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荀子的君子之学，既指君子的道德修养，也指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一套学问。荀子认为，君子是扭转人性自然恶化趋势的关键因素，君子是学习修养和接受教育的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守礼法，有理性，君子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等。从荀子的君子观，可以管窥儒学在战国末期的新变化，看出国人社会实践和理性认识能力显著增长的一斑。国人理性能力的增长，为秦汉以后建立统一多民族大国提供了坚实基础；“君子之学”则为儒学从诸子学向汉代经学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荀子 君子 君子之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修己以安人，化民而成俗。孔子开始赋予君子以理性人格含义，树立起国人做人成人的基准。时代在变化，君子的含义也在变化。近年来，浙江大学、安徽社科院、安徽大学、江苏社科院等都成立了君子文化研究会，多次举办了全国性的君子文化学术研讨会，反响很大。大家得到的共识之一是，如何因应时代发展而把握君子人格的变化，在社会分工中展示君子的人格魅力，这是新时代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荀子的“君子之学”对此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君子之学”的意义
《荀子》开首《劝学篇》首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君子”和“学”的关系值得关注。该篇后文明确提出“君子之学”，成为体现荀子君子观的关键词。
孔子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注]《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页。之言，荀子发挥为“君子之学”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篇》)唐杨倞注耳、心、四体、动静句曰：“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入乎耳，箸乎心，谓闻则志而不忘也；布乎四体，谓有威仪润身也；形乎动静，谓知所措履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劝学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7页。言君子为学，在内心修养、外在言行上都有真收获；这种收获表现出来，对他人，可以成为社会的楷模、法则；对自己则可以“美其身”。如何“美其身”？王博解释说，在荀子那里，君子之学“是关乎整个生命之事，通过真积力久而入心的工夫，德性可以在整个的生命中呈现出来”，[注]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6页。是“涉及到生命本质的问题”，“和生命相始终，不可须臾离也之物”。[注]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7页。在另一处，荀子借孔子之口言：“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宥坐篇》)言君子为学的目的，非为通达做官，而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君子即使穷处，也不困萎；即使忧心，依然忧家国天下。
可见，荀子“君子之学”概念约有二义：一指君子的修养特征，尤其是为学特征，和小人不同，是以称“君子之学”，相当于说君子的为学、修养，揭示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道理和方法，意义与孔孟同；二指以君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新学问，即“君子之学”。此二义的逻辑关系是：君子之道是君子之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君子之学是君子之道的理性化表达形式，两者体用合一，不可分割。讲君子之道，本就是君子之学的表现；讲君子之学，则君子之道已经被有意识地认识、实践和表达。荀子明确提出“君子之学”，可谓是儒家君子观的重大进展。
在荀子思想中，君子之学，就是“诵经读礼”的学问。在荀子看来，士要成为君子，直到成为贤人、圣人，非经学而不能。就修养达到的最低境界言，可谓君子之学；就最高境界言，叫圣贤之学也无不可。后人如宋明儒，站得高，看得远，多尚圣贤之学。秦汉间儒者，多学贤人而不学圣人，则尊君子之学。况且就小人言，君子是最低理想的人格目标，从事君子之学更容易、更现实。但不论是君子之学，还是圣贤之学，其外延皆等同于儒学。
在上述的研究与分析期间我们可以较好地发现，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学生利用自身掌握的函数知识在图形中充分了解与明确函数的实际模型，同时再以此为基础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科学地解决。其中这次实际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相应的教学流程模式，可分为六个教学环节：
荀子《劝学篇》“君子曰”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注]俞樾认为此句中“省乎”当为衍文，误以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解之；而“参”非三，乃参验的意思，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劝学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1页。结合荀子前后文看，他说登高山而知天高、“善假于物”等，都是参验方法的运用；再结合子思、孟子重视反省方法，而荀子激烈批评思、孟，强调学习积累、教化美俗，相应则强调“虚壹而静”的客观经验认识方法，可以旁证荀子重视经验的参验方法。当然，荀子有时也讲反省，如《修身篇》：“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悄然必以自省也。”荀子自省重在反省己过，依然是经验观察方法，只是用以观察自己而已；思、孟反省重在反省自己的至善本性，乃是先验或超验的反省方法(参见张茂泽：《“思”：孔孟人学的基本方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是思、孟的根本方法。由此可知，在荀子那里，将“参”解释为参验，当更符合荀子的意思，也较为合理。古人所谓“参”，无非认识上的参验、行动上的参与两个意思。若《中庸》所谓“与天地参”，指人因达到一定修养境界，能参与天地万物的化育流行，而与天地并立为三，同为至诚实在，则这时“参”之为“三”，作为境界的状态义理解，方才合理。在此，君子所言之“君子”，理当是君子所认可的君子理想人格；甚者，君子口中的“君子”，当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特征。其次，“君子博学”，近于荀子所言“君子之学”，即君子的学习、修养，这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基础。再次，君子的学习，又是使君子修养进一步上升成为一门学问，即君子之学的基础。这时，君子之学，无非是君子修养专门化、系统化而得以相对独立的称谓。
