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Ostrom的自主治理理论是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作为对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治理困境的回应，Ostrom除了将重点放在古典理论中的政府和市场两大治理体系之外，还特别关注由地方社区自发形成的制度规则安排，以实现治理措施多样化，在分析世界成功的自主治理案例基础上，提出了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设计原则。文章总结Ostrom公共事物治理制度，简要分析其学术贡献与实践意义，探讨其公共治理思想，对我国公共池塘资源开发利用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共治理；多中心理论；自主治理理论
1 实践中嬗变的制度分析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公共事物管理实践中，Ostrom已经归纳了各地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行动场景、集体行动和治理制度特征，但随着公共池塘资源自然变量、规则和社群属性基本假设的改变，情境因素的诸要素的界定方式随之受到影响。[1]换句话说，八项制度设计的原则在存续性规则方面的共性探索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但在多中心治理话语在更多公共池塘资源管理中得到强化的情况下，更多的复杂因素应该予以考虑。
1.1 流动和模糊的边界呼吁灵活的制度安排
在公共池塘资源的现实治理过程中，清晰界定边界的制度安排往往在其刻板性上受到一些学者的苛责。萨赫勒地带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就被视为一个很好的流畅边界的案例。[2]当地的传统牧区相当于一种公共池塘资源，但是资源本身存在相对固定的重叠区域、缓冲地带和农田，固定的资源储备区和生活核心区，以及完全流动的年度放牧区，这些功能地块界限模糊并且不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当地部落、氏族等共同混居的现状更是为边界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得到了社会习俗和习惯文化的支持)。因此，自治条件下以利益相关方的协商进行准入制度设计、确保灵活制度安排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1.2 社会中的“社区”所受到的外部政治压力
社区内的公共池塘资源需要社区成员，即利益相关者共同投入一定的成本，来维持和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这种情况下呼吁制度安排就不能仅仅考虑社区内部制度设计是否符合社区内部的使用、占用和供应规则，而要考虑外部强加的规则作用。基于资源流量和存量的提取和提供安排，很难不受外部权威的压力挑战。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让行政区划下的社区本身从理性个体转变为社会个体，孤立、理性地以社区身份实现理性决策的情况在当下世界各地的公共事物管理中已经难寻踪迹，上下层级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监督和被监督关系、同一层级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学习是普遍存在的行政意义上的“社区”个体所必不可少的活动。
1.3 分级制裁是弥补监测不力的高成本“铁腕”设计
Ostrom对集体选择安排、监测和分级制裁三项原则的设计安排是基于民主必要和适宜性的考虑。无论是利益相关个体对治理规则的修改可能性，还是公共池塘资源存在依赖性的个体充当资源的监督者，作为社区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能够亲自和低成本地获取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样的现实安排。[3]这也在现实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例如我国西部林地地区设有的共管委员会和森林巡护员大多来自于附近地区的居民，具有本地经验的资源监察员若能从提升资源条件中受益，那么这种监测机制是具备效率的，但这也会使其他的资源使用者忽视监察员的权威，从而不得不引出分级制裁这样耗费较高成本的制度设计。分级制裁虽然能够有效阻遏破坏公共池塘资源的违规情况，但是更多情况下，采用协商、合作的方法更为合理。因为合作网络下的社会习俗、家庭结构、劳动力安排等相互关联的活动对集体的行动逻辑产生驱动作用。[4]
1.4 市场化对社区内激励机制的塑造作用
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不仅会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干扰公共池塘资源的独立状况，更有可能破坏CPR制度设计安排在资源孤立情况下的良好运作状态。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作用无疑被进一步放大。这种来自外部的干扰对制度“设计”八项原则的介入机制是通过改变使用者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依赖性而发挥作用的。当身为CPR使用者的利益相关者受到外部一体化的去资源依赖机制影响，成员对资源的依赖度降低，贴现率变高，高度市场化的社区更有可能受到外部激励的影响，出现过度提取资源的情况。这往往为CPR的管理制度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而制度“设计”八项原则却在一定意义上回避了对全球化、市场等外部因素对社区内部在话语、权力、资源性质和行动情境等全方位的重塑。在内生逻辑上，Ostrom的制度“设计”八项原则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而非相互排斥的，在对现实状况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下，理论模型的一般性陈述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因此，模型建构在普遍性和精确性两者之间的权衡需要更多探索。[5]
2 中国语境下的社区公共池塘资源治理
随着农村税费的改革和乡镇财政资源的紧张，投入到农业技术设施建设上的资金面临着短缺的困境，许多农民对灌溉水的需求无法由公共服务机制予以满足；另外，2003年当地进行了乡镇事业单位的改革，原本由政府部门提供的诸多公共服务让渡给市场主体企业，这种直接的市场化转向转移了政府职能，为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但是社会民生事业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必然是市场主体的退出防御机制，提供主体的退缩和瓦解加剧了公共池塘资源短缺的困境。市场和基层政府无力解决提供灌溉水的难题，作为使用者的农民虽然不符合制度设计八原则中的自治要求，但是通过简单粗暴的小团体合作抽取地下水行动维持了短期的利益均衡，却从长期来看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这种局面在中国并不少见。
