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MEGA编辑和出版的马克思新文本（以及已出版文本的更为科学可靠的新版本），是激发西方马克思学问题意识的外部因素。西方马克思学自身的学术积累，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演变的真正内在动力。一个多世纪以来萦绕西方马克思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决定论与主体性问题，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把握问题。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学；发展演变；内在逻辑；MEGA编辑
考察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和演变，必然绕不开苏联马克思学。与MEGA1和MEGA2编辑工作相伴而生的苏联马克思学，是推动西方马克思学发展和演变的外部因素，而西方世界自身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语境）的变化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和演变的内部因素。
一、苏联马克思学的影响
毫无疑问，苏联马克思学是在列宁支持下由梁赞诺夫开创的。梁赞诺夫所使用的是“马克思研究”一词。换句话说，在梁赞诺夫那里，“马克思学”有实无名。“马克思学”一词的首创者吕贝尔自称是梁赞诺夫的真正传人和衣钵继承者。当然，在吕贝尔那里“马克思学”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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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马克思学与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既有交叉，又有区别。这从梁赞诺夫主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时同时推进MEGA1编辑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编辑工作就可以看出来。随着MEGA1的夭折，就只剩下了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独唱。这种情况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开始改变，马克思文献学、马克思文本和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特别是以拉宾、巴加图里亚、维戈茨基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文献学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很快在国际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
新的解读视角无疑会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形成很大冲击。但是，仅仅是解读视阈的变换，并不能真正推进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积累，最终会沦为各种时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学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其学术性，在于其面对马克思文本本身，可以以《1844年手稿》①本文统一使用《1844年手稿》指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史为例来加以说明。西方马克思学所谓“两个马克思”（即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话题产生的背景，是《1844年手稿》的出版。在《1844年手稿》出版之前，卢卡奇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已经在西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卢卡奇对马克思《资本论》物化思想的解读（其实质是人本主义解读）缺乏进一步的文本支持，而《1844年手稿》的出版就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1]②参见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1844年手稿》的解读一开始就是带有合法先见的。这就可以理解，《1844年手稿》最初一批研究者马尔库塞①研究《1844年手稿》的代表性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年）。、列斐伏尔②研究《1844年手稿》的代表性成果是《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后半部分“人类的产生”（1938年）。、弗洛姆③研究《1844年手稿》的代表性成果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年）。何以最终都走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巴黎手稿》④收在MEGA1/I/3（1932年），其中包括《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的编辑出版和文献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质疑《1844年手稿》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的合法性。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1844年手稿》的早期研究者基于合法先见而对文本做的过度解读就凸显出来了。而注重学术性的西方马克思学家，比如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罗扬，就通过对《巴黎笔记》文献学的深入研究，得出了《1844年手稿》只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结论，并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抬高《1844年手稿》、把它看作完整著作的做法。马克思学研究并不排斥解释学，但宣称“作者死了”的马克思文本解读，显然是与马克思学相悖的。因此，苏联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文本（特别是手稿）的编辑出版，为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解读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历史已经表明，苏联马克思学的马克思版本编辑和文献学研究，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和演变的原动力。
4.规范设计实验流程和实验方案。设计和实施实验，必须有环环相扣的规范性实验流程和实验方案，任何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导致实验结果的偏差甚至致命的错误和失败。每一个实验项目的流程和方案都必须符合该实验的特殊要求。实验的过程是任何环节都不能允许出现差错的。
苏联马克思学的原创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没有发表的著作手稿以及书信、笔记）的编辑出版；二是马克思著作的文献学研究。还以《1844年手稿》为例⑤朗茨胡特和迈耶尔版和MEGA1版都是出版于1932年。不过，在具体的出版日期上，MEGA1版晚于朗茨胡特和迈耶尔版。。尽管朗茨胡特和迈耶尔抢先出版了《1844年手稿》（收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第1卷），但公认MEGA1版是更为可靠的版本（朗茨胡特和迈耶尔版缺少笔记本Ⅰ，而且是以Ⅲ、Ⅱ、Ⅳ的顺序编排⑥笔记本IV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摘录。MEGA1/I/3没有把笔记本IV与笔记本VI、II、III编排在一起，而是作为MEGA1/Ⅰ/3的“附录III”放在该卷的最后部分。），而1981年出版的MEGA2版相对于MEGA1更为科学（特别是其原始顺序版⑦MEGA2版同时以原始顺序版和逻辑顺序版两种形式呈现。）。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弗洛姆利用的都是MEGA1版。朗茨胡特和迈耶尔、吕贝尔、克拉德在马克思文本编辑方面与苏联马克思学家的工作平行，甚至还早于他们⑧吕贝尔在编辑法文版《资本论》时，较早关注到恩格斯的《资本论》第2、3卷编辑稿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3卷手稿的关系问题。，但这毕竟是少数情况。大多数新发表的马克思文本是由苏联马克思学家编辑完成的⑨随着1960年代MEGA2编辑工作的正式启动，东德马克思文献学家（如陶伯特）做出了许多一流的考证工作。，并直接推动了西方马克思学问题意识的形成。