荀子谈“士君子”，而不言农君子、工君子、贾君子，反映出他对士阶层的特别期待，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农工商人文化素质不够高，故做君子很难的实际情况。战国末，大一统即将到来。士阶层豪放不羁，挥斥方遒，作为社会精英充满自信，孟子勿视其巍巍然的藐视权贵，庄子游于无穷的逍遥自在，即将成为士君子的历史记忆。荀子强调君子与小人先天同性，意味着在新时代，士君子不再天生高贵，只有改造化性，才能做个平常人，只有遵守礼法，才能确保平安，只有向圣人、后王——现实的治国者学习，才有光明前途。源于身体、生命的自然本能情欲，如好逸恶劳之类，必须改造，生存发展与顺从担当相伴，学习提高，改造自己，既有德操，又有底线，才是君子国民身份的新要求。荀子“君子之学”概念的上述内容，揭示了君子修养的历史新义。
儒家有学，从孔子开始。孔子学而时习，学而不厌，好学一生；创立儒学，教授弟子，教学相长，学以致用，一生惶惶茫茫，毫不动摇，希望改变天下无道局面，成为学者榜样。《论语》开篇即讲学习(如“学而时习之”)，其学习观乃是国人理性认识成长的标志性事件；继而学习者被称为学者，学者组合而为学派，遂有儒家学派。不管是学者、学派，都是学习的主体。这个群体，大多是知识分子，是士，故为儒生群体。儒生群体即儒家；儒家的学问，就是儒学。就学习主体言，学习能使人境界提升，成为君子，进而成为贤人、圣人。故君子之学、圣贤之学，皆就修养达到的人格境界而言。若言其载体，言其学习的对象、著作，则为经典。若观其言说经典的方式，即注疏、诠释，即诵读、实践，则儒学又是经学，荀子言“诵经读礼”以说“君子之学”时，已启其端；两汉时，乃成为现实。若言其学习的内容，即是道。故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因为人们学道而有得，故闻道、得道、传道、行道，儒家遂成为以“弘道”为天职，而追求让“天下有道”的社会群体。儒学以弘道为职责，故也可谓道学。这个意思，到宋明理学家那里才被发掘出来。是以荀子所谓君子之学，宋明儒者所谓圣贤之学，皆为儒学，形式为经学，实质即道学。但从君子之学、经学、道学等不同概念可知，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提倡君子之学，正是先秦儒学，尤其是荀子思想的显著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蜂起，中国思想学说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战国末，国家统一趋势愈益显著。在学术思想上，与此相应，诸子学向经学转变，对主体修养提出新要求，诞生出荀子所说的“君子之学”，可以理解。
二、只有“君子”才能扭转人性自然恶化的趋势
荀子区分了人和物、植物、动物，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篇》)只有人才有“义”，“义”使人不同并超越禽兽等物。他举例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牛马为用；因为“人能群”(结队成群，组织起来)，牛马不能群。人之所以能组织起来，成为社群，是因为有分、有义。而“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篇》)人们尽职尽责，谨守分位，就能和谐相处，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让人力最大化，自然就能胜过牛马。其中礼义的作用至关重要。“君者，善群也”(《王制篇》)，作为治国者的君，就是善于运用礼义组织民众成群的人；而礼义则是人能群的关键。
荀子善于经验观察和理论总结。关于人，孔子注意区别人与鸟兽、君子和小人，希望人们做人而不要做鸟兽，成君子而不为小人，皆以仁(义、道、德在其中)和礼为旨归。荀子承认人和动物有区别，却又多次强调说，君子和小人都是人，都有人的共性。他肯定小人也是人，有做人的人性基础；断定君子也存在着和小人相同的人性因素，需要不断地化性起伪，才有光明前途。这些都丰富了儒家人性论的经验内容。
荀子概括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篇》)性的实质是阴阳和谐的气，中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荀子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篇》)君子和小人、圣人和夏桀，身体材料、理性认识、实践能力等人性、心理因素都相同。比如，大禹、夏桀“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因为“有社稷者，莫不欲强”“莫不欲安”“莫不欲存”(《君道篇》)，治国者有相同的美好愿望。作为人，大家生来都“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生来都能“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干枯，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荣辱篇》)；而且这些好恶、能力“无待而然”，是内在要求，不是外在条件使其如此。说明所有人的认识、情感、意志、欲望等心理活动都有共性。
在荀子看来，如果让人的这些共性自然生长、变化，就“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荣辱篇》)，出现或好或坏的结局。如果人们“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篇》)，就很容易走向恶。荀子据此断定人性恶，过滤而忽略了“可以为尧、禹”的良化倾向。但他肯定人性因为后天修养和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他称之为“化性”，则有见地，而且重要。他认为，“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篇》)。人们不能创造人性，但可以借助修养和教化改变人性，化性起伪，使人弃恶从善。人们想扭转人性自然堕落的不良趋势，抑制人性蜕化，避免人性向恶，就有必要提倡君子之学，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时讲求“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起礼义，制法度”(《性恶篇》)，用礼法对人性进行规范，让人性向善的方向进化、升华。
