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是分析殖民主义问题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强烈的辩证色彩的创见，运用这一理论对近代云南社会变迁进行具体分析，既可印证该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又可对该理论在具体地区的特殊表现进行阐释。作为英法在南亚争夺和建立霸权的关键链环，英法的殖民渗透活动不仅破坏了云南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还为近代云南的社会变迁奠定了西方式社会物质基础。双重使命论在云南还有其特殊性：破环性表现为英法对云南传统历史边界和王朝、领土意识进行破坏；建设性表现为英法殖民渗透引发了地方精英积极主动探索近代化之路。
关键词：双重使命论；云南；英法；殖民渗透；社会变迁
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是1853年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时得出的具有强烈的辩证色彩的创见。马克思认为：“英国要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对该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以及在运用该理论时，应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面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此以英法殖民渗透和云南近代社会变迁为特定的话语和历史场景，以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为依据，对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在论证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的普适性的同时，对其在具体地区的特殊表现进行阐释。
由于果树的品种以及种类存在差异，导致果树生长特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果树的修剪过程中，果树管理人员切勿按照经验进行操作，要依据果树的生长特点、品种、习性等为依托，有针对性的对树枝、树冠进行修剪，适当的对果树的树冠进行局部调整。此外，至于过大的树冠，果树管理人员需要将其多余的部分剪掉，保证其剪掉的部分占据总长度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与此同时，还需要针对不同品种的果树，按照其相关的标准要求进行高度上的调整。并且根据果树的生长期以及生长情况，制定出科学的修剪方案。
的性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sR(a,b)=(a→Rb)∧(b→Ra)的性质,其中,a,[0,1],→R是[0,1]剩余格中的蕴涵。[0,1]剩余格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剩余格,例如[0,1]MV代数、[0,1]R0代数等,它们均可作为逻辑系统的语义代数。在[0,1]剩余格中, ρ(a,b)=1-s(a,b)由蕴涵算子诱导并且在一定条件下[6-7], ρ可以作为[0,1]剩余格上的度量。
一、英法殖民渗透前的近代云南社会
云南号称山国，古代水陆交通极不发达，“是一个与国家其他地区难以往来的高原”[3]。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势力的发展，以其对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抢夺，云南作为中国内地与南亚、东南亚市场，建立亚洲南部殖民霸权的关键“链环”，开始进入英法的视域。19世纪中叶以后，与云南相邻的缅甸、越南、老挝先后成为英、法的殖民地，英法开始在云南抢占势力范围，“揭开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历史过程的的序幕”[4]，云南处在了“英伺其西，法瞰其南，巧取豪夺，互相生心”[5]的危险境地，但此时的云南，依然是一个交通内阻外畅，经济、政治、文化形态发展极不平衡和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内地。
他进入吴裕泰时，赶上了第四个“十年”的尾巴。他凭借在上一个“十年”中积累的连锁零售管理经验,将现代零售理念嫁接到吴裕泰日常运营中，在茶企业绩普降的时候逆势而上，实现业绩两位数增长。同时吴裕泰也跟上时代的步伐，走出不输时代的风范。
虽然云南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作为沟通世界两大文明古国的陆桥，其地理优势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通过历代的开发，尤其是元明清统治者的积极投入，云南的人口、交通、农业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矿冶业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伴随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经济的发展，大量汉族进入云南，“元代汉人主要住在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亦莫不有汉人踪迹”[9]。大约用了200年的时间，汉族人口不但已过半，还扩展到边疆和山区，与各土著民族交错杂居，云南从根本上更加紧密地融入到中华整体之中。明清时期，云南已形成了川滇、康藏滇等国内贸易的商路，与中原内地的联系空前加强。汉族移民的进入和交通、贸易的发展，打破了以往经济中心主要局限在滇池、洱海等地区的情况，不但很多平坝地区获得了发展，广大河谷、山区和边远地区都得到了开发。在政府的支持下，云南的矿业发展最为突出。元朝末期的1328年，云南的黄金和白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产量的一半，铜和铁的产量也占了全国的大部分。云南矿业的发展，以至乾隆年间出现了“滇铜甲天下”的说法。
