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主义理论是科学真理和价值理想的统一。从维特根斯坦 “可说”与 “不可说”的划界理论入手，以 “真理事态”和 “非确切事态”的逻辑边际为界，坚定共产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回归为共产主义理论奋斗的初心。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它的纲领性原则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都是 “可说”的，并且一定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共产主义何时能够实现、它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实现共产主义之后又会怎么样，则是 “不可说”的。“不可说”的未来要求今天的人们保持沉默，但要呼吁我们的子孙后代，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给予 “补写”。
关键词：共产主义理论；逻辑哲学论；“可说”；“不可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前期著作 《逻辑哲学论》中，把世界和思维的界限划归于语言表达式中一种突破型逻辑范式，认为过去的理论思维和传统哲学批判的 “元冲突”在于，混淆了语言指称表达方式与所指意义上的 “可说”与 “不可说”。命题是事实的图像，但当了解命题的 “无意义”之后，命题之 “梯”必须予以抛弃，然后才能正确地看待这个世界。过去学术界主要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的异同之处，或者，将维特根斯坦的命题意义理论与以弗雷格真值函项理论为基础的意义指称论加以比较，以此进行研究。我们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语言和世界结构、 “可说”与 “不可说”的划分理论视角为切入点，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认识有所深化和突破。
一、能够实现 “可说”与何时实现 “不可说”
共产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它们是关于人类必然解放自身的现实社会运动、理论学说和科学体系。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问题的考察，阐明自己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和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其本质的真正占有”［1］120。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有无历史必然性的追问，是投射于对资本逻辑和权力结构背后，关于人类历史是否能够 “走向深层”生产关系、社会秩序的勾勒图景和实践生成问题。历史是社会在基本矛盾中运动的过程，是感性实践的人在时空境遇下的指向性活动，即 “合力生成活动”，整个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结晶体，人在劳动交往中以 “经”“纬”交织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形成社会历史的一个 “有机体”。当资本主义社会的 “胎胞”利用“资本”内生神秘力量垒积堆造一层又一层的积压式商品，寄生出资本与劳动在对抗的死结上排出多余的过剩物时，就必然种下死亡的病根，留下了资本主义私人性质的生产，它再也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公共产品需要的 “绝症”。这时，无产阶级先进活动分子在现实批判斗争的历史活动中有计划地组织群众，把群众性运动转变聚焦为无产阶级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活动，共产主义以 “否定的否定的肯定”［1］131形式，把资本的私人占有转化为资本公有制基础上的消费品个人占有制，从自身开始肯定的地方出发，进行现实生产力基本生产条件下的“按需分配”。
于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生产力总和在“过剩经济”的物质客观条件下，获得共产主义的完备历史形态。由此，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实现的共产主义，它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制度，就是可说的。世界总是由 “事实以及这些就是一切事实这个情况所决定”，作为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事实一定可以言说，而且可以说清楚。共产主义通过对无产者的劳动异化、财产异化和生存异化的积极扬弃，“共”的是资本，这种“发生的事情”，即事实，作为基本事态的一种存在方式，反映的是 “将来实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反映了 “社会制度可以实现”这个命题作为实在（事实）的图像。这种 “可能的事态”或 “逻辑的事态”，必将指导无产阶级勇敢地拿起自身武器，走出资本主义的 “迷宫”。理解了这个命题，就要知道它所描述的事态，那就是被压迫者将要打破资本主义的 “铁”式锁链，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和回归本质。
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等早已将儿童阅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32](P112-116)，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各国的繁荣稳定和经济社会的持续性发展。在已具备客观条件和能力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也应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投入和政策保障以便有效地支持并促进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工作。我国民众在这方面的欠缺和薄弱的现况，也提示我们应尽快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以免贻误时代赋予的宝贵发展机会。同时推广未成年人阅读，加强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工作本身能紧扣教育目标和各阶段培养方案，是缓解甚至是解决目前基础教育中学生负担愈发沉重，心理健康日益凸显等问题的对症良药。
划分什么是 “可说”与 “不可说”之间的界限，是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一书中的核心思想。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世界即事实的总和，“逻辑涉及每一种可能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2］29，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命题是事实的图像，语言中凡是有意义的命题都和事实存在一种逻辑图像的关系，语言由命题构成，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是否为事态的逻辑图像，一切有意义的命题都能分解成基本命题，最终成为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在这里，“可说”的对象就是作为逻辑图像的基本命题和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那么，什么属于 “不可说”的范畴呢？维特根斯坦通过分析语言不能描述本身反映在语言中的对象，认为包含于命题本身的逻辑形式，无法外在于语言本身将它说出来，命题显示自己的意义，命题的最终意义无可言说。语言逻辑或逻辑句法只能显示在我们的语言构造中，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但是我们不能去说 “语言逻辑地限制着人们的思想”。我们之所以有关于它们的思想，这完全是一种神秘的感觉，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并且只能保持沉默，“不可说的，只可不说”［2］165。
