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知是其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因素之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时期的陈独秀曾高度赞扬二月革命，在巴黎和会及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思想上转向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开始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苏俄“劳农政府”的真实面貌，并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工人阶级的状况。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彻底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战争”在社会改造中的关键作用，开始积极宣传十月革命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关键词】五四时期 陈独秀 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 思想认知
五四时期或五四运动时期(1)关于五四运动的时间段，学界尚无定论，总体而言分为广狭两义，狭义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广义则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时起，至1923年科学论战止。本文采用广义的观点。具体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7页。，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不仅爆发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些事件，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论述概括了十月革命与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从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出发，学界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进行了深入分析，虽然表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认知和态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代表性文献主要参见郭 辉：《陈独秀“十月革命”认知之心路历程》，载《安徽史学》，2018年第1期；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载《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项佐涛 孔寒冰：《十月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解读中国人的十月革命观》，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但却未深入探讨十月革命与其思想转变之间的具体关系。本文以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为例，探讨他对十月革命的认知与其思想转变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转变的研究。
一、思想转变前陈独秀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认知
1917年，风雨飘摇的罗曼诺夫王朝深陷“一战”泥潭，就在此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抓住时机，于俄历二月发动革命，一举推翻了俄皇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二月革命爆发的消息迅速传至国内。《晨钟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俄国革命的状况，强调革命党人建设民主国家的诉求，如《晨报》发表的《俄国大革命》一文指出：“革命军之宣言书要求建设民主国。”[2]高度关注欧战战况的陈独秀对此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从“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出发，推测战后世界大势，认为欧洲历史会“全然改观”，其中最主要的是“新俄罗斯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将蔓延于德、奥及一切师事德意志之无道国家”。因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与“一切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战。”[3]陈独秀之所以高度赞扬二月革命，与他当时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此时的陈独秀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法兰西式”的民主共和国。但是从当时的国内环境来看，一方面，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死灰复燃，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通过军事实力和政治权谋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一心谋求复辟帝制，实现个人专制统治，使得民初的各项民主措施昙花一现；另一方面，在美国“门口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各国纷纷扶植封建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在内忧外患的民初政局中，如何在中国建立西式民主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陈独秀等先进分子思考的主要问题。一战的爆发及战争形势的发展，让陈独秀看到了希望。早在战争爆发之初，作为《甲寅杂志》记者的陈独秀就鲜明地指出，以德国和奥地利为首的同盟国发起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他还指出，德奥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虽然他们“美其名曰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事实却是“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战耳”，为“侵犯他人自由而战”[4]。随着战争的发展，战争的正义力量开始显现，特别是二月革命的爆发，让陈独秀看到了曙光。他认为，二月革命的意义并非在俄国推翻了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二月革命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民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结果，是民主主义对封建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最后涤荡。他还认为，我国“应执戈而起”，借助这一正义的东风，加入协约国集团，“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5]，以扫平国内的封建主义和侵略主义，为民初混乱的政局寻找新的出路。
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的陈独秀对于几个月后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不仅关注极少，而且表示质疑。从五四运动前《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发表的与十月革命相关的文章来看，只有不多的几篇报道谈及军工代表及列宁派。其中，一是对于十月革命前夕俄新政府的内阁改组后引发的“国中秩序纷乱”，《新青年》进行了详细报道，指出俄内阁改组导致一些重要地区“宣布脱离临时政府“，士兵“不欲听命长官，自由行动以致大受挫败”，内地“罢工风潮兔起鹄落”，政府中稳和派“相继去职”，而科伦斯基等“竭力维持秩序自任不能即收效果”，军工代表会议“权势日张，尽至总揽国政，左右政府方针”[6]，总之就是混乱不堪。二是十月革命爆发后，对过激派(列宁)的评价：认为他们“只限于局部的行动，不能联络成统一的政府”，因为他们掌握着“俄罗斯本部的食料”，“人民为求食起见自然要拥护他们”[7]。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此时陈独秀认为，过激派扰乱了俄国国内的民主建设，是通过一些手段争权夺利之徒。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8]的行为，对十月革命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及其后成立的一个政党统治全国的做法表示质疑，指出“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不仅应当“排除武力政治，无论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劝他们把这有用的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 ，还要“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9]。对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陈调侃地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通选举，优待劳工，补助农民，尊重女权等方法，来消弭社会不平之气。但是这种稀奇古怪的外国事，比共和民权更加悖谬，自古以来不曾有过，一定传不到我们中国来，即便来了，就可以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将他挡住。”[10]
总之，从当时陈独秀的思想发展来看，他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截然相反的态度与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虽然早在留日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接触过包括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思潮。但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是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实现之后、经济社会高度发达之后才能够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11]。因此，这时他迷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科学，向往法兰西文明，当有人把社会主义视为“近世文明之真谛”、希望陈独秀能够进行宣传时，他不仅拒绝，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12]在陈独秀看来，此时的中国尚未实现资本主义，何谈社会主义？因此，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视角，一方面，密切关注欧战战况及其对世界局势的影响，认为欧战是世界民主主义对抗封建主义、侵略主义的正义战争，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在欧战影响下，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是民主主义和正义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他始终站在“爱国君子”的立场，希望我国也能够顺应潮流，加入这一正义之战，对内结束军阀混战，对外推翻侵略主义，以期建立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
Five hundred and ninety-seven patients were enrolled.We excluded fro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five patients for incomplete data and 79 cirrhotic patients becaus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scites and peripheral edema on nutritional parameters.
