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一生为其深爱的母邦而呕心沥血，却受到被控有罪并被处死的酬答。苏格拉底的毅然赴死，展现出了他对生命价值、生命尊严、生死关联、死亡超越等问题的深刻思考。苏格拉底对于人之生死的思虑与认知、考量与抉择，即便对于当今世人如何把握自己的生死大事，更好地安身立命，追求生命之应有价值，也依然留有诸多的思考余地。
关键词：苏格拉底；精神生命；生死观
为唤醒慵懒无知的国民，为拯救深陷乱世的祖国，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勤勉努力，不断“叮咬”和“刺激”雅典人。然而，他却被自己深深眷恋的祖国和人民控诉、定罪并处死。他最终凛然赴死，留下了一出千古悲剧。古今中外，还从未有哪位哲学家的死亡像苏格拉底之死那样，受到众多学人的关注和赞誉。德国希腊哲学研究专家策勒尔说：“苏格拉底之死是他的事业的最伟大的凯歌，是他一生无尚的成功，是哲学和这位哲学家的礼赞。”[1]113哲学史家文德尔班也认为，苏格拉底的死成就了他自身及其哲学，“变成了他最大的光荣”[2]101。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法律判处死刑并坦然赴死。然而，他能否避开死刑？如果能，他为何还坦然赴死？他对人之生死问题究竟有着怎样的思考？弄清这些问题，不仅能使今人更深入地走进这位远古先哲的内心世界，更有助于我们以之为鉴，好好把握自己的生死大事，追求应有的人生意义与价值。
要知道，爱与认知是统一的，爱我们的历史就会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要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就必须爱我们的历史。光凭背诵式的记忆不仅做不到这点，而且还适得其反。我早年的背诵经历所证明的恰恰就是这个真理。
一、苏格拉底的死亡缘起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言：“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3]102国内汪子嵩先生则将苏格拉底称为西方思想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4]297。这是因为，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本人并未直接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关于他的言思行，与他生活时代比较接近的主要有五类文献作过不同程度的记叙：一是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其作品《云》中戏剧性地描绘过苏格拉底的某些言行。二是柏拉图曾以苏格拉底为主角，写下过大量对话录。但据国际学术界考证并确认，柏拉图只有在早期对话录中才比较真实地记录着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言行。三是历史学家兼军人色诺芬(Xenophon)，在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后，写过《回忆苏格拉底》。四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多年后间接反映过苏格拉底的一些思想。五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在公元3世纪写作的《明哲言行录》中，对苏格拉底也有过专门记叙。对于上述资料，一般认为，“阿里斯托芬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苏格拉底的误解和评价，色诺芬记录了作为常人的苏格拉底，只有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思想的真正理解者。”[5]25另外，按照策勒尔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了解，实质上并没有超出在色诺芬和柏拉图那里获知的内容。[1]106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那部重在“收藏轶闻和故事结局的集子”[6]《原英译者导论》14，则“常常带有不可靠甚至捏造的信息”[6]《代中译序》2。
柏拉图对话录中主要有四篇涉及苏格拉底之死：《游叙弗伦篇》(Euthyphro)、《申辩篇》(ApologiaSocratis)、《克力同篇》(Crito)和《斐多篇》(Phaedo)。这四篇对话比较完整地记叙了苏格拉底被控有罪—申辩准备—法庭申辩—法庭判决—监狱候刑—临死处决的过程。一些研究者曾将这四篇合编成一卷，称为“苏格拉底的审判与处死”[7]31。苏格拉底正是在这些文献记载的期限中，集中展示出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因而，我们主要依据柏拉图的四篇对话录和色诺芬的著作来梳理苏格拉底的生死观，其他几类资料仅略作辅助。
