗易懂的工人刊物，帮助工人提高其政治觉悟。1920年8月后，先进的知识分子陆续创办了《劳动者》《劳动妇女》《劳动周刊》等刊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工人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最后，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建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正是由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很快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让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工人通过运动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宣扬。随着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逐步提高、战斗能力的逐步加强，他们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此时中国工人阶级已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前夜。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后他们便要求成立能领导自己斗争的政党。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五四运动是首次在学生和工人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运动，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胜利。五四运动之后，工人阶级凭借独有的坚定和团结，成为了独立的一支政治力量，在运动过程中承担着主干力量，很多先进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筹建工人阶级的中国政党。中国的革命转变为由无产阶级进行领导，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二）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撰写、宣传、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逐渐意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15]因此，在“五四”运动推动、李大钊、陈独秀带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从1920年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从事建党活动。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山东的共产主义小组也于1920年9月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也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且，在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地到工人中进一步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你如果自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请你到工厂和田庄里去，和一般工人和农人握手，去宣传和组织他们……因为这是你的唯一的责任”[16]。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充分了解了工人群众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立足点转移到工人阶级一边来。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开始了解社会制度的本质和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了解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和无产阶级握手，要觉得自身也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把我们的知识贡献到劳动者的脑袋里去”[17]，从而具有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吸收了大量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得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样，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就趋于成熟了。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光荣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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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总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发端的。”[18]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社会阶级基础；五四运动有力地打破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促进他们转而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推动他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造成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组织基础和干部条件。正因这些思想理论上的传播、组织上的准备、共产国际的指导，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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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春华（1992年-），女，汉族，内蒙古通辽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政党政治。
责任编辑/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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