二、思想转变过程中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知
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及国内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让陈独秀看到了劳动群众的力量，此时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在中国建设西式国家的愿望，希望在中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他开始认识到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必须唤起广大群众的参与，唤起“劳动者底觉悟”，“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他认为，尽管中国的劳动运动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是“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25]。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新青年》七卷六号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在该期，陈独秀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提出要预防中国的工业“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要“由个人的工业进步到社会的工业”[26]。在《答知耻》中他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工人的工资问题，指出：“工人劳力所产生的价值，远在他们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27]为了进一步帮助工人争取权益，他创办《劳动界》周刊，为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奔走疾呼。从此时陈独秀倡导建立“劳动者国家”的言论和实践可以看出，他虽然已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更多地是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在建设劳动者国家的具体方法上，他指出，建设劳动工人的国家“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工人们要“有自觉、有团结、将来以无数小工会，联合成一大工会，那时我们劳动的国家，就不难实现了”[28]。他呼吁工人团结起来，以工会的形式与资本家阶级进行对抗。
(一)巴黎和会失败，西方迷梦破碎
二是通过建立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单独协商体系，保障各社会组织的联系。就目前而言，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于社会治理的能力还比较低，而政府治理很强，要以政府为主导，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建立行之有效的协商机制。同时根据现实需求，政府保障各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同时政府应该尊重社会运行规律，并通过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和沟通平台，与各组织一起建立和研究相关社会政策，直至将其纳入已有法律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其中，“一大”指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教育信息化从1.0时代进入2.0时代[1]。教育信息化2.0将更注重经济地从广泛可获取的、大容量的、不同结构和类型的数据中获取教育价值。其突出优势就是分析事物注重“量化证据”，不仅仅揭示因果关系，而且揭示相关关系。同时，数据也是实现“人本”、“生态”、“智能”三要素协同发展的前提[2]。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等设备的兴起，移动学习愈发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这些幻觉在凡尔赛和会开始后，就逐渐破灭了。从巴黎传来一个震惊中国人的消息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男爵1月27日在五强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和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保证在战争结束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几个岛屿之领土权”[14]。得知此消息后，陈独秀立即发表文章进行斥责，指出和会“由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公理何在？”“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可以叫他做‘威大炮’”[15]。紧接着4月下旬，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入北京。陈独秀对西方的幻想彻底破灭，他愤怒地写到：“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16]他开始认识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总之，是“强权世界”[17]。他认识到通过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实现民族独立、争取国家主权是不可能的，“世界和平与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8]。于是他号召全体国民起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指出只有“强力”才能拥护“公理”，只有“平民”才能征服“政府”。对于十月革命，他开始表示同情，指出“过激派(指布尔什维克)的行为，纵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19]这里，陈独秀认为不应该抹杀布尔什维克推翻专制主义的功劳。
(二)社会实践失败，告别无政府主义
就在陈独秀致力于在中国建设“劳动者国家”之时，中俄边界交通的正式打开，使得陈独秀对苏俄政府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由于中国各大报刊没有驻外记者，国际新闻几乎都靠外电，关于十月革命及其后俄国国内情况的消息，大部分是国人对英国的路透社和日本东方通讯社报道的转载或转译。“这些通讯社怀着对苏维埃国家的切齿的仇恨，对俄国革命进行了一系列污蔑歪曲和诽谤，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布尔什维克称为‘乱党’、‘暴烈党’、‘过激党’、‘激烈派’或‘极端派’，不止一次地发布：‘过激党政府现已动摇’、‘过激派目前在俄国实力极为薄弱’等荒诞无稽的消息，并且还在新闻中有意识地扩大苏维埃国家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遭遇到的种种困难”[29]。这些消息自然混淆了国人的视听，但是随着中苏之间信息的畅通，苏俄的真实面貌开始展现在国人面前，陈独秀认识到“Lenin一派Bolsheviki的由来”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开会讨论是否和Bourgeoisie(工商社会)妥协时，不妥协的列宁派占了多数，“因此叫做Bolsheviki，英文叫做Major group，并不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30]，认识到列宁与李卜克内西的第二国际的主张相同，他们“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31]。他还将列宁政府划入“进步”的政府，指出“进步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32]。
自我教育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教育是指向人的，但作为“人”的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有研究者认为：“无可置疑，教育要开发人的智力、能力（包括道德判断能力等），要开掘人的大脑潜能等。但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发展人之发展的动力，授人以自我发展的‘发动机’和‘钥匙’，并不断提高他们的能量与功能范围。”[8]通过自我教育，个体能够认识不断变化、发展中的自我，进一步实现对超越自我的更新性成长的追求，并最终成为具有积极生命情态和富有生命活力的健康的个体。
(三)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与苏俄“劳农政府”
然而，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自己的社会实践遇挫以及苏俄政府形象变化后，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逐渐从西式民主的迷梦中清醒，在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中转向马克思主义。
