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孝经集传》是明末大儒黄道周晚年的著作。该书提炼出《孝经》的“五微义”与“十二著义”作为全书纲领，不仅每一章有黄道周自己的诠释，还分别以二戴《记》《仪礼》《孟子》等作为义疏。以“因性明教”为例，该微义作为《孝经》的五大义之首，黄道周构建了“天-人-社会”的理论模式，并且是《孝经集传》义理思想的始基，以此推衍其他四微义，包括“追文反质”与“定辟异端”等。《孝经集传》以视《孝经》为六经之本并发明“五微义”与“十二著义”，增加了孝经学研究的深度；以《孝经》与先秦儒家经典融会贯通，拓宽了孝经学研究的广度；以发明《孝经》救治人心、经世救世之用，提升了孝经学研究的高度。该书深为后世推许，众多经学家将其视为《孝经》注释本的千古之最。
关键词：黄道周；《孝经集传》；版本；解经方式；孝经学
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浦人，字幼玄，号石斋，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历任崇祯朝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隆武朝内阁首辅等职，后募兵抗清，被俘不屈，于隆武二年(1646)就义于南京。乾隆四十一年(1776)谕文以品行称他为“一代完人”，道光五年(1825)清廷将黄道周请入孔庙从祀。
黄道周是明末大儒，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和书法家，时人徐霞客盘数天下名流时，称：“至人唯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1]所谓学问直追周孔，即指黄道周以六经救世，重拾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兼容并跨越汉宋，回归六经，直追周孔，《孝经集传》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
一、《孝经集传》的成书与版本
黄道周一生的学问堪称学在《周易》，行在《孝经》，正如其弟子洪思所概括“其学皆可以为《易》，其行皆可以为《孝经》”[2]28，还有经学家陈寿祺说“四库采录其书多至十种，皆阐明经旨，推究治道，囊括大典，体用兼赅，而最湛深于《易经》《孝经》”[3]。黄道周自己也十分看重《周易》与《孝经》的学术价值与经世作用，因而曾道“吉祐自天，系于《周易》，长守富贵，著于《孝经》，两者为天下之师”[2]363。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孝经》，主要是想以《孝经》救世，“士者必不复谈敬身之行，人心乃逐至此哉!吾将救之以《孝经》”[2]37。关于《孝经》具体如何救世，我们留待下文详说，这里主要说明黄道周作《孝经集传》的动机。
由表3可知，16℃预发酵后，乙醇含量达到40.1%，为乙酸乙酯等乙酯类物质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会增加酒的刺激感和浓郁度。异戊醇在16℃预发酵后的含量为12.88%，在主发酵后明显减少至5.13%，可能与乙酸经酶催化生成异戊酯有关。苯乙醇是一种具有玫瑰香气的芳香醇[7]，是蓝莓酒的重要呈香物质之一，16℃预发酵含量达到7.12%，在主发酵后显著减少，说明低温赋予蓝莓酒更浓郁的花香风味。16℃预发酵后具有水果清香的正己醇、有特殊脂肪味的α-松油醇、果香味的芳樟醇、青草味的D-香茅醇、柠檬味的香叶醇是主发酵后酯类物质的前体。新增的L-α-松油醇具有紫丁香的香气，是蓝莓酒的特征香气[8]。
虽然黄道周试图以《孝经》救世，但是《孝经集传》并不在黄道周拟进呈崇祯皇帝、为太子学习的著述之列。石斋弟子洪思解释为“子为经筵讲官，请《易》、《诗》、《书》、《礼》二十篇为太子讲读，未及《孝经》。已，念是经为六经之本，今此经不讲，遂使人心至此。……乃退述是经，以补讲筵之阙”[2]10。这就是说黄道周曾拟编著的二十部著作，并没有把《孝经集传》列入的打算，也就是说黄道周对《孝经集传》的编写或者说编写意图要晚于《洪范明义》、《礼记》五书等。那么《孝经集传》作于何时？
年谱中曾记载黄道周的自述“《孝经》之书，在戊寅秋月起草”[2]120，我们根据黄子年谱所载关于《孝经集传》编写的始终，可以断定四库馆臣所谓《孝经集传》“历六年而成”[4]是指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秋至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八月，当然，期间因贬调、入狱而屡有中辍。如果说贬调期间对《孝经集传》的著述是想“补讲筵之阙”(1)黄道周遭贬调是因反对杨嗣昌、陈新甲夺情，与崇祯皇帝、杨嗣昌等人当廷辩论，所以所谓贬调之后想到以孝经“补讲筵之阙”，也极有可能是因杨、陈二人夺情而起，正如其弟子所言：“考先生首陪讲席，疏论夺情，手写孝经，期明大义，岂有君父同尊、哀乐紊节，劾人则厉、责己则宽？”，那么当黄道周在崇祯十三年入狱之后，又重新提笔坚定地作《孝经集传》，其原因则与著《易象正》相仿。石斋弟子洪京榜曾说道：“吾见夫子之为《易》《孝经》，多在诏狱中，十指困于拷掠，指节尚摇摇未续时便写之，至今血犹渗碳漉纸墨间，稍一流览，便如闻有锒铛桁杨之声，人皆谓其可以御鬼也。”[5](2)此为黄道周弟子洪京榜告诉其子洪思之言。黄道周在狱中发奋著《易象正》与《孝经集传》主要是为了明其心志，并且他不单编写这两部著作，还在狱中演绎《周易》，书写小楷《孝经》一百二十本。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黄道周对《周易》与《孝经》的认同与重视，着实堪称人书合一，学行一体。