基于此，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的“序”中明确写道：“本书将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不如说——并非为思想划定界限，而是为思想的表达方式划定界限。如果要给思想划定界限的话，我们就需要想到这个界限的两个方面。”［2］25-26我们思考 “所思世界”的可能性。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的理想社会，追问 “共产主义何时实现”这个命题，就是以排斥一定可能性为前提，将 “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放置于极大的 “神秘”中，此时逻辑成为某种经验的东西，限制了我们的世界。因此决不能以 “逻辑”的形式对外公开宣告，也就是说某个国家在将来某一天正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逻辑先于 “如何”，而不是先于 “什么”，“共产主义多久能够实现”的界限超出了语言界限，不能思考 “共产主义实现”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何时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言说，否则语言逻辑已超出世界思维的界限。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必然涉及社会制度形态交替的条件和限度，如在 “所思世界”去追问 “共产主义何时实现”，命题本身所显示的事态成为 “必然”，从语言本身的表达界限看，这就把我们的世界和“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的世界混为了一谈，从而成为超越主体视野的神秘世界。站在世界之内看世界，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万物的生成、变化皆是“偶然”；但如果站在世界之外或之上观看世界，“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究竟何时能够实现，难以在语言和世界的界限内作出回答，它终究只能显示在命题中。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和其它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超越性。在对异化问题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社会的、经济的 “事实”批判。从人类解放的视角，阐明了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一直潜藏于人类文明的心灵深处。
共产主义不是遥不可及的梦，它在人类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全部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者孜孜以求的最高奋斗目标。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近期目的，还论证规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纲领。共产党的近期目标是让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进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差别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消失。然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它的政治性，即作为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性质，从而无产阶级也就消灭了它自身的这个阶级统治，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将近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是可说的，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在新的科学世界观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组织形式、行动组织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运动方向。共产主义纲领是无产阶级政党奋斗指南和行动策略的总依据，各国共产党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这就是我们所能描述的、最基本的事实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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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纲领原则 “可说”与具体方案 “不可说”
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境中，当我们去 “说”可说者时，只能去说事态是怎样发生或不发生的，可说的东西与逻辑事态中 “在场”的东西或者用逻辑呈现出来的对象直接相关；那些在逻辑世界之外的东西，由于具有一种 “在……之外”的结构，是无法描述和言说的。在这里，如果把 “可说”者作为所有事实组成的整体，并把 “不可说”者通过意谓式的 “说”显示出来，“何时”就是 “能够”这种语言命题的形式或逻辑结构，它只能显现在语言命题中，是不能显示出来的，否则语言连同命题本身置于逻辑事态以外，“共产主义”就成为一片神秘之地本已不复存在。对于马克思视野中的共产主义而言，它是理想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共产主义靠实际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无论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从社会主义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必然会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出现，共产主义只能在现实曲折性与历史羁绊的条件下去完成、去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何时实现共产主义”不可定论言说，唯一确信的将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民群众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操作……我们必须重新创造，复活那些事业……它将继续在面对资本主义时提出替代性的现代性方案”［3］121。
首先，词作者采用移就修辞格，将针线缝补衣服来来回回的动作转移到同样四处走动的妻子身上，这使得“漂流”二字有了更深层次的意味。作者以针线的来回写书生为前程四处奔波与妻子为生计与丈夫来回谋划担忧是很高明的。
用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中的 “实在”概念来讲，共产主义纲领是思想的界限，现实经济关系、革命斗争原则与眼前的历史运动关系就是“所思世界”，超出共产主义纲领的 “什么”，是逻辑所需要的 “经验”处于如此这般状态的直观世界。“纲领”是实现未来社会的运动 “旗帜”，终极图景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当前不是 “现实”，不是已经发生的 “事实”，但它是未来社会的 “事态”，能被描述的事态就是“可说的”。因此，“共产主义有纲领”这个命题在“凡是可说的东西仅限于能被图示的东西”，这个层面上就是 “有意义”的，就是 “发生”与 “不发生”事态之间能被提出的 “暂时性”方案。把“共产主义”放在历史主体的维度给予考察，“共产主义有一个总的纲领”，它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有真理的性质。社会主体与主体之间、革命对象与具体革命方式之间、共产主义与行动着的 “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的关系或行动关联，与现实阶段“事实呈现”的内部对象之间存在着关系和属性，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如果放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看，就是行动中的 “个体”在社会形态演变逻辑下追求的历史必然性。
