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思想与教育
【摘要】粤港澳青年交流是国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心理分层理论的群体认知、群体情绪、群体价值和群体行动四个维度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粤港澳青年心态总体朝向认知理性、情绪平和、价值多元、行动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存在小范围、阶段性的交流融合困境。这与70年来不同阶段的发展环境有关。改革开放前，粤港澳青年交流几乎断层，大多数交流属于民间“访亲式”。改革开放后，粤港澳青年交流呈井喷式增长，香港青年的心态从热烈而充满期待到厌倦和排斥，澳门青年追求自身的 “小确幸”，广东青年充分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心理优势越来越强。
【关键词】新中国70年 粤港澳 青年交流 心态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粤港澳青年交流具有推动粤港澳经济合作、文化交融、社会互信的重要功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青年交流历经曲折，甚至一度停滞。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仅广东省由官方推动的青年交流活动就超过1 500场，参与活动的青年群体逾40万人次[注]数据来源于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2017年《广州青少年调研系列》内参统计的数据。。交流与合作越来越成为粤港澳青年发展的主流，但基督教青年会(YMCA)[注]基督教青年会(YMCA)是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中文译名，其香港分会自1983年以来长期与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开展调研合作，本文涉及的香港青年数据由该组织提供。的调研资料显示，交流中青年的心态一直在变动，这与青年的需求变化和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心态变化是指某个群体或个体的宏观心境状态发生调整和改变的现象，这种变化包括内在取向和外在行为调整两个主体部分，且两个主体部分都具有不自觉的特征[1]。粤港澳青年在交流上的心态变化，指粤港澳青年在交流过程中及交流前后青年微观情绪表现、语言表达、行动体现等的变化，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心理波动。事实上，交流心态不仅仅表现在交流过程中参与者心理上的波动，而且具有更宏观的外延，包括交流前对交流对象的心理预期，心理优势或劣势，具体行为安排；交流过程中的心理定位确认，以及由此衍生的具体行为实践；交流完成后的心理再认识，以及在行为上对交流活动的矫正和完善。已有研究很少关注粤港澳青年交流心态变化，对一般群体交流的心态研究可以为研究粤港澳青年心态变化提供借鉴。周晓虹指出，群体表现出心态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社会利益格局重组和利益关系变化[2]。粤港澳青年在经历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后续一系列政治、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群体的交流心态是否也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调整和改变？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李有发描述了心态变化的方程式并指出，伴随时代的发展，粤港澳青年交流心态变化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传统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趋向分化和多元，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逐渐趋强，心理压力感趋向多元[3]。这一被验证的方程式能否在粤港澳青年交流中适用？港澳青年群体是否具有更多不一样的特征？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探讨。对于心态变化带来的后果，刘艳萍关注到，群体心态的变化将带来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严峻考验，建议在利益整合基础上实现社会心理资源的再整合，通过“心态和谐”增强“社会认同”，进而增强群体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心理归属与自觉实践[4]。当前港澳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折射出港澳青年群体交流心态的变化，这些变化急需得到科学的观察和调适。还有学者认为，群体心态变化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交流心态变化的原因因个体差异而不一，心态的调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变，一旦群体心态固化则不再具有技术可塑性[5]，粤港澳青年交流确实因为背景不同而带来了不一样的发展结果，但固化的群体心态能否再塑却值得商榷。
（1）小语种人才失衡：对于一些热门语种出现很多考生积极报考，而一些冷门语种，如蒙古语、老挝语等则很少有人报考，造成了小语种人才分布的不均衡。