在中国，农业灌溉被视为一种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产出的重要支撑活动，而这显然符合Ostrom所定义的公共池塘资源却未能在当地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以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高阳村的农业灌溉系统为例，当地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量较大，农民通过自发性地组织和分工进行大规模的地下水开采和利用，罔顾当地的生态压力和可持续发展，也未受到相关规则或制度的约束和规范。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传统意义上为社区居民提供灌溉水资源的主管部门即政府难以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基层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使得政府行为既难以覆盖到很多方面，又在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府对当地事务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
3 结 论
第一，社区公共池塘资源的多中心治理需要各参与主体的合作。这种合作既要有制度基础，更要有基于当地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风俗等确立的社会基础，这需要作为使用者的农民或居民个体意识和互信机制不断强化、乡镇企业的资本参与，同时以制度化的方式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产权予以界定。
一方面，Ostrom的制度设计原则是基于高度抽象的共性事实，和个性现实存在一定差距，不能将这八项原则作为治理一切公共池塘资源的万能膏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无论是从社区自主性、居民自主意识还是外部力量的介入程度来看都是难以和制度设计八项原则的自治实施条件相匹配的。
社会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是基于对利益相关者的可替代性生计的考虑，这里的利益相关者，在Ostrom模型定义下是CPR所在社区内的居民和使用者，在中国发展的语境中则是坐拥绿水青山的当地老百姓。
地毯多使用在较高等级的德式居住建筑中.19世纪后，地毯在欧洲和美国的使用变得普遍，有蔓叶纹样、多边形、植物图案和新古典风格图样题材，房间满铺，用钉子固定在地板上.地毯柔软且具隔音降噪功能与装饰效果.青岛冬季气温低，地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暖作用.
第二，有别于制度设计八原则中的孤立观点，资源的有效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更离不开在政府组织下使用者参与自主治理机制建设的共同对话平台的构建，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加入到自主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中来。
在特色农产品的翻译过程中，要想得到更为全面且综合的翻译结果，就必须要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便于实现农产品的英语翻译标准化，而且能够体现农产品的内涵与特征，进一步加快外国游客对中国农产品文化内涵的理解，从而更快接受中国农产品文化。以麻婆豆腐为例，翻译成“Mapo Tofu”，不利于外国人理解这道菜的特点与内涵，如果在其后面加上“Stir-Fried Tofu in Hot Sauce”，外国人更容易理解，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扬这道菜肴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让外国人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学习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7]。
经过反复优化，最终确定以报废磅台为基础，焊接6寸钢管为立柱，其上安设10m皮带架，最上面安装滚筒。通过机电维修车间近十天的焊接，滚筒筛装置最终在车间厂房内预制成型。然后整体转运至煤场进行安装调试。
基于此，中国的地方性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过程仍然是依靠政府主导力量贯穿治理的过程，这种趋向诚然可以弥补社区自治组织在自发地管理CPR上的相对低效和无序，但却代替不了利益相关者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源最基本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因此，在Ostrom的公共事物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和当地化过程中，相应的制度设计呼吁更多样的力量参与、更全面的情境考察和更完备的制度设计。
11月16日，由深圳市艾力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艾力素产品技术培训大会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来自河北省多地的农资经销和零售商代表及当地种植大户等近千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NIAMIR-FULLER M.Managing Mobility in African Rangelands:The Legitimization of Transhumance[M].West Yorkshire：ITDG Publishing, 1999: 102-125.
[3]PITT J,SCHAUMEIER J,ARTIKIS A.Axiomatization of socio-economic principles for self-organizing institutions: Concepts, experiments and challenges[J].ACM Transactions on Autonomous and Adaptive Systems (TAAS),2012,7(4): 39.
[4]CLEAVER F. Moral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stitution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0,31(2): 361-383.
[5]COX M. Balancing accuracy and meaning in common-pool resource theory[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8,13(2).
[DOI]10.13939/j.cnki.zgsc.2019.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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