需要注意的是，英法殖民渗透中的建设性行为虽然揭开了近代云南社会变迁的序幕，但这些活动都是利益使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抢夺对云南的控制权和掠夺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云南早期工业化也处处受到殖民主义国家的掣肘，根本不可能真正推动近代云南的社会变迁。
由于地形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气候类型多变，使云南各地，或者是一地的地理环境均参差不齐，差异极大，云南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地区。宜于农耕的山间盆地，在云南叫做“坝子”。全省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1 440个，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49个[8]。坝子是云南的农业区，而坝子之外的广大山区和边疆地区，有的以畜牧业为主，有的停留在狩猎、采集经济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各民族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云南被称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从水运交通来看，云南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阶梯状递降态势。最高处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海拔6740米，最低处河口海拔仅有76.4米，其相对高差达6 663.6米，悬殊极大的地势落差使云南奔流在高山峻岭之间的600余条大小河川“岸高峡深，滩多水急”[6]，大部分航运都不能畅行自如，只有部分河段才能通航。云南众多的河流分属长江、珠江、元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六大水系，这些河流除长江和珠江外，其余均流向邻国。出境后的河流进入地势开阔的东南亚地区，水流趋于平静，成为云南与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重要通道。就陆路交通而言，因地处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东属云贵高原，南部为中低山谷平地，“高原与山地约占全省面积的96%”[7]，高山纵横、坡陡水急的地貌特征使云南行路和修路都非常艰难。2000多年前，秦朝在云南开辟了第一条官道“五尺道”，但这条道路只是一条既窄又险的栈道。汉武帝时大规模地治理西夷道和南夷道，之后每个朝代都有修筑，元明清时期最富成效。元朝时，通过驿道建设，云南的交通道路已融入到全国的交通网络。在艰险的自然条件下，云南的先民们筚路蓝缕，劈山开路，甚至开通了通往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但在滇越铁路开通以前，其交通运输还是处于人背马驼的落后状况。需要注意的是，云南在地缘上虽与内地交通梗阻，但与东南亚地区却山川通达，虽然古代水陆交通极不发达，但不管从水运交通来看，还是从陆路交通审视，云南都是一个与国内相对闭塞，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却相对畅通的地区。
个体手工业者的破产瓦解了耕织结合的封建农业经济，为解决生活困难，广大的农民开始放弃种田，转而种植棉花、甘蔗、茶叶、烤烟、罂粟等经济作物，其中以罂粟的种植为害最大。1920年云南政府开放烟禁后，“云南全省过去共有一百三十个行政区域，只有阿墩子一处没有种烟，其余一百二十九个区域，都有烟苗”[16]。农民用大量肥沃的田地改作种植鸦片,造成了云南粮食不能自给而需进口越南米和缅甸米的局面。以滇南开远县为例,自滇越铁路通车后,每年有三、四个月仰给于越南西贡米，云南的农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最为严重的是，1920年之后云南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从边疆到内地，从平坝到山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农民，甚至连寺庙里的和尚也开始吸食鸦片。在家中摆设烟床和烟枪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市面上烟馆林立，约略估计大约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是吸烟的，云南的烟民当在一百万人以上[16]。再加上鸦片走私、匪患横行、聚众赌博等社会问题，近代云南农业衰退加剧和城市经济畸形发展，使云南传统社会发展的根基遭到了严重的侵蚀。
二、英法殖民渗透对近代云南社会的破坏性