这些“大传”的引文实际上是作为《孝经》原文的导引义疏，也就是对《孝经》原文进行注解疏释，因为黄道周认为《孝经》是六经之本，那么六经就可以作为《孝经》的注本来阐发。正如《孝经集传》原序所言：“六经之本皆出《孝经》，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仪礼》十七篇皆为《孝经》疏义。”这可以说是《孝经集传》在解经方式上最为独特的地方。朱熹也曾打算以这种方式注解《孝经》，但最终未能实现，直到黄道周这里才完成这一项伟大的学术工作。难怪四库馆臣说道：“朱子作《刊误》后序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道周此书实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阐演绎，致为精深。”
第一种：崇祯十二年初稿，今下落不明。
1) 分别计算5个数据集上Spectral 聚类算法、AP算法和IOCAP算法的运行时间，其中Posture数据集选取两个不同规模的子集，实验结果数据取多次运行的平均值，具体如表1所示.
第二种：崇祯十六年刻本，四卷，张天维、林有柏等弟子刊刻，今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线装2册，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20.2×14公分)等。该版本系黄道周于崇祯十六年八月一日向众弟子讲授《孝经集传》，并开始刊印，至十月印成，弟子名列校刊姓字者三十余人。该版本可能由于刊刻匆促，导致疏忽错误较多。这是《孝经集传》七种存世本之一。
第三种：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四卷，系郑开极辑《石斋先生经传九种》之一，置于九种第一部，以崇祯十六年刻本为底本。崇祯本刊刻之后，一段时间即失传，其获得者沈珩在《孝经集传》序说道：“故本放失，卒复流传。珩向得刻本于叔氏漳浦君，爱若父母，敬若神明，叩诸当代藏书家，如宝玉大弓之不及睹，思镌摹以永其传，力涩未举。晋安郑肇翁先生品望学行，夙推朝右，今年来督学于淛，知遗书不泯，急欲表见，以惠学者。”[6]可知沈珩为故本崇祯本的获得者，因无力刊刻，转由来浙督学的郑开极帮忙刊印出版，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线装3册，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20.2×13.9公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线装6册1函)，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线装2册)，苏州大学图书馆(线装9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线装1册，残存)等。该版本对崇祯本的错误之处进行一定的修订，包括讹字、阙文等。此版本与崇祯本的版式基本一样，对讹字直接修改，而需要补入相关文字的地方，则直接刻成一大一小两字，挤入其中，以此保持总体版式的一致。而对诸如“夷狄”“戎狄”等字样，则直接挖空，保留了两个空白格。这是《孝经集传》七种存世本之二。
第四种：清沈大成抄本，此条依据来自沈大成《〈孝经集传〉钞序》所载“原书大小传章句少譌，不揣檮昧，僭爲订钞，而卷如其旧”[7]，可知沈大成曾抄《孝经集传》，并为之作序，然该抄本已不见存世。
第五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注为“福建巡抚采进本”[8]，而采进本究竟为何种底本，不详。但是凡康熙本所作的修改，四库本基本上一一继承，所以四库本极有可能是以康熙本作为底本。四库本对底本有较大的改动，主要依据是根据上下文义进行判断，以及根据通行本的二戴《记》《孟子》等进行修订。这是《孝经集传》七种存世本之三。
作为一款水陆两栖飞机，我们将“鲲龙”AG-600比作是可以飞起来的船，或者是可以游泳的飞机都可谓恰如其分。它对于陆地机场跑道的要求是长度不小于1800米、宽度不小于35米，对于水域起降条件的要求也仅仅是长1500米、宽200米、深2.5米。同时，“鲲龙”AG-600在机身下方设置了7个水密舱，即使相邻的两个水密舱出现破损，飞机仍然能够安全地稳定漂浮。并且，它还可以在2米高海浪的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起飞和降落。
第六种：清魏源编《古微堂四书》(《大学古本发微》《孝经集传》《曾子发微》《小学古本》)之一，为节录本，道光元年魏源为之作序。清何绍基有抄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这是《孝经集传》七种存世本之四。
第七种：道光十五年刻本，四卷，系王德瑛编《今古文孝经汇刻》之一，福山王氏日省斋刻本，今藏于山东大学图书馆(线装8册1函，25.3×15.5cm，九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框19.6×12.6cm)，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这是《孝经集传》七种存世本之五。
第八种：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系长洲彭蕴章对郑开极《石斋先生经传九种》的补刻本，今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等。这是《孝经集传》七种存世本之六。
第九种：唐文治编《十三经读本》之一，改名为《孝经读本》，四卷，1924年施肇曾刻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附有《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康熙三十二年刻本之郑开极、沈珩、张鹏翮序各一篇。该本对康熙本略有修订，包括臆测填补其中被挖空的字眼(如“夷狄”“戎狄”等)。这是《孝经集传》七种存世本之七。
