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民族共居城市的族群居住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国际性论题。南非镇区（township）作为种族隔离时代城市规划的直接产物，至今依然是种族隔离制度在城市中的明显烙印。本文通过回顾镇区的形成过程，分析镇区是怎样和种族隔离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又如何延续，说明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城市的深远影响以及转型后南非处理城市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应将族群居住模式纳入城市规划设计，以期促进族群和谐平等相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繁荣。
关键词：南非镇区；种族隔离；城市化；城市更新
多民族共居城市族群居住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国际性论题，也直接影响到城市乃至国家的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以在南非城市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文献为材料基础，对于南非城市中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镇区（township）的形成过程及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延续进行说明和讨论，以期对于城市族群居住模式问题有更多的认识。因篇幅有限，学识浅薄，误谬之处还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一、南非城市镇区的形成与发展
在南非有一个英文概念与多数使用英语国家有明显的语义差别，这就是township。通常可以翻译为“镇区”。在南非城市，特别是几座主要城市中都存在着不少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并且边界仍在不断扩展的大型“镇区”。这些地方具有鲜明的贫民窟特征，已经成为南非城市的一种典型性景观，时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其中一些还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吸引着具有猎奇心态的西方游客。不过南非本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用“镇区”（township）一词来称呼这些城市中的底边社区，却很少使用“贫民窟”（slum或ghetto）的概念。镇区一词在英语国家普遍存在，在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语义，但通常与贫民窟并没有直接联系。在历史上，设有教堂的村镇被称为镇区；如今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大多数州以及加拿大的大多数省份，镇区是县或郡地方政府的下属分支；在澳大利亚，镇区指乡镇或郊区的商业中心。我国在英译“镇”这一行政级别时也使用这一英文词汇。然而，镇区这一词汇，在南非及在殖民时期曾经受南非影响的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邻国，却与种族隔离制度紧密关联在一起。
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国际性问题，[1]这一概念也充满了绝望的贬义[2]。联合国人居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恶劣的住房环境和卫生条件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非正式城市定居点”[3]，但还会涉及到社会分层、人口流动性等不同要素[4]。贫民窟以及替代的 “棚户区”、“边缘社区”、“非正式住宅区”等中性概念与这类社区某一层面的特征相联系，如经济状况、住房条件、产权性质以及居民的组成结构和社会地位等，折射出当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经济结构。城市空间不仅是自然的，更是一种社会文化产物，散布在世界各地形貌不同的贫民窟正是不同社会背景的城市中形成的独特底边空间。在南非，“镇区”最终发展成为贫民窟的代名词，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
20世纪上半期南非的城市中已经存在族群分隔居住的现象。约翰内斯堡与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周边设立了数个安置区①，黑人矿工的生活被限制在这些区域中；德班市政府为扼制城市核心区域人口增长建立了入城许可证制度，被排斥在外的黑人劳工大多居住在距离市中心7公里的卡托马诺（Cato Manor）居住；开普敦当局以“防止传染病”的名义将原本分散居住的黑人强制集中到指定区域。[5]这一时期的种族隔离由各城市政府主导，因政策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也具有一些共同性：首先，在其中生活的居民以来自农村的黑人劳工及家属为主；其次，白人城市政府和市民对黑人进城生活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大部分在其中居住的居民并非出于自愿；第三，社区缺少基本公共的排污、供水系统，房屋也以简陋的棚屋为主，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1.针对采购预算的不合法性，在采购预算过程中，高校存在随意追加或削减预算的现象，要强化检察高校在政府采购时预算的合法性。高校预算部门的组成之一就是政府采购预算部门，主管部门在进行部门预算批准时，涵盖了部门的政府采购预算。所以，高校有必要申报政府采购的预算流程、批准、并且对临时预算程序的增设进行严格审查。重点审查在预算过程中，重点审查是否存在任何额外或预算削减，以及补充或减少过程是否按照所需的批准程序处理。