虽然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他并未像李大钊一样迅速转变为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信徒，而是进行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尝试。德国革命后，在“反省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欧洲“社会党运动”开始兴起，“社会主义思潮”逐渐风靡全球。一时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蜂拥而起，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9年底，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首先提出了工读互助的主张。本来就对无政府主义充满同情的陈独秀(3)《新青年》宣传中包含着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如：1915年11月15日出版的《青年杂志》1卷3号中，刊登了《欧洲七女杰》一文，把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列为第二名“女杰”，称赞她“为人类牺牲之信念”，“无往而不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祸福非所记也”。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时也与无政府主义者过从甚密，而且作为《新青年》编辑，他似乎也很愿意发表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如黄凌霜、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介绍托尔斯泰、推广世界语和勤工俭学等方面的文章便刊登在《新青年》上。1918年3月20日，他还在无政府主义刊物《劳动》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人生真义》，该文最初发表在1918年2月的《新青年》上。与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积极响应。陈独秀不仅称赞“克罗马(即马克思)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克鲁泡特金)底互助论”是“我们持论底榜样”[20]。而且积极进行宣传，“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21]。他们在《新青年》和《民国日报》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组织募捐活动并指出，互助团“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宗旨。互助团成立后规定，团员每人每日必须工作4小时，生活必需品由团体供给，教育、医疗和书籍费也由团体供给，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通过工读互助团的逐渐推广，可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22]。在北京互助团的影响下，全国兴起了互助团热潮，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扬州等地也先后成立或准备成立类似的团体。
总之，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对西方国家彻底失望的陈独秀在思想上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积极支持并宣传北京和上海等地兴起的工读互助实践；在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中认识到工人群众的力量，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工人的劳动状况，创办《劳动界》以“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33]，为改善工人的工资工时及教育问题奔走呼号，希望工人能够组成工会，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建设劳动工人的国家。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让他放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尝试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中苏边界交通的畅通以及苏俄劳农新形象的确立，使陈独秀认清了马克思主义与苏俄政府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胜利将会导致“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预料到不论反对者对它如何“极口痛骂”，历史学家都会“把它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4]。
但是，这些工读互助团体由于经费不足、脱离实际，没有坚持多久就相继以失败告终。工读互助的实践经验让陈独秀认识到“这个社会绝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23]，认识到“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绝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24]。正是在这些互助团试验失败的过程中，他开始放弃空想社会主义的尝试，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德皇逊位，一战结束。对于这样的战局，陈独秀欢呼不已，在他看来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是“民主共和”对抗“封建主义”，“正义战争”对抗“侵略战争”，“自由平等”对抗“帝国强权”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战的胜利对于中国而言，不仅第一次能够从帝国主义(德国)手中收回权利，而且有助于我国“抛弃军国主义”[13]，废除军阀把持政权，建立民主国家。
三、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知
如果说巴黎和会、工读互助实践、对劳工群体的关注及苏俄新形象等因素使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中国工人群众的状况，希望通过工会的形式在中国建立劳动工人的国家，那么，随着维经斯基的访华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他彻底放弃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马格斯修正派”[35]，只有“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36]，继而投向了列宁主义的怀抱。
One day, with no money to buy lunch, a poor boy decided to ask for a meal.However when a lovely young woman opened the door. He was very 1)nervous.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先到北京，然后到上海指导陈独秀建立共产党，给这两地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仿佛忽然间给陈独秀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大门[37]。在维经斯基的影响和帮助下，陈独秀彻底成为了一名列宁主义者。这体现在1920年5月停刊、9月复刊后的《新青年》杂志上，不仅首篇就刊登了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而且开辟了介绍俄国现状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其中，在《谈政治》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破资产阶级的旧政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38]，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青年”“妇女”和“劳动”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进行改革不可。此后，面对以张东荪为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以俄为鉴”的质疑，陈独秀进行了坚决驳斥，他坚信中国已经深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应该“以俄为借”，非按俄国方式速行“社会革命”则难以挽救危局。他指出：“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39]他认为，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改造中国的方式只能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40]总之，只有学习苏俄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才能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此时，投入列宁主义怀抱、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流派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演变有了深刻认识，他发现自己早期接触到戴季陶翻译自日本的“柯祖基”等为社会民主主义，只有用阶级战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41]