英法对云南的殖民渗透，同样是近代中国条约体系下的产物。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由，挟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获得进入云南活动的通行证，之后侧重从商务和界务两个方面向云南渗透，滇西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中法新约》，该条约成为法国侵略云南的合法依据，之后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越边界通商章程》《中法商务专条附章九条》《中法滇越铁路章程》等条约，不断向云南渗透其经济、政治、文化势力，滇南、滇中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法对云南的渗透，既是17世纪末以来英、法两国掠夺亚州殖民地斗争的继续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过程中竞争和垄断加剧的必然结果。根据条约规定，1889—1897年，滇南的蒙自、河口，滇西的思茅、腾越先后开关，英法抢占东南亚、南亚和中国霸权的激烈斗争由此发展为在云南进行划分势力范围和竞相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争夺。正如列宁所说：当“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侯，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13]。伴随英法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和海关、航运、筑路、采矿等权利的被掠夺，尤其是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实现了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内陆的近代交通联系，使云南“以丛山僻远之省，一变而为国际交通路线，匪但两粤、江、浙各省之物品，由香港而海防，海防而昆明，数程可达，即欧美之舶来品，无不纷至遝来，炫耀夺目，陈列于市肆矣”[13]。在外来物品的冲击下，云南小农社会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在通商口岸覆盖的地区和铁路沿线宣告结束，云南从边疆到内地的传统生产方式都遭到了较为彻底的瓦解和破坏，即将开始从传统到近代的社会变迁。
最先遭到破坏的是云南的小手工业。在云南进口的洋货中，“以棉纱、匹头、棉花为第一位，约占贸易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11]，棉织品的大量进口使靠手工纺织生产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纺织业纷纷破产。“在海禁未开之前，本省棉货自给自足，今则情形迥异。直言之，本省固有之手工纺织业已渐被淘汰，殆将澌灭以尽矣。……本省妇女之家庭手纺工业,遂被摧毁而告绝迹,手织工业,则悉以外来棉纱为原料矣”[13]。又如“《蒙自地志资料·卷四》记载：民国8年(1919年)蒙自进口各种洋纱、洋布、棉花共计46700包。蛮耗开关前，蛮耗地区有棉田4 000余亩，年产草棉、木棉三四百担，城郊及新安所有土织机约500多户，年产土布60万匹。蒙自、蛮耗开关后，洋纱、洋布大量输入，造成棉田荒芜，棉纺织工业土崩瓦解，所剩无几”[14]。除棉织品外，输入云南的外国商品中,还有香烟、煤油、装饰品、家庭用具等，纸烟进口货值从1910年到1911年增加了43%，煤油的大量输入使云南各地原有的众多油蜡铺变成了烟油代销店，云南各省城乡的手工业进一步遭到破坏，民族工业更加难以得到发展[15]。云南的家庭手工业渐次破产后，云南“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1]。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的努力开发虽然使云南在明清时期从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边疆社会，一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区域[10]，但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还是属于“山间铃响马帮来”的运输状况，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内地各省为低，财政“收不敷支，赖中央协济”[11]，交通不便，经济、政治、文化形态发展极不平衡和相对落后依然是这个地区最典型的特点。英法觊觎并开始殖民活动之前，云南“衣、食、住、行所需，自力自给，即妇女亦习于勤劳，家有织机。庶民多能学习技艺，足以自谋生计......”[12]，云南总体上属于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为主体的多元化社会。
5.人工成本总额与人均人工成本综合考虑。人工成本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工成本的投入产出效率，从而决定了管理措施并不是以压低工资降低成本为切入口。要同时关注人工成本总额及人均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等结构性指标，对各指标进行动态管理，多维度分析，最终确定人工成本总的控制目标。例如可以通过对各类人员人工成本利润率的分析，对人员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以促进员工队伍结构更加合理，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
对于速生桉树的经济效益而言，其本身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林木种类，所以为了使其发挥价值最大化，应该在速生桉树的生态保护上多做贡献，减少与预防速生桉树生长过程中受到不良影响，为其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以增加林木种类，有益动物种类等方式，提高林区内的生态环境。将林区的生态保护与林木的经济效益进行融合，同时为国家的绿色生态发展做贡献，在保证速生桉优势生态环境下，得到速生桉的高质量生长，从而达到林木经济效益的提升。