面对高涨的城市化浪潮与不断进入城市谋生的有色人种移民，受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影响的阿非利卡知识分子与政客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了一些有关城市规划的构思，他们理想中的城市居住空间应具有“族群纯洁性”，对白人以外的族群进入城市抱有排斥的态度，希望通过空间上的隔离“保证不同族群的文化不被污染”②。但这一时期南非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又大量依赖白人以外的族群作为廉价劳动力，从1946年开始，黑人已经在城市中成为了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7]为了调节这种矛盾，种族隔离制度的设计者们提出在全国城市中统一采取族群分隔居住的措施。
随着法律和规划方案的确定，镇区建设模式正式形成。由中央政府协调的镇区发展进程进而塑造了南非城市的空间格局。通常人们将种族隔离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及一整套政治制度，但在南非城市中，以规划和建设为手段的空间实践才是将种族隔离政策转化为现实的关键，镇区正是种族隔离政府对种族构想的空间表达与社会秩序的空间化。这种城市规划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主义者保证城市空间“族群纯洁性”诉求与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矛盾，有计划地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短时间内促进了城市化。
最初的隔离手段相对有限且松散。以开普敦这座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汇城市为例，形形色色的居民生活在这里，被形容为一座“炒鸡蛋”型的殖民城市。除白人殖民者外，也包括了黑人传统政治权威、经营海上贸易的印度或其他亚洲商人，更多的是作为底层劳动力的黑人及有色人居民。在种族隔离制度施行前，在这种分布模式下，尽管底层黑人、有色人劳工聚居区生活条件较差，但由于同处于有限的城市空间中，这些社区也能或多或少分享到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便利[6]。随着以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族群隔离越来越强烈地成为南非城市发展的主流，各种强制手段也被运用在城市管理与规划中。
40年代南非国民党上台前后通过立法手段逐步将种族隔离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策，镇区也随之制度化。40年代中期陆续颁布了包括《有色人定居地法案》（Coloured Persons Settlement Act）在内的一系列法案，限制与剥夺了有色人、印度人和其他亚裔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利，并将居住隔离范围扩大到了黑人以外其他非白人族群；1950年开始实行的 《人口登记法案》（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将全国人口划分为白人、黑人、有色人、印度人四个主要族群，并要求全部18岁以上公民进行种族身份登记；同年颁布的 《族群住区法案》（Groups Area Act）依据身份登记结果，制定了不同族群间的居住隔离政策；1952年国会通过的《原住民法案（通行证废除与档案协调）》（The Natives(Abolition of Passes and Co-ordination of Documents)Act）名义上废除了各地旧有的通行证制度，实际上将通行管理权收到了中央政府手中，更加严格地限制不同族群在城市的流动。随着这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城市地区的种族隔离状态正式形成：所有居民按照族群划分居住在不同的区域，除工作需要以外，任何人不能出现在不属于自己族群的区域。即使作为“一等公民”的白人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也不能随意出入有色人种聚居的镇区。
镇区的规划由地方自主进行又进一步转变为中央政府统一设计，到6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的框架。镇区被要求具备以下要素：其一，仅供白人以外的族群居住，每个镇区对应单独的族群；其二，必需与白人工作、居住的城市核心区以及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以空地、绿化带进行环绕；其三，与公路或铁路相连，保证其居民前往市区、工厂或矿区工作时有便利的通勤条件；其四，新建镇区应毗邻一个现有镇区，以减少现有镇区的人口数量[8]。此前南非城市中已经存在的族群隔离事实也成为了实现镇区制度化的基础，这种完全由国家层面设计的城市空间安排被迅速落实到每一个城市的规划方案之中。
新南非政府的官方话语中保留了镇区的概念，这些种族隔离时期的城市规划产物在如今仍保留了作为城市行政区划单元的基本功能，在划分选区、分配公共资源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大多数镇区也保留了原有的名称。种族隔离时期的城市规划者使用不同族群的语言为镇区命名，以彰显“保护不同文化”的目的。如今仍可以从镇区的名称推测出是哪个群体在该镇区中占多数，在黑人和其他族群聚居的镇区交错分布的城市更容易观察到这一点。例如如开普敦的卡雅利沙镇（Khayelitsha）、兰加镇被设计为黑人镇区，就使用了科萨语词汇命名；位于同一座城市中的米切尔平原镇（Mitchell's Plain）、（Retreat）等沿用了殖民地名称的镇区则是有色人聚居区。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法规限定某一族裔的居民只能居住在特定区域，各个镇区的主要人口仍然与种族隔离时代的规划相重合。开普敦的卡雅利沙镇米切尔平原镇分别是种族隔离时代规划的黑人镇区和有色人镇区，如今前者的居民中有98.6%为黑人，后者的居民中有90.8%为有色人④.