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数不胜数，但是这些研究总结起来无非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偏向于将心态变化置于整个社会心态变化的体系中，将重点放在宏观角度的理论分析，立足于实证检验的经验分析较为贫乏。二是对粤港澳青年交流的观察和讨论多属于内部报告，且大多是浮于表层的政治性报道，忽视了群体本身的特质和交流所产生的多面效应。三是研究大多数是在某一时段或特殊背景下的现象描述及探讨，动态的、跨时代的、具有纵深意义的心态变化研究阙如。针对这样的不足，本文充分吸收已有研究的主要观点，借鉴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个体中的群体”理论研究范式，将粤港澳青年交流的个体置于1949年以来的整个历史跨度之中，对粤港澳青年个体在交流过程中的心态进行描述，以质性和微观的研究路径来探讨其所折射的青年群体表征，分析在时间延续和变化的背景里，时代变迁和青年群体衍生的心态特质如何交互影响，由此勾勒出跨越70年的粤港澳青年交流心态变化轨迹。
（6）当采用三重管桩时，其技术参数为：①当采用高压水时，水压和水量分别按25～30MPa、80～90L/min控制；②当采用压缩空气时，气压和气量分别按0.7～0.8MPa、1500～3000L/min控制；③水泥浆的水灰比和浆量分别按0.8：1.0～1.0：1.0、30L/min以上控制；④钻杆的提升速度应控制在15～20cm/min范围内；⑤喷嘴的直径取1.8mm；⑥水泥的用量应控制在 300～400kg/m3范围内[2]。
二、理论依据与调查分析方法
(一)理论依据
心理分层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双方交流过程中的群体认知、群体情绪、群体价值观和群体外在行为[6]。群体认知位于结构最表层，指群体对某些现象相对一致的认识或理解，即所谓的群体共识。群体情绪位于结构的第二层，在这里特指交流过程中单方群体或多方群体所共享的情绪体验。群体价值观位于结构的第三层，指某群体对于人或事物的价值判断，即对于人或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它也是群体判断是非曲直的基本标准。群体行为取向位于结构的最里层，指群体心态构成中的行为成分，但不是行为本身。简单地说，它是行为的准备状态。群体行为取向实际上是由前面三种成分合力建构的，它又直接决定着个人或群体的具体交流行为。心理分层理论为解释粤港澳青年交流过程中心态变化轨迹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心理分层理论群体、社会、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7]。将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置于1949年以来这一宏伟历史跨度，从心态变化角度对青年群体进行分析和阐述，恰恰需要这么一个模型或者范式，广东、香港、澳门青年群体，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后四个十年的不同历史维度，以及政治、社会、文化、人口等环境的变迁，构成了粤港澳青年复杂的心理分层及群体性变化，对这种变化进行分析探讨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心态轨迹作为粤港澳青年交流留下的重要图像，其变化轨迹中的每一次转变和每一段延续，都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构造的结果，两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了粤港澳青年交流的心态变化轨迹。本文分析粤港澳青年交流70年心态变化的轨迹，一是希望简明生动地描述70年来粤港澳青年交流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变化状态，分析交流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二是从技术层面，通过心态变化的轨迹挖掘每一个变化点背后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当下粤港澳青年融合机制提供参考；三是从人文层面，反映青年群体的独特性，将青年群体的心态变化置于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体系内，折射出青年群体对社会发展的不同推力和价值，对开展具体的青年工作尤其是港澳青年工作提供有益的实践参考。
(二)调查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访谈材料为蓝本，结合粤港澳青年交流个人日记和会议纪要材料进行文本分析。访谈资料来源于1983-2018 年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联合香港YMCA、澳门青年交流促进会等社团对参与粤港澳青年交流的组织者、参与者开展的个案深度访谈。因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缺乏粤港澳青年交流数据材料，这一阶段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对港澳办相关工作人员、学者进行访谈所获取的文本资料，接受访谈的相关人士共4名，未有年龄限制，包括两名涉港澳工作人员、两名港澳学者，皆为退休人员。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阶段，受访者共154名，接受访谈时年龄在18-35岁之间。笔者以时间跨度为依据将访谈对象划分为三个组，从三组访谈对象中抽取香港、澳门和广东各一份访谈材料。文中 15 位深度访谈的核心内容是参加粤港澳青年交流的体验或对交流事实的评价。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澳门在粤港澳青年交流方面，时间上相对滞后，同时由于人口、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参与交流的频次较少，内容也更简单。
