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义将自生自发的市场作为基本的理念加以坚守，并以人类行为中的先验原则为这一理念辩护，但是，先验主义的方法论却无法解释市场经济的发生问题，对此，新自由主义只好求助于神圣的意志。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二律背反，从思维方式上说是出于对形而上学确定性的寻求，没有认识到人类行动中的历史性的辩证结构，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为走出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疑难指明了正确的路径。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扩展秩序；历史辩证法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的全球化进程，在当前遇到了强大的反全球化逆流，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探索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的正确理念和原则。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课题，本文将从方法论原则的角度反思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核心谬误，即先验主义的谬误。
一、先验的方法论原则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这一主张又基于这样一个核心理念，即只要排除各种障碍和干预，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人类就可以达到所有可能实现的状况中最理想的状况。很多人将这种理想状况等同于帕累托最优，即如果不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就不能使任何人的收益获得改进。对于完全自发性的市场这一理念的信守，是基于以下的认识，即市场机制内在地包含有一些置根于人类理性的先验原则，违背市场机制就是违背人类的先验理性。对此，新自由主义的精神偶像米塞斯在其关于人类行动和经济学本性的思考中有最为完整的论述。
米塞斯是从一般行动理论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的，经济学只不过是人类行动理论的一个分支。米塞斯认为，人类的行动理论是一种先验的理论，行动的原则像因果性原则一样是先验的范畴。人类行动指的是有意识的行为，它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个不满意状态的存在，另一个是通过行动消除或改变这种状态的可能性。[1]23从人类行动的普遍前提出发，通过推理就可以获得“对人类行动的基本范畴——行动、经济化、偏好、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与这些一起构成人类行动体系的其他每一件事——的了解”。[1]13人类行动的科学不考虑偶然性，只考虑本质，它的目的是理解普遍性，它的程序是形式化和公理化的。[1]12至于行动发生的具体条件则是由经验给出的，对于这些具体条件的论述则是自然科学或历史学的事务。
从先验的方法论出发，米塞斯对两种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一种是历史主义的模式，一种是经验主义的模式。
历史主义认为，人类行动领域是由不可重复的个别性的事件构成的，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关于历史事件的经验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效，因此，普遍法则对于人类行动的领域是没有意义的，研究人类行动领域的适当方法是针对特殊性的理解，而不是用普遍性的规则加以说明。经验主义认为，人类行动领域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不过，这些规律是通过对经验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得来的。任何经验本质上都是历史的，而且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因此，人类行动的经验规律同时是具有历史性的规律。可见，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历史性维度，这是关于人类行动研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所谓扩展秩序就是在一些抽象的规范条件下，信守和这些抽象规范相容的价值观的人通过各自独立自由的行动而合力创造出来的秩序，随着人们的自由行动，这一秩序还会不断扩展，其扩展的同时，又为人们的自由行动拓展出新的空间。总之，扩展秩序能够将人们引向持续的繁荣，并最终克服马尔萨斯陷阱。在哈耶克为扩展秩序提供的论证中，有一个非常独到之处，即对于知识和信息的强调，通过阐释知识和信息在市场秩序发挥作用的机理，哈耶克既对市场机制作了一个自由主义的辩护，又将市场秩序如何产生的历史性问题变成了一个对自由主义而言是无解的理论难题。
对于经验主义，米塞斯认为，其问题在于将理论的根源放在了历史性的经验之上，如此，理论也就成了历史性的存在，理论的普遍性也只是经验的普遍性。对此，米塞斯要强调的首先是理论的优先地位，即没有理论的行动科学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如果“没有一种‘理论’，他根本无法谈论自己的行动，不能思考它，甚至不能行动。”[1]26其次，米塞斯认为，真正的行动理论还应该是先验的理论，我们只有借助于先验的定理才能理解行动。理论如果是先验的，它就具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超时空的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在米塞斯看来，人类的理性恰好具有一个先验的逻辑结构，这决定了理论的先验性，人类要想理性的思考，就必须遵循这种超时空的先验的必然性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3年5月-2016年5月于安吉县人民医院住院的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或坏疽性阑尾炎患者150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92例，女性 58 例，平均年龄为（47.40±10.47）岁，每位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诊断为急性化脓性或坏疽性阑尾炎。按随机数字表发分为3组，每组均为50例。对照组为切口无处理患者，皮片组为切口予皮片引流，实验组为切口高真空负压引流患者。排除明显智能、语言理解和表达障碍、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家族史、合并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3组患者间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及脑卒中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对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米塞斯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即否定理论的历史性问题。虽然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人类总是生存于特定的历史处境中，但是，对于人类历史的分析本身必须以超历史的先验理性为前提，否则，任何理性思考都是不可能的。像边际效用理论、劣币驱逐良币等经济学原理，在米塞斯看来都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的、超历史的原理。米塞斯对于人类行动理论的先验性的执着，是因为他要以理论的先验性为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进行辩护。