儒家有深刻的理论建构，也绝非书斋里的纯粹哲学家。儒家注重个人精神修养，在实践性上便与出尘离世的道家判然有别。陈立夫总结孟子思想十四要点，首列：“一、反战；二、反杀；三、反侵略……五、反暴虐”[7](P1-2)。面对天下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社会状况，孟子首先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为儒家思想张目，也在论战辩难中逐步发展和完善了自身的仁政思想构架与性善论观点。
同时依据国家旅游景区评定标准进行自我完善，健全管理体制，提高旅游质量，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资金补助。此外，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弥补政府资金来源不足。
1923年，南非联邦议会通过了《（城市区域）原住民法案》（The Natives(Urban Areas)of 1923，简称城市法案），规定黑人在城市不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且需要居住在政府专门规划的区域中。根据这项法案，开普敦政府于1927年修建了兰加（Langa，科萨语中意为“太阳”），并采用了镇区这一称呼用来与市区（town）相区别。当时的城市管理者规划兰加镇区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白人生活区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不断向外扩张，接近了原本处在城市边缘的黑人定居点，白人中产阶级居民向市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黑人迁走；其次，黑人移民劳工源源不断进入城市，使得他们原本的定居点早已超过了承载能力，越来越多从事服务业、手工业的黑人劳工迁入市中心的族群混居区域，这种局面与城市法案相违背。与以往的黑人聚居区相比，兰加的不同之处在于经过了详细设计。市政府不仅明确规划了镇区的地理边界，还预设了整个镇区可容纳的人口数量，并据此建设了公共住房以及道路、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兰加成为了此后种族隔离制度下镇区规划的基础样本。
然而，种族隔离从根本上限制了移民在城市中的生活空间和经济机会，很快这些镇区就变得拥挤不堪。作为住房、基础设施、交通、医疗等集体消费的决策者，国家或城市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考量往往与资本投资不同，其优先权的分配决定于所代表的社会利益[9]。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利益群体极端族群化，政府所代表的不仅是某一阶层的利益群体，更是与之捆绑的族群。白人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力，而其他族群甚至连选举权都没有。政府不愿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改善非白人社区的状况，进一步放大了镇区与市区的社会、经济与物质差异。到60年代以后南非经济发展明显放缓，非白人居民愈发孤立与贫穷，城市彻底形成了一种分裂的双元结构，一端是在市中心和市郊区享受着良好生活条件的白人，另一端是在镇区中苦苦挣扎的有色人种居民。
到了70年代中期，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显著，包括镇区在内的城市居住隔离措施也产生了各种问题。首先是经济效率低下与失业现象严重，随着南非产业结构转型，市场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种族隔离制度下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导致非白人族群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镇区劳动力过剩，出现了普遍的结构性失业状况[10]。其次是生活条件恶化，人口的快速增长超出了镇区规划者的预期，大多数建成镇区已经拥挤不堪，政府建设的公共住房早已不能满足居住需求，各种自行搭建的非正式建筑迅速填满了镇区的每个角落。原有的公共设施也不堪重负，政府也不愿投入太多预算进行更新。失业和生活条件恶化引起了社会不稳定，一方面导致了镇区犯罪活动增加，另一方面使生活在镇区的非白人族群与白人政府政治分歧加深，抵抗运动频发。
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尽管镇区不再是一种制度化的城市规划方案，但这一名词仍然被广泛地使用。镇区概念的延续可以分为官方话语和日常生活两个层面。
*通信作者:林岚 (1971— )，女，福建漳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休闲及旅游地理研究，(E-mail)linlancn@163.com。
“有序城市化”终究只是对既有政策的修补，城市依旧延续了族群分隔的空间格局，无法解决种族隔离带来的城市问题。1986年以后，南非政府取消了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镇区人口爆炸式增长。“开普敦的黑人人口在1982至1992年间翻了三番……人们如潮水般漫过山区分散到开普平原”③，新建的大型镇区的人口密度很快也超过了预先的设计。此时的南非政府面对产业转型失败、国内反抗运动抬头、周边军事扩张失败、国际制裁加剧的多重困境，在财政方面捉襟见肘，无力改善镇区的生活水平，也难以加强对镇区内部的控制，只能任由问题进一步恶化。1991年南非国会通过《废除基于种族的土地措施法案》（Abolition of Racially Based Land Measures Act），废止了包括《族群住区法案》在内的9项法规，标志着镇区在制度层面的终结。两年后，南非正式结束了种族隔离，在新的法律框架下，镇区获得了城市中的其他区域具有平等的地位，但此时绝大多数镇区早已沦为城市中的社会及经济“塌陷区”。
二、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镇区概念及困境