在受访者数量问题上，一般来说都是“视情况而定”[8]。格斯特等认为，实证研究中访谈人数在超过 12 位以后，访谈的样本其实已经饱和，如果能做到6份样本则已经完成基本信息的收集[9]。而爱德华兹和霍兰德强调，从口述史角度，1 个个案便已具备科学性[10]。所以，访谈者的数量并没有统一标准。在日记和纪要的分析方法上，运用叙事与轨迹模式相结合的时间简史访谈方法，同时结合轨迹制图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叙事与轨迹模式相结合的时间简史访谈方法借鉴戴维斯对老年贫困的研究[11]，轨迹制图的灵感则来源于托马斯对英格兰东南部无家可归妇女的研究[12]。本研究中的访谈资料、日记、纪要皆属于第一手原始资料。
我们很喜欢交流的氛围以及所带来的收获，内地青年很有趣，给了我们一些新的视野和角度，他们也很谦逊，一些很好的传统美德在交流过程中得到体现，我希望这种交流成为一种常态，我认为内地交流团和欧美交流团一样非常值得参加。
三、粤港澳青年交流心态变化轨迹特征
鉴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跨度较长，粤港澳青年交流相对缺乏，笔者将这一时期统归为一个独立阶段进行分析。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我们将粤港澳青年交流中香港、澳门、广东三个地区访谈对象放置在同一时代背景下。
(一)1949-1978：粤港澳青年交流的停滞期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并没有“粤港澳”的概念，港澳也曾一度成为避讳，更无从谈及粤港澳的融合以及粤港澳青年交流，“停滞期”是港澳学者比较公认的一种描述，基于史料文献，这一时期的粤港澳青年交流在官方层面出现了事实上的“断绝”，仅有的“藕断丝连”主要来自于“逃难潮”“亲友潮”以及后来的“偷渡潮”，交流的内容停留在缺乏目的的生活层面。但这一时期的沉寂也恰恰在为后续交流的爆发积蓄力量。
1、要确立后进生也能成材的信念，去赏识鼓励他们多给他们一些后进生成为名人的故事，利用榜样的力量去鼓励他们。
1985年，杨老师任职于广州《青年探索》杂志社，负责港澳学者联络和组稿工作，并参与了多次粤港澳青年交流活动，对于1949年以来粤港澳青年交流予以了评价：
严格来说，1949年前后粤港澳的交流应该归结为“移民交流”， 仅1950年，香港人口从175万猛增至223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粤港澳青年在这一阶段主要属于移民潮的被动交流，澳门地区和香港类似，但程度相对弱一些，香港就像城镇，澳门就像渔村，包括交流在内的社会活动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随后，由于内地关闭关口，港澳与内地几乎隔绝，正式的青年交流活动几乎绝迹，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又重新被重视起来。
1976年，刘先生任职于香港某私立中学，祖籍潮汕，随父母逃难而流落于香港，对于其所处时期的粤港澳交流情况，刘先生接受了调研组的访谈：
与其说渴望交流，还不如说渴望回家，那个时候与老家几乎断绝了联系，偶尔有一些偷渡的老乡介绍内地的发展情况，很有感触，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做点什么，我就很喜欢在课堂上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励学生去内地看看。不过，真到了六七十年代，到了香港要回归，反而又少了冲动，许多人已经认同香港的现实，即便和内地交流，立场和心态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岑女士曾任职于珠海港澳办，系港澳办资深工作者，多次前往港澳地区调研青年融合工作，她接受了调研组的访谈：
不能说完全没有，而是缺乏正式的、官方的交流，一些同乡会多多少少还是会涉及，那时候也没什么交流合作的概念，也没有单独的青年群体的概念被挑出来，几十年基本上处于停滞期。不过，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倒是在慢慢兴起，而且以青年为主，香港青年挺羡慕澳门青年世外桃源的氛围，澳门青年则羡慕香港快速发展带来的福利。
交流团整体还不错，就是行程太满，难以深入交流一些想法。港澳青年对政治尤为敏感。港澳青年表现得很优秀，也有些傲，可能是话语体系不同吧。比如他们会说到“你们国家”，这可能是习惯性思维，把中国和港澳区分开来了，不过他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口误。事实上，交流更多放在文化上，港澳青年很有想法，也给我们提了许多意见和需求，很有价值。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逃难移民潮，粤港澳青年交流虽然混乱无序但主题聚焦，主要围绕国家未来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流，且这种交流是无意识和非组织性的，在认知上还停留在“生存”层面，只有少部分有志青年在交流国家统一、民族权益等问题。这一时期青年交流情绪不稳定，任何战争、政治层面的小道消息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心理易受影响，但在情绪表达上又有些麻木。价值认同尚未确立，港澳青年多为大陆移民，国家认同感较高。在交流行为上则主要还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群体交流。
家长群的本质是一种教学和家校沟通工具的延伸，但因为群是半开放的空间，而且具有天然的社交属性，所以常常会变味儿，很多家长群事实上已成为信息过载的“负担群”。怎样在这样一个虚拟的“小社会”里构建合理的秩序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而我希望，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能在群里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至少不要一言不合就把人家给踢了出去。