对于人类的行为，米塞斯是从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来考虑的。就目的也就是每个人追求的最终价值而言，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的，所有的价值都是超出理性之外的；人的内在精神状态或欲求到底是什么，只有在他付诸行动时才是确定的，所以，就目的和价值而言，我们没有办法从理性的角度对别人的欲求加以评判。这是一种主观的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设定了价值的多元性和各种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就手段而言，它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对此，人们总是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就此而言，手段是可以按理性加以评判的。基于上述分析，米塞斯否定了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的区分，在他看来，行动作为有意识的行为，都是理性的。
不过，人类的行动都是理性的，不代表行动的结果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相反，个人的行动必然受一些先验的法则支配，任何人都无法凌驾于这些法则之上。比如，对于任何经济学原理而言，如下的假定就具有公理性的意义：由于人们在行动中总要追求特定的目标，因此，他们要在多个不同的目标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以便让自己的愿望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让所有的愿望同时满足，人们只能做出为他们自己所认定的最佳选择；同样由于人的有限性，人们彼此合作能更好地、更有效率地满足彼此的需求。
既然价值是多元的和彼此不可通约的，那么社会合作的客观性标准是什么呢？在普遍交换的前提下，就会脱离任何个体的主观价值内涵，形成超越诸主观价值的、客观的、形式化标准即价格。作为形式化的标准，价格就成了人们配置有限资源的标准，每个理性的存在者都要根据价格提供的信号做出理性的选择。由于任何一种偏好就其内容而言都是不可测度的主观现象，所以形式化的标准即价格就成了人们进行理性行动的唯一可行的标准。不过，合理的价格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形成，即在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出于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先验的法则，自然会形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市场价格。但是，要想让市场发挥作用，就必须让每个人都有可以支配的财产即私有制，还需要可以自由行动的权利，因此，形式化的客观行为准则的出现是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条件的。这样，米塞斯就在先验的方法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之间建立起在他看来是必然的联系，自由主义成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根据先验的方法论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认为，只有满足经济自由主义要求的经济体系，才是最合理有效的经济体系，任何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出发所要求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做法，都是违背先验的经济法则的，都是错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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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性的困惑
第一，扩展秩序是以抽象的行为规则为前提的。不同于小群体的封闭秩序，扩展秩序没有为每个人规定他的职责，群体没有统一的共同的目标。在扩展秩序中，每个人只要遵守一些基本的、抽象的行为规范即可。这些规范限定了个人行动的范围，只要不违背基本的行为规范或超出行为规范划定的范围，个人以何种方式去追求自己认定的价值和目标都不受任何外力的约束。就此而言，扩展秩序的形成，是以抽象的规范约束下的个人自由为前提的，自由主义是扩展秩序的内在要求，扩展秩序是一种自由秩序。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的存在并不自动导向市场经济。各大古老的文明很早就有了市场，而市场经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则是从英国工业革命才开始的，并以英国为源头逐步向全球拓展。但是，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也并不是每个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都能真正进入现代工业化社会，享受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的繁荣。除了西方世界之外，只有极少数后起的国家与地区通过艰难的努力也跻身于现代工业文明之列，大部地区的人民依然为物质的匮乏、生活的不稳定甚至社会的动荡所困扰。这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传统社会如何才能够成功转型、进入市场经济和大工业融合而成的现代文明。对此，自由主义理论给出的解答是无力的。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只要有私有财产权、分工和交换，一个社会就应该能够自然进化为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并由此逐步走向繁荣。然而，无论是传统的中国还是现代的印度，都具备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发育的条件：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人身自由和交换的存在，印度甚至还有自由主义者极度推崇的民主制度，遗憾的是，无论是传统的中国、还是现代的印度都长期徘徊在现代文明的入口之处。实际上，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对于后发展国家如何进入现代文明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对于原生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是语焉不详的，起源的问题成了整个自由主义操作体系中的一个漏洞。关于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的教父哈耶克的相关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哈耶克看来，有两种不同的秩序：一种是存在于依靠本能、休戚与共的情感维系的小群体中的秩序，这是一种封闭的秩序；一种是依靠抽象的行为规则而处于不断生成中的扩展秩序，这是一种不断向陌生领域延伸的开放的秩序。
