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帝国崩溃所导致的国家危机推动我国走上了党建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党建国家又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党的政治模式。全能主义政党在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同时，又表现出了集权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从建国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间，全能主义政党的弊端体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政分开而走出了全能主义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收缩的基础上，从90年代开始在社会领域持续改革，建立和强化了党政复合体制。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向社会领域持续发展的同时，又告别了粗放式的组织发展模式，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发展道路。不能用西方学者的“收缩与调适”概念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自身建设历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全能主义；高质量政党
引言：收缩与调适？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走过了七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新世纪以来，在对“作为一种建制”[1]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中的党组织)的政治评价中，美国学者狄忠浦(Bruce J.Dickson)提出了“政党适应性”概念[2]，沈大伟(DavidShambaugh)提出了“收缩与调适”概念。沈大伟在2008年出版的个人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出列宁主义政党收缩和衰落的典型症状，但也正在证明自己在许多关键领域作出重要的调适和改革”[1]。他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宣传和组织领域的“收缩与调适”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指出“宣传系统大概是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缩影”[1]，而新世纪以来的组织重建则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进行自我调适的具体体现[1]。
沈大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他的著作出版之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总被引频次排在第一的文献[3]。西方逐渐形成了以沈大伟、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狄忠浦为代表的“调适论”学派。“调适论”也成为了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流观点[3]。随着此书简体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内部发行)，“调适论”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为强大的影响，催生了一批从“政党调适”视角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献[4]。
回顾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历程，是不是如沈大伟所说“收缩与调适”并存呢？能否用此概念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自身建设发展历程呢？笔者认为，用“收缩与调适”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自身建设历程显然是盲人摸象。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家、社会关系过程中，在某些时段确曾有过自我限制或自我收缩，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持续发展，并不能用“列宁主义政党的自我收缩”来概括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更谈不上由收缩引起的执政危机。关于政党适应性，毫无疑问，任何政党都要适应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并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这本是世界任何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适应性”实际上也没有抓住要害，更不能用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自身建设历程。本文在回应“收缩与调适”论的基础上，从组织、宣传和统战三个角度，指出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经历了从全能主义政党到高质量政党建设的发展历程。
一、党建国家与全能主义政党
自19世纪下半页开始，中国这一传统帝国就深陷危机之中。如何使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成为摆在全体有识之士面前的首要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帝制的解体、民主试验政体的流产、军阀割据的兴起和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中华民族更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中国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化解危机，整合社会，重建制度，再造价值，建构国家。在现代政治逻辑中，这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只能是现代政党[5]。
因而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逻辑。在西方，是先有现代国家，后有现代政党，政党在国家制度中运行，可以称之为“国家建党”。而在中国，则是先有现代政党，后有现代国家，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国家是党缔造的，可以称之为“党建国家”。亨廷顿针对这种政党—国家关系指出，“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6]郑永年指出：“政党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充当新国家的缔造者……在西方先发展国家，政党和国家是两码事。但在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关系并不很明确，甚至不能分离开来。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党的生存，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更多依赖于政党的决断。”[7]
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建国家的主体力量，承担着重建国家的时代和历史重任，是一种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超大型社会中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没有现成国家政治制度可供中国共产党运作，只能直接扎根社会，把政党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汲取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然后以政党为核心把整个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结构。正如邹谠指出，“在党的结构内部，特定层次上的单位构成一组同心圆，党的书记处于中心，党委形成里面的圆圈，而普通党员则形成其外部的圆圈。在这个层次上的党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影响、指导、渗透和控制围绕在其周围的社会集团和机构，动员和组织那些从未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或以前保持冷漠和惰性的社会阶层、集团和个人。”[8]
在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以党为核心整合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内在需要，是社会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汲取力量的需要，也契合了社会革命的实际需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越是革命遇到危机、党整合社会力量越是面临种种阻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越是要通过强化党内和党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整合来建构政治同心圆结构，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支撑。中国共产党把这种强化政治同心圆结构的政治行为称之为“党的一元化领导”。
1942年，当中国共产党同时面临国民党顽固派与日本侵略者持续双重压力，根据地面积、人口和军队急剧缩小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党的一元化领导”。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及民众团体，均须无条件执行[9]。“党的一元化领导”适应了社会的组织化需求和社会对有效政治权威的内在要求，被证明为一种实现社会变革和重建社会制度的有效工具，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极其有效地汲取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来支持社会革命，促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摆脱危机，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