三是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广东在对外贸易交流方面跃跃欲试，赴港澳的偷渡者也比较多，且以青年群体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为主，因偷渡而带来的粤港澳交流表现出“讨生活”的有限认知，情绪上比较隐晦，毕竟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在价值上则是广东青年对港澳地区的崇拜和向往，但也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过渡，国家开始逐步开展对港澳地区的调研，并着手推动官方的、正式的青年交流与合作。
(二)1978-2018：粤港澳青年交流的发展期
2003年，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对参加粤港澳青年交流的罗凯进行了访谈，罗凯系第二次参加类似交流活动，鉴于内容较多，在此仅摘录其中一部分与交流心态相关的内容：
1.香港青年：行走在剃刀边缘的探索者
香港青年在粤港澳青年交流中至关重要，前期占据主导地位，中期发展迅猛但波动较大，伴随内地崛起和澳门追赶，逐渐失去原有的心理优势，但仍最具话语权和影响力。从几份不同时代的访谈材料看，香港青年与广东青年在交流过程中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91年，阿刁[注]本文中涉及的所有接受访谈者的姓名皆为化名，其他信息保持不变。系香港中文大学本科在读生，参加了由广东侨办发起的粤港澳青年联谊活动，并接受了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访谈：
这是我第一次赴大陆参加交流活动，主办方工作做得很细致，从开始到现在，整个过程很好，我们去了纪念堂、北京路等景点，还去了一些企业和单位，结交了一些内地的年轻朋友，他们很优秀，我们也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整个活动对我来说有惊喜。不过，原来打算去一些贫困山区、学校做一些支持活动的计划泡汤了，有点小遗憾。
1996年，香港基督教青年会(YMCA)对参加粤港澳青年交流的青年群体进行了一轮访谈调查，安迪系香港某社团骨干，其访谈资料具有代表性：
我前前后后参加类似的交流大概五六次了吧，前面两次是自己参加，后面基本是带队参加，去过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等地，交流的主题基本都围绕爱国、传统文化等，服务很周到，大多数小伙伴希望去祖国内地更多一些城市，比如延安、西宁等城市，另外，许多小伙伴还想去老家看看。也会想去了解一些国家政治政策，包括我本人在内，其实有挺多疑惑，如果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了解就好了。
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历史跨度勾勒了粤港澳青年交流波澜壮阔的史诗，香港青年是探索者，澳门青年是幸运者，广东青年逐渐成为主导者，这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更与青年群体的认知密切相连。
相对于官方组织的交流活动，一些自由的、民间的交流可能更有意思一些，比如我们新家园协会组织前往贵州山村做一些扶贫工作，已经坚持三年了，整个过程很有意义。官方的交流没什么实质内容，我个人不大喜欢。
2011年，粤港澳青年交流心态更加值得关注，以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对“两岸四地火车行”交流团的访谈为例，刘芳比较典型：
我们很想通过交流有一些获得感，比如来大陆就业，去阿里巴巴实习等，还想去一些高科技基地交流，最好能有一些实践岗位，但这些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是拍照儿，整个行程很空洞，和内地的小伙伴有点格格不入，他们似乎都很优秀，但就是没法往深处交流，身边的年轻人大多还是更喜欢去欧美的一些交流团。
2018年，以香港青年交流促进会的罗和为例，对其进行的访谈记录折射新时代发生的一些细微变化：
善在双重意义上是“最高的理念”：在“使……可能”的层级上，它是最高的，同时，在一般的某个存在者自行显示的地方，也有它的某种闪现。[5]228相应地，对“最高的理念”的观看一方面是最困难的仰视，另一方面，一旦看到最高的理念，就会发现，这种理念是到处都可以被看到的——因为正是它使得一切无蔽者得以显示出来并且得以被看到。
图1 香港青年交流心态变化轨迹
香港青年在这一时期的交流心态尽管在总体趋势上没有大的转变，但从微观角度可再细化为几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二是香港1997年回归(改革开放后第二个10年)，三是从香港回归到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爆发前(改革开放后第三个10年)，四是从香港占中事件爆发后到当下(改革开放后第四个10年)(见下页图1)。
二是“文革”时期。粤港澳青年交流完全被隔绝，只有港澳两地因经贸交流而衍生了一些青年群体之间的交流，主要包括商会、同乡会等，在认知上主要出于促进经贸合作的目的，缺乏更深层次的国家和社会认识，情绪上表现出平等合作的姿态，很少涉及国家、政治层面的认同，总体上交流频次比较低，港澳青年主要是与台湾地区及欧美青年进行交流合作。
典型断面在管片收敛整治期间，管片水平位移时程曲线见图2，水平位移分布曲线见图3。注浆结束时各断面的水平位移统计见表1。由图2～3和表1分析得到水平位移的动态变化规律主要有：①各个断面的水平位移变化特征均不同，当隧道收敛整治注浆靠近监测断面时，水平位移有明显的突变增加，当注浆位置稍远离监测断面时，水平位移的突变增加减弱；②注浆结束时，最大水平位移主要发生在第352环(即注浆区间中部位置)；③注浆区间中部水平位移由逐渐增大，逐步演变为中间正向水平位移逐渐减小，两侧负向水平位置逐渐增大。
