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成员间的纵向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家庭代际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笔者通过调研发现：青年夫妇在结婚、生育子女过程中，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呈现出失衡状态，且严重偏向于子代。代际失衡与孝道衰落、传统大家庭解体、婚姻挤压严重、盲目攀比、邻里情感疏离、村落亚文化等有关。建议通过教育转变婚恋观念、弘扬孝文化、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吸引劳动力回乡等方面来构建良好的代际关系。
关键词：婚育过程；代际关系；失衡
家庭是一个人经历社会化的重要一环。家庭代际关系对于一个家庭的和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费孝通提出中国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平衡状态，即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丙代赡养乙代的反馈模式[1]。阎云祥通过对下岬村的调查得出：农村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是孝道衰落和代际冲突,传统孝道失去其存在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2]181。风笑天认为，外出打工青年的青年期是个人社会化的特定阶段，外出务工是影响农村青年家庭进程的重大事件[3]。王跃生认为家庭代际关系是具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成员的纵向关系体现[4]。贺雪峰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了农村代际失衡的区域差异[5]。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家庭代际关系出现新变化，“家庭关系中横向的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的重心，而纵向的亲子关系重要性下降，代际关系出现下位运行”[6]。孙新华从微观角度关注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养老困境的关系[7]。已有研究都指出农村代际关系出现失衡，但对失衡原因及如何改善失衡的代际关系仍留有研究空间。笔者于2018年春节期间在B村①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调研活动主要采用无结构式访谈获得资料，访谈对象主要是农村青壮年及其长辈，内容主要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婚姻资助、婚后父母对孙辈的投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问题。调研发现：农村代际关系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恩往下流。笔者还分析了代际失衡的原因并提出构建良好代际关系的建议。
一、婚育过程中的代际失衡现象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提到“婚姻是人为的仪式用以结合男女为夫妇，在社会公认之下，约定以永久共处的方式来共同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8]124。B村地处河南中部，传统的男婚女嫁观念仍旧比较浓厚。除非个人意愿的不婚(家庭贫困、自身缺陷等)外，父母在孩子到了适婚年龄时，就会发动亲朋好友来给自家孩子寻得一门好亲事。在完成婚姻这一社会化过程中，农村代际关系呈现出失衡状态。亲代的付出要远远高于子代的付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婚姻支付依靠父母
“婚姻支付就是指结婚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投入，包括现金以及物品。”[9]113人们戏谑地将结婚前后所需要的各种投入称为“老婆本”。“老婆本”大概要包括房子(自家盖的或者在县城、市区购买)、汽车、三金(项链、戒指、耳环，有些还要求手镯)、全套新家电、彩礼等。B村是传统的北方村落，民居的构造形式为四合院，每户大概有十来间房子，即使是普通的装修，每套房屋建下来也得花费20多万圆。父母一般在男孩子18岁左右就开始翻修房屋，房子的豪华程度代表着家庭的经济实力。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车和房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标配。年轻人通过结婚获得进城定居的机会(父母为孩子结婚提供车、房)，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中便利的生活条件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对于在外务工的父母来说，为儿子操办一场婚事需要在外奋斗十来年，所以就有了贺雪峰根据河南汝南农村情况描述的“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情形发生[10]。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计划生育、少生优生观念的普及，每个农村家庭生育孩子数多是两个或一个，重男轻女的思想有了较大改变。离开学校之后，女孩们的身份就从“小闺女”变成了“大闺女”，她们的生活重心开始转向对婚姻的预期。家长在考虑让自己的女儿学什么活计、是否让她出去打工、如何教导她行为举止时，都以“找个好婆家”为旨归[11]63。父母会为女儿挑选一门好亲事，综合考量亲家的经济状况、人品等，同时父母也会为女儿准备嫁妆。之前在B村，娘家送的嫁妆主要是由男方家送的彩礼钱买单，但现在娘家一般会自掏腰包给女儿购买嫁妆，男方送的彩礼让女儿带走。女方父母准备嫁妆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女儿在婆家更有地位，免得被婆家看不起。
(二)婚后生活依赖父母
新婚女性一般都能得到高额的彩礼钱，结婚前婆家的所有家用电器、生活用品都重新购置，所以新婚夫妇婚后并不会有较大的生活开支。彩礼成为新婚夫妇的私有财产后，就实现了小家庭内部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有钱的全是小媳妇”。过去“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情形已不存在，儿媳妇往往成了家里地位最高的人，婆婆反而成为家里的“保姆”。家庭内部大事小事的决策权交给年轻人，公婆在家庭内部只有办事权没有决策权。例如，农村人情世故的费用支出是家庭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部分支出实际上由父母承担，但由年轻人以自己的名义送出。年轻人不用付出就能获得在村内的名声。有些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无力承担高额的彩礼等费用就不得不借钱办婚事，但由结婚欠下的债务往往由父母承担，新婚夫妇所拥有的彩礼钱也不会拿出来交给父母偿还外债，父母还需要外出打工赚钱来偿还外债。年轻人的这种行为虽然刚开始还会受到社会谴责，但是随着整个社会风气使然，这种做法已“俨然成风”，父母辈也无可奈何。在年轻人结婚后，农村家庭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经济体：婆婆留守在家，由公公外出务工来偿还外债，公婆的劳动所得属于全家人的财产，用于还债和家庭日常开销；年轻夫妇的工作所得归自己所有，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极度依赖父母，父母包揽一切家务，儿孙坐享其成。公婆省吃俭用，将家庭开销除去后的盈余用于还债。通常刚缓解了外债，就要接着为孙辈举办满月酒席等事宜，家庭的重心和中心都是年轻一代。在当地，父母辈常把自己比作家里的“免费劳动力”。