为了扭转颓势，南非国民党政府从70年代末开始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调整。原有的具有强烈预设性的城市规划逐渐被所谓的“有序城镇化”的新政策所取代，其目的在于通过放松对城市化施加的限制来加速城市中非白人群体的文化变革，使其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工业化输送新的劳动力[11]。新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取消通行证制度，放宽人口流动限制；允许镇区建立社区委员会；将镇区房屋的租赁与使用权年限延长至99年，并允许一部分黑人在城市拥有房屋所有权。但在政策调整的同时，政府仍然在规划更多的镇区以保证城市中的族群分隔状态。1984年成立的镇区建设及相关事宜调查委员会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ownship Establishment and Related Matters）提出了加快镇区规划与建设的建议，一批新的大型镇区在80年代末陆续建成。这些新镇区面积大大超越了以往的规划，可以容纳更多的居民，如今南非居住人口数量前三名的镇区皆是80年代以后建成的。同时这些新镇区还拥有商场、电影院等消费娱乐场所，功能也更加完善。[12]
秦明月口中说哪里、哪里，但多少心头有些得意，想不到这个社会名流也是知道自己的啊。站在周大国后面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妇人，衣着看似朴素，却绝对的国际顶级名牌，一张白皙的脸被一个巨大的太阳镜挡住了半边。周大国说：“这位就是毛主任的爱人，我们接到通知后就过来了。”
镇区一词也依然频频出现在官方制定的城市升级改造计划中。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新政府试图从社会各方面抹去旧制度的痕迹，但一座座贫民窟化的镇区正是种族隔离在城市中留下的最明显烙印。在1994至2004年间，“大量的绿皮书、白皮书被发布，法律和政策框架被制定出来，其中很多涉及到城市”，议题大多与镇区的改造升级相关，比较代表性的尝试包括重建与发展项目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框架，以及 2001年启动的计划为期十年的城市更新工程（Urban Renewal Programme）。政府希望通过这些工程逐步改善镇区住房、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然而，这些政府工程收效甚微，仅有很有限的镇区得到了改善，大部分仍维持着原有的面貌。
官方话语中镇区概念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的考虑。到目前为止的南非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完成的，当代城市管理者不可能完全否定既有的规划，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剔除种族隔离元素而已。与此同时，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民主选举中存在“族群与选票挂钩”的现象，不同族群在投票时对特定政党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这使得居民存在族群高度一致性的镇区成为了不同阵营的“天然票仓”。因此民主体制下南非的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不会轻易将镇区打散。
当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镇区概念更为广泛，并不局限于表述种族隔离时期建成的旧镇区。在面临旧镇区升级改造困境的同时，南非城市又不断产生了新的非正式住宅区，这些社区同样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构成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镇区”。在当下南非城市语境中，非正式住宅区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非法占地形成的房屋聚落，也包括了各类由政府主导的非永久性公共住房工程。官方通常不会将1994年以后形成的非正式住宅区称为镇区，而是采用不同的术语来定义这些社区，例如TRA（Temporary Relocation Area，临时安置区）、EHP（Emergency Housing Programmes，紧急房屋工程）等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新概念过于纷繁，会在日常表达中将这些社区一并归为“新镇区”，其中甚至不乏因工矿企业重组而失业的白人组成的棚户区，以及边境管理放宽后涌入南非的国外难民及非法移民聚居区。
人们之所以用镇区来称呼后种族隔离时代新生的非正式住宅区，是因为镇区在城市日常语境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较宽泛的概念，不一定与特定的行政区划单元或地点有关，而是代表了在城市中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空间类型。种族隔离结束后，城市中心的一些区域发生了人口置换的现象，原本的白人专属区域逐渐被收入较低的有色人种占领。在中产阶级眼中，这些地方和城市外围一样属于“镇区”，而原本就生活在镇区中的居民仍然会将这些地区视为“市区”。尽管不同的主体在表述上存在主观差异，镇区都被视为与城市核心区、富人与中产阶级区这一类“高尚社区”相反的存在，或者更直白地说，镇区既是贫民窟的同义词。