(1)改革开放初期：以1978年为标志
在改革开放初期，交流的大门刚刚打开，两地青年有着久别重逢的期待感，由于广东是知名侨乡，各级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侨务政策，不断吸引港澳侨胞支持家乡建设，仅80年代，每年就有数以万计的侨胞回广东探亲、观光旅游，并为广东各项建设提供援助。粤港澳青年交流正是在这一“蜜月期”迅猛发展，香港青年在认知上还不成熟，处于探索阶段，情绪积极紧张，既期待又充满不确定性，价值观整体正向，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帮助国家走向富强，但由于香港经济上的优势，以及内地政府的“接待”态度，香港青年在交流中表现出明显优越感。积极参加交流活动，主导性强，乐于参与内地的各项扶贫建设工作，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
(2)香港回归期：以1997年为标志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90年代中后期)，一个特殊的环境是香港1997年的正式回归和“一国两制”政策的预备和落地，粤港青年滋生了一些谨慎和担忧，尤其是在西方媒体的大肆渲染下，香港青年认识到了交流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故在谈到政治时表现出明显的回避和敏感，认知在短时间内变得深入，仿佛一夜之间读懂了许多历史与现实，情绪上表现出少有的理性，能够较客观地看待香港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整体价值取向上还是支持“一国两制”。值得补充说明的是，香港回归的因素促使广东青年在粤港澳交流中信心倍增，但不代表香港青年的式微，西方势力在“退出”香港的准备工作中在教育、法律等重点领域对香港青年进行了洗礼，这为后续的青年认知和交流发展埋下伏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社会未来的走向。
(3)逆向发展期：以2014年为标志
粤港青年交流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十年，尤其是2014年成为问题爆发期。在这一阶段，粤港青年交流虽然频次上进入高峰，但香港青年的交流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认识上开始出现“泛政治化”[注] 泛政治化(pan-politicalization )，指过分政治化，不是政治的问题也提到政治层次。 的苗头，交流开始变得更加焦虑不安，产生了较强的防备心理，价值分歧已经产生，香港青年更愿意称自己是香港人，称大陆为“中国”，不认可交流团，抗拒感加剧，情绪越来越显性化，甚至直接表明：“参加内地交流团是因为欧美交流团失去机会之后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极端心态在香港“占中”运动后达到高潮。
(4)重新调整期：以2017年为标志
由于会展旅游业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成都市会展业和旅游业的融合不畅，由此导致会展旅游业的整体营销模式不成体系，发展滞后。目前成都市会展旅游业的营销模式主要还是以承办单位为主，很多会展虽然主办方为政府和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单位往往不会参与对展会的营销，而是由承办单位来进行营销宣传，但是其作用肯定是不如主办单位的影响力大。旅游管理部门很少关注会展旅游这一方面，在营销上也很少配合承办单位，常常出现会展旅游业中旅游业管理缺位的局面。承办单位在会展营销模式上也较为传统，缺乏创新。
尽管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认识早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爆发前就有所觉察，但港澳工作的具体实施却相对滞后甚至断裂，直到近年来学者对香港问题研究深入，以及媒体对香港青年事件进行深挖，相关部门才真正重视并着手补救。2017年以来，广东明确提出防止实功虚做，过往拍拍照、握握手的环节一并取消，开始真正探讨港澳青年在就业创业、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实质性需求。简化港澳青年内地发展所需手续，同时摒弃了一些针对港澳青年的优惠政策，切实走向平等的国民待遇。交流是平等的，港澳青年并不是特殊的，共同制定的规则谁也不能破坏。广东青年同时也在探索与西方发达国家交流的路径和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让香港青年认识到与内地青年交流并不是次要选择，而是平等的互相选择，内地青年并不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差。这一系列的调整确实对香港青年带来了全新的认识和影响。
2.澳门青年：坚持守护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澳门青年参与粤港澳青年交流的心态变化轨迹与香港青年既相同又相异，改革开放初期的澳门青年处于懵懂期，直到90年代中后期，澳门青年才开始活跃起来，且在积极性上超过了香港。但在香港青年躁动时期，澳门青年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身的价值取向(见图2)。
来自澳门新青年联合会的KK的访谈记录反映了一个时代澳门青年的诉求：
图3为在λT=5,Cwf=1,ηc=ηT=0.85,D1=D2=0.96时，双重最大功率及相应效率与循环温比的关系.由图可知，双重最大功率随循环温比的增加而增加.