可喜的是，君子的出现，改变了人性不良的自然趋势。君子能超越小人，因为“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荣辱篇》)。君子有修养，提高自己又帮助他人提高，已经超越了个人欲望满足的初级阶段。故人们借助君子之学，可以避免沉沦、堕落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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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首先要有道德修养。除了学习、遵守礼法等要求外，荀子还特别提出了养心法。他认为，心是“形之君”，是“神明之主”，心的运动，“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有“出令而无所受令”(《解蔽篇》)的主体性。故君子修养中，养心特别重要。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不苟篇》)诚是人们认识规律、实践道德、化民成俗的修养前提，为“君子所守”，乃“政事之本”(《不苟篇》)。诚的主要意义，是专心致志。专心致志于仁义，便能守仁行义。荀子还认为，认识掌握天地四时等“有常”规律，也能“至其诚”。荀子言诚，或受《大学》诚意慎独说、《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不诚无物”说的影响。他从修养角度讲诚，也有天地诚、圣人诚故人们修养应该诚的思路。这和荀子整个思路的对象性经验色彩不侔。考虑到荀子对思、孟的严词批评，则荀子“诚”说，或为阅读《中庸》过程中的笔记。尽管如此，作为人性修养，外而谨守礼法，内而诚心诚意，要求内外兼修，也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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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业装配外骨骼主要类型有3种：第1种是以瑞士NOONEE公司[5]研发的Chairless chair为代表的椅子型工业外骨骼，它主要用于生产装配车间，为工人提供长时间静态支撑；第2种是以法国RB3D公司[6]研发的HERCULE V3为代表的力量辅助型外骨骼，它主要用于力量辅助、重物搬运和工具操控；第3种是以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7]推出的FORTIS为代表的工具支撑型外骨骼，它应用范围广，可以辅助支撑多种类型工具。
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讨论了很多。荀子则集中区别君子和一般民众，更具现实意义。他概括为两点：一是君子注重学习、修养，学习做圣人，而一般民众不注意学习、修养；二是君子知礼义，守礼义，用礼义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一般民众与礼义无关。荀子认为，礼义是君子的“坛宇宫廷”与精神家园，是君子的特别标志，“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礼论篇》)
荀子也区别了君子与圣人，认为君子是人们“积礼义”(《儒效篇》)修养达到的基本境界。在荀子那里，君子常与士并列而言，称为“士君子”。他写道：“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儒效篇》)他认为，君子就等于富贵。因为“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儒效篇》)笃厚君子“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智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儒效篇》)君子修养超越常人，但尚有潜力可挖。圣人则“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儒效篇》)，修百王之法、应当时之变、行礼要节而安之、平正和民之善，知行修养没有弱点。
君子修养和圣人还有很大差距，故君子应向圣人学习，向道而行；因为圣人与道为一。圣人就是认识掌握了道的人，可谓“道之极”(《礼论篇》)，是人道的极致表现，是人性彻底自觉和全面实现的理想人格。圣人“尽善挟治”，“万物莫足以倾之”，是“道之管”，“天下之道毕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儒效篇》)。从圣人与道为一说，在圣人那里，“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解蔽篇》)，圣人完全自觉了人性，全面实现了人性，达到了“尽伦”(《解蔽篇》)的高度。荀子断定：“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儒效篇》)圣人可以修养积累而成；故圣人是君子修养的理想人格目标，而君子则“学为圣人”(《礼论篇》)。诗书礼乐等经典，也归结于此，诗道其志，书言其事，礼言其行，乐道其和。君子学习圣人，也就是要借助这些经典的学习，逐步提高自己的修养，达到“壹于道而以赞稽物”(《解蔽篇》)的圣人境界。
故荀子提出君子之学的概念，透露出儒学发展的重要信息。到战国后期，国家即将统一，儒学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即明确以“学”的形态出现、存在，并发挥作用。儒学本来就是人学，是研究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学问。诸子学理性认识现实世界，在儒家、道家那里，表现为理性认识现实的人，以求得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从其主要关注点看，道家强调了人的本原、自然的方面，儒家则凸显了人的群体性(社会性，尤其是家庭、国家、天下等)和制度性内容。这种区分，开始是以思想倾向的面目出现的，接着体现为学派的面目。各学派的思想内容系统化、完善化，就成为“学”的形态。儒学作为“学”的形态出现，而不只是作为群体、学派出现，可谓是儒学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三、君子是学习的结果，也是教化的主体
在荀子看来，君子是学习或受教育的结果，又是教化他人的主体。君子修养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其次是帮助他人学习，即教化。
荀子认为，学习的意义，首先在于使人成为人，而超越禽兽，“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篇》)；其次，“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修身篇》)好学、谦逊、敏而行、有钧平心、无上人意，可以称为君子；再次，君子学习、修养的意义在于，涂之人可以为禹，成为更加理想的人，即圣人。“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荣辱篇》)修养正是人能超越禽兽成为人、成为君子以至圣人的途径。
君子如何学习？荀子认为，首先“莫便乎近其人”“隆师而亲友” (《劝学篇》)，学习和尊师、亲友统一。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情安礼，知若师，圣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修身篇》)要跟着老师学习礼法，向圣人挺进。其次，要善学。而“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劝学篇》)杨倞注：“通伦类，谓虽礼法所未该，以其等伦比类而通之，谓一以贯之、触类而长也。一仁义，谓造次不离，他术不能乱也。”学习应专心致志，脚踏实地，循序渐进；这样不断进步，在实践上先以礼法通伦类，然后在认识上以“大理”通伦类，实现对世界的一贯认识。侯外庐等认为，荀子“扩大了礼的涵义，接近于法”，[注]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30页。孔繁则认为，荀子“用法治来充实改造礼治，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注]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2页。均为有理。