但是，坚持先验的方法论原则必然会遇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即历史性问题，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自身是如何在历史中产生的，正是历史性问题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原则性谬误。
按照哈耶克的理论，扩展秩序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克服人类的自然本能，主要是小群体的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因为本能会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局限于小群体的野蛮状态。要走出小群体的落后状态就需要人们奉行一些抽象的规范，以这些规范去约束人类的自然本能。但是，另一方面，哈耶克又反对一种建构主义的理性观。所谓建构主义在社会层面就是要求按照人类的理性设计重新建构符合人类需求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而这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一些个人或组织能够把握社会的总体，而哈耶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2]51-58反对建构主义就意味着扩展秩序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有前景的目标激励人们自觉地去创建这种秩序。因此，哈耶克就陷入到一个动力缺场的困境，一方面，要用抽象的规范去约束原先作为动力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没有新的目标为人们遵循抽象法则的行为提供动力支持，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人们去奉行这些抽象规范的呢？当然，对于扩展秩序已经形成的社会而言，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人们追求的各种具体的利益要通过遵守抽象规范的行为才可能实现，但对于扩展秩序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可见的利益和激励促使人们用抽象的规范约束自己。对此，哈耶克只能转而求助于超验的力量。
对照组严格按照终末期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护理要求对患者进行病情、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对伤口进行消毒、检查导管、检测体温并控制其血流速度等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细节管理。
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秩序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作为扩展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按照米塞斯的看法，在一个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社会，交换行为必然遵循的先验法则并会自动带来繁荣，关键只在于给每个人以自由，让他们能够成为市场的参与者。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市场得以存在的条件，现代市场经济就会自发生成，富足是自由的必然回报。
第三，扩展秩序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能传承下去，靠的是一系列超出个人的、但又是由个人努力创造出的、非意图的制度，诸如分立的财产、契约制度、法律和市场等等，此外还有传统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制度、观念和信仰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并不断扩展，是因为信奉和遵循它们的群体成为生存竞争的胜利者、因而能不断扩展的结果。它们的成功是实践筛选的结果，而群体性的实践本身则不是按照理性的设计进行的，因此，要求这些制度、观念和信仰接受思辨理性的彻底反思是荒唐的。
第二，扩展秩序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扩展秩序是所有个体分别决策和独立行动下形成的秩序，而且是个人根据具体的情境做出选择的结果，没有一个超越性的力量预先为秩序的总体提供一个蓝图以及实现这一蓝图的路线图，也没有一个超越所有个人目的之上的统一的目标。因此，所有个体的行动最后会形成何种结构，人们在其中会取得何种成就，这种秩序将人类的世界引向何方，所有这些都是超出任何理性的头脑之外的，就此而言，扩展秩序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始终处于不断的生成和进化之中，它能唤起每个成员的创造力去创造新的事物，解决人类所遇到的任何可能的问题。
鱼种培养与放养。结合实际的技术方案要求和业主需求，我县今年投放的鱼类品种以鲤鱼和鲫鱼为主，适当挡配少量草鱼和鲢鱼进行混养，放养标准为每尾鱼苗30克以上，每亩450尾。在具体放养时，需要做好时间控制，一般在大田秧苗移栽15天后，此时秧苗返青，开始进行鱼苗投放，投放时应尽量选择上午，并且天气晴朗时进行，做好放养育苗水温控制，鱼苗原本所处水温与稻田水温差异控制在3℃以内。放鱼前需要保证稻田肥料毒性已经消散，并进行鱼苗试水，若鱼苗状态正常，则可大范围放苗。
散步了个把小时，到了姑妈家。姑妈家白天基本没人，姑妈打麻将，姑父在上班。晚上姑父也未必在家，应酬太多。晚点来，才可能碰上姑父。姑父果然在家，姑父越来越胖了，少说有一百八九十斤。瘦弱的小虫唯唯诺诺地坐在姑父面前，显得很渺小。在堂堂局长面前，打工仔本来就很渺小，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打工者面前，别说是局长，只要是凌州人，有凌州户口的，就很了不起。
不过，米塞斯认为，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是，对于科学本身而言，历史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历史的过分强调会让我们走上歧途。米塞斯认为，强调事件独特性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对科学得以成立的条件的无知，任何一门没有理论基础的科学是不可能的。就历史而言，面对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现象，如果没有理论和概念的引导，我们就会在一片混乱中失去方向，根本不可能形成任何一个关于历史的陈述，“没有理论就不能设想历史。”[1]97所有的思考，包括历史学家的思考都是以某种原则为前提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是想借助于根据科学思想精心构建并批判地检验过的因果关系解释，还是想借助于无批判的、粗俗的、前科学的‘教条’。”[1]97