镇区概念在今天被继续使用，特别在是日常话语中的广泛化，折射出在南非城市仍然延续着种族隔离制度下形成的族群分裂与空间不公平状态。[14]在种族隔离时期公共资源分配处于弱势的镇区，如今仍然面临着公共设施和服务匮乏的问题。在转型后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很多集体消费品转入私有领域，贫穷的镇区居民无力承担优质的设施与服务，进一步扩大了与中产阶级社区的差距。[15]另一方面，镇区作为廉价劳动力储备地的状况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也没有得到改变。1994年以来南非在改善移民劳工境遇方面取得的进步极为有限，尽管在新的劳工立法实践中尝试废除移民劳工体制，但大多只重形式而轻内容。“财产关系、就业机会以及工业战略等所有这些都使移民劳工仍然大量存在……居住在城郊的肮脏的简陋居民点（镇区）”⑤。更令人失望的是，如今南非的高失业率和旺盛的非正式经济反而使镇区的劳动力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剥削环境。
2、建立往来信息三方核对机制。建立往来信息三方核对机制是电力公司保证往来信息准确的重要措施，主要包括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财务部门与客户以及业务部门与客户的信息核对。首先，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主要涉及往来款清单的核对，通过每笔业务涉及的责任人和责任部门进行相关台账信息的核对；其次，财务与客户及供应商的信息核对，一般以金额较大的客户和供应商为主，进行往来款项的函证核对；最后，业务部门与客户及供应商的信息核对，主要由财务部门提供相关的往来款清单，由业务部门与客户直接核对并及时催缴。
对割草机进行节能优化前，首先需要知道优化前刀片的消耗功率。采用Fluent对割草机的流场进行了分析，设置刀片的旋转速度为3 200 r/min，流场稳定后一个旋转周期内刀片上的扭矩如图8所示。刀片2(中间刀片)上的扭矩较大，扭矩约为1.56 N·m，且呈较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刀片1(出口侧)和刀片3(封闭侧)上的扭矩较小；刀片3上的扭矩在1.5 N·m附近变动，刀片1上的扭矩在1.48～1.5 N·m之间变动。
自1994年以来，镇区及其居民从后种族隔离时代转型中受益颇多。人们的流动不再受到严苛限制，享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工程为镇区带来了居住条件的改善，各类扶贫工程也在帮助镇区中的低收入人群和失业者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镇区与各种“新镇区”在城市社会中仍处于底层。种族隔离时期畸形的城市化策略造就了镇区这种特有的城市底层空间并延续至今。镇区一词被沿用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除去语言、文化方面的惯性外，也说明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城市依然存在，导致这一类社区的弱势地位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全面的改善，生活在镇区之中的芸芸众生仍将在贫穷、危险的生活环境中谋求生存。
三、余论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被认为是当代社会最成功的政治转型之一，因此在讨论后种族隔时代的南非社会时往往更多关注“转型”而忽视了“延续”。当下南非社会问题讨论中存在一种将如今面临的困境全盘归结于转型后的政策失误的倾向，进而对转型本身产生质疑。这种观点简单地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视为与历史完全割裂的全新社会，没有意识到种族隔离时期的制度安排所遗留的深刻影响。当代南非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工程仍然深受种族隔离制度遗留问题的困扰。镇区中普遍存在族群间居住隔离、落后的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缺少工作机会等现象，既往城市规划的副产品至今在影响着南非的城市。南非城市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城市化浪潮以及城市不同阶层居民的需求时，种族隔离制度所遗留的结构性因素也像一道枷锁限制着他们的作为及其效果。对于新南非的城市管理者来说，除了充足的财政保障之外，更需要有勇气和智慧来突破不合理的城市结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南非城市化的困局，让镇区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城市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空间又不断地进行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性。种族隔离时代的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用镇区形塑城市的同时，通过具有高度计划性的手段将分裂和分割的族群居住模式双元结构深深地嵌入了南非的城市之中。经历了种族隔离政府46年的高压统治，尽管人们意识到这种空间格局的非公平性和非正义性，但又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具有种族隔离意味的族群分布模式客观存在并支配着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尽管改革者们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对制度进行破旧立新的尝试，而城市却不是一张可以供任意涂抹的空白画布。空间景观、居民以及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长期存续，并非是一朝一夕即可改变的。如今在面对各种复杂的城市问题时，也有人主张可以诉诸强力手段已达到迅速改造城市的目的。在经费和资源充足、政策环境稳定的情况下，高度预设性、计划性的城市管理与规划或许能在短期内见效。多民族共居城市如何营造一种有利于各族群和谐相处、居民平等享受城市福利的居住模式是城市规划中必须加以考虑的。从长远来看，对于以往城市规划产生的负面作用及影响是否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调整与修复？在新的城市规划中是否以及怎样避免族群隔离的居住方式？如果没有将族群居住模式等相关问题纳入视野，城市规划手段是否真的能够让城市“健康成长”，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繁荣？对于这些问题，南非镇区的形成及其延续的教训或许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注释：