传统本科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培养人才，忽视对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的培养。所以，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的文化功底、艺术修养不足，思想品德、心理素质等普遍不高。因此，必须转变过去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重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的培养[4]。
1.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次经过删节发表在1902年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斐·拉萨尔的遗著》，全文发表在1927年出版的MEGA1/I/1。随即出现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英文译本。随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公开问世，西方学界开始陆续出现一批集中讨论马克思与古希腊哲学之间联系的文章。例如：《卡尔·马克思论希腊原子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与古希腊》《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等等⑩ 参见Cyril Bailey,“Karl Marx on Greek Atomism”,inClassical Quarterly,Vol.22,No.3-4,1928,pp.205-206；Henry Mins,“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inScience&Society,Vol.12,No.1,1948,pp.157-169；Rolf Sannwald,Marx und die Antike,Zürich:Polygraphischer Verlag,1957；John Stanley,“The Marxism of 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i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33,No.1,1995,pp.133-158.。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两个马克思”问题。众所周知，《1844年手稿》的出版引发了以马尔库塞、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家的“两个马克思”解读。马尔库塞是抬高青年马克思①抬高青年马克思，包括强调《1844年手稿》是一部完整著作而非手稿性质的未完成稿。如前所述，罗扬通过文献学研究否认了这一点，从而就对抬高青年马克思的做法做了釜底抽薪。，而阿尔都塞是抬高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拨，但他们都坚持有“两个”不相兼容的马克思。抬高青年马克思、贬低老年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遭到了以吕贝尔为代表的学院派马克思学的批评。吕贝尔基于对马克思文本的全面把握和深入解读，强调马克思早年形成了人的解放这一共产主义乌托邦（伦理学）思想，这一思想贯穿马克思的一生，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工作重心转向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科学论证②吕贝尔在“社会主义和道德”一文中有细致的分析，参见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萃[M].郑吉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2-70.。随着196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大纲》研究热潮的出现，严肃的马克思学家（比如麦克莱伦）发现马克思早期《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大纲》中重现。当然，麦克莱伦的这一观点也遭到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恩的质疑。克拉德对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研究，更是强调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贯穿一生。阿尔都塞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的“断裂说”虽然影响深远，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学院派马克思学者的批评，认为它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越来越多的学院派马克思学者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这种发展总体来说是连续的，不是一种断裂。学院派马克思学的这种研究是学术性的，实实在在地推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深化。
具体情况如下：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手稿与马克思《博士论文》一起发表在MEIGA1/I/1，但它并没有像随后（1932年）发表《1844年手稿》那样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不过，1950年代意大利新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做了深入研究，并对其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出版了论文集《卢梭与马克思》。德拉-沃尔佩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哲学；二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科学辩证法。
3.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在MEGA1/I/1之前，梅林的《马克思传》（1928年）只是提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几篇代表性政论文章，如发表在1927年MEGA1/I/1的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政论文章共计26篇（含1篇《声明》）。不过与1975年出版的MEGA2/I/1相比（35篇），MEGA1/I/1所收篇目还不够齐全，而且还有一篇被认为作者是马克思的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其真正的作者是费尔巴哈。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1954年德文版）仍然把该文看作是马克思的作品①参见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丕坤，王以涛，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309.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以1959年的俄译本为翻译底本，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1957年的德文版。