二、《孝经集传》的解经体例与特点
《孝经集传》将《孝经》原文分为十八章，分别是开宗明义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二、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民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圣德章第九、纪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广要道章第十二、广至德章第十三、广扬名章第十四、谏诤章第十五、感应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丧亲章第十八。值得一提的是，黄道周将原本第九章章名“圣治章”改为“圣德章”。
在分完章之后，黄道周又对每一章中的原文进行划分，主要是一句一分，由此在每一句之下作相关的诠释。比如在《孝经·开宗明义章》原经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一句下，《孝经集传》所作诠释为：“始于事亲，道在于家；中于事君，道在天下；终于立身，道在百世。为人子而道不著于家，为人臣而道不著于天下，身殁而道不著于百世，则是未尝有身也。未尝有身，则是未尝有亲也。天子之事天，亦犹是矣。《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保身之与保天下，其义一也。”(4)本文凡引《孝经集传》原文，均以夹注的形式注明具体章目，不再另行出注。除了特殊说明之外，《孝经集传》引文均据明崇祯十六年黄道周门人刻本。可以看出，相较于《儒行集传》《缁衣集传》等分章作解而言，《孝经集传》的分句作解更为精细，并且其诠释方式并非字句的训诂考据，主要是对原经文义理的阐发。
在对《孝经》各章中的每一句进行诠释之后，黄道周还引用《小戴礼记》《大戴礼记》《仪礼》《论语》《孟子》《新书》等为各章内容作传注，分布于十八章各章之后，这是称为“大传”的部分。可以看出，《孝经集传》的布局层次是非常分明的。该“大传”的引用，以《小戴礼记》居多，《大戴礼记》次之，余者为少。例如，在《孝经·开宗明义章》原经文与诠释文字的整章之后，黄道周引《礼记·哀公问》6则、《礼记·祭义》3则、《大戴礼记·曾子立事》2则、《大戴礼记·曾子疾病》1则、《大戴礼记·曾子本孝》1则、《大戴礼记·曾子大孝》1则，总共14则“大传”引文。之所以引用这些文献，大概是因为这些文本记载了孔子或者曾子、子思、孟子的言行，都是关于圣人孔子的义理思想。
(2) 单边供电模式下2列AW0车测试场景如图2所示。通过该场景可以测得2列AW0车同时起动的电流波形，同时也可以考验单边供电模式下牵引供电系统的极限能力。该极限能力是牵引供电系统故障情况下提供有效运行供电的保障能力。
关于《孝经集传》的版本，根据侯真平先生的考察、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收录情况(3)参见侯真平《黄道周纪念著述书画考(下)》第538-54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及“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以及笔者的搜罗，其知见者凡九种，其中存世本有七种：
在引用其他文献为《孝经》原文进行传注之后，黄道周又在每一则“大传”引文的下面分别作了诠释，诠释方式与对《孝经》原文的诠释部分相仿，这是称为“小传”的部分。例如，《孝经·开宗明义章》引用一则《礼记·哀公问》的“子曰：‘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作为“大传”，黄道周对此的诠释为：“言动不过，百姓敬恭。百姓之于君子，亦犹之肤发也。君子以天下为身体，百姓为肤发。怨恶生于下，则毁伤著于上；和睦无怨，则百体用康。《周书》曰‘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又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是之谓也。”这就是对应的“小传”。黄道周在众多“小传”中除了引用二戴《记》《仪礼》《论语》《孟子》之外，还杂引《周易》《诗经》《尚书》《周礼》《左传》《公羊传》乃至《逸周书》《国语》《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上古文献，以此为自己的诠释内容作证。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孝经》作为六经之本，黄道周的诠释方式是将其与六经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孝经集传》所据原本虽为今文《孝经》，但是黄道周并没有严分今古，在诠释上是兼采二者。
就分别为“大传”引文作“小传”这一点而言，相较于同是黄道周后期的著作，譬如《儒行集传》《缁衣集传》《表记集传》《坊记集传》等，《孝经集传》的解经堪称详致，因为前者除了引用大量的历史典故作证之外，并无对这些典故传注作相关的阐发，所以《孝经集传》是对得起“历六年而成”的。
综上所述，黄道周杂引六经为《孝经》作传，旁征博引，实际上是大大地拓宽了《孝经》原有的广度；而又以发明义理的诠释方式，为《孝经》原文以及所引“大传”作注解，大大推进了相关原文的哲学义理化，推阐至深，再加上将《孝经》视为六经之本，实际上是增加了《孝经》原有的深度。曹元弼评论《孝经集传》“融贯礼经，根极理要”[9]，其实就是点明了《孝经集传》的广度与深度。
三、《孝经集传》五大义举隅