社会革命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组织化和高度集权化，并由党的组织化带动社会的组织化，由党的集权化带动社会的集权化，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转变为向党靠拢、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的一部分。党实际上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导群众日常生活，并把群众的日常生活、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党的政治生活有机统一起来。邹谠把这种形态下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态称之为全能主义。在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中，“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10]邹谠主要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来认识全能主义，基于中国特殊的政党—国家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政党—社会关系，因而我们也把这种形态的政党—社会关系称之为全能主义政党。
第二，从学生个体因材施教。班级之间存在差异性，而学生之间同样也是如此，具体体现在：个人学习能力、学习态度以及身体素质等等方面的差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尽可能照顾到每一位学生，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激励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从而实现高效课堂的目标。[3]
虽然邹谠多次指出要把他的全能主义与西方学者常用的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概念区分开来，但他也指出，全能主义政党虽有其组织化和集权化的积极一面，也很容易导致个人集权，出现克里斯玛型领导，从而最终限制政党和社会的活力[8]，具有自身鲜明的局限性。在社会革命时期，取得社会革命胜利是首要目标，而且中国共产党只是局部执政而不是全面执政，全能主义支持社会革命的正效应显著，负效应则尚未全面显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面对国际上波匈事件及其在国内造成的反响，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削弱，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全能主义。1958年，毛泽东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11]1962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2]根据这个指示，党领导一切，管理一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党政合为一体。把社会统合到国家中，把国家统合到政党中，进一步强化了全能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也就有了把根据地时期的全能主义推向全国的基础。从理论上看，当国家政权经过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而稳固下来之后，整个国家应该由革命逻辑而进入建设逻辑，放弃全能主义，保障党内活力和社会活力，并以党内活力来带动社会活力，杜绝全能主义的负面效应。但在实践过程中，在苏联模式影响之下，为了建立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实施“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又逐渐把根据地时期的全能主义模式推广到整个国家之中。
党政关系改革之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党政分开并没有如预期那样立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抓自身建设，而是随着资源和权力的转移出现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双双下降的局面。二是党政分开之后，党的组织、宣传和统战等具体工作都分散到党务和行政部门之中，出现了党务、行政工作难以协调的“两张皮”现象。以统战工作为例，1985年，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全国政协机关、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国务院参事局、中央文史馆等原本实行党政双重管理模式的统战系统单位，不再作为归口管理单位接受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与此对应，上海市政协机关也不再作为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归口管理单位。上海市民族、宗教、侨务等行政部门也不再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归口领导。这样就直接造成了统战工作中党政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开展工作比较困难等问题[17]。
比如，当教师在讲解课文《我们爱你啊，祖国》时，便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展教学：首先，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在网络平台上下载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素材，加深学生的感受，营造合适的教学氛围。其次，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示巍峨耸立的泰山、庄严肃穆的故宫以及宏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在一幅幅动态或静态的画面中，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的伟大，同时也能够加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形成一定的知识记忆。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护理缺陷发生数、护理质量考评等环节的比较上，干预组明显优于常规组，差异有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的总满意度为98.4%，常规组为82.3%，干预组显著高于常规组，两组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二、收缩与扩张：新时期政党建设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把全能主义政党的弊端体现得淋漓尽致。邓小平把它概括为“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全能主义政党的政治模式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间格格不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13]。因此，邓小平认识到，要推动现代化，就要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以政党改革推动国家改革，促使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以政党改革为特征的自身建设新时期。
首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明确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13]。“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13]同时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步骤有准备地加以改革”[13]。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国务院各部、委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在1982年至1984年的精简机构中，实行党政领导分任制，党委和政府交叉重叠的部门被大量精简,大量减少党政交叉任职，等等[14]。1985年中共中央决定科技系统的“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15]，高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15]。
针对全能主义政党中党全面管控国家与社会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进行了战略性的自我限制或自我收缩，把国家和社会从政党中解放出来。因为中国共产党知道，不如此，则国家和社会就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也就必然缺乏活力。因而要推动改革开放，首先就要调整党和国家、党与社会的关系，而以调整党和国家关系为首。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吹响了改革党和国家关系的冲锋号。中国共产党改革党和国家关系，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党政不分，二是推动党政分开。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前者的深化。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18]，只要“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18]，“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8]，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80年代的政党改革主要是理顺了党政关系，激发了政府活力，政府从政党中相对独立出来。从沈大伟“收缩与调适”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恰恰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一场伟大的自我收缩，而不是如书中所描述的新世纪以来才开始自我收缩。而且这种自我收缩绝不是中国共产党衰败的标志，而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限制的结果，是其寻求变革的内在活力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通过这种自我收缩和自我限制，改变了全能主义政党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运作模式，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党政分开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产生了强大影响，国内部分人到现在仍然以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言政治体制改革必称党政分开。