有效的协作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前提的，但是，作为个人能力基本构成成分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构成非第三者所能把捉的，因此，从第三者的视角评价一个人的内在世界、并据此安排个人之间的协作是不可能的。不过，市场机制提供了一个可行且高效的方案。这和知识自身的结构相关。人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关于事物普遍性质的抽象知识，对市场而言，最重要的抽象知识就是价格；另一种是关于存在着的事物的具体知识，如生产特定产品所需要的设备、技术、人员甚至生产诀窍等等。有了这两种知识的配合，就不需要从上帝视角去协调整个社会的生产协作。首先，作为抽象知识的价格为人们指明了需求所在，价格的高低是需求的信号，人们只要接受价格的引导就可以了，无需关注价格背后诸多的主观世界。其次，根据价格所提供的引导，每个人可以调动自己所掌握的具体知识，在可行的范围内，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满足市场的需求。如此，市场机制就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协作方式。[2]85-87
在这种协作方式中，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才华不断去探索、创造新的物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人的可能需要，扩展秩序就在人们持续的试错和创新中延伸自己的范围，与此同时，这种秩序的扩展不需要任何人对世界的总体有先见之明的综观，它在无数个方向通过个体智慧的释放为自己开辟拓展的空间，没有人知道它会在哪个方向取得进展，最终又走向何方。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是能够充分调动分散在每个市场参与者大脑中的信息和知识，并用抽象价格信息将它们联结为一个演化和生长的整体。
根据哈耶克的论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扩展秩序是在历史当中形成的，并在历史当中通过无定向、多元化、巨量的创新试错而不断演进，因而作为一种扩展秩序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对于这一历史性的存在，哈耶克更多地是强调它的自生自发性，亦即它的非人为性——非理性设计的产物，也就是说扩展秩序是不受人的理性控制的。但是，无论哈耶克如何强调扩展秩序的自生自发性，都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作为一种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的出现都是历史中出现的一次飞跃，即从受本能控制的小群体向受抽象规则维系的扩展秩序的突变，在两种组织秩序之间是有一个历史断层的。毫无疑问，这个历史断层的出现，是需要一些基本条件作为其前提的，对此，哈耶克也是承认的，在他看来，对财产权、家庭的认同和保护就是这些条件的基本构成部分。但是，这些条件是如何得到维系的，它们又是以什么的方式促成扩展秩序持续存在和拓展的，由于哈耶克对于他所说的建构主义的激进批判，使得他陷入一种神秘主义的困局之中。
传统的小群体有几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整个群体都受共同的目标支配。最典型的是原始部落，部落成员要共同面对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2]8传统小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生活方式的固定化，这一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着详细的描述，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服务于群体的共同目标。与前两个特征相关的是小群体的特殊道德，即依靠群体共同感受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道德。哈耶克认为这是只能保证小群体内部合作的“自然道德”，这是一种本能的、非理性的东西。[2]8-9在共同的目标体系中各守其责的小群体的秩序，虽然能维持群体的稳定，但没有能力向新的领域拓展，也没有办法去创造新的事物，更没有能力应对一些因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新问题。小群体的封闭秩序在创新和扩展方面的能力匮乏突出体现在马尔萨斯陷阱上，面对资源的约束，传统社会不能创造出持续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从而使人类反复限于动荡。而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秩序的出现，最终扭转了这一困境，人类从此走上了可以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
实际上，哈耶克是按照进化论的模式来解释扩展秩序的产生和发展的。早期的人类以我们所无法知道的原因形成了一些习惯和传统，这些都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非理性的形式，这些习惯和传统必须得到人们的遵守才可以流传下来，促使人们接受传统约束的力量来自于原始的图腾崇拜、禁忌和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说传统和习惯作为抽象的行为规则必须要有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力量为其提供支持，这是传统和习惯能够长期为人们坚守的动力之源。因此，传统和习惯的维系靠的不是现实的功利的考量，而是某种超越性的力量。不同的传统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群体实际上是处于生存竞争之中，都要面临残酷的自然选择。那些形成了有利于扩展秩序生成演化的抽象规则的、并且得到了超越性的信仰持久支持的群体，最终走上了在扩展秩序中生息繁衍、不断壮大的道路，并在生存竞争中胜出。[2]157-161这样，借助于超越性的神秘力量，哈耶克论证了扩展秩序得以出现的可能性。
建筑形态的设计中不仅对建筑的体形系数有要求，而且需要冬季有利于避风寒，夏季减少日辐射热。需要根据得热和失热的具体情况权衡后对建筑进行优化组合。
这种论证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理性的无为，即人类理性并不能够主动促成扩展秩序的形成，并进一步引申出反干预主义的政治主张；另一个是强调了扩展秩序出现的偶然性，它萌发于人类精神中的某种突变，如果说这是一种奇迹，也没什么两样。无形中，扩展秩序还被赋予一种神秘的精神上的优越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先验原则和神秘主义成了天然的盟友，先验主义为它提供了理性的正当性，神秘主义为它提供了拒绝反思的精神的壁垒。