，这说明科尔纽依据的文本仍然是MEGA1/I/1。尽管将《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排除出马克思作品的决定性工作是由西德学者作出的②1967年前西德学者汉斯·马丁·扎斯在《国际社会史评论》第12卷发表《是费尔巴哈而不是马克思:关于〈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的作者》,以严密的文献学考证对MEGA1编辑者梁赞诺夫关于该文作者“肯定”是马克思的考证提出质疑。1975年陶伯特和舒芬豪艾尔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集》上发表《是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关于〈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的作者》，支持扎斯的考证结论。1975年出版的MEGA2/I/1就把《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作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排除在该卷之外。，但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政论文章的全面甄别和编辑工作，却是由苏联和东德马克思文献学家（特别是直接参与MEGA2编辑工作的文献学专家）完成的。
第四，对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解读。总体来看是西方马克思学没有从苏联东德马克思学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而西方马克思学则受到苏联东德马克思学的猛烈批判。比如拉宾就写过对西方学者解读《1844年手稿》研究成果的批判。但也有一个例外。20世纪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维戈茨基不但在国际心理学界自成一派，而且他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内化观念理论）不但影响到伊利延科夫，而且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引起西方马克思学者的关注，成为西方马克思学新发展的重要灵感来源。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EGA1的《大纲》编辑工作始于1927年，到1931年《大纲》的辨认和打字工作全部完成。《大纲》原计划1931年在MEGA1第二部分第6卷出版，但随着1936年MEGA1的夭折，《大纲》德文原文版1939-1941年在莫斯科单独出版。《大纲》的出版正逢二战，而且是在莫斯科出版，因此几乎完全不为西方所知。西方马克思研究者对《大纲》的研究始于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⑥罗斯多尔斯基（1898—1967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伦贝格（今属乌克兰利沃夫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维也纳并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数年（作为通讯员），属于托洛茨基派。。1948年，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难到美国的罗斯多尔斯基，在一个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大纲》，从此开始了对《大纲》（特别是其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从1952年开始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评论》杂志发表。罗斯多尔斯基开创了《资本论》形成和创作史研究的新领域，其代表作是1968年在西德以德文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资本论〉1857-1858年草稿》(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Der Rohenwurf des Kapital 1857-1858)⑦中译本参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M].魏埙，等译.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53年，《大纲》在东德重印，《大纲》文本才得以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在《大纲》研究方面，除了罗斯多尔斯基之外，日本学者反应最快。按照罗斯多尔斯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序言（写于1953年）中的说法，《大纲》莫斯科版出版后，日本学者高木小次郎是仅有的对《大纲》做专门研究的西方学者⑧罗斯多尔斯基也提到施密特在1962年《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提到《大纲》，认为“《大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是理解‘成熟的马克思’的一个工具。”参见〔联邦德国〕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M].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4.。按照内田弘的说法，日本在1958-1963年出版了《大纲》日译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大纲》的国家[2]257-272。随后，出现了1966-1974年的《大纲》研究时期，平田清明、望月清司等有研究成果出版。1980年代以后，日本又出现3本《大纲》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已有中译本的内田弘《〈大纲〉研究》[3]。在西德，先是莱姆布鲁赫在其1958年《苏联意识形态研究》的参考书目中援引了《大纲》新版本（即1953年东德版），并评论称《大纲》是“第一流的解释性笔记，可以用作同类章节研究的参照”[2]239-253。这得到了哈贝马斯的赞同。哈贝马斯在1960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书目提要中将《大纲》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目加以引证。随后是施密特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和克拉格1964年出版的《技术人道主义：卡尔·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和社会学》对《大纲》的评论。1968年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的出版更是引燃了西德学者对《大纲》的研究热情。赖歇尔特1970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强调黑格尔《逻辑学》是理解马克思方法的关键。1978年由28位独立学者组成的工作团队出版了由比朔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评注》，试图超越罗斯多尔斯基。施瓦尔茨1978年出版了《马克思主要著作的结构。从“草稿”到〈资本论〉》。施拉德尔以马克思1850年代《伦敦笔记》的考证和研究为基础，1980年出版了《恢复研究与革命：卡尔·马克思在1850-1858年笔记中为〈资本论〉所做的准备工作》，揭示了马克思的《大纲》如何将极为不同的资料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在法国，完整的《大纲》法译本1980年才出现。围绕《读〈资本论〉》引发的争论，除了塞夫之外，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关注的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非《大纲》[2]281-286。1967年曼德尔出版《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关注了《大纲》中从对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辩证思考到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异化的思考。