肖红卫等［8］研究的40个基因里面，其基因的产物一起构成了猪繁殖性状相关的蛋白互作网络，这些基因在153个表型中起作用，具体见表2。
(三)隔代教育压力沉重
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后，照看下一代生活与学习的重担就落在了祖父母的身上，这种祖辈对孙辈的抚养和教育就是隔代教育。祖父母有丰富的育儿经验和充足的耐心，能够将孙辈的衣食住行安排妥帖，但对孙辈的学业方面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因为祖辈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学历层次以中小学居多，孙辈的知识体系往往超过祖父母的学识范围。为了下一代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通过教育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祖辈承担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男女平等思想的普及和抚养费用的上升导致生育率下降，光耀门楣的愿望集中在有限的孙辈身上，使祖辈陷入一种焦虑的怪圈：在孙辈学业方面帮不上忙导致内心有所亏欠，容易对孩子溺爱，有求必应；这种溺爱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又进一步加重了祖辈的焦虑感。祖辈怕自己教育不好孙辈，不仅自己脸上无光，也无法对外出务工的子女交代。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很多老人忙着接送孩子上补习班，将孩子的学业视为最大的事情，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
二、代际失衡的原因
通过对B村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在农村婚育过程中代际关系严重失衡，财富流动是单向度的由亲代流向子代，但子代对亲代的“反哺”微乎其微。这与我国传统的孝文化是相悖的，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一)孝道衰落
婚育过程中亲代代际关系的严重失衡，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有很大关系。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农村劳动力回乡的条件是家乡的收入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基本持平，而这一点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投资商的吸引力，进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青壮年劳动力的回乡。政府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农民工回乡工作、创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加大在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对农民工创业的扶持力度。农民工回乡创业很大程度上仍与农业相关，地方政府应建立健全创业培训机制，积极促进高校、科研单位与创业者合作，以科技兴农，提高产品的质量与附加值，拉长产业链。创业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地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吸引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等的回流。企业发展应结合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当地第二、第三产业，使青壮年能够就近找到工作，做到工作与家庭两头兼顾，既有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又能使老年人老有所养，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二)传统大家庭解体
由于传统的内部审计方式只对企业风险的后果作出评估，而忽视了在过程上改变使其风险减少的方式。而在大数据的背景下，这不仅要求对内部审计的结果作出评估，更为关键的是要控制过程来实现内部审计。
(三)婚姻挤压严重
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他们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中务工，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造成了村民之间关系的疏远。在进城之前，由于生活条件有限，农业机械化还未普及，左邻右舍之间的联系很紧密。盖房、农活、婚丧嫁娶等活动都需要邻里之间互相帮助，“远亲不如近邻”是对其最贴切的描述。现在农村盖房有专门的建筑队，干各种农活都有专门的机械，婚丧嫁娶有专门的鼓乐班服务，专业化的服务在省时省力的同时也使得邻里村民间的交往大大减少，邻里感情变淡、关系疏远。只要手里有钱，农家操办自家大事就可以通过雇佣专门的劳动力来完成，不用花费左邻右舍太多的人力成本。“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是当今邻里之间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前邻里之间交集较多，一家有点什么事能传得全村都知道，拒绝赡养老人、不孝顺公婆的人会遭到大家一致的指责，在村里抬不起头。这类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在婚丧嫁娶、盖房农忙时不会有人来帮忙。现在这些农村事务完全可以由专门的雇工来完成，邻里更多的是方位上的距离近，而心理上的距离则远了。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入较高的家庭给收入较低的家庭带来相对剥夺感，更加剧了邻里之间的疏远。
(四)盲目攀比
农村年轻人虽然常年在外奔波，但由于祖辈间的联系，其对附近村落各家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拉家常”是人们信息传递的一条重要途径，范围涵盖娶妻生子、生老病死等，有关孩子结婚成家的事情传播得尤其快，比如某家的彩礼钱数目、嫁妆、儿子儿媳的收入等。近10年来，农村青年结婚的标配实现了由摩托车到电瓶车再到汽车的逐步升级，尤其近3年来，汽车已进入农村普通家庭。没车的家庭为了不落后于其他人家也争相购买汽车，以此来显示自家的经济实力并获得优越感。有些家庭宁愿向亲戚借钱甚至贷款也要将婚事大操大办，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以赢得自家在村子里的面子。村民了解到其他人家的婚事花销，也会以此标准来操办自家事情，至少不能比别人家的差，使得婚事标准不断攀升。最典型的是彩礼由原来的“1 001圆(千里挑一)”“10 001圆(万里挑一)”变为“万紫千红一片绿(15万圆左右)”。笔者了解到，以前农村青年结婚只是请个司仪来主持婚礼流程，现在农村青年结婚，每家每户结婚都要请歌舞团来表演节目助兴，且婚事的规模和花销也越来越大。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攀比心理作祟。盲目的攀比心理势必会导致高额的婚礼费用支出，娶个儿媳妇基本上花光了整个家底。婆家为避免儿媳妇提出离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彩礼在婚后主要是由儿媳妇掌握，儿媳妇自然成为家中地位最高的人。