公元前399年春，苏格拉底被迈雷托士(Meletus)、安匿托士(Anytus)和赖肯(Lycon)三人以“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奉新神”[7]48的主要罪状，公诉至法庭。尽管他在法庭上据理力辩，当时出庭的501位法官们还是以281票对220票的表决结果判其有罪。在控辩双方分别提议不同的处罚方式后，法官们又以新增80票[6]108，即361票对140票的投票结果，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由于正值雅典城内的祭神禁刑期间，苏格拉底在被收监关押一个月后，最终以自饮毒酒的方式被处死。
纵观苏格拉底的一生，他并非一开始就关注人的生死。即使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也不是突发奇想、毫无征兆地谈论死亡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他是在其人生逐步走向终结、其生命逐步接近死亡的过程中，在对生命历程的不断反思中，步步深入死亡问题，渐次呈现自己的生死观。因此，通过对其生命观的分析来切入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是再合适不过的。
其实，从柏拉图对话录的记叙看，苏格拉底的死亡悲剧本可通过多种方式得以避免。例如，在被控之后、被判罪之前，他还可以通过诚恳表达悔意，或者自愿放弃爱智追求，或者让亲人向法官苦苦求情，以获恕罪开释。即使在被判有罪后、提议处罚方式时，他本可以提议对自己处以监禁，或者巨额罚款，或者放逐他乡，来取代对自己的死刑处决。只不过，他以一位圣哲对人之生死的深刻理解，不愿以那些方式苟延残喘，偷生于世而已。可以说，苏格拉底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生死抉择中，最集中地展现出他独特的生死观。
二、苏格拉底的生死观要义
与会专家指出，自2006年，由广州老年干部大学发起，先后开展了“中国特色老年教育现代化”和“中国老年大学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设计”的研究，达成了“实现老年教育现代化是发展中国老年教育的总目标”的共识，阐述了老年教育现代化的指导理论体系，总结了深厚的实践基础；提出了老年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核心、物质基础；确立了老年大学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和战略，研制出了老年大学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些理论的引领下，中国的老年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十几年里，奋力前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是其生命价值观。在那个人人盲从感觉、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虚浮时代，苏格拉底以德尔斐神庙墙上“认识你自己”的铭刻，苦心规劝世人要多关心自己，特别是多关心自己内在的灵魂，多听从自己内心的理智之声。公元前431年，其弟子兼好友凯勒丰(Chaerephon)从德尔斐神庙里的女祭司那里得知，神说苏格拉底是天底下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对此，连苏格拉底本人也是疑惑不解。经过一番艰辛的探寻和求证，苏格拉底的疑虑之心终于开悟：“唯有神真有智慧。神的谶语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藉我的名字，以我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唯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7]47苏格拉底由此领会到神灵的深意，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的生命价值：“我这样的人是神送给此邦的礼物”。“现在，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查自己，检查他人”[7]54，“我想神把我绊在此邦，也是同此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个唤醒、劝告、责备。”[7]56他正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刺激雅典城邦，唤醒雅典国民，让其深切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由此遵从自身的理性，竭力追求世间真理与社会至善。
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于“中国风”歌曲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风”现象与意义的研究，或从文化角度出发，以歌曲本身为立脚点的分析较少。如周美彤《浅谈中国流行乐坛的“中国风”现象及意义》①一文分析了“中国风”的核心特征、内涵，并由此探索其引起民族普遍美学及道德共鸣的意义。再如刘铨《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国风”现象研究》②指出：通过分析“中国风”这一民族性标签的艺术形式的音乐风格和艺术表现可以探索其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并预见其发展趋势。