1979年奈格里出版《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大纲〉讲座》，其基础是奈格里1978年应阿尔都塞邀请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做的系列讲座。曼德尔和奈格里关于《大纲》的著作都是以法文在法国出版，但他们并非法国人。第一个研究《大纲》的法国学者是塞夫。他196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个性理论》将《大纲》看作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异化理论持续存在的一个清晰证明。在英语世界，《大纲》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版于1973年，是由美国青年学者尼古劳斯翻译的[2]309-318。尼古劳斯于1968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文章“未知的马克思”，引发了英语世界对《大纲》的热情。麦克莱伦（1971年）和科恩（1972年）是英语世界较早对《大纲》进行评论的马克思学家。1977年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英译本的出版，助推了英语世界的《大纲》研究。1978年古尔德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是英语世界研究《大纲》的专著（其背景是1974年相聚于纽约的《大纲》研究小组）。1984年澳大利亚学者奥克利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渊源与演变（卷一1844-1860年）》。1989年加拿大学者拉利耶出版《马克思〈大纲〉中的经济学》，1995年加拿大学者肯普尔出版《阅读马克思著作：情节剧、市场与〈大纲〉》。在意大利，科莱蒂于1954年第一个将《导言》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依据1953年东德版的第一个完整意大利文《大纲》译本，1968年、1970年分两卷出版[2]287-294。科莱蒂196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第二部分就不断涉及《大纲》，依据1939-1941年莫斯科版的第二个意大利文《大纲》译本，由巴克豪斯翻译，1976年出版。意大利《大纲》研究的显著特点，是1960年代以后工人主义①奈格里就是意大利工人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理论家。对《机器论片段》（特别是其中的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概念）的强调。该文本的意大利译文早在《大纲》意大利全译本出版之前，就发表在1964年《红色笔记》杂志第四期（译者是索尔米）。
一个星期后，斯通只身潜水进入奥古斯丁聚水坑，去重新完成伊恩和肯尼中断的探险任务。中间集结营地有一支后援队作好了准备，他就游回到那充满空气的石室。为了纪念伊恩·罗兰，探察队已将这石室命名为“罗兰气钟”。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将会对国家经济建设带来直接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体制与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论是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还是作为一般企业员工，都应该积极响应时代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确保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二、东西方马克思研究的互动
苏东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互动并非单向的，甚至在冷战时期也存在东西方马克思学的互动②这一点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东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东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仅仅是相互攻击和批判的关系。。这里以几个代表性的案例来加以说明。
第一，《资本论》哲学研究。19世纪末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的《资本论》研究主要是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最早对《资本论》以哲学视角进行研究的，首推苏联马克思学家鲁宾。鲁宾于1921年成为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926年成为苏联马恩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梁赞诺夫的重要助手。1928年，鲁宾出版了《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该书在苏联受到批判，而且也没有马上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但到1970年代以后，鲁宾和罗斯多尔斯基共同成为西德由巴克豪斯、莱希尔特开创的“新马克思阅读”的灵感来源。在此之前，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已经开始了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到了苏联马克思学家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1955年出版）和伊利延科夫1960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4]。与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遭遇不同，罗森塔尔和伊利延科夫的著作很快就在西方出版了德文或法文（甚至意大利文）译本。当然，阿尔都塞面对的不仅仅是苏联马克思学家，还有被称为“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意大利马克思学家德拉-沃尔佩。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科学辩证法（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甚至早于195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学家。德拉-沃尔佩的《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出版于1950年①该书又多次再版，最后一版书名改作《作为历史的逻辑》。。可以说，鲁宾是《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先行者，而德拉-沃尔佩和罗森塔尔几乎同时开始关注《资本论》（包含其手稿）中的辩证法研究，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起着中间枢纽的作用。1967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纪念《资本论》出版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参加者除了宣扬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观点的法语区学者普兰查斯，还有德语区马克思学家费彻尔、施密特、曼德尔、罗斯多尔斯基，罗斯多尔斯基还在研讨会上作了“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的发言。这次会议之后，施密特写作出版了《历史与结构》（论文集，出版于1971年）。与此同时，捷克马克思学家泽勒尼1968年在东德以德文出版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科学逻辑》②按照泽勒尼在1968年德文版序言中的说法，该书是以1962年在捷克出版的关于《资本论》逻辑结构的专著为基础的。，在结构与历史问题上亮明自己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逻辑学是“结构—发生”的分析方法③拉布里奥拉就特别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方法。