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5日下午，由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了第53期“儒家文明论坛”。出席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有：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美国圣塔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系胡明辉副教授，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佰莲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李畅然副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沈顺福教授、江曦副教授、王小婷副教授、常春兰副教授，以及山东农业大学张庆伟副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王静讲师；同时参会的还有20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本次研讨会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李平生教授主持。
马来平首先做了“儒学与科学关系视域下的乾嘉考据学研究设想”的发言。他认为，该项研究将侧重于18世纪乾嘉考据学与包含中国传统科学和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重点考察科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方法和义理学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乾嘉考据学对中国传统科学复兴的刺激。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是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突破口，通过这一研究可以改变某些人心中固有的儒学与科学互斥的观念，同时可推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可望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一个基础工程。随后各位专家聚焦于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吊脚楼外观上有一种结构几何美，吊脚楼的平面多为两开间或三开间，微呈扇形，结合江岸曲线自然成形。正面观为一个个矩形，弥合了地形的差异，整齐美观。腰廊形成的水平线和腰檐下的带形窗形成的光影变化，使楼群的外观更加生动，与下部密集支柱的垂直线条产生强烈的对比。
(1)儒学与科学关系的问题。胡明辉认为，中国传统科学在近代被西方所超越，正是在对这一事实的反思中，“儒学与科学相斥”这一观点产生了。沈顺福指出，这项研究的关键就是找到乾嘉考据学受到科学影响的直接证据。首先有必要抓住一两个人物，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深刻剖析，找到其思想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如戴震(1724～1777)的训诂学来自于二程，而其与科学的关系还需要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张庆伟指出，1902年邓实(1877～1951)提出“明清儒学与耶稣会士的科学之间的关系有迹可循”的假说，但至今还没找到充分的证据，原因在于当时“西学中源”说流行，儒士们讳谈西学，使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无迹可寻。江曦提出，乾嘉考据学者运用的考据方法与孔颖达(574～648)等人有何不同，是否可以找到受西方科学影响的证据？王小婷认为，戴震之后中国的经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开始用一些西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此来证明自己最能代表先圣、先者，自己才是孔子的后人。
(2)“科学”概念的界定问题。胡明辉认为，20世纪以前欧洲知识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他们带进来的知识是多样化的，如何在西学的范围内界定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马佰莲指出，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宗教本身向近代科学妥协，用新的科学知识作为武器予以武装。中世纪神学最早受柏拉图的影响，后来长期受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并不必然冲突，它们之间有冲突，有相互促进，也有并行。沈顺福认为，科学的根本在于科学精神，可以从汉学与朴学之间的差异来寻找朴学背后的科学精神。汉学是为天人之学服务的，汉代学者普遍都有一种占验情怀，比如汉代郑玄(127～200)后期的研究，完全就是为“以天占人”服务的，失去了求真的科学精神。但朴学背后很可能是有科学精神来支持的。李畅然说，“科学”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哥白尼的体系来看托勒密体系，托勒密体系可能是不科学的；但如果从理论形态上讲，托勒密体系也是属于科学的。所以，在进行“乾嘉考据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时，对“科学”做一个有弹性的界定，理论叙述的展开会相对好一些。常春兰认为，西学东渐中的儒学与科学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而非静态的本质关系，因此应该采用反本质主义的进路，先不去过多地界定“科学”的概念，而是进行开放式的探讨，把中国古代科学、古希腊科学、近代科学都包括在内。
4.3 加拿大预防VAP临床实践指南 加拿大重症监护委员会2004年制定预防VAP临床实践指南(CPGs)，于2008年重新召集20名专家共同修订。预防VAP的CPGs分为3个部分(此处仅列举推荐和考虑使用条目)［57］:①物理性策略包括:推荐尽量避免使用经鼻气管插管、除非有污迹否则不要频繁更换呼吸机管路、每5～7天更换热湿交换器、使用密闭式吸痰系统及声门下吸引管;②位置策略包括:尽可能保持45°半卧位、考虑使用旋转床;③药理性策略包括:考虑使用抗菌剂口腔冲洗，其他一些预防措施因证据不足暂不列入。
(3)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胡明辉表示：激烈地反对宋学的乾嘉学派还是儒家吗？在戴震看来宋学完全偏离了儒家经典，而他是要恢复黄金时代的原貌，追求儒家经典的原意，这个其实是儒家的基本信仰。余英时先生提出的“尊德性”和“道问学”来考量乾嘉时期的学术和学者，其实是一个当代新儒家的分析架构，是有问题的。他主张应该超越这种简单的历史范畴，以一个新的不同的角度来看乾嘉时期的这批学者。张庆伟认为，戴震并不是全盘反对宋学，只是反对宋学的“理”。李畅然说，宋明理学与戴震等人的理论资源是一样的，都是从《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出发。宋明理学本身应该也不排斥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占主流的程朱理学，于理事关系借鉴了佛学的“理事无碍”，程颐(1033～1107)《易传》的名言也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但是为什么明清以后儒学的发展跟宋明的典型形态会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还是跟实用的道德诉求会有一些关系。所以，在宋人就讲体用一源的情况下，戴震的方法论新在什么地方？
作为此次研讨活动的第二个阶段，当天晚上，胡明辉接着作了“戴震时代的科学与经学”主题讲座。胡教授认为清代政权中有两大体系：统治集团(Cosmopolitan Monarchy)和儒家官僚体系(Confucian Bureaucracy)。前者是指由满汉蒙宗室贵族互相联姻结盟组成的一个统治群体，在清代政权中占据支配地位，后者指的是以儒家经典为统治合法性的官僚体系。总的来说，清代政权体系的内部结构就是一个多元的统治集团架构在一个严格的儒家官僚体系之上。所有戴震时代的中西之辩(比如中法与西法的论争等)都是伪装，实质上是统治集团与官僚体系的协调与斗争。接着他以戴震时期的经典研究与政权的关系为例进行解释。对于戴震和程瑶田(1725～1814)这类学者而言，“说经”或“解经”的意义，就是透过经典原文这种媒介，用各种经典的外部知识(天文历算、六书九数、历史地理等)，重构古代黄金世界的原貌。而对于阮元(1764～1849)这类重要的政治人物而言，“说经”除了与戴震、程瑶田对话论学外，更有一层政策讨论的意义，因为经典知识在清朝是制定政策的合法根基之一。最后，胡教授就一些具体问题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圆满结束了此次论坛。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常春兰 彭繁 张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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