虽然黄道周完成了朱熹的未竟之业，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遵照朱熹的理路去处理《孝经》，而是依托《孝经》文本，在深度、广度与高度上对朱熹原先设立的框架均有重大突破，体现了回归六经、直追周孔的气势与救济人心、经世致用的学术特征。我们说朱熹在《孝经刊误》当中将《孝经》分为经传两部分，但黄道周认为“《孝经》皆曾子所受夫子本语，不得自分经传”。这既是对朱熹分经传之误的纠正，同时也是黄道周立论的前提，即记载圣人之言的《孝经》为六经之本，子游、子夏、曾子、孟子所传或著述都只是《孝经》的传注，这是黄道周将《孝经》与六经融会贯通的前提，也由此将《孝经》的经学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道周在与门人的问答中，曾亲自指明“《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于礼，约礼于敬，令人知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2]1406，与黄道周自序中的五微义大致相仿，只是顺序有别。特别是在“追文反质”与“定辟异端”二义上几乎完全一致，其余三者则是“因性明教”不同层面的展开，关系错综复杂，并非绝对的彼此独立。正如黄道周在《书古文孝经后》一文提到《孝经》有三微义(5)黄道周《书古文孝经后》云：“何谓三微？因性作教，使天下之言教者皆归于性，一微也；因严教敬，使畎亩父子皆有君臣之义，二微也；因亲事天，使士庶人皆有享祀明堂之意，三微也。”，即是除了“追文反质”与“定辟异端”二义之外的三义。无论如何，黄道周所发明的《孝经》诸多微义都以“因性明教”为首，可以说“因性明教”是《孝经》宗旨的基础。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孝经》五大义中的“因性明教”进行简单论析，期望以此打开《孝经集传》之门。
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我国也明确提出，高职院校“要配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高职院校的留学生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常州纺院)作为江苏省3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试点高职院之一，已有来自16国数百名的留学生来校学习，其中部分留学生选择了计算机网络专业，这些留学生大多没有汉语基础。因此，开设双语课程不仅是教学要求所必需的，也能推动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
要理解“因性明教”，首先需要把握“性”与“教”两个核心概念，才能体会如何由“性”推及“教”。这里的“性”是比较好理解的，在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中是常见的。黄道周将人之孝悌视为性，将礼乐视为教：“孝悌之谓性，礼乐之谓教，因性明教，本其自然，而至善之用出焉。”也就是说“因性明教”在《孝经集传》当中其实是因孝立教，是以孝建立礼乐教化的过程，所以这就容易理解“孝与教同旨”的意思。
将人性视为教化的根本与前提，实际上是传统儒家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这里的人性是专指孝悌而言的，而不是仁、义、礼、智、信等，也就是说孝悌才是至为根本。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主张不太一样，程朱均认为：“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10]而黄道周在《孝经集传》中则明确提到“仁义礼智四者，孝弟之华也。孝弟积于中，则仁义礼智发于外；仁义礼智发于外，则钟皷管籥从之生矣”。意思是说孝悌是人性之本，仁义礼智只是孝悌的外化，其递进关系可简单表示为“孝悌→仁义→礼乐”。所以说“性者，教之所自出也。因性立教，而后道德仁义从此出也。夫谈道德仁义于孝子之前者，抑末矣”(《孝经集传·丧亲章》)，说明人要是知道孝悌，那么自然而然地懂得道德仁义。相较于程朱理学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将孝悌的范畴大大地扩展了，亦即孝悌根植于人性，涵括并且决定了一切仁义礼智等美德。
场景中模型数量众多，且部分变压器和刀闸模型非常复杂，如果不加处理会影响整个场景的运行速度。为了提高系统性能，分别在3ds Max软件和Unity3D引擎中对模型进行了优化。
这种复制能力与变革能力从哪里来？这就是管理要思考的首要命题。企业在小的时候，在业务模式没有起来之前，要探索可复制能力，一定要形成经验，应用到更大、更广的范围，管理首先是对经验的管理。例如：有十个业务人员，一定要将其中资历深的业务人员的成功经验形成工具、方法，复制到新人身上。经验被放大后，在一个店能做成功，也能复制到更多的店获得成功，往更大的范围去做，企业也能变得更大。
那么我们就得解释“因性明教”的“教”具有怎样的内涵。就教化这一事件而言，大抵要涉及三个要素：施教者、受教者、教化的可能性。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教化的可行性只有对那些具备成教成德潜质的人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施教者与受教者那里，都需要具备成教成德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黄道周看来就是人的本性。这一理论自然是依赖于他的性善论。他认定每个人都具有这种至善的本性，所以才有可能通过教化诱导的方式开显本性善。而这种至善本性是先天即有的，是天赋的，来源于天，每个人都是同等具备的。《孝经集传》说道：“天之生时则曰明，地之生财则曰利，本于自然则曰生，因其本然则曰教。”(《孝经集传·三才章》)意思是说教化就是本性而生、因性而成。那么我们说教化是一个从主体到客体的过程，也就是施教者对受教者的作用，实际上这只是说明了教化的过程与方式。黄道周认为成教的可能性最根本是来源于天，成教的实质却是由内而外的自主开显，是每个人成就自我的本性，完善自我的存在，也就是“生”。