①在镇区概念推广前，主要使用阿非利卡语的地区用阿非利卡语将黑人劳工聚居地称为lokasies，与英语locations同义，可译为“安置区”。现在约翰内斯堡地区黑人俚语中仍常以kasie一词代替镇区，在更多使用英语的开普省份则很少有人这样说。
②参见Opinion article：‘Apartheid thinking in academia’.http：//blogs.sun.ac.za/news/2013/06/12/opinion -article -apartheid-thinking-in-academia.
作为他全部作品的“résumé”，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还有一种思想一闪而过：“索多玛的理想转化为圣母的理想，反过来，在索多玛中间开始闪烁着圣母的理想。”[5]542
③20世纪80年代后开普敦市建设的大型镇区都分布在这里。
④参 见 Main Place 199038 from Census 2011， https：//census2011.adrianfrith.com/place/199038；Main Place 199039 from Census 2011， https：//census2011.adrianfrith.com/place/199039.
⑤S.泰列伯兰奇.迷失在转型中[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108.]。外来移民进入城市时大多会选择在更具有族群亲近性的社区落脚，不同语言的镇区名就像无形的路标将移民指引到所在族群的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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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ownships in South Africa:With Discussion on Ethnic Residential Model
WANG Hao-wu
Abstract:The residential model of multi-ethnic in urban areas is an international topic worthy of discussion.The townships in South Africa as a direct result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era of apartheid，remain the most visible legacy of apartheid in the city.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concept is linked to the apartheid system by reviewing the formation of townships and how it continues in the postapartheid era.Demonstrate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apartheid on South African cities 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South Africa in dealing with urban issues after the transition.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the ethnic residential model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pattern design，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harmonious and equal coexistence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and realizing urban prosperity in the true sense.
Key words:South Africa Township；Apartheid； Urbanization； Urban Renewal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1－0129-05
本文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2015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资助，项目编号：留金美[2015]7169号。
收稿日期：2018-09-29
作者简介：王昊午（1987-），男，陕西韩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2015～2017年度南非开普敦大学访问学人，主要从事流动人口与城市化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胡成霞]
标签：南非论文; 镇区论文; 城市论文; 种族论文; 族群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留学基金委2015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资助; 项目(留金美[2015]7169号)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