三、英法殖民渗透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建设性
在破坏云南传统社会的同时，英法在云南兴修近代交通，发展通讯事业，开办近代公司、医院、学校，为云南奠定西方式社会的物质基础，体现了英法殖民活动的建设性使命。
革命爆发之后，德伐日太太由昔日的被压迫者转为新的压迫者，她可以随意的将贵族送上断头台，为了报仇她要“斩草除根”。“复仇女神”和“雅克”们是她的拥护者，替她实现她的复仇计划。她逐渐变为没有人性，惨无人道的统治者，像昔日的统治阶级一样残酷无情。新的压迫者代替了旧的压迫者，而新的压迫者也必将灭亡，德伐日太太在成为新的统治者时，就注定了灭亡的结局。历史的进步无人能阻挡，新统治阶级的出现无法阻挡，德伐日太太的最终失败无法改变。这又是其悲剧性的一方面。
英法殖民活动对近代云南的建设性主要表现为：英国积极筹修滇缅铁路、修筑过缅甸腊戌至云南班洪的公路和班洪铁桥，在那里架设过电台[19]；在昆明领事馆设立过电台，开办实珍洋行、怡和洋行、颐中烟草公司昆明分公司等商业机构和惠滇医院[19]。法国开办滇越铁路公司，完成滇越铁路的修筑，并在滇越铁路沿线架电网，在铁路沿线的芷村、开远、宜良设立过铁路医院；帮助云南唐继尧政府建立空军，培养留法学生；开设过东方汇理银行、法商龙东公司、亚细亚水火油公司、宝多洋行、徐壁雅洋行、加坡公司等商业机构[19]；在昆明开办过甘美医院和中法学校[19]。1901年，英法还在云南合作设立隆兴公司，共同经营开发云南临安、楚雄、澄江等七府的矿产。英法通过这些建设把西方的近代文明成果引入到云南的交通、通讯、工商业、矿业、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但对近代云南的社会变迁起到根本建设性作用的当数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
1903年10月至1910年3月30日，历时近7年的滇越铁路全线竣工。滇越铁路全长854公里，云南段长465公里，将昆明、河口、河内、海防连成一线，实现了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内陆的快速轨道联系，使远离内地的云南摆脱了孤立状态，“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1]，成为了云南商品经济萌芽的推手和早期工业化的先驱，开始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1]。
由上可见，英法对云南的殖民渗透完全是利益使然。他们的殖民活动破坏了云南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但却没有任何重新改建云南社会的意思，有的只是进一步的剥削与掠夺。云南从此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体系，人民陷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混乱与苦难中。
在云南传统社会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英法殖民者进一步加强了对云南的经济控制和矿产掠夺，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英国对云南与东南亚邻国的传统正常边境贸易设立了各种限制，如云南民间商帮到缅甸购货，“必尽换洋钱，始肯交易。”洋钱1圆只含银子2钱9分，却要4钱纹银才能换得，这使得从事边贸的商号遭到沉重打击，至19世纪末，仅腾越厅“在缅腾关间之商号，倒闭者不下三四十家”[17]；滇越铁路修通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开始进入云南，1914年在蒙自设立支行，1918年又在昆明设立办事处。这家银行不仅经营着包括滇越铁路全部收入在内的存款、汇兑业务，还掌握着承汇和保管云南全省的盐课、邮政收益以及云南各海光关税、关余的特权，并通过高价出售法币、大量搜运银元出口、利用汇率波动谋取暴利等方式来操控云南的金融市场。据不完全统，“计自民国三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该支行由云南外运现金已达一千四百五十余万元之巨,并且十九年以后,搜运还源源不绝,漏卮长流,对我国国计民生,危害实非浅鲜”[15]。与此同时，廉价的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流向帝国主义国家。滇越铁路通车后，1910年锡的出口量为6 195万吨，比1909年增加了近50%。从1909年到1937年间，云南全省出口的货值中，大锡出口总值每年都占70%以上，云南成为法、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15]。在滇越铁路修筑期间,法国殖民者以不平等条约为庇护,拆毁无数哈尼族、彝族、汉族等民族的房屋，占用大量良田，迫使许多人家破人亡，成为出卖劳力的无产者，“不分寒暑、不避风雨、形容憔悴、衣服褴褛”[18]，成为这一时期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