所以说教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正是在于人性之中，而教化的过程与方式只是进行引诱指导，如此即能挖掘每个人本性当中无限的可能性，开发其无限的能量。这一过程与方式在《孝经集传》当中表述为：“顺天下者，顺其心而已。天下之心顺，则天下皆顺矣。因心而立教谓之德，得其本则曰至德；因心而成治谓之道，得其本则曰要道。道德之本皆生于天，因天所命，以诱其民，非有强于民也。”(《孝经集传·开宗明义章》)即教化不是以外在的规则规范对人命令指示或者限制约束，而是对人性中的可能性的诱导，也就是顺其心顺其性，故言因心为教、本性立教。这样的教化方式实际上是追溯返回到人的本性之中，作用于最具根本性与决定性的东西，而不是纠结于外在的指令规范。这种教化方式的好处，在于尊重人性能够让人对道德教化更有认同感，能够让人直接从自身的本性内心中去找寻与显现美德，即以自己的本性为自己立法。所以因性明教的教化不是外在的强加，不是用礼乐对人进行规训，而是人的本性本心自然而然地开显展现。
至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孝经集传》所说的“孝，教也，教以因道，道以因性，行其至顺，而先王无事焉。博爱者，孝之施也；德义者，孝之制也；敬让者，孝之致也；礼乐者，孝之文也；好恶者，孝之情也。五者，先王之所以教也”(《孝经集传·三才章》)。所谓“所以教”并不是说设立博爱、德义、敬让、礼乐、好恶等作为应然的规范，而是从人性中的孝自然地显现出来，所以孝的彰显即为博爱、德义、敬让、礼乐、好恶等。如果撇开人性之孝，而去谈此五者，那是徒劳的，那是不成教化的，所以《孝经集传》说道：“故政与刑，强民者也。德与教，非强民者也。天地之为寒暑必以时，为风雨必以节，所以顺物之性、集民之事也。不时之寒暑无以慈，不节之风雨无以孝。万物失其性，则天地亦无以教也。故因性之教，天地之所至贵也。”(《孝经集传·三才章》)亦即教化不是强民，而是尊性顺性。
当浸取时间为30 min时还有部分BaS未溶出，而当浸取时间为60 min时BaS已经基本全部溶出，[OH-]和[Ba2+]均达到峰值，此时的浸取率亦是最高的，继续增加浸取时间残留的BaS不会再有明显减少，而BaSiO3和BaCO3生成量均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明显增加，消耗了更多的Ba(OH)2，因此当浸取时间大于60 min时[OH-]和[Ba2+]均减小。故浸取时间选择60 min，此时浸取率最高，水不溶性钡生成率较低。
总而言之，“因性明教”作为《孝经集传》所发明的五大义之首，是《孝经集传》义理思想的始基。黄道周以此为出发点，推衍出其他四微义，包括相对独立的“追文反质”与“定辟异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接着展开。
如果我们再往前一步，可以由性追溯到天，即所谓“天命之谓性”。这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本文不再过多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在《孝经集传》当中，性、天、教三者是相通的，即“为教本性，为性本天”(《孝经集传·圣德章》)。我们说教化应当依据人性，而在儒家思想中，人性的根据在于天，如此层层推进，实际上是为“因性明教”寻找一个形而上学依据——天。天是具有至上性与绝对性的，所以以此为根据的“因性明教”的一切论证才能站得住脚，也即构成了“天-性-教”的推衍模式。黄道周还说“知性者贵人，知道者贵天，知教者贵敬”(《孝经集传·圣德章》)。如果我们将“性”视为人的层面，将“道”视为天的层面，那么“教”所指的就是社会层面，即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总和，所以这一推衍模式可以更为准确地表示为“天-人-社会”。《孝经集传》的“因性明教”这一微义的理论结构即在于此，而这一理论结构所要揭示的要义不在于人性本身，更不在于天道层面，而是进行正确有效的教化。
尽管黄道周在《孝经集传》中展现了“因性明教”独特的教化模式，但是其目的还是落在教化的政治层面。《孝经集传》说道：“参天地而法日月，皆孝也。先王以孝制治，以敬制礼，以其性教敷顺于天下，大则保其天下，细则保其身体。”(《孝经集传·圣德章》)这其实是“因性明教”之“天-人-社会”框架的表述，其最终目的是指向整个天下，也就是社会安治。所以说“《孝经》者，其为辟兵而作乎？辟兵与刑，孝治乃成。兵刑之生，皆始于争。为孝以教仁，为弟以教让，何争之有”(《孝经集传·纪孝行章》)。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人-社会”其实都是处在同一个世界，这里的“天”并不在另一个世界中，像神一样操控着人类与万物的世界，我们对“天”只是进行效仿而已，也就是说其主动权还是并且仅仅是在于人，天地是被模仿或被不模仿的对象，它只是作为一个绝对的根据罢了。而儒家视域当中的“人”也不会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或者虚拟的世界，因为儒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一切的东西都是同处于一个时空，基本都是现世的。