恩格斯常用的是“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出版的《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科学逻辑》英译本采用的书名是《马克思的逻辑》，译者是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那一时期，卡弗正在牛津大学写作关于马克思方法的博士论文④1975年，卡弗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后来又出版了《卡尔·马克思：论方法的文本》（1975年）。由此案例可以看出，苏联、捷克的东方马克思学家与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马克思学家有频繁而密切的互动，而高潮部分则是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读〈资本论〉》影响的余波也进一步扩展到西德“新马克思阅读”，并在“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中得到发扬光大。
第二，《资本论》创作史研究。罗斯多尔斯基的开创性研究不仅从哲学层面探讨了马克思的方法问题，而且在经济学层面探讨了《资本论》创作史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马克思学家卢森贝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研究，1934-1936年出版了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经济学家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早在1929年就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上发表《马克思〈资本论〉原始计划的变化及其原因》一文[5]。1965年，苏联马克思学 家 维 戈 茨 基 （Витали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Выгодский）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论〈资本论〉的创作》，并很快于1967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了德文译本⑤ 俄 文 本 参 见 Витали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Выгод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великого открыт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К созданию "Капитала")»,Москва:Мысль,1965.德文版参见Wygodski Witali Solomonowitsch,Die Geschichte einer grossen Entdeckung:Über die Entstehung des Werkes„Das Kapital“von Karl Marx,Berin:Die Wirtschaft,1967.相关中译本信息参见维戈茨基.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M].马健行，郭继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法国著名马克思学家吕贝尔也专门探讨过《资本论》创作史，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六册计划”问题⑥1968年吕贝尔发表《马克思经济学史》一文，1973年吕贝尔又发表《“经济学”的计划和方法》一文。。《大纲》英译本译者尼古劳斯，以及澳大利亚《大纲》研究者奥克利也探讨过马克思“六册计划”问题。他们二人显然是受到罗斯多尔斯基和（或）吕贝尔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苏联马克思学家与德语世界、法语世界、英语世界的马克思学家都先后开始重视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史研究，而且他们之间有所互动⑦罗斯多尔斯基出生于乌克兰，又与MEGA1有过交集，某种意义上属于苏联马克思学传统，因此罗斯多尔斯基与维戈茨基有呼应并不奇怪，而吕贝尔显然是受到格罗斯曼的影响。。
第三，马克思文本的编辑出版和文献学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界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出版也有所贡献。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茨胡特和迈耶尔利用地利之便抢先出版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克拉德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现并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民族学笔记》（英文），吕贝尔依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资本论》手稿独立编辑出版了法文版《资本论》。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罗扬、吕贝尔、施拉德尔的文献学研究与苏联东德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相比毫不逊色。马克思文献学研究较少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东西方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成果之间有频繁互动。比如拉宾、巴加图里亚的马克思文献学成果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文出版。
4.《德意志意识形态》。发现并编辑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是梁赞诺夫的功绩。1926年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法兰克福版）第一次用德文原文发表了“费尔巴哈”章③1924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就发表了“费尔巴哈”章。。尽管1932年由阿多拉茨基主持的MEGA1/I/5所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存在很大瑕疵，但它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完整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两卷④陶伯特考证出第二卷第五章《“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的作者是赫斯，而非马克思恩格斯。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考证的文献学研究方面继梁赞诺夫之后的重大进展。，为后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第一章）出版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非《哲学的贫困》⑤列宁不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非常强调《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这一点，已经基本成为东西方学者的共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断裂说”，其断裂点就确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二，西方世界内部马克思研究与西方新思潮的互动，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演变的显性方式。20世纪各种西方新思潮轮番登场，如果新思潮的拥趸正好是马克思思想的同情者或者被马克思思想所吸引而转向马克思研究，他就会以原有的“合法先见”来对马克思文本作出新的解读。卢卡奇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是存在主义者，德拉-沃尔佩是新实证主义者，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学研究没有学院派马克思学的研究来得纯粹（即学术性），而且显示出易变性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尽管是“六经注我”式的解读，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马克思学的特征。因此，西方世界内部马克思研究与西方新思潮的互动，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之一。