这表明，儒学发展到荀子时，对人们理性认识的表达、交流，也提出了理性规范的要求。荀子提出，士君子的辨说，应该“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正名篇》)，从仁爱出发，有理性精神，有一颗公心，而不受个人名利得失的影响；能做到“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君子之辩“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非相篇》)。如果不符合礼义，君子会不辩、不行。“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倚魁(偏僻狂怪)之行，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修身篇》)君子即使参加辩论，也遵循中道原则，“辩而不争，察而不激”(《不苟篇》)，看法不偏激，不会无谓争执，而是“絜其辩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不苟篇》)，辩论效果很好。
提升抗灾能力可从农田的基本建设入手，如最大限度地发展水利、改良土壤、平整土地等。在干旱灾害多发地可以建立防护林；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各地灾害的发生规律，推行防灾抗灾农业技术措施，在灾害来临时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避免损失。
一仁义，有德操的人，见善而自存，好之，见不善而自省，恶之。与人交往，“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而无厌，受谏而能诫。”(《修身篇》)小人正好相反，“恶人之非己”，“欲人之贤己”，“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诤者疏”，“至忠为贼”(《修身篇》)。这样的人，想不灭亡也难。
君子应当学习什么？在荀子看来，除了经典的诵读、思考和实践，还有“君子”对于经典的解说，即学习“君子之说”。他认为，学习“君子之说”，要在熟悉而实践。“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劝学篇》)对君子之说，要尊奉其说，亲近其人。见贤思齐，由学习、实践而逐步提升人格境界。当然，也有人学习不得其法，“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只是死记硬背，支离杂乱，学一辈子，“不免为陋儒”。能隆礼，但见识不明，依然可谓“法士”；能明辨是非，但不能隆礼，毕竟只是“散儒”。
从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角度来看,血液透析的护理质量高低和患者的生命具有息息相关的联系,护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合和科学的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的影响到血液透析中心的工作质量,而护理人员进行分层管理也是护理专业进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它能够将护理岗位的相关工作职责和相关技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而就能够发挥出不同层次的护理人员的作用,提高了护理的效率和工作质量,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提供服务[1]。本研究主要分析分层管理模式,应用在血透中心护理管理当中的效果,并且将主要的研究情况报告如下。
荀子的理想人格有士、君子、圣人，他认为三者各有其特征。“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修身篇》)王先谦释：“王念孙曰：‘《尔雅》：笃，固也；体，读为履’。笃志而体，谓固其志以履道，非谓厚其志而知大体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2《修身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19页。君子笃志而体，志向坚定，勇于实践，而其基础，就是学习。故荀子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劝学篇》)
君子得势以教小人，让权力、财富为君子教化服务，是荀子儒学的重要主张。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让权力、财富为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成为理想社会服务。孔子周游列国，惶惶茫茫，希望得君行道，惜不成功。孟子游说诸侯，人以为迂阔，遂有得志与民由之、兼善天下，不得志独行其道、独善其身说。道德与权力、财富好像矛盾，以至后人有“以德抗位”之言。这其实误会了儒家追求道德、学术和权力、财富统一的理想。唯有荀子理解这点，早已正面论述权力、财富，将权力、财富服务于德治之义，表达得清晰明白。
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修身篇》)他强调教育的核心在教师，而教师的根本，在遵行礼法，“以身为正仪”(《修身篇》)，以身作则，“以善先人”，自己先成为君子，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教学活动中，君子教人“如响”，不会“不问而告”“问一而告二”。应“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劝学篇》)君子教人，言与不言，皆顺其人之可与不可。应该时然后言，他人才会不厌其言；否则陷于傲、隐、瞽，势必降低教化效果。
当a>0时，如图4，将x=0代入抛物线得y=-3a，因为抛物线与线段BC恰有一个公共点，所以-3a<4，解得将x=5代入抛物线得y=12a，所以12a≥4，解得所以
四、君子最重要的行为特征是守礼法
在荀子看来，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有以下特征：
系统遵循MVC模式设计，系统的文件结构如下：Annotation为声明用于忽略dao层的注解，constants存储一些程序内部使用的固定值便于修改，ctrl、dao、model、service为MVC模式的各个模块，spider内含有用于获取数据的爬虫，utils为一些程序中会用到的工具类的整合。
1.君子是能够“役物”的主体。“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也。”(《修身篇》)