20日晚上，在“访惠聚”工作队宿舍，大家兴高采烈地向黄斌主席汇报自己“亲戚”家今年的家庭近况。这时，曾华谈到了她的“亲戚”，她“亲戚”家由于缺乏劳动力，目前还有大量红枣还挂在树上。黄主席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和各小组组长进行碰头，决定第二天全体结亲干部一起帮助曾华“亲戚”家捡红枣。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外在的道德规范是具有约束功能的，而因性所立之教是否也具有约束功能呢？《孝经集传》说道：“性而授之以节，谓之教，教因性也”(《孝经集传·丧亲章》)；“情之不可以骋，虽天地犹然也，故为礼以别之，为乐以和之。不别不和，则乱升不生，虽天地不能自制也，故圣人以天地之性，制天地之情，所谓教也”(《孝经集传·圣德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何者，所要约束的对象是情，而施行约束的施事者既可以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也可以是人性本身。因性明教是对人性的自然开显，这个过程就包括性对情的约束与节制，也可视为成教的过程。所以以性制情就是因性明教的题中之义。这一成教过程实际上是由内而外不断彰显的过程，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而不是由外对内进行约束。
四、孝经学史上的地位及后世评述
黄道周以五微义、十二著义总括了《孝经集传》的纲领，其自序道：“臣绎《孝经》微义有五，著义十二。微义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质，二也；贵道德而贱兵刑，三也；定辟异端，四也；韦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圣所未著而夫子独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庙、明堂、释奠、齿胄、养老、耕藉、冠昏、朝、聘、□、祭、乡饮酒是也。”五微义与十二著义是黄道周对《孝经》的独到发明，也因此奠定了《孝经集传》在孝经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尤其是五微义更为后人所推许。
关于《孝经集传》的学术价值与经学史地位，我们通过列举几条后世的评述，即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在《孝经集传》成书刊行之后，清代与民国两季的经学家都十分推崇，包括魏源、唐文治、曹元弼、马一浮等人对《孝经集传》的评价极高，而且大体一致。一方面，后世的评述主要集中在对《孝经集传》的学术成就上，譬如清初郑开极(1638-1717)道：“乡先生石斋黄公考注经传，其功甚伟，而《孝经集传》一书尤称醇正，其分经别传则朱考亭之《刊误》也，次第篇章则刘中垒之今文也，《仪礼》、二戴《记》以为疏义则六家之同异可无论也，小传则公之所发明，大传则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阐述也，微义五、著义十二则公之自序其节目也，旨该而义切，其为《集传》也，若是，至徳要道不粹然明备也耶。”[9]他将《孝经集传》的解经特点与学术成就讲得很透彻。值得一提的是，《孝经集传》的体例类似朱熹的《孝经刊误》进行分经别传，不过郑开极没有说到的是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朱子将《孝经》原文分为经传，而黄道周则以《孝经》为经，自己的阐发与《礼记》等为传。另外，《孝经集传》依据的是今文经，从次第篇章上看与刘向所定的十八章相同。
再如曹元弼(1867-1953)的评价：“忠端(6)“忠端”系黄道周谥号，是清乾隆所谥。另，黄道周就义之后，南明隆武朝谥为“忠烈”。学贯天人，行完忠孝。此书广大精微，忧深思远，宏辞眇指。学者一时或难究详要，其深切著明之义，固如揭日月而行要旨，所辑其一隅也。”[9]
而对《孝经集传》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判断，黄道周弟子陈有度说：“非郑、孔所能明，邢、朱所逮喻。”[11]这里的郑、孔、邢、朱盖指郑玄、孔安国、邢昺、朱熹，其《孝经》著作分别是《孝经郑注》《古文孝经传》《孝经注疏》《孝经刊误》，囊括了孝经学史上包括今古文在内的几乎所有最著名的《孝经》校注本，都不如黄道周的《孝经集传》发明深切。但这是否只是黄道周弟子的一面之词呢？其实在后世经学家的眼中，这样的评述与定位可以说是比较一致的。例如清代沈大成(1700-1771)说道：“盖数千百年以来，前后诸儒之说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先生之学无所不优，而生平用意尤专此经。”[7]即认为《孝经集传》对《孝经》的阐发之功在孝经学史上堪称千百年之最。
我们采用了一套新型的记录和分配工作的系统。所有的社会信息、发现的问题和解决困难的方案都被记录在社会病历之中，同时将有关病人情况的医疗记录、护理记录装订在一起。这使得所有致力于病人诊断和治疗工作的人员非常便利地得到病人的相关信息。为便于查询，社会服务信息都记录在黄色的纸上。
及至清朝后期，魏源(1794-1857)在辑《古微堂四书》时，特地将黄道周的《孝经集传》附于《大学》之后，并亲自为其作序，序中云：“惟明漳浦黄子《集传》，以大小戴《记》为《孝经》义疏，精微博大，肃括宏深，实为《孝经》之素臣。为从来注《孝经》者所未及。源向往服膺，一词莫赞，乃节录其传列于《大学古本》之后，使曾子之学大明于世。”[12]魏源对《孝经集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选择历代的《孝经》注释本时单单取了黄道周的《孝经集传》，认为黄道周是相比于素王孔子的《孝经》的“素臣”，可以看出《孝经集传》在孝经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到了清末民初，著名经学家唐文治(1865-1954)在为小学课程挑选《孝经》注释本时，说道：“是书唐明皇注本，无甚精义，明黄石斋先生《孝经集传》又嫌太深，鄙人所编《孝经大义》亦嫌略深，惟须著讲者譬况使浅，引证故事，开导学生良知良能，是为立德立品第一步根柢。”[13]唐文治在此提到的关于《孝经》的教育意义，实际上就是黄道周发明的《孝经》“五大义”之“因性立教”。唐氏在挑选《孝经》课本时，提到了玄宗《注》、黄道周《集传》和他自己的《孝经大义》，认为对于小学生的接受程度而言，玄宗《注》太浅，而黄道周《集传》最深。唐氏又说道：“《孝经》学最精者，以明代黄石斋先生《孝经集传》与吾友吴县曹君叔彦《郑氏笺》为最”[14]，认为历代治《孝经》最精深者，当属黄道周与其友人曹叔彦(1867-1953)。
