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随后派外交人员来华，从此这些人员可以近距离实地观察中国。1949-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中国完成政权巩固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这些成就在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年度报告中也得到体现。文章旨在梳理这些报告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内部事务中所取得成就，透过西方的视角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关注点，为中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英国外交官；年度报告；中国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英关系史上迈出重要的一步。英国政府在1月6日通过贝文(Bevin)发给周恩来的照会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时，要求中国政府接受胡阶森(J. C. Hutchison)为英国的临时代办。1月9日，周恩来答复说，中国政府接受“阁下所指定为临时代办的胡阶森先生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派来北京就贵我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的代表”[1](P465)。从此英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外交官，可以近距离实地观察中国，并且每年给英国外交部发回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英国外交官年度报告的书写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对每一年中国内部和外部事务都有一个总体的介绍或者总结。1949年到1956年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此期间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一五计划”，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英国外交人员的年度报告中对这些重大事件都有关注，通过对这些报告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就的梳理，有助于我们透过西方外交人员的视角了解当时中国在该年度最重要的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发展形成一个总体认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初期(1949-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国民党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新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1951年3月英国驻华代办处主任胡阶森提交给贝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充分地肯定了1950年中国的成就是巩固，“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从经济方面，中央人民政府都已加强其地位，以至于使之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除非发生大规模外国入侵。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下，政府全力执行的政策已在许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2]。这与中国方面对1950年成就的评价不谋而合，《人民日报》在1952年1月1日的社论中发表了《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3]的文章。
1950年政权巩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经济的恢复。1952年3月3日兰姆(L .H. Lamb)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中国1951年年度报告，认为这一年“内部的，生产大量增加，商业繁荣，农业收成好，朝鲜战场的胜利激发出爱国的热情”[4]。肯定了中国成绩，但在这一年度报告的最后，他用挖苦的语气写道：“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统治着中国。”[4]这与兰姆的思想有关，他本人就是非常反共的，他发表过大量反共言论，他在1948年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就把共产主义描绘成“邪恶、毁灭性的吃人恶魔”。在电报中，他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反感：“不论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修改到何种地步以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上就是仇视非共产主义国家的。”[5](P190)他在出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后，在报告中用挖苦语气也是反共的一种体现。
一般认为1949-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也是经济的恢复时期，因此英国外交人员关于1952年的年度报告中，注意到“内部的，政府巩固了它已经巩固的力量，到这年年底以一个工业五年计划表明它已准备好移到一个新的资金建设的舞台，北京准备采取措施来加强建设。1952年巩固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央人民政府为确保其革命目标而发起的最新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三五反)，在这种情况下，削弱了中产阶级，遏制了贪腐与行政的倒退”[6]。报告仍然是兰姆提交的，总结了1952年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活动，用语比前一年的报告平和一些。到1952年年底中国已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进入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这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农村互助组的建立与政府的重组都使中国呈现了一种新的活力，这种活力能使国家继续承担朝鲜战争的负担，同时为国家规划奠定基础。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年)
经过前一阶段的经济恢复，在英国外交人员上一年的年度报告中已提到，中国要开始新的建设。因此，在1953年的报告中，“共产党中国在1953年是一个新的短语开始的。直到1952年底共产党原则上占领巩固了政权，对抗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恢复了战前生产。在1953年他们开始建立新的工业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年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中国共产党显示出推动的决心，改正他们的错误。他们从苏联得到了很多经验，机器……在上海的英国管理者证明了他们的磨坊、工厂、码头效率增加了，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工人干劲十足。金融维持了稳定，在流通领域增加了信心。虽然有错误，国家的工业仍然发展很快”[7]。1954年1月12日提交的中国1953年年度报告是由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提交的，在书写上与前两任代办稍有不同，虽然也是按照国内和国外两大部分写的，但是没有总体介绍和总结。在这个报告中认为1953年是中国新的开始，是一五计划的第一年，这一年虽有一些问题，但是国家工业仍然发展很快。虽然在这个报告中也能看出西方人看待共产主义国家所带有的有色眼镜，经常提到共产党、非共产党，即使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杜维廉在报告中仍然是肯定了中国这一年的发展进步的。
3) 对高应力厚煤层动压巷道围岩的控制必须把巷道围岩看作一个整体，把对底板的控制放在与顶帮控制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支护顶帮的同时进行底板的加固，使整个巷道形成一个整体承载结构。