首先，滇越铁路为云南商品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滇越铁路通车前，从云南到北京，徒步或利用驿传，日夜兼程也要4个月近120余天才能到达；滇越铁路通车后，从昆明到越南海防只需2天半，然后换乘轮船途径香港至上海需要7天时间，后再改乘京沪铁路火车，1天半即可到达北京，全部行程4000余公里，用时只需11天[7]，缩短了10倍的时间。近代交通的出现瓦解了云南传统的自然经济，农民们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在铁路沿线的城镇和乡村开始萌生。就粮食的商品化来说，宜良、路南、蒙自、弥勒、屏边、陆良、曲靖、马龙、国平、广南、师宗、泸西等县，为个旧锡矿工人每年提供大米约11.2万石；宜良每年销往个旧、昆明等地的大米价值在60万元以上[20]。从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来看,种植罂粟、甘蔗、棉花、栽桑养蚕，成为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如华宁县婆兮地区的2万亩耕地中就有1.5万亩种植甘蔗，弥勒县竹园2/3的农田都栽种甘蔗[21]；在政府的支持下，1936年到1947年，开远县累计推广木棉种植54 267亩[22]；1939-1945年间，在蒙自草坝建立的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累计栽桑10 000亩，产鲜茧5 830市担[23]。农副产品的广泛种植，导致粮食生产不足，有很多年份都需要从越南等国进口粮食,1928-1930年，蒙自关每年进口的米最高年在10万担以上，玉米在12万担以上，面粉在1.2万担以上[24]，可见农业的商品化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商品经济的萌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使非农产业人员增多。如石屏县从事手工业的人数达21 878人,商人男女合计8 047人,务农者仅19 526人[25]，非农业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此外，与经济的发展同步，滇越铁路沿线兴起了河口、蒙自、开远、石屏、建水、个旧、弥勒等一批市镇，在这些城镇里,专门为矿工和过往商旅服务的行业也发展起来。可见商品经济已经在云南暗流涌动，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其次，滇越铁路通车后，云南由此迈开了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早期工业化的步伐。在市场扩大的背景下，云南的采矿商、冶炼商纷纷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进行生产，再加上政府的积极主导，尤其是1913年个旧锡务公司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云南近代矿业的发展。在滇越铁路开通前的1909年,个旧大锡的年产量仅为2900吨；滇越铁路开通后到1936年,增加到9800吨，短短27年产量就提高了2.4倍；从1918—1930年13年中由滇越铁路运出大锡8.9万吨[15]，成为云南出口商品的大宗。1909年—1938年30年间，大锡的出口量占全国总出口量的90.7%，年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成为云南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6]。继个旧锡务公司之后，云南又出现了明兴矿业公司、陆良煤矿公司、东川矿业公司等近代企业，伴随现代技术设备的引入还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新兴企业。如我国最早的发电厂之一的石龙坝发电站，就是由昆明耀龙电灯公司因滇越铁路建成后的需要而创办的，1914-1926年间，滇越铁路沿线还相继出现了蒙自大光、河口汉光、开远通明等电力公司，其规模虽小,发电量都只有几十千瓦，但却标志着云南的电力工业已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1909年之后逐渐开始采用机器生产的行业还有轻工业中的皮革业、猪鬃加工业、面粉业、印刷业；1910年以后创办的广同昌铜铁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永隆机器厂、振亚机器厂等制造业；以及炼油、玻璃、造纸的化工业等[27]，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1]，云南开始迈出了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早期工业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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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重使命论在近代云南社会变迁中的特殊表现
作为一个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在近代云南社会变迁中还具有特殊表现。从破坏性来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英法通过划界和宗教渗透对云南传统历史边界和王朝、领土意识进行破坏；从建设性来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英法的“建设性”行为引发了近代云南精英分子积极主动的探索近代化之路。