2.君子是一种人性的综合修养，而不是某种专业知识或技能。荀子说，言君子贤、知、辩、察，不是说君子能“遍能人之所能”“遍知人之所知”“遍辩人之所辩”“遍察人之所察”。若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君子种地不如农人，经商不如贾人，做工不如工人，不论是非进行辩论，不如惠施、邓析。君子却有帮助君主治国理政的修养和能力，即“谪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儒效篇》)理，即道，即礼义，即中，皆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修养内容。
荀子还断定，有些专业技能或知识，如名家坚白同异之辩，王公好之会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简直就是坏知识，人们“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儒效篇》)。
3.君子的言行、交往特征如下：
荀子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篇》)像流言流说、流事流谋，君子会特别慎重。至于朋党比周、残贼隐忌之人，君子则不听、不近且不用(《致士篇》)。君子一定“慎其所去就”，“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乐论篇》)。
他说：“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劝学篇》)君子言行慎重。又说：“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非相篇》)王念孙认为，“观，本作劝。劝人以言，谓以善言劝人也。故曰美于黼黻文章。若观人以言，则何美之有？”[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2《非相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53页。所言有理，从之。在荀子看来。君子之言，乐道人善，导人入善，劝人为善，求、纳善言，故君子不厌其言。荀子说，君子也辩论，君子辩言仁，小人辩言险，“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正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非相篇》)君子辩言的标准在仁义道德。
如果说圣人是“多言而类”，那么君子就是“少言而法”(《非十二子篇》)。唐杨倞注：“少言而法，谓不敢自造言说，所言皆守典法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3《非十二子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61页。圣人能制礼作乐，君子就只能遵循礼乐，故少言，而多学圣人之言，多行圣人制作的礼乐。荀子说：“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非十二子篇》)提出言论评价应以礼义为标准。
通伦类，有理性认识；一仁义，有道德实践。这是学习获得的人性综合修养，即德操。荀子说：“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儒效篇》)“学也者，故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途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劝学篇》)道德修养是一个过程，靠学习、积累而成。全之，全面仁义；尽之，彻底仁义。君子的心身全面彻底为仁义占据，是为一仁义。诵说之，思索之，应用实行之；持养扩充之，好之乐之，护之利之；不为环境、利害所移动，生死以之：说明这人具备了德操，就能“一仁义”了。
关于君子的行为和交往，荀子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荀子·不苟篇》)君子表彰或批评人，都以“义”为准则，而非谄谀或忌刻。“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慤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荀子·不苟篇》)不论君子心理状况如何，都符合道理、礼法；因为君子懂道理，守礼法，故“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非十二子篇》)君子关心的，主要不在于别人怎么对待自己，而在于自己实际上有没有礼义修养；没有礼义修养，耻之。
荀子认为，君子最重要的行为特征是守礼法。因为礼法很重要，“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篇》)。礼本原于天地、先祖、君师，是三者的统一。礼是一切文明制度的核心、纲纪。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篇》)礼是法的基础，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纲纪。故礼应是君子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君子学习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说：“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劝学篇》)
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人有礼法。“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篇》)君子是人的较低理想人格，他高于一般民众，正在于有礼义，谨言行，慎习俗，守礼法。因为君子有礼义，守礼法，故“常安荣”；小人无礼义，背礼法，故“常危辱”(《儒效篇》)。
荀子认为，君子的本质特征，在于学习礼义、遵行礼义、治理礼义，君子可谓礼义的社会主体。他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王制篇》)唐杨倞注：“始，犹本也。言礼义本于君子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5《王制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104页。天地是生命的本原，礼义则是国家治理的本原，君子则是礼义的本原，也是礼义修养、实施的主体。
常规组这一组的患者服用的是尼莫地平片。出自拜耳，编号是BJ07048，每片质量30 mg。病人一天三次，每次都是一片，时间是180天。另外也要银杏叶片。出自扬子江这个公司，编号12022821，每片质量是0.5 g。患者在一天中吃三次，然后每次的用量是两片，时间是180天。
君子是礼义的主体，礼义则是君子的本质，也是君子言行活动的标准。君子贫贱而不忧戚，遵守礼法，对于富贵利禄不动心。“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勌而容貌不枯。”(《修身篇》)勌，同倦，疲倦。枯，同苟，苟且。君子虽不得志，但理想远大；即使富贵，也恭敬低调；安闲而不堕落，劳累而不苟且。日常生活中，不论穷达、贫富、顺逆、喜怒、劳止，一以礼法为准；实质上，君子能以“法胜私”，“能以公义胜私欲”(《修身篇》)。“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不苟篇》)“礼义之中”就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标准。