1.2方法采用飞利浦iE33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和飞利浦EPIQ 7C,探头频率S8-3和S5-1,患儿镇静、安静状态下平卧扫查,经心底大动脉短轴切面,左室长轴切面,四腔心切面,胸骨上窝主动脉弓长轴、短轴切面,以及剑突下翻转的,左、右室流出道长轴切面,心室短轴等多个切面扫查,先对心脏进行全方位观察。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政职能分开的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探索建立了党政复合体制。在党政关系上，职能分立，功能融合。党委不再以权力弱化政府，而是以综合领导统领政府。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党政复合体制。建构了中央和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如上海市委建立了“一委、二组、四个口子”的领导体制，后来又进一步形成了“一个班子、三个党组、六个方面”的大口党委领导体制。在统战工作领域，上海市委统战部自1992年以来就探索建立“统一归口、一致对外”的“大统战”工作体制，即由党委常委担任统战部长，统一领导民族、宗教、侨务、民主党派、对台、工商联等统战领域各项工作，形成党政复合的统战工作体制[17]。党政复合体制的探索与建立意味着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在80年代收缩的基础上，又于90年代进行了扩张，但这种扩张并不是权力扩张，而是领导覆盖，实现党政职能协调。
在党与社会关系方面。20世纪80年代，党政职能分开所形成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型使得党主动退出了原来由党包办代替的社会领域。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释放了大量新兴社会空间，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等新兴社会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领域进行了持续扩张。扩张主要表现在组织和统战两个方面。
我在赣州市章贡区水东镇，它在铜鼓县三都镇东浒村，我和它此刻的真实距离是四百公里，我几乎是在退出手机导航的同时，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再等了，今天下午一下班就出发。
其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16]“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16]“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16]党政职能分开之后，“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16]既保证党委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又使政府独立开展工作，发挥自身的职能，党委不再包办或代替政府行政工作。“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16]使党不再处于行政第一线，不直接参与组织生产。
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了党在社会领域的持续扩张。虽然沈大伟也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两新组织党建”而进行的社会扩张，但对其前景持悲观态度[1]。“两新组织党建”刚起步时确实非常困难，“已建立党组织的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零点九”[18]，但到2017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187.7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覆盖率为73.1%，在30.3万个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覆盖率为61.7%[19]。组织领域的社会扩张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统战工作领域。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央统战部敏锐意识到会有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市场和社会，迅速推动统战部门摆脱了传统的行政化和封闭化工作方式，主动扩大工作范围。1993年，中央统战部提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把党外知识分子纳入工作范围[20]。2000年，中共中央明确把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等列为统战工作对象[20]。2002年，中共中央明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也把他们纳入了统战工作范围[20]。2006年，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把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对象由原来的12个方面扩大为15个方面，统一战线的构成由原来的“三者联盟”扩展为“四者联盟”[20]。明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20]。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对社会结构变化保持了高度敏感性，统一战线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持续扩张。
在组织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把非公有制企业等新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等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并称为“两新组织党建”。明确指出“要抓紧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18]。“凡是已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建立党组织”[18]。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来指导“两新组织党建”工作。199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建设的意见》，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又下发了《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等文件。
三、发展与质量：新时代政党建设
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并未放缓发展步伐。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进一步强化了党政复合体制。在宣传领域开展了一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攻坚战。在统战领域则把新媒体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纳入工作范围。与此同时，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开展了建党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腐败运动，在党内进行了一场巨大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净化运动。在组织领域进行制度化扩张的同时又主动进行了自我限制或自我收缩，减缓了党员发展步伐。社会扩张与自我限制、自我革新的有机复合促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高质量政党建设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纳入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之中[21]，推动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高质量建设道路。
由于单自由度力控末端执行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相对较差，为提高装配、去毛刺、倒角的质量，尤其是提高大曲率复杂自由表面和侧向轮廓面抛光打磨的质量和效率，力控末端执行器也必将向多自由度柔顺方向不断发展。
配合饲料和血液饲养对菲牛蛭溶菌酶（LSZ）的影响见图1。配合饲料组肠道LSZ活力显著低于血液组（P＜0.05），LSZ活力分别为（13.119±1.321）U/mg prot.和（62.104±6.146）U/mg prot.；配合饲料组嗉囔LSZ活力稍低于血液组，差异性不显著（P＞0.05），LSZ活力分别为（30.223±5.642）U/mg prot.和（39.962±6.014）U/mg prot.。
首先，在党政关系方面。201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民族、宗教、侨务工作由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撤销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这两个统战系统的行政部门，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大统战”工作机制。撤销了国家公务员局，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把电影工作和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纳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范围，等等[22]。这些举措都进一步加强了党政复合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重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1]新时代“党领导一切”与全能主义时代“党领导一切”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建立在政府、市场与社会在政党领导下独立运作的基础之上，后者建立在政党覆盖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基础上。党政关系的上述改革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复合体制的延伸，主要是增强了党的总揽、统领和协调能力，并不是重返全能主义体制，在市场与社会持续发育的时代背景下，也不可能重返全能主义体制。