在中缅、中越、中老划界的过程中，英法采用谈判、签约、勘界、武力入侵、策动土司脱离中国等方式吞并中国的领土，破坏云南的传统历史边界和边民的王朝、领土意识。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中缅、中越、中老之间只有传统藩属朝贡体系下形成的相对模糊的习惯线，这些不清晰的界限为英、法两国破坏传统云南的边界大开其门。1886年1月1日，英国宣布兼并缅甸，清政府不得不与英国商讨中缅划界。7月24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北京签订《缅甸条约》，在英国同意缅甸每十年向中国朝贡一次，中国承认英国在缅甸取得的一切政权的基础上，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另立专章[28]。面对英国的入侵，滇缅边界的稔祚土司、木邦土司均投禀云南地方政府，要求助其抗击英国政府，或要求内服，但清政府以与英国还未定议拒绝了，就连云南地方官采取的暗助野人军火的办法，也被清政府制止了，使中国失去了占据划界谈判优势的时机[29]。伴随缅甸全境反抗的平定，英国以勘界为名，屡屡侵略滇边领土。1891年，英兵400名侵占了陇川土司的辖地汉董，焚毁房屋。英官带兵多名至麻汤、垒弄、勐海等云南土地统辖地游历、勘查，并在勐海与土司宣慰司会晤。1892年初，英兵又攻占野人山界的昔董，清政府不得不想办法尽快与英国划定中缅边界。1894年3月1日，中英双方在伦敦签订《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该条约长达20条，但只划分了中缅交界的中段、南段边界，对于尖高山以北的北段规定等将来查明情况后再作划定。后因法国以干涉还辽之功，获得江洪所属的猛乌、乌得，英国以此违反了1894年条约的第五条规定为由，要求清政府补偿，清政府只好与英国达成新的中缅边界协议，即1897年2月在北京签订的《续议滇缅条约附款》，把云南的木邦、科干等地划归英属缅甸。两次划界使中国丧失了不少领土，如麻坝地区、八关以外的地区，还有大部分地区都属于云南腾越厅管辖的茶山地区也被划入英属缅甸。英国利用条约中的模糊规定，不断入侵云南沿边地区，如1900年多次武装强占滇西内户、川藏之间的要冲片马地区，1926年侵占片马之西的江心坡，1934年强占孟定西南、银矿丰富的班洪。在勘界过程中，英国与滇西军民不断发生冲突。1900年，英国越过滇缅边界，侵犯片马附近的小江边地区，攻占腾越厅下辖的茨竹、派赖、滚马等地。2月13日，茨竹、派赖的土练军民与英国进行了交锋，茨竹土把总左孝臣阵亡，其余死伤100余人[29]。此外，英国还策动云南土司脱离云南，如今天缅甸果敢（麻栗坝）地区在历史上由属于中国的土司管辖，因与木邦土司交好，“洋人使之叫来投，兼之硔弄地方、于市、中猛各处，凡相连之土司尽被木邦土司说来投降。故洋人不费半分财力，安享麻篱坝一带地方。此皆木邦土司困桑董红之力，实即困桑董红万死之罪也”[30]。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中越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遭到了破坏。1885年6月9日，根据中越两国签订的《越南条约》第三款规定，签约后六个月内，英法两国应各派官员赴中国与北忻交界处，“会同勘定界限”[28]。中法战争后，从1885年（光绪11年）至1897（光绪23年）年，历时十二年，法国通过与清政府先后签订《滇越边界勘界节略》《续议界务专条》《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滇越界约》等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仅收复了原属中国的南丹、猛硐等少量土地，而原系云南开化府的黄树皮、漫美、箐门；临安府的猛梭、猛赖、猛蚌，普洱府的猛乌、乌得等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划归法属越南。两乌地划归法国管理时，夷民男妇老幼哭声震天，强烈抗议法国殖民者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行为。1893年，老挝沦为法国保护国，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1895年，清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法国夺取了云南省部分领土。
与此同时，英、法两国还通过宗教渗透破坏云南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教会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遣队，法国驻越南东京的代表巴吕在写给法国首相的信中说道：“亚洲诸民族于信教之后，则服从法国法律，信仰与法国同一宗教，卒将与法国成为一民族，敬奉同一之上帝，且将尊法国国王为唯一之国王”，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创办人代德生，号召传教士们利用不平等条约给予的权力，“一手拿着护照，就可以安全而舒适地由公路或江河到中国的任何一省。”个别宗教狂热分子甚至还喊出了“基督教占领中国”、“圣经传到哪里国旗就插到哪里”的口号，边疆地区首先成为西方殖民者宗教渗透的重点地区。早在1730年（雍正八年），天主教由四川宜宾进入云南昭通盐津县传教，1877年（光绪三年），第一个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麦加底由上海进入云南传教，之后英国的“圣道公会”、“圣书公会”、“青年会”等教会也争相进入云南，以昭通、昆明、大理等地为基础，向云南各地和边疆扩散，通过诱惑、恫吓、诈骗、为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编印教会课本等手段，迫使边疆少数民族纷纷加入教会。据怒江州的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英、法、美等国教会，先后派入怒江的传教士达120余人，建立教堂300多个，傈僳族入教群众达2万多人。传教士永伟里、永文生在拉祜族、佤族地区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传教活动，在他们编印的拉祜文教会课本中，第一课就是：“上帝，汉人来了，我害怕”，教徒们在饭前的祈祷词是“上帝，汉家压迫我们”[19]。法国传教士在滇西一带煽动边寨少数民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他们说：“洋人与裸黑，原是一家，洋人为舅父之子，裸黑为姑妈之子，同居西方，后裸黑始迁来东方，与汉人本无关系，辟土耕种，亦非中国之地，若不忘祖宗，则不能从汉教，应从西方教，西方人要信上帝，不信鬼，不祀祖先[31]。这些宣传破坏了边疆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影响了中国的边疆安全。