改革开放后第三个10年，澳门青年在粤港澳青年交流过程中的态度与香港青年产生了明显分歧：
在交流过程中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行程目的，培训内容，以及关于政治、经济、环保、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对话，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始终认为，不是两地青年的分歧，即便在澳门内部，大家的意见也经常相左，这不是问题。在价值取向上，我们也不希望走香港一样的道路，我们希望把经济、社会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政治。
进入改革开放后第四个10年，粤港澳青年交流中澳门青年的态度开始出现低迷的迹象：
交流的内容年复一年，新鲜感正在逐步散失，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内容可以共同讨论做出调整，难以改变的应该是内地官方的模式，其实青年交流的主体在青年，而不是老师，更不是官员，我心目中的交流应该是纯粹的。
内地青年成长很快，很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类似的交流活动，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出之后，身边的年轻人都对其抱有很大的期待，不过相关手续太麻烦，港澳通道也没必要，反而搞得港澳很特殊。
（5）课后服务的项目内容。1971年美国出台《儿童全面发展法案》，规定政府应确保所有儿童享受高质量的看护服务；1998年推行“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项目”；2007年日本实施“放学后儿童计划”，将空余教室与区域资源相结合，为学生的学习和文娱活动提供便利；澳大利亚出台《国家教育与保育服务法》，制定全国性评估与评价系统，使儿童看护项目有了统一的国家标准；欧盟2014年初发布《针对学龄儿童的托管服务：33个国家的比较研究》报告，第一次对27个欧盟成员国、3个欧洲经济区的课后托管服务进行了分析。
图2 澳门青年交流心态变化轨迹
在粤港澳青年交流的时代接替中，澳门青年充当的角色功能相对滞后，但更具韧性，尤其是近年来在粤港澳青年交流中具有关键的平衡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澳门的发展目光还未转向内地，内地对澳门了解匮乏，澳门青年在非常长的时间里未能真正参与到各类交流活动中。直到90年代中后期，基于澳门回归前后的氛围，以及香港与内地互动中所取得的成绩，澳门青年将目光投向内地，在交流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认识到内地的重要性，以及内地青年所爆发的创造力，认为融合及一体化是必然的选择，澳门青年参与交流的人数短时间内几乎超越香港。即便到2010年前后，整个粤港澳青年交流环境走下坡路，澳门青年仍然坚持在粤港澳青年交流的路径上寻求突破，支教和扶贫正是从这一时期爆发并得以延续，较之香港青年，澳门青年在交流中情绪相对稳定，在认识上相对客观，受西方思想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深远，在行动上希望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所在。这种寻求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第四个十年，当香港青年回过头来开始反思粤港澳青年交流的深远意义时，澳门青年反而有些迷离和不安，开始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场域不断调整心态。但不管怎么调整，焦虑感已经出现，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价值取向因为现实困境而显得摇摆不定，参与交流的意愿和行动也开始放缓；澳门青年在交流过程中似乎比香港青年慢了半拍，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关注和研究。
3.广东青年：不断构建心理优势的主导者
广东青年在粤港澳青年交流过程中主要充当 “东道主”角色，代表着内地青年。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青年能够参与粤港澳交流的一般属于“优等生”，表现较为模式化。伴随国家发展壮大，广东青年在粤港澳青年交流中表现得越来越自信和自然(见图3)。
1991年的一个交流团，郑丹的讲述从侧面反映了广东青年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我觉得能够参加这种大型的交流是很好地提升自己的一次机会，一开始有些紧张，但港澳的朋友表现得很友好热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主办方对整个交流活动的设计也很科学，整个行程下来，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践交流，累并快乐着。
《松绑》这部戏是有一定思想深度、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能够吸引人的一部作品。这部戏里讲的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以后的改革仍然如此，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突破原来旧的思维，就是要发展新的发展思路，就是要不断地前进、突破自己，才能赶超别人。另外一点，改革不是等来的，而是闯出来的，就是工人在那么一种状态下，他们敢于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能够帮助私营企业搞科技改革开始，逐渐认识到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怎么改革自己，让我们工业产业整体发展这个思路，这个大方向仍然适合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对我们技术封锁和各种挤压的大背景下，更应该发扬这种改革开放的精神，自力更生，壮大自己，超越别人。