荀子修养论，对于学习、受教，言说更多。他认为“注错习俗”(《儒效篇》)，道德教化和风俗习惯，可以由外而内，化性起伪。他还观察发现了“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篇》)的原理。唐杨倞注解说：“习以为俗则移其志，安之既久则移本质。”[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4《儒效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91页。环境影响人，生产生活、社会政治、制度规范等都影响人，思想文化等渗透人的内心，成为思维言行习惯，很难改变。故教化人，应从讲求君子之学，改变习俗、环境等两方面入手，内外用功，帮助所有社会成员去恶从善，成为理想的人。这和孟子发现人有良知良能，强调人性本善，注重从心性觉悟方面为人能成为理想的人进行说明和论证的思路，可以互补。
五、君子最重要的精神特征是理性
在荀子看来，君子的心，也与众不同。
第一，君子有希贤成圣的远大理想。“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故君子结于一也。”(《劝学篇》)积跬步以至千里，要在锲而不舍，用心如一，专心致志。
自己学习好，修养提高，成为君子后，还要帮助他人学习、提高修养，成为君子，此即教化。教化可谓君子自身的复制。在荀子看来，教化的主体是君子，教化的对象是民众。人生下来都是“小人”，需要教化。“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荣辱篇》)；假设遇上乱世、乱俗，就更需学习，接受君子教诲，遵守礼法。荀子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荣辱篇》)人天生就是“小人”，不学习，不接受教化，那是小上加小，完全没有前途了。“开内”：开，打开、开放，打开封闭的心胸，开阔狭小的心境；内，同纳，接纳教诲，接受礼法。要民众听从君子的教诲，君子必须“得势以临之”。君子“得势”，掌握了世俗权力、财富，令人艳羡，教育小人就有了更好条件，就可现身说法，增强教化的吸引力和威慑力。
第二，君子的本质特征是认识道、追求道，以道为准则，表现于外，皆以礼义为准则。荀子发现，君子勇于求道，而求利略。“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修身篇》)如看一个人，“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非相篇》)唐杨倞注：“术，道术。”[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3《非相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46页。一个人认识、掌握了道，并遵循道，心术善，就是君子。反之，一个人长得再帅，再漂亮，但心术恶，依然是小人。
君子学习，不只认识道，也要实践、遵行道。他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修身篇》)君子行道，应以遵守礼法为要；因为礼法乃是道的规范表现。荀子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篇》)借助君子之学，人道和礼义统一，闻道、行道和遵行礼义统一。
第三，君子有理性认识能力。照儒家看，人的理性能力，本就是道在人性中的表现。君子知道、行道，必然表现为君子的理性能力，即认识和实践道的能力(如“德操”)。荀子关于理性认识能力的思想，十分精彩。
儒家君子观的发展，到孔门后学处，已经出现了分野。孟子强调君子的心性修养依据，荀子则强调君子的现实政治效用。荀子认为，圣人“尽善挟治”，大儒“善调一天下，制强暴”“言有类，行有礼”(《儒效篇》)。荀子以有无学问、能否损益礼法为准，将人们划分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四类。俗人“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有点学问，但有偏蔽，不知变通，不能随时损益，而“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是俗儒；知道“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但认识不能贯通，法、教不能结合，是雅儒；能“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儒效篇》)，融会贯通，又能礼法结合，解决治国理政等现实问题，是大儒。荀子认为，大儒王佐之才，可以做天子的三公。
他认为，君子之所以超越小人，是因为君子有道德修养，掌握了这些规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君子认识掌握这些规律，而且“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故君子“日进”，小人却“日退”(《天论篇》)。君子能认识道，不断进步，“制天命而用之”(《天论篇》)，获得富足、健康、幸福的生活，小人只能依靠别人，在忧愁恐惧中沉沦于宿命。
在平台创办主体上，调研的7家平台既有企业创办的，也有创办于事业单位和新型研发机构的，有两家平台还是创业人士为实现个人梦想创办的。创办企业的背景资料显示，有的平台具有科技金融投资背景，有的是资深科技服务机构，有的是行业联合创新中心，都与科技产业紧密关联。在平台规模上，调研发现，科研众包平台普遍规模较小，大的平台有40来个员工，小的则不到20人，人员结构上主要采取“平台运维人员+专业服务团队”的模式，呈现出很典型的互联网企业特征。
君子的理性认识能力，主要表现为对普遍真理的认识概括和推类应用，荀子称之为“操术”。他说：“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始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荀子·不苟篇》)君子有理性认识能力，则能由近知远，以小见大，也能多中见一，以一统分。
荀子认为，君子进行理性认识时，应有一颗公心，因为“公生明，偏生暗”(《不苟篇》)。他要求人们“孰计”欲恶、利害而后决定欲恶取舍、公利引领。君子还应有宽宏、包容精神，“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非相篇》)兼术，即兼容之法，其实就是一种理性认识上的逻辑概括能力、兼容并包的辩证思维能力，当然还包括仁爱民众的博施济众等能力。在理性认识上，荀子提出，君子要注意除“心术之公患”，避免“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认识方法，则应努力将天人、始终、远近、古今、辞实、用文、法贤等双方统一起来，“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然后“虚壹而静”(《解蔽篇》)，避免自己个人好恶欲望、成见偏见的干扰，达到像孔子那样“仁知且不蔽”的理想境界。