普通大众对死亡无不深怀恐惧。然而，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投身于哲学的人对于死亡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为此，他在《斐多篇》中对于死亡的应有态度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哲学性论证”[17]452。苏格拉底指出，哲人对自身灵魂的关注始终多于和高于对自身肉体的关注，“他们不愿意将专注力浪费在身体上，而是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灵魂”[9]275。灵魂的永恒追求在于探寻真理，获得智慧。哲人总是“将身体的显现视为妨碍其灵魂获取真理和缜密思考的绊脚石。”[9]277-278在此意义上，死亡不仅仅标志着肉体生命的终结，更是构成灵魂逃离肉体、实现独立、获得自由的关键节点，“死亡可以成为自由的一个标志”[12]175。只有在肉体死亡后，我们的灵魂才可能获取期盼中的那种真正智慧。“哲人的使命正是使灵魂逃离身体的束缚从而获取自由。”[9]280苏格拉底强调，一个真正的哲人必定“以死亡为其本业”[9]280，“从来都是干脆地、自愿地为自身的濒死和死去做着准备”，“在他离开人世之时，他会坚信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能够寻得极大的祝愿”[9]274，因而“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死亡”[9]272。可见，真正的哲人是一个认清死亡、毫不怕死的人，一个为死而生、勇于赴死的人，甚至是一个视死如归、乐于赴死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如此超越死亡的哲人，无异于一个“半死的人”[9]274。他本人就算得上这样一位“半死的”哲人，以致于斐多对他赞誉有加：“在死亡面前，他是如此的无所畏惧、如此的崇高伟大。”[9]266连两千多年后的哲学狂人尼采也不禁感叹：“苏格拉底光明磊落，毫无对死亡本能的恐惧。”[18]57可以说，苏格拉底对真正哲人形象的描绘，为世间常人超越死亡恐惧树立了一种应然的理想模范。
其实，以苏格拉底的省察和思考，在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实现中，无论是对某种理想的坚守，还是对某种现实的放弃，都意味着人对自身理性之音的忠实倾听，都体现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的生命尊严。有尊严的人不应苟且偷生，残喘于世。人的生命尊严要求人始终服从自己的理性，坚守职责，不惧强权，甚至不顾生死。可见，生命终究与死亡关联，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根本上离不开对生命与死亡关系的深度把握。
因此，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技术向度上要充分地因应这种数字化教学的趋势。例如在微观教学过程中，要依靠新媒体教学实现“交互主体性”教学模式的实现，摒弃灌输式教育的思维；在教育资源“合作治理”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协同创新中心实现教育资源的在线共享；在培育个性化学生、满足教育需求的个性化问题方面，高校要加大投入和制度引导力度，通过各种差异化的“教育云桌面”或“教育APP”、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载体实现对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及时回应。
二是相互交错的生死质态修正人生航向。在苏格拉底的生死观中，人的生命与死亡本就不是明显脱节、毫无联系的两种存在质态。它既非后来基督教预定论所谓的那样，死后质态完全决定于上帝的预定而与生命质态无关，也不是后来不少无神论者断定的那样，死与生完全割裂，不受生命质态所影响。苏格拉底的生死观表明，生命观是死亡观的基础和前提，死亡观是生命观的延展与升华。一方面，生命价值观决定着死亡归宿观。人生在世，生得坦然，就去得安心；过得充实，就走得满足；活得伟大，就死得荣光。生命过程的意义与价值，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对自身死亡的性质理解与归宿想象。由此，生命观不仅是一种对生命规律的认知，更是一种对生命过程的践行，它决定着人对死亡的认知与感受、想象与体悟，决定着人之将死时的心理体验和情绪感受。凡人终有死，一定意义上，人的一生就是在为死亡而进行铺垫和准备。一个人有着怎样的生命历程，也就会有怎样的死亡结局。另一方面，死亡归宿观反衬着生命价值观。人对死亡有怎样的认知，也就会对生命有怎样的把握。诚如有学者指出，苏格拉底已经超出了对死亡本质的探讨，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引导听众去反思究竟是什么使生命显得良善并值得活下去。[19]178因此，他对生死交错质态的思考和阐释，与其说是一种对于死亡秘密的真理性探究，不如说是一种对于生命现实的价值性解读，在根本上呼唤着人以自身的死亡归宿去适时校正自己的生命航向。一定意义上，启发了后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人生的基本主张：人要先行到死，先死而后生。