2002年，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对广东中山大学肖雅、张晗、于大雷进行了小组访谈，其中肖雅和张晗系校学生会干部，访谈内容较杂，在此仅截取相关材料：
综合一组曾经生活在这一地区，且或参与或研究港澳工作的访谈对象提供的材料，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粤港澳交流总体上处于停滞期，但又可根据不同环境划分为三个阶段：
总而言之，新课改下的初中英语课堂应该是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究的课堂，教是为了做到不教，教师要从课前预习过程中正确引导做起，在课前预习、课堂引导以及教学评价过程中教会学生学习，锻炼初中生的能力，鼓励他们积极进取，让学生在有限的英语学习时间内获得最佳学习效果，获得更多收获。
2013年前后，粤港澳青年交流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广东青年身上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对深莞穗(深圳、东莞、广州)一个交流团的访谈中，刘林涛的访谈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青年心态的变化:
在整个交流过程中大家都很谨慎。交流的内容与往届差不多，交流经济、社会、文化，最融洽的地方应该是关于志愿服务。但整个过程共同的话题不多，我说的是本质上表现得不积极，不是佯装的热情。这种局面是很难解释，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广东青年交流心态在2016年之后变化明显，这从2017年在惠州对交流团队员李茜茜的访谈中可见一斑：
粤港澳三地青年不同，各有优势。我们在交流中会互相询问许多问题，会有些不同意见，交流只是一种形式，当前内地青年不比港澳青年差，包括英语口语、学习成绩，又或者基本素养等，我认为内地青年正在接近或者说超越港澳青年。
手术相关资料 两组患者在手术方式、手术入路、淋巴结清扫数目、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2)。
图3 广东青年交流心态变化轨迹
从粤港澳青年交流的发展史看，广东青年交流心态变化比较大，心理优势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内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外界认识相对封闭，广东青年主要怀着崇拜的心理与港澳青年交流，在参与过程中处于“弱势”；交流的认知明显经过培训和引导，即入选交流团的青年已经经过专门的培训。但从访谈中能够明显看到这种交流所带来的情绪上的兴奋和期待，广东青年希望与港澳青年近距离接触，了解对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这种崇拜心理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在这个时期，广东青年已经熟悉港澳青年的特征，交流的内容开始转向扶贫、助学、环保等领域，广东青年也乐于协助港澳青年在内地开展相关服务活动。在这个阶段，仍然是港澳青年占据优势，但广东青年在情绪上开始走向平缓和放松，开始将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交流中，迫切希望港澳青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接受内地模式；双方在价值观上产生碰撞，广东青年采取的试探性方式会在交流中使气氛改变，具体行动上不再互相迁就。到了2010年前后，广东青年在交流中遇到的阻碍凸显并不断恶化，双方在认识、价值观、行动上全面出现分歧，整个交流活动成为一种任务，对交流活动的负面评价不断发酵，在具体行动上也开始表现出浮躁和不安，甚至有脱离团体的现象发生，粤港澳青年交流活动一度被诟病。到了2017年前后，广东青年在交流中又开始趋于理性，在认识上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港澳青年及港澳问题，将价值融于具体行动，自信心越来越强，主导性也越来越突出。40年的发展在青年交流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广东青年和港澳青年的心理优势反转。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结合亲历者和港澳工作者的体验和评价可以看出，三地青年心态变化的轨迹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同。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夕，严格来说还没有粤港澳青年交流的概念，香港、澳门还处于殖民地时期，青年群体有团结的意识，但还没有交流的认知。情绪上几经逃难、安定、回归的波折，显得不稳定且充满变数。价值上伴随历史进程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推进，港澳青年逐步认同港澳，广东青年则认同一个中国。行为上从被动逐渐开始转向主动，路径也越来越多元化，尽管期间出现过许多壁垒。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粤港澳青年的相互认知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认知层面不断提升，相互了解越来越深入。情绪上表现出明显的高昂特征，充满了紧张和期待，这与中华民族传统 “寻根”文化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虽然广东和港澳青年的价值取向不同，但互相尊重和理解，尤其是在交流团刚刚开始时，广东各级职能部门大力贯彻实施华侨政策，大多参与的青年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参加了专门的培训，所以价值上的分歧并没有形成障碍；在具体行动上，粤港澳青年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整个交流过程都表现得很积极。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青年比澳门青年的触觉似乎更为灵敏，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先是粤港青年交流，澳门青年滞后了多年才开始参与。