三、西方世界内部马克思研究的传承与互动
正如已有的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演变无疑受到资本主义自身发展阶段（特别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反殖民运动、越战、东西方冷战、苏东剧变等社会历史背景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多次经历了高潮和低潮的循环往复。马克思主义声势日隆的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很有市场，也会吸引更多青年学生，也会有更多人研习马克思文本，从而也会产生更多马克思学研究成果。然而，20世纪以来，马克思学的发展和演变却不能完全归因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因素，不能只盯着表面（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繁荣与衰退（诸如伴随资本主义战后繁荣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西方马克思学发展和演变有其内在逻辑。
第一，西方马克思学自身的不断学术积累，是其不断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在动力。在西方世界的发展演变大体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伴随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传记写作、马克思著作（包括单篇著作、选集、全集）的翻译和出版；第二个阶段是在马克思已出版著作基础上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和研究；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包括书志学）；第四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史写作和马克思辞典编纂。西方马克思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写作有三个代表性成果：一是克拉科夫斯基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二是霍布斯鲍姆主编、以意大利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其中第1卷“马克思在世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英文版1982年出版）；三是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1980年）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1980年）。马克思主义史写作和马克思辞典编纂热潮之所以在1980年代前后集中爆发，主要归功于半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学术积累。西方马克思学在前三个阶段较为碎片化的发展基础上，逐渐走向系统化、学科化，这是学术积累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马克思学学术积累密切相关的是学术传承。在德语世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有很强的传承性。希法亭的《资本论》研究，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代学者（如格罗斯曼）那里得到传承，而希法亭主编《马克思研究》杂志，在第一任所长格律恩贝尔格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得到发扬光大。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不但与苏联马恩研究院合作出版MEGA1，而且大量发表了马克思学研究论文（包括梁赞诺夫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法国，科耶夫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解读影响了包括伊波利特在内的一大批法国马克思学者。在阿尔都塞的弟子中，巴里巴尔、朗西埃、巴迪欧、普兰查斯等对马克思的解读都别树一帜。在吕贝尔的马克思学传统中，阿本舒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本解读研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①1997年，阿本舒（Miguel Abensour）出版专著《反国家的民主：马克思与马基雅维里时刻》（La démocratie contre l'État），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展开了创新性解读。参见Miguel Abensour,La démocratie contre l'État,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7.。在意大利，从拉布里奥拉到克罗齐、秦梯利，再到葛兰西，有明确的师承传统。甚至德拉-沃尔佩也与克罗齐、秦梯利颇有渊源②德拉-沃尔佩最初接受的是秦梯利的哲学，后来走向反秦梯利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和新实证主义道路。，更不用说德拉-沃尔佩学派的师承传统了（特别是科莱蒂与德拉-沃尔佩的师承关系）。在美国，学者胡克1928年在德国访学期间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了解了卢卡奇和柯尔施的理论，胡克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强调，是对卢卡奇进路的继承和深化。在英国，麦克莱伦是伯林的学生，克拉科夫斯基参加了卡弗的博士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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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与反马克思的马克思学的斗争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演变的重要形式。庞巴维克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攻击以及希法亭的反击，构成了双方围绕《资本论》的解读进行斗争的第一波。作为其后续理论影响的“转形问题”，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滕尼斯对梅林《马克思传》的批评以及他写作的《马克思传》，是在马克思传记写作方面反马克思的马克思学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斗争的著名案例。
第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到学院派马克思学的推进，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演变的普遍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家思想活跃，通常是解读马克思新文本的先锋。但思想活跃也容易导致学术性欠缺，反之亦然。这就是思想与学术的内在张力。因此，学院派马克思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就许多具体话题的批评或深化，也是西方马克思学走向深入的重要方式，这里举几个典型案例。