三、历史辩证法的解答
新自由主义在历史性问题上陷入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二律背反，其根源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总要找到某种绝对确定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米塞斯在人类行动背后去找某种永恒不变的先验逻辑，作为市场经济的先验法则。但是，市场经济的法则必然是在市场秩序出现以后才会有的，所谓的人类交换行为中的先验法则并不会自动导致市场的产生，所以，当哈耶克为市场秩序即他所说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进行论证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历史性问题，自生自发的秩序毕竟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然而，哈耶克依然坚持一些抽象的规范、特别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看作是市场秩序得以产生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将这些抽象的规范先验化了。但是，先验的规范只有进入历史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哈耶克从先验主义走向了神秘主义。
实际上，米塞斯和哈耶克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历史的辩证构造，这导致他们看不到历史和理性相结合的现实基础。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个别性的活动组成的，相反，历史包含双重的构造，即历史性的活动和其得以于其中进行的具有普遍性的条件，这些条件集中体现为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交往形式、社会合作方式等等。就活动和这些条件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任何历史性的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历史性的活动又能创造出新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性条件，因此，历史性的活动和历史性条件之间就构成一个辩证互动的关系，并以此推动历史的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92
从历史性的活动和其历史性条件的辩证关系看市场经济的法则，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结论。
桥梁结构中墩台是桥梁上部结构的承载体，桥墩需承受来自风、水等物体冲击。高墩台是墩台工程中难度最大且对操作人员素质要求严格的工程，施工不当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墩高20m以上为高墩，高墩施工具有工程量大、工期短等特点，目前在桥梁施工中高墩施工存在许多难点，主要包括施工周期长，高墩施工定位控制难度大、高空作业等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秩序本身是在历史中、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产生的，而不是从先验的理性逻辑推导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系列人类成就的结果，这包括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传统等级资本不同的商人资本的形成、新航线的开辟和美洲的金银，最终由英国利用这些条件创造了世界市场并催生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的经济形式。[3]108-114因此，市场经济的法则不是先验地给定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所谓先验的经济学法则不过是对已经形成的经验事实的概括和总结，先验的法则要有经验的事实去验证，而不是相反。
第二，由于市场经济秩序是脱胎封建经济体的，而这个经济体的规范恰恰是反对它的发展的，因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那些抽象的法则并不是市场经济得以产生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3]117的，而不是先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为规范，然后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哈耶克所说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抽象的行为规范有其现实的基础，即它所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是这些生存条件要听命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而是资产阶级要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方式，就必须让自己的意志服从于生存条件的客观性，各种抽象的行为规范就是这种服从的结果。哈耶克将这些抽象的行为规范归结为某种神圣的意志，只不过是将资产阶级的意志抽离于它的历史性的生存条件、并加以神秘化而已。
11月20日，以“能源领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创新”为主题的第九届道达尔中国科学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能源行业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分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技术的发展动态及趋势，国内顶尖研究机构成果，互联网及创投企业的创新解决方案以及能源巨头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案例。
所以，在人类的历史性活动和其历史性条件的辩证互动中，人类的秩序都可以在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合理的说明，而不需要先验主义或神秘主义的背书，新自由主义的二律背反在历史辩证法中有其解答。
参考文献：
[1]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梁小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2-024-029
作者简介：陈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唯物史观和经济社会学；张以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实践哲学。
[责任编辑：黄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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