到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期，三地青年的交流心态开始呈现不同的轨迹，主要体现在情绪和价值观层面。在这一阶段，香港青年开始变得敏感，这与1997年香港回归、推行“一国两制”有关；同时，通过近十年的交流，双方了解开始深入，难免接触到一些负面信息，产生负面认识，尤其是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交流讳莫如深。而澳门青年在这个阶段反而处于爆发期，在交流方式和内容上高度借鉴了香港模式，且对于价值分歧并不在意，也不大关注政治的不同，希望实现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广东青年在这一阶段情绪继续高涨，在交流中开始尝试触及制度层面，且在价值上希望得到认同。三地青年在行动上仍然都表现得较为积极。
行政主管部门产业监管角色的转变虽奠定了有效监管的基础，但要想真正实现在公共运输上的安全便捷、价格合理、服务规范，面对每天数以亿计的交易，行政主管部门尚缺乏充分的信息获得渠道、快捷的监督和反应机制，而借助行业自律实施的监管则是政府监管的有益补充，这也是诸多学者提出的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的通俗化监管模式。[25]
改革开放后第三个十年，粤港澳青年的心态发生了质变，这与港独的一系列活动有关，尤其是“占中”行动后，港澳青年尤其是香港青年的心态波动较大；同时，由于接触越来越深入，交流已经产生明显的厌倦感和疲惫感。香港青年在这一阶段的认识从文化转向政治，且有“泛政治化”的趋势，相对剥夺感强烈，积极性弱化，国家认同感明显下降，但又更加谨小慎微[13]。而澳门青年在交流中表现得比较平和，坚持走经济、文化交流道路，尤其希望在经济上实现深度合作，这与澳门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更加在乎幸福感而不是存在感，所以，澳门青年在这一阶段比香港更积极。而广东青年则开始占据心理优势，在交流中不再被动，团体参与度不断提升，在交流过程中直面双方的分歧且坚持自我，这与内地经济、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广东青年自身的素质也随之提升，在各方面有全面超越港澳青年的趋势，所以在交流中难免有争议乃至重大分歧[14]。
粤港澳青年交流在2010年前后度过了一段较为敏感的时期，是粤港澳青年交流的低潮期，一度出现港澳青年不太愿意参加内地交流团的现象。但在近几年，国家相关港澳政策推出，尤其是到2017年7月，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化，粤港澳多家单位签订《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行动框架协议》，并筹划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行动联盟，粤港澳青年交流渐渐回暖，交流的心态也产生细微变化。相对而言，香港青年在交流中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定位，开始重新寻找促进双方交流有益的路径；广东青年在交流中更加客观地看待粤港澳青年之间的关系，有坚定的信念，有自主的行动。反而是澳门青年在这一时期触觉到制度的隔阂，开始变得有些焦虑和不安。澳门就像香港的孪生兄弟，两者的发展很像，但澳门有些滞后，却可以选择走一条更加适合自己的道路。
新中国70年以来，从粤港澳青年交流心态的变化轨迹看，前30年在孕育和铺垫，后40年在增长和爆发。香港青年更像一个少年，从充满好奇，到遇到挫折、叛逆受挫，再慢慢走向成熟，当下恰恰是处于走出叛逆期的关键阶段。澳门青年出道较晚，行事一直很低调，虽然内向但却有很多想法，需要正确地交流和引导。广东青年同样在慢慢走向成熟，且成长的速度有些过快；在高速发展的环境里，需要不断调整心态，戒骄戒躁，坚持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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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章喜 林 劼 等：《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研究》，载《青年探索》，2017年第3期。
[14]谢素军：《穗港澳青年参与社会团体的比较研究》，载《北京青年研究》，2017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18-12-25
作者简介：谢素军，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少年发展、群团组织、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8BSH0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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