因此，对苏俄通过阶级战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高度认可的陈独秀，发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之处。他开始强调十月革命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一方面，他逐渐将十月革命经验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将十月革命视为中国革命的榜样，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与十月革命的前途一样，是通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42]。他倡导“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因为他认为十月革命“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经济胜过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个有力的暗示”[43]。他还强调十月革命动员工农参加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认为十月革命给了工人农民政权、给了工人农民土地与自由，因而获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与援助，削弱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从而保住了革命的胜利[44]。另一方面，他还多次撰文肯定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将十月革命视为“世界革命之开端”。他认为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自十月革命后，“多年不能解决的俄国境内诸小民族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俄更进而援助近东、远东诸弱小民族与被压迫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这些事已足以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比在工农解放运动上更为成功”[45]。他甚至改变了自己一贯对威尔逊的看法，将列宁与其作比较，认为“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都已经不是还有讨论余地的理想了”。因为，在十月革命后的几年中“苏俄仍旧是继续列宁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46]。
结语：本文通过分析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知与其政治立场的转变之间的关系发现，陈独秀成为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天时、人和、地利”三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十月革命只是促使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因素之一，换句话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对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促使陈思想转变的“天时”；在种种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自身是其思想转变的“人和”；中国边界的畅通及来自苏联的推动是陈思想转变的“地利”。具体来说，在陈独秀思想转变之前，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高度赞扬二月革命，一度对十月革命采取排斥的态度；但是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他开始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从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方略，五四运动的爆发，特别是在六三运动中，他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他最先接受的是来自日本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他当时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已经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一度希望工人组织工会对抗资本家阶级，建立劳动者的国家，说明这一时期陈独秀已经阅读了《资本论》，而他阅读的《资本论》很大程度上是戴季陶在1919年11月开始在《建设》和《觉悟》上翻译、连载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这一时期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主要是考茨基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所著讲解书的翻译[47]，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陈独秀已经具有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中苏边界的畅通，苏俄对华的友好态度(4)主要指1920年3月底传入中国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中国。及崭新的劳农政府形象使得陈独秀一改对列宁政府的印象，逐渐认识到列宁政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随着维经斯基的到来，使陈独秀了解了完全不同于他过去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使他从俄国的生动事例和俄国人所带来的理论材料中，看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同世纪变革运动结合起来的巨大意义，正式沟通了陈独秀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的联系[48]，他明确提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49]。
[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俄国大革命》，载《晨钟报》，1917年3月17日。
[3][4][5][9][11][12][13]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147、323、418、165、283、456页。
[6]《俄国骚乱与内阁更迭》，载《新青年》，1917年第6期。
[7]《俄罗斯之混沌状态》，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3期。
[8]《国外大事述评·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4期。
[10][15][16][17][18][19][20][23][24][25][26][27][28][30][31][32][34][35][36][38][39][40][41][49]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36-37、91、98、90、37、173、296、309、226-227、232-233、234、241、132-133、133、157-158、80、255、347、257、307、348、349、257页。
[14]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25页。
[21]张允侯：《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0页。
[22][37]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226、233页。
[29]方汉奇：《新闻史料“十月革命在中国的报刊(1917-1921)上的反映”》，载《新闻业务》，1957年第11期。
[33]《(劳动界)出版告白》，载《民国日报》，1920年8月17日。
[42][43][45]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391-392、537-538页。
[44][46]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158页。
[47]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48]杨奎松：《社会主义从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载《学术界》，1987年第5期。
收稿日期：2019-07-22
作者简介：信 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和发展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9JD710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邢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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