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命支配、驾驭和导引着人的肉体生命。人在肉体生命中若能直接实现精神生命的价值追求，固然是好。然而，一旦肉体生命不能继续承载这种价值追求功能，甚至肉体生命的续存可能令人丧失生命尊严，削弱生命价值，那么人就只能以肉体的死亡来成全精神的追求，以肉体生命的现实性终结来维持精神生命的可能性续存。苏格拉底深知自己被处死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不愿厚颜无耻地向法官们作出一些“可怜状”，说一些“可怜话”，以卑躬屈膝的“奴才相”去求得宽恕。他明确表示，自己愿以死来保全生命的尊严，“我宁愿因那样措辞而死，不愿以失节的言行而苟活”[7]64。另据色诺芬的记叙，年近六旬的苏格拉底曾担心过自己再老一点后，可能难以忍受年老带来的一些痛苦，忧虑自己年老后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在苏格拉底心里，自己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却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死亡，以保持自身的生命尊严。恰如考夫曼指出，苏格拉底“自由去死和死中得自由，当说‘是’的时辰已过，他可以作神圣的否定：由是他知道怎样去死和如何生活。”[8]108何况，“我也明白，要是我现在就死去的话，人们……会始终站在我这一边，为我做证，证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些对任何人不义的事情，更没有让任何人变坏，我是始终让那些同我在一起的人变得好起来的。”[9]177-178换言之，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勇于赴死，不仅能保全理性生命的尊严，更能成就精神生命的价值。在他眼中，死亡只是肉体之朽，而非灵魂之灭。死亡终止的只是人的肉体生命，而非精神生命。死亡不仅不会终止精神生命，反而能成全精神生命，更可能延续精神生命。这就如波普尔曾指出，苏格拉底“想要说的是：他们可以摧毁你的肉体，但是无法摧毁你的骨气。”[10]350-351
在苏格拉底看来，“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7]63。正是经过理性的省察，他不仅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崇高使命与神圣职责，更是以此去不懈追求和努力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他常常“奉神命出访”，即使明知自己的言行会惹怒和结怨很多人，也时刻“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7]46。甚至为了这宗事业，他无暇顾及家事，以至一贫如洗。简言之，苏格拉底不贪图世俗的物质财富，不奢求人生的感官享乐，而时刻以神的使者身份谨慎自居，竭力担负刺激和唤醒雅典人之理性觉醒的神圣使命，将敦促世人追求真理、助力国家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实现至善作为自身生命的最高价值。他的这种生命价值观构成其最基本的人生观底色，直接影响着其具体的生命活动。
地基是高速公路桥梁施工的关键，只有稳固的地基才能支撑起压力巨大的桥梁，保证高速公路桥梁的施工安全和高速公路桥梁的生命周期。处理桥梁地基首先要去除地基或风化岩石的表面，其次对地基进行综合分析，改善地基条件，可利用混凝土防渗技术处理地下水渗漏，检查地基是否存在薄弱地段，对地基薄弱地段进行加固。
苏格拉底生死观的形成过程，就是他从珍惜肉体生命、追求生命价值、维护生命尊严，到逼近死亡、认识死亡、推测死亡、预想死亡，再到甘于赴死、勇于赴死、乐于赴死，最终彻底超越生死的一种心路历程。他的生死观，不仅全面展现出其光辉伟岸的人格形象，也让我们能够更近距地走进其内心世界，不仅对其言其行、其心其思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知，也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死大事有了更多的感受和体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了更好的辩证和抉择。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们普遍害怕死亡，皆起因于在死亡认知上的自以为是。“怕死非他，只是不智而自命为智，因其以所不知为知。没有人知道死对人是否最好境界，而大家却怕死，一若确知死是最坏境界。”[7]54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设想和描述死亡的恐怖，根本上不过是自己吓唬自己。相反，苏格拉底坦承对死亡没有确切的认知。他认为自己不同于多数人、且比多数人聪明之处，就在于“不充分了解阴间情形，我不自命知之。……我绝不恐怖、避免好坏尚未分晓的境界过于所明知是坏的境界。”[7]54在法庭上的离别感言中，他意味深长地说道：“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7]80可能正因如此，段德智先生曾认为，苏格拉底对待死亡问题采取的是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11]66其实更准确而言，苏格拉底在此表达的应是一种关于死亡认知的存疑态度。他的这种态度为深入探讨死亡问题，为更好地预想人死后的存在，留下了广阔空间，为超克死亡恐惧初步奠定了心理基础。