(五)邻里情感疏离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可供选择的女性比例失调而导致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照传统的标准或期望来选择未来配偶的现象。”[13]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外出务工与“再社会化”同步进行，城市中的平等、自由思想也逐渐被外来务工人员接受，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青年人。开阔的眼界、便利的城市生活相应地提高了女性未婚青年对配偶的要求，婚姻挤压也就由此出现。女性未婚青年更倾向于嫁入城镇，对配偶要求条件好于自己，包括家庭经济实力、学历、能力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女孩不下嫁”。家庭条件不好的男孩子就很难完婚，未婚男性一旦错过了最佳婚龄就可能沦为光棍，而他们未来的生活水平会远远低于同龄人。笔者发现，B村当地男性未婚青年人数远远大于女性。为了掌握主动权，男孩父母很早就开始发动亲朋好友帮自己孩子介绍对象。在农村，光棍家庭是被人看不起的，在村内事务中处于边缘地位，父母在儿子适龄阶段不计成本地操持婚事、翻新房屋、提供高额彩礼等一切付出都是为了提高儿子在婚姻市场里的胜算几率，避免自己孩子沦落为光棍。
(六)村落亚文化
亚文化是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化[14]69。B村也是一个小社会。在主流价值体系之下，这个群体中的人们会有一种大家所遵循的价值体系。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分层理论，可以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综合考察社会分层情况。在农村，村民的同质性较强，人们在权力方面的差距不大，外出务工会导致村民在经济和声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可以将其划分为贫困家庭、一般家庭和富裕家庭。富裕家庭在村子里能获得较好的声誉，得到较多的社会资源。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农村家庭不惜负债也要借婚嫁大事赢得在村庄内的面子。在所有人都以此为价值取向时，父母就陷入一种无奈的境地，不得不顺应村庄的亚文化。
三、重构良性代际关系
父母给子女操办婚事、料理家庭、养育孙代，承担着超负荷的压力，代际关系呈现出一种失衡状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成员一起劳作，家庭财产由老人分配，子代只有继承权，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产效率低下，家庭内部利益相对均衡。大家庭内部的成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庭成员在老人的领导下劳作生活。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大家庭内部分化出若干个核心家庭，形成不同的利益小团体，老年人失去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传统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转移。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教育功能由学校承担，子代通常比亲代文化水平高，接受新生事物及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文化反哺由此产生。“文化反哺就是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12]原来对老年人的评价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老年人成了“落后、淘汰”的代名词。打工潮的兴起使得外出务工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子代掌握着比亲代更多的财富和人脉，自我意识觉醒，老人权威下降。随着老人地位的下降，以老人为核心的大家庭也就进一步瓦解。
(一)转变婚育观念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青年人的素质，转变青年人过度向父母索取、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现状。有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对中国人口初婚年龄分布存在明显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男女其初婚年龄存在明显向后延迟现象[15]。农村青年辍学后，早婚早育使得父母承担较大的压力。同时，还要提倡节俭婚恋新风尚，避免婚事大操大办，邻里街坊之间不盲目攀比婚事排场，将多余的钱财用于婚后家庭的长远发展。对于处在代际失衡另一端的父母辈，也要转变思想观念，学会适度放手，避免帮青年人大操大办，要给青年人自己奋斗的机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我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孝道。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人们的行为准则以利为导向，逐渐淡化了传统的德孝文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相关地方及上级部门可以借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良好的孝文化氛围，改善孝道衰落的现状；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寓教于乐，拓宽孝文化传播的途径；开展“孝模范”宣传表彰工作，引导人们对老年人的关注。青年人对老人的赡养，不仅要在经济上提供支持，也要做到日常照料和精神孝顺，使老年人安享晚年。
(二)弘扬传统孝文化
后评估作为检验配电网规划成效、改进配电网规划工作的手段之一，其重要意义已得到广泛认知，电网企业在加强配电网规划工作时普遍提出了后评估的要求。
(三)运用法律法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现实生活中，子女通常会给父母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对父母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往往有所欠缺。子女应重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做到经常探望及电话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部门应根据老年人实际的生活需要与困境，不断地完善对老年人权益的保障。目前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法律层面对老年人医疗卫生、精神生活及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保障，但很难解决老年人面临的具体困难。笔者发现，在农村，即使存在子女不赡养父母的情况，父母也基本不会选择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首先，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水平较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诉诸法律措施。其次，即使子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在情感上还是倾向于子女，仍旧不舍得与子女对簿公堂。“家丑不可外扬”，更别提与子女打官司。最重要的是，老年人认为即使法律强制子女对其赡养，但是自己肯定会受气，还不如自己单独过。道德的教化能力是有限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能够守住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底线。相关部门人员要及时了解农村老人的困难，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及时制止。