其次，宣传领域是沈大伟眼中中国共产党收缩最为明显的领域，他认为，“宣传系统的效用现在已经大大退化了。”[1]在传统媒体领域，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严峻挑战。2014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刘奇葆就曾十分坦率地说，“面对新兴媒体的全方位挑战，传统媒体的受众规模不断缩小，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业务骨干流失严重，生存状况堪忧。”[23]传统主流报刊杂志的发行量迅速下降，甚至面临着生死存亡之危机[23]。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并未因传统媒体的收缩而衰弱，而是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媒介融合运动，走出了一条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路。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媒体融合时代，2014年又被称为中国媒体融合元年[23]。
2014年以来，媒体融合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主流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为例。2014年6月，新版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线。至2016年底，累计自主下载量超1.55亿，据第三方统计数据，稳居国内新闻客户端前十。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粉丝稳定增长至8 900多万，继续保持“中国媒体第一微博”的位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粉丝超850万，在微信平台各类公众号中影响力排名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微信公众账号”[24]。2016年2月，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正式上线[24]。截至2016年底，人民日报及其所属企业共拥有111个微博机构账号、110个微信公众账号，以及20个手机客户端，总用户规模突破6.5亿[24]。人民日报客户端和微博微信的一些文章，总阅读量甚至超过1亿[24]。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地方报业集团媒体融合发展之后都取得显著成就[24]。媒体融合在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同时，也把党的宣传工作成功扩张到了互联网之中，使互联网成为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的重镇。
再次，在组织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开始既扎根社会继续发展，又从数量转向质量，主动收缩组织。在前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把党的领导深入到两新组织中去。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要求加大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力度，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2018年8月，民政部发布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方案》[25]，党组织成为了社会组织的“标配”，标志着社会组织党建由党内法规上升为行政法规，从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可以预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后，党在社会组织中的覆盖率将进一步上升，继续之前的发展势头，彻底打破沈大伟的悲观态度。
蠕虫状链中的连接单元是假想的自由旋转链,P-K方法所得均方末端距表达式如式(15)所示.仔细分析这种蠕虫状链均方末端距的处理过程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图12000—2013年发展党员数量变化情况
在后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又积极限制自身的数量扩张。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发展党员总量调控的新要求。2013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0.8万名，较2012年减少82.5万名，“这是十年来中共发展党员数量首次低于上一年，2013年发展党员的数量也是十年来的最低数字”[26]。
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提出了“慎重发展、均衡发展”的要求。此后党员净增人数逐年减少，党员质量则不断提高， “入党难”重新成为了一种常态。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收缩不是组织崩溃的先兆，而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提高政党质量而进行的主动选择。可以预计，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坚持社会扩张与组织收缩并行，告别组织建设上的粗放式发展，在高质量政党建设上迈出新步伐。
随着生物科技的不断发展，生物防治技术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得到了广泛运用。生物防治技术就是指通过生物技术培养病虫害的天敌，以防治病虫害。这一防治技术的优点就在于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油菜产业可持续发展。还能够通过控制投放病虫害天敌的数量对病虫害进行动态预防，但是这一防治技术的见效时间比较长，需要在油菜种植中长期使用。
四、结论
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决定了我国目前仍然是政党—国家复合形态。这种国家形态意味着党强则国强，党败则国败。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推动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全能主义政党的政治运作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收缩和自我限制而摆脱了全能主义政党的政治运作模式，从90年代开始进行了持续发展，在党政关系方面建立和强化了党政复合体制，在组织和统战领域进行了持续的社会扩张。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原来的粗放式扩张方式，扩大覆盖面，收缩组织，从数量转向质量，走上了高质量政党建设的道路，并在宣传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媒体融合运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全能主义政党到高质量政党建设的过程，沈大伟的“收缩与调适”论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自身建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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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OmnipotentPartytoHighQualityParty：an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in New China
XIAO Cunlia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crisis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empire pushed China onto the road of political party-ruling state, which urg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form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omnipotent party. While promoting the success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all-powerful political parties have displayed the disadvantage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bureaucracy. In the three decade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all-powerful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en fully reflect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lked out of the omnipotence mode by separating the party from the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action in the 1980s, China continued to expand in the social field from the 1990s, establish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government compound system.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while continuing to expand into the social field, the CPC has bid farewell to the extensiv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western scholars’ concept of “contraction and adjustment” cannot be used to summarize the course of the CPC’s self-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l-around; high-quality political party
DOI：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5. 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研究”(2015MZD004)
作者简介：肖存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上海 200433)
(责任编校：文建)
标签：中国共产党论文; 政党论文; 社会论文; 国家论文; 组织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研究”(2015MZD004)论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