共产主义祛除幻化的、不切实际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能够实现。过去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一种蒙昧状态下的生产力相对不发达阶段，人与人之间处于排挤式的畸形社会关系中，剥削与被剥削的等级制度壁垒森严，尽管资本主义较之过去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但 “民主自由”的幕衣背后却是资源、权力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异化劳动、异化财产、异化关系和肆虐资本市场的 “拜物教”观念以倒转的方式盛行。与之不同，一切剥削现象与现实的、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都将完全终止、彻底废除。野蛮而粗犷的阶级暴力和对抗将隐退而去，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人类实现从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非凡跨越，有阶级的社会最终被无阶级的共产主义所替代，高度精神自觉状态下个体的个性和本质得以真正回归。
共产主义穿透思辨主义的色彩，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诉诸实践方式寻求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马克思的反对仅仅停留在纯粹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反复论述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 “谜”性质，“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也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所在”［8］。其问题在于，这种从哲学的观点出发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实则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因而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真正思想武器。如果人们想要跳出历史 “意识”的迷雾，以局内人和当事者的身份创造历史，就必须诉诸实践改造活动，用革命动力实际地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1.2.1普通CT检查 常规对患者胸部轴位和肋骨水平进行CT扫描，扫描参数：电流100mA，电压120kV，层厚3～5mm，间隔3～5mm，骨重建。然后患者取仰卧位，摄胸部轴位正位与侧位平片，肋骨水平位扫描时摄胸部正位、侧位平片，其中摄侧位平片时扫描架向患者足侧倾斜20～25°，然后统计肋骨骨折例数。
1880年，盖德来到伦敦向马克思请教了关于起草纲领的问题，马克思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手段，以及组织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针对英国工业垄断地位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事实，马克思对此做出了深刻地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5］马克思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严厉地抨击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首领，说资产阶级用 “五英镑钞票”就能买到他们的支持。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提出了不同策略。马克思在对亨利·海德门的信中，还特别论述了英国无产阶级可能利用“和平”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马克思又指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不会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彻底丧失。
由此可以说明，在追求所谓实现共产主义纲领或制定原则的过程中，没有同质同构的具体模式可以遵循，也没有统一 “开辟新社会道路”的试验方法和行为规则。共产主义是一种最终理想的设定，“废除私有制”“国家消亡”“消灭三大差别”是马克思所代表的社会人格，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设立的一种基本原则。它要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社会变革的现实社会运动，转变为安逸的、和平的、宁静的、舒适的生活。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寻找和组织社会力量、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采取的具体斗争形式，是马克思理想学说在其自身的批判建构过程中规定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正如当时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理论思潮批判与表达一样，语言本身既提供言说的便利，又禁锢对世界的终极表达，因其 “每一个主体 ‘发明’了他 （它）的世界”［6］。
某商住小区工程是B市先进技术开发区中心楼板，工程包含了6栋主要建筑、2个地下车库，高层住宅建筑地上层数是31层，地下1层。此次工程中为了充分满足施工质量目标，实现节能环保目标，对外墙和屋面建筑施工使用了以下节能环保设计方法：①对于该建筑项目的外墙部分，墙面涂料使用的是具备良好的防水性与透气性8mm厚的纤维水泥浆当作基层涂料，选取了25mm厚的干挂石板施工，透孔缝进行封胶处理。②对于该建筑项目的屋面，选择采用泥聚苯发泡颗粒现浇找坡，任捣任抹，使用1：3的配比水泥砂浆铺筑20mm厚度开展找平处理。而外墙粘结层则使用的是3～5mm厚的B型聚合物水泥砂浆粘结层，使用7～10mm的地砖面材进行铺实。
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中为自己定下的哲学任务是，明确语言怎样发生效用，其目的就是为了揭示语言的性质及它与世界的关系，通过理解语言与世界的结构，就可以明白意义是怎么样附着于所断言的命题。如果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总纲领的表述理解为语言的界限，那么，在各个历史阶段的 “具体纲领”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通过 “总纲领是什么”这个命题的意义显示出来。只要领会了 “总的纲领是什么”的核心及其实质意义，“共产主义纲领具体是什么”的问题就显得格外关键，这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 “未曾写出的更为重要”［7］的原因。
三、历史超越 “可说”与超越历史 “不可说”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代表人类理论构建未来美好社会的最高水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通过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再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扩张性非均衡系统，由此产生扩张悖论而将社会带入危机，那就是人成为服从资本增殖意志的一种工具。为了制约资本的缓和危机，必须寻求能够解决 “资本扩张悖论”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持有的一整套关于剩余劳动生产、运行、分配的模式，从而在剩余劳动的生产和消费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组成基本命题的名称指称或描画一个简单对象的意义上看，“共产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以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最终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能够实现”这个基本命题摹写描画了一种基本的可能事态，即 “在共产主义社会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类自由，谈到那种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3］120。