君子的思维方式，总是中道思维，而不偏于一曲。荀子说：“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解蔽篇》)明君子的中道思维，也表现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关于天和人、自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促使化性起伪的形式，荀子描述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篇》)关于性和伪的关系，荀子注意到性、伪合，也注意到性、伪分。他认为人性是“天之就”，“不可学，不可事”，纯天然如此，如人能目视、耳听之类；礼义则是由圣人制礼作乐，是人为的结果，人们可以“学而能”“事而成”(《性恶篇》)。所以，在荀子那里，与天人之分相应，在人身上还有“性伪之分”(《性恶篇》)。分指区别，如天职和人职，不宜混淆，不应互相代替。合指经过天人相参的认识实践活动，人们修养提高，能制天命而用之，解决现实问题，化恶为善。故在荀子那里，分，是为了合；“明于天人之分”“性伪之分”，只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天和人、性和伪的区别，明确问题所在，以便更准确地用功修养，教化民众，解决现实问题，制天命而用之，为天人合一的实现创造经验条件。归根结底，在荀子那里，“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王制篇》)，天人合一才是人们修养的理想境界，天人相分只是过渡环节。
六、君子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荀子所认识的道，除了孔子、孟子等强调的人道、道德规范、礼法制度等外，尤其增添了经验内容，如“天行有常”之类的自然规律，如“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天论篇》)的社会治理规律。荀子将掌握了这些规律的人，称为“明于天人之分”的“至人”(《强国篇》)。他发现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能力，也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正名篇》)他肯定认识对象(“同类同情”)、认识主体能力(“天官”，如“缘耳而知声”“缘目而知形”的感性能力，以及“验之”“推类”的理性能力)和认识内容(“心合于道”的知识，如“物”“常”“大理”“道”等)以至表达符号及其意义(“说合于心”“辞合于说”的“约定俗成”“大共名”等)皆有共性。即是说，万物有共性，万物运动有共性，人们的认识有共性，表达也有共性。人们对这些共性的承认和运用，正是人理性认识的本质特征。儒学本就是对人成为人进行认识和实践的理性学问。荀子则更为经验地描述和表达了儒学的理性特征。
在荀子那里，君子应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体，因为君子是“治之原”(《君道篇》)，礼义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和目的。荀子发现：“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篇》)国家有法律，大家又能研究、讲议；人们尽职尽责，而又能通明其类，不局限于自己的特殊分工，而“精于道”(《解蔽篇》)，有整体意识。这就是君子国民的素质。这样的国民有君子担当，国家、社会自然能做到“百事无过”。故建立礼义的社会和谐秩序，君子责任重大。因为根本上说，君子是礼义的主体，而礼义是君子的本质内涵。荀子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不苟篇》)“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致士篇》)
在荀子看来，之所以将礼义看成君子言行活动的标准，是因为礼义本就是社会分工秩序的如实反映和理性概括，是社会成员劳动分工角色伦理，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的基本内容。荀子说：“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王制篇》)
荀子既重视礼的分，也适应战国后期国家统一的形势，喜讲一，一统类，一是非，一君臣，一天下等。人们何以能做到“一”？荀子说：“道足以一人而已矣。”(《王霸篇》)道是人们能够“一”的依据、标准，人们在修养中认识和把握道，就成为能“一”的前提。这是因为“道者，古今之正权也”(《正名篇》)，道有普遍必然性，是古今共有、共认、共享的标准。故认识把握了一定的“道”的君子，当然就是达到“一”的理想的主体了。荀子说，一个国家“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王霸篇》)。君子在修养中就应能做到一，内则一于经典、大理，一于分位伦理(君臣父子等)，一于贫富贵贱(《中庸》所谓“素其位而行”)，一于劳动职业(士农工商等)，外则一于礼法规范和社会秩序。这些都是礼义的表现。内所一者义，外所一者礼，合而言之，一于礼义而已矣。其反面，则是从根本上排除现实中出现的极端暴戾情况：“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篇》)“莫不”“凡皆”等词，皆表示对“一”的理性思维的运用。
因为君子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故在荀子那里，君子有时也指治国者。当他引《传》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时，就说如果治国者能够“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就能使“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王制篇》)。此“君子”无疑就是治国者。
孔孟荀等大儒，有意无意地将作为治国者的君子，和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混同讨论，应有现实针对性。第一，现实中的治国者多是政治地位上的君子，但多不是理想人格的君子，给国家治理带来不少弊端。儒家力批小人，多就此立言；儒家大力阐发、宣传君子之道、君子之学，严辨君子和小人，有含蓄批评当政者之意。第二，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希望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能成为治国者。既然有德君子能成为治国者，而选任君子的，自然应是修养更高的贤人大臣；而选任贤人大臣的，当然也就只能是圣人了。于是，圣人、贤人、君子，作为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也相应地成为治国者的三个层次。所谓“隆礼敬士”，所谓“尚贤使能”(《王制篇》)，即要求君主任用贤人、君子，达致治世，有助于所有人都成为君子，从而成就自己的圣誉。综合起来看，无非就是圣人、贤人、君子治国的想法；这个想法，与其说是古代儒家对治国者的有意识的计划安排，毋宁说是对现实治国者提出的殷切期盼。希望治国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修养，尤其是人性修养水平，应是德治思想的关键所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王制篇》)，治国者修养的底线应是，超脱于小人之域，成为君子。故荀子所谓“君子之学”，让理想人格的君子和有权位的君子统一起来，不只是一般地要求人们具备君子的人格修养，而且也有改进现实政治，以统一天下的期盼在内。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矿产资源的成分不同，水泥的生产工艺不尽相同，生产的水泥品种也不同；同一强度等级的水泥，熟料的矿物组成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出现混凝土外加剂与水泥不相容的问题。在混凝土配比相同的情况下，相同掺量、相同品种的混凝土外加剂常常会由于水泥品种不同，其应用效果的差异较大。同种混凝土外加剂在某种水泥中的应用效果较好，而在其他种类水泥中的应用效果可能会较差，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导致质量事故。