“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合目的性原则才真正成为统率全局的主导性原则。”[18]与此相适应，在刑法中，解释方法之桂冠当属合目的解释，并且刑法首要追求法益保护，因此就法目的性而言，对被保护法益以及刑法规定的保护范围的认识就有着重要意义[9]。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法益性质的理解直接关系着定罪处罚。
US-FANC是一项操作简单、安全、快捷、微创，诊断及时可靠的甲状腺结节术前检查方法。本研究数据显示，在高水平的穿刺团队下进行穿刺诊断，其结果与术后病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通过术前US-FANC能显著减少良性病变的过度治疗，增强了手术的科学性，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通过加强对穿刺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能很好的提升该技术在临床决策中的价值。
第二个案例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最早涉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一致话题的是卢卡奇，科尔施将他的观点给强化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官方辩证唯物主义（即所谓Diamat）的批判，都是以马恩对立论③即“马恩二分法”。为立论前提的。当然，还有不少学院派马克思学家（比如吕贝尔、施密特、李希特海姆、莱文等）在“马恩对立论”问题上推波助澜。但也正是在学院派马克思学内部，出现了对“马恩对立论”的反驳，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亨利和里格比为代表的“马恩一致论”。经过西方马克思学内部的这次学术论争，以卡弗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家从极端的“马恩对立论”转向温和的“马恩对立论”，倡导“马恩差异论”。显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激烈讨论，“马恩对立论”已经从一个意识形态话语，变成了标准的学术问题，体现了西方马克思学本身具有的自净功能。
第三个案例是关于“马克思是否有哲学”的话题。在梅林那里，马克思决心消灭哲学，因此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在拉布里奥拉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实践哲学）。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明确提出“马克思是否有哲学”问题的是科尔施（即所谓的“科尔施之问”）。与此相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马克思是否有哲学。包括梅林、伯恩斯坦、考茨基在内的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否认马克思有哲学，伯恩斯坦甚至明确提出要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的伦理学（伦理学显然属于哲学范畴）。二是如果马克思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哲学。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社会学，也就是实证科学。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学而非马克思的哲学来加以阐述的。192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在苏联被逐渐看作是马克思的哲学，并与辩证唯物主义一起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一整块钢”①“一整块钢”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说法（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列宁似乎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将一般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部分是哲学；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革命的理论），这一部分是社会学。，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三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识）之后，马克思的哲学到底是什么。不同的西方马克思学者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葛兰西把马克思哲学明确看作是“实践哲学”，阿尔都塞试图从《资本论》读出马克思的哲学。1977年麦克布莱德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冷战之后，巴里巴尔1993年出版了以《马克思的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洛克莫尔2002年出版了以马克思的哲学为副标题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总体来看，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院派马克思学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家提出的马克思是否有哲学的问题，不满足于“实践哲学”或“人的哲学”等说法，而是通过基于文本的非常深入、翔实的学术探讨，提出了各种新的观点，从而推进了西方马克思学向纵深发展。
四、萦绕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核心问题
不管是东西方马克思学的互动，还是西方马克思学内部的论争，一个多世纪以来纷纷扰扰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决定论与主体性问题，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把握问题。以这两个问题来透视一个多世纪漫长而纷繁复杂的理论论争，更能看清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内在逻辑。
首先来看决定论与主体性问题。马克思思想本身包含着决定论和主体性两个因素，特别是在其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思想上的摇摆。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我们将其看作是成熟马克思）既不是决定论者，也非唯意志论者，而是二者在实践中超越主客二分的统一。但第二国际理论家大都（拉布里奥拉可能是一个例外）把马克思思想看作是决定论（甚至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试图予以纠偏（参见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自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所针对的就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决定论解读，强调对马克思思想作主体性（即能动性）解读（如强调阶级意识、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内部，阿尔都塞强调结构，强调无主体的过程，否定历史性；科恩强调“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返祖。不管怎样，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家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这得益于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