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问题，继而错误地划归于共产主义理想的 “何时实现”。从思维语言的角度看，“共产主义何时实现”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它本身的 “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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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个体占有整个社会的全部财富，自由平等劳动者的联合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社会资料，但这种联合体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说实现这种联合体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内容，则有待于历史自身的证明。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共产主义纲领的“编纂”史在历史的轨迹中总是如出一辙。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工党实现合并后，马克思对两派合并的纲领愤慨不平，“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4］。随后，马克思对纲领草案进行了严肃地批判，并写下了 《哥达纲领批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困难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签发一封给倍倍尔、白拉克、李卜克内西等人的 《通告信》，批判了他们篡改党的性质的企图，并把 《哥达纲领批判》中 “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提法，改为 “一切手段”去斗争。晚年的马克思还倾注大量精力关注法国的工人运动。
共产主义破除反对的、保守的社会主义 “翻版”，在进行综合式批判的基础上，决裂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实现自身超越。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共产主义者只有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能运用实践手段对德国社会进行现实的改造。
试问，共产主义之后又是什么呢？如果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划界理论来审视这个问题，它本身就不可言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的语言逻辑限制了我的世界，我的语言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界限；因此，我不能去思考思想逻辑限制个体思考的东西，更不能去说语言逻辑限制个体去说的东西，思想和语言本身给我们的世界划定了界限。”［2］124社会的发展是动态性过程和阶段性目标的辩证统一，共产主义社会是超越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社会形态，这本身就是据之于现实世界的 “可能”，并在 “可表达世界”的范围内显示出来，而 “共产主义之后是什么”的纠问，则把问题的界限拉到了不可触及的神秘世界以外，语言和思维无法在非事实世界的 “以太”空间中发挥其应有的描摹功能或预测反映能力。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当前人类的一个 “奋斗终身”目标，但是当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人类的 “下一阶段”或 “之后的世界”就难以从语言逻辑呈现基本事态的角度描述或呈现，因为超出了世界界限的纯粹实在是“世界之外”的世界，是语言和世界无法穿透的空间，它至多只能从 “世界是有限的”这种想法中给予描述，但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说不清楚，甚至不可言说。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之后的 “下一个世界”这个命题的最终意义本身 “不可说”，它超出了语言本身可以显示的意义，这就是 “神秘”的东西。然而，这个命题是否就意味着它是完全的 “无意义”呢？维特根斯坦把 “实在的图像”与 “语言符号系统”严格地区别开来，认为有些命题虽然不是实在的图像，也不是关于事态的有所表达、有所描述。但是它们不是绝对的 “无意义”，“它们是符号体系的一部分，正如 ‘0’是算术符号体系的一部分一样”［9］。维特根斯坦直接区分了 “无意思的”（sinnlos）和 “无意义的”（unsinning），但他同时指出，没有所指并不等于没有意义。根据这种论断不难推测，尽管 “共产主义之后”不可能用 “事实”图像显示出来，但追问这种问题却有 “意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它是人类真正自由自觉地发展自己、创造自己、也是自由王国历史的开端。因此，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之后什么是 “不可说”，是仅从 “命题是事态的逻辑图像”这个意义上来谈。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抛弃语言逻辑的脚手架言谈 “共产主义之后是什么”，是一种“独立于事实”［10］的意义，是命题和基本事态的存在与不存在可能性的 “非一致”，离开事态的图像呈现，它就只能在无限循环的症结上枯死，因而追寻 “非终极的下一端”就只能保持沉默，当然这些都不可言说。
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一书中，通过对语言逻辑性质的分析，试图构造一种语言逻辑，以此区分 “什么是有意义的命题”“什么是无意义的命题”。作为他语言逻辑的基础就是语言图像论和真值函项论，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这个命题在何种情况下为 “真”，“真”的概念成为判断 “意义”概念的依据，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描述事实［11］。这样，命题就成为整个议题的 “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如果一个命题有意义，我就可以证明它；如果命题本身是不真实的，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以此为基点，逻辑的清晰性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科学是由世界上的事实组成的真实主张”［12］。而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生产活动，作为历史的结果，决不是以抽象的、应该存在的本质来对峙于历史的现实，生产的普遍规律才是确证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起点，这是哲学实践唯物主义逻辑视域的历史生成，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语境意义中的“事态”呈现。那么，我们追问的是，共产主义的“超越”何以可能？
马克思曾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设定的否定性、实验性的探索思路。马克思一开始就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个体之假象，随后揭示了发生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中的颠倒和异化，从而将 “三大社会形式”放在历史的境遇中给予考察。马克思曾提出一个 “猴体”与 “人体”的比喻，认为如果猴体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体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话，共产主义则是发展的、更高级的健康人体。不可否认共产主义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组构而成 “类”关系的复归，超越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超越之后的 “下一阶段”又是什么呢？我们对此无法给出详尽的答案，然而这并非代表人类未来社会的 “终结”，也不能就此说明共产主义就是历史的全部。之所以无法对 “共产主义之后是什么”这种问题进行追问。究其原因在于，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事态的逻辑，我们无法知道命题背后所显现图像的 “真”或 “假”，这种命题已经处于 “不可说”世界的 “神秘”之中。正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资本逻辑运行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力思想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脱离了具体的实践形态、现实基础以及社会结构的支撑，还是无法再叙共产主义的 “后续形态”。此外，在 “超越”的外延性结构原则中重构事态命题的 “真值函项”，命题本身包容了一切可能的情况，一旦准备说出超验领域内的这种玄学事物，就会陷入语言唯我论的禁区，终究只能显示且只能保持沉默［13］。