那么我们来看看曹叔彦本人怎么说：“郑君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故依经立注，为学者宗。若明皇之治有始无终，祸乱偾兴，唐宗几灭，德不足以庇百姓，言安足以训后世耶？自时厥后，注解多浅近不足观，惟明黄氏道周《孝经集传》融贯礼经，根极理要。……郑君而后见及此者，黄氏而已。”[9]曹元弼本人为《孝经》的注释本提到了三个人，即郑玄、唐明皇、黄道周，认为其中玄宗注本比较浅显，主要是影响广大而已，而《孝经集传》则是孝经学史上继郑玄注之后的唯一一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唐文治还是曹元弼，都将黄道周的《孝经集传》推至极高的地位。
此外，不得不说的是现代著名经学家马一浮在《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中，对《孝经》类罗列为三种，即《孝经注疏》《孝经章句》《孝经集传》，并讲述了其选取理由：“玄宗《注》依文解义而已；吴草庐合今古文，刊定为之《章句》义校长，然合二本为一非古也。唯黄石斋作《集传》，取二戴《记》以发挥义趣，立五微义、十二显义之说，为能得其旨。今独取三家，以黄氏为主。”[15]马一浮为历来《孝经》的注释本选取了唐玄宗《注》、元代吴澄《孝经章句》、明代黄道周《孝经集传》，认为玄宗注本只是字面上的训释而已，而吴澄的《孝经章句》则略嫌牵强，所以马一浮提出此三家只有黄道周的《孝经集传》阐发最为深切，要选《孝经》注释本当以《孝经集传》为主。除此，他还说，“自来说《孝经》，未有过于黄氏者也”[16]，同样是将黄道周的《孝经集传》推为孝经学史上的千古之最。
拟定此研究于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我院进行,以规定研究时段内收治的150例急诊内科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对照组与观察组,各75例。此次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且所有患者家属均知情同意。
黄道周作为《孝经》的“素臣”，其一生品节也无愧于此。首先，黄道周侍奉父母至孝，一生时间除了短暂的在朝为官之外，基本都在家乡守墓；其次，黄道周事君至忠，即便受到不公正对待，仍然尽忠尽责，并且直言敢谏，甚至与皇帝当庭辩论；最后，黄道周募兵抗清，兵败被俘之后大节不屈，大义凛然，其身虽殁，却成千古之名。其忠孝如此，堪称以一生证得《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之言，或者说他自身就是一部《孝经》，人书合一。所以黄道周著《孝经集传》不仅使自己成为《孝经》的“素臣”，他更是《孝经》精神的实践者，也难怪对明人十分苛刻的四库馆臣这样评价他：“发明经义较他家实为深切，平生大节亦无愧于此书，尤非他家之托诸空谈者比矣。”[11]
当下不及细思，左臂猛地一抖，生生将未及取出的断箭碎片震出，右掌再起，紧紧抓住碎片，继而用力向亭顶甩去。
总而言之，《孝经集传》作为明末大儒黄道周晚年的著作，提炼出《孝经》的“五微义”与“十二著义”作为集传全书的纲领，不仅每一章有黄道周自己的诠释，还分别以二戴《记》《仪礼》《孟子》等作为义疏，认为《孝经》是六经之本，体现了黄道周后期思想中回归六经、经世致用的倾向。概括地说，《孝经集传》以视《孝经》为六经之本并且发明“五微义”与“十二著义”，大大地增加了孝经学研究的深度；以《孝经》与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融会贯通，大大拓宽了孝经学研究的广度；以发明《孝经》救治人心、经世救世之用，大大地提升了孝经学研究的高度。所以该书推衍极深，深为后世推许，像唐文治、曹元弼、马一浮等著名经学家都将《孝经集传》推为《孝经》注释本的千古之最；并且黄道周一生品节高扬，其伟大气节正与《孝经集传》的学术价值交相辉映，堪称人书合一。因而《孝经集传》不仅是黄道周思想研究的必要文本，同时也是中国孝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参 考 文 献]
[1] 徐霞客.滇游日记七[M]//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79.
[2] 黄道周.黄道周集[M].翟奎凤,郑晨寅,蔡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
[3] 陈寿祺.请黄道周从祀疏[M]//文庆,李宗昉，纂修.北京古籍丛书·钦定国子监志(下).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1204.
[4] 四库提要[M]// 黄道周.儒行集传.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782(乾隆四十六年).
[5] 洪思.收文序[M]//翟奎凤，郑晨寅，蔡杰，整理.黄道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31.
[6] 沈珩.孝经集传序[M]// 郑开极刻本.黄道周.孝经集传.[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693(康熙三十二年).
[7] 沈大成.孝经集传钞序[M]//刻本.学福斋集文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774(清乾隆三十九年).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265.