面对深重的边疆危机，云南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意识开始萌生，云南的近代精英们开始思考中国和云南的出路。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积极主动的发展地方经济，1905年，云南绅士翰林院编修陈荣昌、庶吉士、罗瑞图、李坤等人上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丁振铎，提出援照山东、湖南等省成案章程，将昆明自辟为商埠[32]，两个月后，得到清廷允许。省城主动开埠标志着云南开始积极主动地应对社会的变迁，开始走上自主探索近代化的道路，期间影响最大的当数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个碧石铁路的修建。滇越铁路建成三年后，为了保护地方的经济利益，云南矿业主、商人与滇蜀铁路公司联合，在蒙自成立了个碧石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通过发行股票和银行券筹集资金的先进形式，筹款修建了个碧石铁路。这条铁路由滇越铁路碧色寨起，经蒙自直达个旧，后又由个碧之间的鸡街站延伸到临安（今建水）和石屏，历时21年修成，全长177公里。因经费、防止矿产外运等问题，这条铁路仅修成宽为60厘米的窄轨铁路，与滇越铁路的米轨不能衔接。虽然个碧石铁路的运营能力有限，但“自个碧段通车以来，客货拥挤，营业旺盛”[33]，作为近代交通，它直接促进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滇南经济的发展。从1930年个碧临铁路通车后,建水新增商号达92家,到1949年工商号达659家，从业人员1 408人；石屏通车前全县商号384户，通车后1936年达1 027户，1949年1 826户[34]。此外,铁路沿线的开远、碧色寨、蒙自等地也因此日益繁荣，在短时间内成为火车拉来的“城镇”,各式餐饮、旅馆、商铺应运而生，云南社会的经济形态开始体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基础上，云南被“入侵的结局就不仅仅是旧制度的解体，同时也是向新制度的转换，而衰败化与边缘化所产生的内压力与外压力又推动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由此而引导出各种形式的改革运动与革命运动......”[35]。从马嘉理事件开始，云南各族人民反侵略、反洋教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如片马汉、傈僳、怒族团结抗英、陇川景颇族抗英、红河各族人民的团结抗法、文山壮族人民的抗法斗争等；严重的民族危机还催生了一批革命性非常强烈的留日学生，他们领导了云南的辛亥革命，使云南成为响应革命较早和政治制度较为民主的省份；留日学生政府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的措施，护国运动时，云南成为第一个首举义旗的省份……云南已经处在了近代社会变迁的前夜。
综上所述，云南虽然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个内陆边疆省份，但利用马克思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对英法这两个国家在云南进行的殖民渗透活动进行分析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该理论的普适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地理区位的特殊性，英法殖民渗透的破环性还表现在对云南传统历史边界和王朝、领土意识的破坏上，英法的“建设性”行为引发了近代云南精英分子积极主动的探索近代化之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殖民国家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36]，英法在云南的殖民活动不仅阻碍云南的近代化，还引发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和社会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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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D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34（2019）05-0037-07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英法殖民渗透与近代云南社会变迁研究（1840—1945）（16XZS027）。
作者简介：
王丽云(1974～)，女，云南石屏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范德伟(1965～)，男，云南建水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收稿日期：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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