四、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社会的彻底解放，在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统一中“确立有个性的个体”，不仅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萦，更是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在历史的阶段形态和真理的科学本质上，共产主义是人类最近的将来能够达到的存在状态。从维特根斯坦哲学关于“可说”与 “不可说”的理论划界为切入点，“共产主义必然最终实现”是一种可能事态，尽显于作为社会主体中 “个体”合规律性的活动，在揭露由资本关系所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 “精神武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从而使无产阶级的现实改造活动成为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主体和现实条件。当然，这是一种由抽象的、脱离事态的 “可能”向人类现实理性的回归。超越纯粹本体追问物质抽象性的设定，共产主义把人的现实苦难和生存困境的解决出路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承载的使命；在诊断人类解放的 “现实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一开始就诉诸历史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置于人与自然的 “和解”、人与社会的 “和谐”、人与自身的 “必然和自由”认识历史进程中。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是在人与自身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的人与人统一、人与社会统一状态的过渡。无论是从事态批判的角度还是从未来预设的角度，共产主义既不是人类 “历史的终结”［14］，也不是人类未来社会的全部，只不过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当时时代条件还不够成熟，没有对共产主义进行更多地言说，而是将 “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留给后人去做、去进一步设想罢了。共产主义完成了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理想。在资本公有制基础上的消费品个人占有制重建过程中，必须找回失落的共产主义本质，秉承共产主义的价值真理，坚定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回归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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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communism From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GONG Jintao
（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Technology＆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400067，China）
Abstract：Communism is the unity of scientific truth and value ideal.From the theory of Wittgenstein's demarcation between“the declarable”and“the unspeakable”，and with the logic boundary of“the state of affairs”and“non-exact state of affairs”，the scientific truth of communism is strengthened and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communism revisited.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programmatic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realization are“declarable”and can be clearly stated，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 over capitalism.When the communism will be realized，what the specific scheme is，and what the society will be like after its realization are generally“unspeakable”.The“unspeakable”future requires today's generation to remain silent but future generations to write up for i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communism；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he declarable；the unspeakable
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79（2019）02-0021-07
龚锦涛.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沉思——基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2）：21-27.
DOI：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9.02.004
收稿日期：2018-06-03；修回日期：2018-07-21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8SKZ021）；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18ZDZT03）；重庆市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 （CYS18324）；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 （yjscxx201803-028-15）。
作者简介：龚锦涛 （1993—），男，重庆黔江人，硕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发展研究。E-mail：cqdjz595461739＠163.com
［责任编辑 曹 琪］
标签：共产主义论文; 维特根斯坦论文; 马克思论文; 命题论文; 逻辑论文;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8SKZ021)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DZT03) 重庆市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CYS18324) 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yjscxx201803-028-15)论文;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