[9] 曹元弼.孝经学[M].刻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详].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48.
[11] 四库提要[M]// 黄道周.孝经集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782(乾隆四十六年).
[12] 魏源.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509.
[13] 唐文治.大家国学·唐文治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24.
[14]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M].民国丛书：第5编.上海：上海书店，1996：2.
[15] 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M]//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1.
[16] 马一浮.马一浮集[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96：218.
TheCoherenceofSixClassics,theRootofUniversalTruth：OnHuangDaozhou’sVariorumofFilialPiety
Cai Jie
(DepartmentofPhilosoph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VariorumofFilialPiety is the work of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Huang Daozho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book extracts the five hidden purposes and twelve distinct principles of TheBookofFilialPiety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whole book. Each chapter has not only Huang Daozhou’ s own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commentaries with Ji, Yi Li and Mengzi as examples. For example, the first hidden purpose is based on human nature to clarify humanization. Huang Daozhou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Heaven-Human-Society” which is the initial foundation of the thought of VariorumofFilialPiety. Based on this hidden purpose, the other four are derived. The VariorumofFilialPietyregardsTheBookofFilialPietyas the root of the six classics and invents five hidden purposes and twelve distinct principles, which increases the depth of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It has broadened the breadth of the study of TheBookofFilialPietyby combining six classics and raised the height of the study of filial piety by clarifying TheBookofFilialPietyto save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to save the world. The book is highly thought of, recommended by later Confucians, and regarded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annotation of the annotations of TheBookofFilialPietyby many scholars.
KeyWords：Huang Daozhou; The VariorumofFilialPiety; version; interpretation method;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9)04-0016-08
收稿日期：2019-05-12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18RWZD08)
作者简介：蔡 杰(1992- )，男，福建漳州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祝春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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