“1956年是中国的令人满意的一年。完成了农业，工商业的社会化，没有造成严重的生产失调。工业生产继续快速增长，鉴于天气恶劣，农业生产好于预期。中国人民不反对或反抗政府的政策，相反，生活水平的轻微上升和内部紧张的普遍缓和似乎产生了比中国多年以前所知更普遍内容的情绪……尽管如此，这一年的结束还是有一两个重要的问号。在内部，1956年的许多放松会证明是太过于快速，导致摆向另一个方向摆动？”[10]报告仍是由欧念儒提交的，1956年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观察组患者用药后，复发率为17.95%(7/39)，进展率为2.56%(1/39)；对照组患者用药后复发率为23.08%(9/39)，进展率为5.13%(2/39)，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1955年在国内事务上一切都步入正轨开始大力开展“一五计划”，这个计划虽然从1953年开始实行，直到1955年才公布细节，具体目标，欧念儒(C. O’Neill)提交关于中国1955年的年度报告写道：“中国成功的一年。五年计划进展顺利，收成良好。党和政府看起来扎实，团结。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改造雄心勃勃的计划得到了明显加速。这些可能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对农民来说，但目前一切似乎都很平静。”[9]在总结部分认为1955年中国一切都很顺利、平静。
“1954年在内部事务中最显著的里程碑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同意，制定宪法和组织法，置于国家最高的地位。中央政府的工作紧密地追随苏联的实践，除了党主席的规定，他是国家首脑的功能加上议会的常务委员……今天新民主被许多观察者作为中国革命会带来中国人的新篇章，古老的中国文明的新瑰宝，这种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正如刘少奇指出的，我们将要走的路将是苏联式道路。没有一个研究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人在1954年会怀疑，中国领导人是忙碌的，取得了大量的成功，在建设共产党国家方面”[8]。报告仍是杜维廉提交的。报告中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这部宪法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其中规定的选举权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个几千年文明史，其中封建的传统和思想意识比较强大的国家来讲，这部宪法规定的选举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也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有了法律保证的选举权。
城市平均投资回报率是指投资到除港口外的其他产业平均得到的收益，先把城市内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筛选出对经济有贡献的指标(如：应付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额、营业利润和税收等)，得到其经济的贡献量，再计算其资产总额的贡献率。
三、结语
通过梳理每年年度报告对中国的总体认识，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外交官的关注点都是比较契合当年中国所发生的大事的。与每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比较一致的。除了1954年英国外交官认为“内部事务中最显著的里程碑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同意，制定宪法和组织法，置于国家最高的地位。”[10]与“《人民日报》新年社论中更多提到的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成绩”稍有不同以外，其余每年与中国的官方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观察从总体上来看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英国外交官的年度报告是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虽然在报告时力求中性、客观地分析，但是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在报告中仍然留下印记。例如，在这些年度报告中或多或少地关注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一些相关政策的情绪问题。即使英国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但是梳理这些报告我们也要去伪存真，辩证客观地透过西方人的视角来了解那个时候的中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客观了解过去的历史，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2] Review of Events in China During 1950[R]. Peking, 1st March, 1951, FO371/92189.
[3]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N].人民日报,1952-01-01(1).
[4] Annual Report on China for the Year 1951[R]. PEKING. 3rd March, 1952, FO371/99229.
[5] 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52[R]. Peking,18th February, 1953, FO371/105188.
[7] Annual review for China for 1953[R]. PEKING January 12, 1954, FO371/110194.
[8] Annual reviews for China and Formosa for 1954[R]. Peking, Jan. 10, 1955, FO371/114983.
[9] China: annual review for 1955[R]. Peking, January 6, 1956, FO371/120864.
[10] Annual review of China[R]. Peking, January 17, 1957, FO371/127262.
TheAchievementsoftheEarlyofNewChinafromtheAnnualReportofBritishDiplomats
HE Jing
(1.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2.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Abstract:British was the first Western country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sent diplomats to China. From then on, these people could observe China from a close distance. 1949-1956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completed political power consolidation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annual report of British diplomats in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reports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underst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s about China through the Western perspective,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better carry ou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words:British diplomat; annual report; China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9)03-0144-03
[收稿日期]2019-03-10
[作者简介]何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冷战国际史。
[责任编辑 薄 刚]
标签：中国论文; 英国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 年度报告论文; 报告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