君子若能意识到自己担负的社会政治使命，自觉提高修养，时时、处处以礼义为准，则“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殊于世也。”(《不苟篇》)杨倞注：“坦荡荡，故易知；不比党，故难狎。”[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2《不苟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24页。大家乐于和君子交往，因为“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不管有没有能力，都遵守礼法。“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所以，“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不苟篇》)君子之勇也以礼义为准，“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荣辱篇》)
带状疱疹为皮肤科急性感染性疾病，其发作后表面呈现神经发炎皮肤症，实际该疾病是由于病毒入侵，形成病毒血症，引起水痘等症状，加上该疾病具有潜伏性特点，所以对患者神经的侵袭才是后遗症神经痛的关键，让患者的颅内感觉神经受到影响，一旦患者过于劳累、出现重症疾病、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等现象时，该病毒被激活，从而损伤患者神经，引起神经痛[1-2]。因此，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是目前治疗的关键所在，为了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缓解神经痛症状，本研究以收治的病例作为分析对象，给予患者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得宝松）与套管针联合治疗，取得显著的成效，现将报道进行如下汇报。
荀子发现了国家治理手段的主要内容，是实行礼治。因为“国无礼则不正”(《王霸篇》)，礼就是“正国”(正确治理国家)的权衡、绳墨。在认识上，君子能意识到，“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荣辱篇》)礼义等内容是治国理政，达到理想社会的必经之途。君子和礼义结合，用以治国，便无往不利。落实为实践，君子用礼义治理社会国家，“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君道篇》)故“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君道篇》)，而“道”就表现为“礼让忠信”(《强国篇》)等礼义内容。
在荀子看来，要实行礼治，就必须任用知礼、守礼的君子。他发现了国家治理人才培养和任用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是政治人才培养、任用规律，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正论篇》)，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符合官位要求的德才兼备官员，正源于君子修养。“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道篇》)要让官员清廉，风清气正，根本上说，必须任用有君子修养的人做官。因为君子修养，是从人性源头上用功，人性修养本就包含了治国理政等政治、管理内容在内。国家治理，应该任用君子；而君子有自我复制能力，又会培养、任用更多的君子。这样，国家治理问题就好解决了。
存在的不足：尽管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但事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资源分散重复浪费、服务效益不高、数字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管理人员非专业化等问题依然亟需完善。如基础设施投入不平衡，各街镇图书馆服务人口在2万至30万不等，馆藏图书量为1至3万册不等，年购书经费为4万至10万不等，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如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配置内容较单一，利用率不足，电子资源、网络服务、读者舒适感等综合服务环境有待提高；如体制机制运行不畅，2016年，松江区实行了基层综合管理模式改革，将原来文化站的编制人员划入街道党建服务中心或镇社区管理办公室，街镇级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岗位设置和服务内容没有及时对接。
君子以礼义治国，首先要拨乱反正，使“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国家“令行禁止”(《王制篇》)，才能改变礼坏乐崩局面，实现理想社会。荀子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君道篇》)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得其人是关键。得其人，治国者有君子修养，则有礼义，法律就有基础，也能因时损益，与时俱进，并能得到自觉维护和遵守，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有了主体基础和根本保障。
为什么呢？荀子发现了政治上层对下层影响的规律。他说：“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慤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正论篇》)。“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强国篇》)消极现象的滋长、蔓延，大多与上层的消极表现有关。“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强国篇》)只有君子在上位，能得势，社会才可能逐步改良向善。如果小人在上，君子则“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有“人文大行”(《子道篇》)，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德行、文明风范，绝不会沆瀣一气。可见，荀子倡导的社会等级制度，只是孔子君子德风、小人德草等德治思想的制度化而已。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7-0076-11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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