学院派马克思学从纯学术立场出发，在学理上深化了对决定论和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有的学院派马克思学者直接探讨了决定论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如布莱克利奇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书中就明确以“结构与能动”的视角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里格比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中强调马克思思想中既蕴含“发展命题”，又蕴含相反的观点（比如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特别是在《社会的构成》中），则是强调“结构”与“能动”的相互建构。也有学院派马克思学者通过某个话题的深入探讨来展现这一点。比如吕贝尔通过强调马克思乌托邦伦理思想与科学理论的统一，间接回答了马克思思想中决定论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塔克在其《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一书中，也持类似的立场。
其次，再看一下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把握问题。恩格斯一方面强调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强调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第二国际理论家误解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两大科学发现的说法，错误地把马克思思想看作是经济决定论。克罗齐把社会主义看作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伦理学维度，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科学性因素[6]。尽管克罗齐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是过时的、错误的科学，但克罗齐毕竟把马克思思想看作是价值性（伦理学）与科学性的统一。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中的人本主义潮流强调马克思思想的伦理价值方面，忽视或批评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中的科学主义潮流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方面。阿尔都塞完全否定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方面，但德拉-沃尔佩则强调马克思的平等思想，并把马克思与卢梭联系起来。
“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把握”与“决定论和主体性问题”密切相关。对马克思思想的决定论解读通常伴随着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主义解读，从而排除马克思思想的伦理价值维度。比如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者大都否认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具有道德批判意味，马克思有正义思想（伦理思想），否认马克思有伦理学。这与伯恩斯坦的逻辑是一致的。不同在于，伯恩斯坦认为伦理学对社会主义运动很重要，马克思理论需要补充伦理学；而分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根本不需要伦理学，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道德观念看作是意识形态。而对马克思思想的主体性解读通常是以对马克思思想的人本主义为旨归，“异化”“批判”等代替“科学”“分析”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变成了批判家（包括所谓的“异化”批判、“资本逻辑”批判、“现代性”批判等）。
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学的“问题意识”都是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不同的历史契机导致各种特定的热点话题。比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引发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热烈讨论，而《资本论》的哲学解读（肇始于克罗齐）淡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从表面来看，各种热点话题令人眼花缭乱，但归根结底是不外乎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延展。究其根源，在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马克思思想内部存在张力。某种意义上说，伴随着MEGA1和MEGA2的编辑和出版，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会越来越破除特定历史时代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迷雾，会越来越以学术性方式接近马克思，从而越来越“回到马克思”。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M].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路易·阿尔都塞,巴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82.
[5]HENRYK GROBMANN.Die Änderung des ursprünglichen Aufbauplanes des Marxeschen“Kapitals und ihre Ursachen”[M]//CARL GRÜNBERG(Hrsg.).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sozialen Bewegung,Bd.14,1929.
[6]BENEDETTO CROCE.Historical Materic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M].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15.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Western Marxology
LU Ke-jian
AbstractMarx’s new texts(including a new,more scientific and reliable version of the published texts),edi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s the external factor that stimulates the issue consciousness of Western Marxology.The academic accumulation of Western Marxology is the real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uch a study.For more than a century,the two core issues over Western are the one about determinism and subjectivity and the other about overall grasp of Marx’s thought.
Key wordsWestern Marxology；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internal logic；MEGA edition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9）05-0066-09
收稿日期：2019-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027）
作者简介：鲁克俭(1968－)，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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