村干部等成员应掌握村内的第一手情况，遇到代际纠纷和不赡养、虐待老人的子女，要及时寻求相关专业人员介入进行调解、规劝，对屡教不改者要帮助这些老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更要关心老人在纠纷过后的情况，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四)依靠经济发展吸引劳动力回乡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人口流动加剧，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中坚力量往往奔波在外，催生出留守父母和留守儿童。村中六七十岁的老人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冠心病、哮喘、腰间盘突出等疾病，但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得不承担起养育孙辈的重担，有些老人还要照顾所有子女家的孩子。儿子儿媳外出务工的年限与父母的身体状况息息相关，如果老人得了疾病或者丧失了劳动能力，外出务工的儿媳就不得不返乡照顾家庭，家庭也会因此减少一部分收入，所以公公婆婆的健康状况也是婚前女方家庭考察的一个重点。笔者听很多的儿媳都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公公婆婆虽然当下要照看孙辈，但等到以后丧失劳动能力时还得做儿媳的来照顾。子辈把父母帮自己带小孩与赡养父母视为一种等价交换，相反若父母没有帮自己带小孩，也就不用履行赡养责任。笔者也了解到，纵然有些父母为儿子儿媳忙碌了一辈子，到头来仍然得不到儿子儿媳所承诺的照顾，生病的公公婆婆通常由自己的配偶或女儿进行照顾。
本组患者实施阿卡波糖(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20202,2010-01-18;生产单位为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治疗,具体措施:用药第1-3天使用剂量为50mg,用药第四天使用剂量为100mg,每日3次[3]。
四、结 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的和睦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自改革开放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呈“候鸟式”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小家庭富起来的同时，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年轻夫妇为主体的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的中心与重心，亲代的生活生存现状不容乐观，代际关系严重偏向于子代。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青壮年要自觉践行“孝”道，老年人也要学会放手，形成“父慈子孝”的良好家风；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依靠经济发展不断吸引劳动力回乡，使年轻一代能兼顾工作和家庭，改善失衡的代际关系，树立良好家风，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注 释：
Comments on Oil Recovery Treatments……………CHEN Hualan, ZHOU Yan’gao(1·28)
详细了解后，才知这娃生来命苦，幼年时父母双亡，由爷奶养大成人。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孤儿”。考虑长远的爷爷生前把养牛的手艺传授给他，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长混口饭吃。无奈手头没钱，养牛不成，之后加之娶媳妇又遭挫折，一时精神受到打击，最后自暴自弃，成了村里半精半傻的年轻人。
① 本调查点B村位于河南省中部,距离县城14千米,截至2018年春节,全村有1 304人,均为汉族,耕地面积约1 600 008平方米,人均1 227平方米,家计模式为半工半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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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mbal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Process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Investigation Based on B Village in Henan Province
XIONG Fengshui, LI Guangme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amily member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have also changed. Researches have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of the young coupl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family presents a state of imbalance and tilts heavily towards their descendants. It is considere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imbalance is related to the decline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big family, to the routine life that is severely pressed by the marriage and the unrealistic envy at the others, to the alienation of the neighborhood emotion and the subculture of village.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a goo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through education be built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love affairs, to carry forward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and to attract the labor forc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Key words: process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relation among generations; unbalance
DOI:10.3969/j.issn.1674-5035.2019.04.007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035(2019)04-0038-06
收稿日期：2019-04-13
作者简介：熊凤水(1980-),男,安徽宿松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编号:16BSH06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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