尽管人必死无疑，但何时去死，还是有着生与死之间的好坏权衡。在人年轻力壮时，正常情况下，生存好过死亡。相反，在年老体衰，或者在生存情况特别恶劣时，人的生存就不一定好过死亡。苏格拉底曾说，他自年幼之时起，就常常听到一种神灵之音的警示。尤其是对自己那些不好的言行，神灵总是加以阻止。然而，对于自己这次在法庭中可能招致死亡的申辩言行，神灵却并没有任何警示和反对。“唯有神真有智慧”[7]47，“按其本性，神绝不会说谎”[7]45。对于神灵的虔诚信仰使得苏格拉底坚信，“此刻去死，摆脱俗累，是较好的事。神没有征兆阻止我，原因在此”[7]66。根据《斐多篇》的记叙，斐多等弟子对苏格拉底在法庭中系列的固执言行曾表示非常不理解，认为那无异于一种非法的自杀。苏格拉底则回应说，只要有神的保护，在有些时刻，在有些人看来，“死去要比苟活着好”[9]271。他坚信，自己在法庭招致死亡判决的言行得到了神灵的应允，死亡应该是神灵默许自己作出的最好选择。进而，他猜想死亡于己而言，可能并非一件坏事。“神已给我强有力的证据，我将要去的若不是好境界，经常暗示于我的征兆必会阻我”，“大有希望我此去是好境界。”[7]65可以说，虔诚的神灵信仰为苏格拉底乐观地预想死亡提供了丰厚土壤，为超越死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那么，人死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好境界呢？尽管曾坦言对阴间情形并无充分了解，苏格拉底还是忍不住心怀虔诚的神灵信仰，对人死后的情形作出一些“宗教性论证”[17]445。他说，“死的境界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如世俗所云，灵魂由此界迁居彼界。”[7]65如果人死后的境界是前者，犹如睡眠无梦，这应是一种不错的状态。如果是后者，人的灵魂能够幸运地遇到“一些真正公正的审判官”“机智贤德的众神”“尽善尽美的崇高主人们”，能够与品性高尚的人充分享受言论自由，能够不再死去而永生，那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去处。上述推断表明，就当时的既有认知而言，无论哪一种死后情形都不会显得太糟而令人害怕。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生由死而来，死也来自于生，两者相互转换。”[9]287死亡之后就是生命回归，就是重获新生。显然，这些推断为人们克服死亡恐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信仰依据。
三是丰富业余生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通过举办群众广泛参与的读书学习、健身娱乐活动等，让单位处处充满生机活力，处处洋溢文化气息。
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在临刑前同斐多等友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一再宣称灵魂不朽，并描绘了人在死后的灵魂去处。苏格拉底声称，自己作为“主神面前最虔诚的仆从”，得到了主神赋予的“预知未来的能力”[9]309。为此，他一边依照“传言”，一边心怀神灵信仰，为斐多和西米亚斯等人想象丰富地描述了人死后灵魂进入的新世界。他相信，地球上存在着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神奇区域”，这是所有人死后其灵魂都要进入的下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每个死去之人的灵魂都要接受审判，“你生前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决定你的灵魂的归所”[9]349。其中，生前罪无可赦的人，其灵魂将堕入被称为“塔塔洛斯峡谷”的地狱，永受折磨；那些生前不好不坏的人，其灵魂将乘船驶向悲湖，在此接受净化；那些生前犯过罪，但罪行可恕的人，其灵魂虽也要堕入塔塔洛斯峡谷，但有逃离机会；只有那些生前心地善良的人，其灵魂才会获得自由与解放，去往纯净的国度，幸福地生活；尤其是少数被哲学净化过的人，其灵魂可以去往更加纯净的国度。为此，苏格拉底劝告弟子们，“此生我们要竭尽全力追求智慧与善，因为与之对应的奖赏是超乎你们想象的。”[9]350他坦承，“我描述的灵魂去处的种种场景不可能和事实完全符合，毕竟我还没有真的去过，但是我敢保证和现实是相差无几的。”[9]350尽管如此，只要坚信灵魂的永生不灭，就能够使自己无畏死亡，乐观地迎接死亡。可见，苏格拉底对灵魂归宿的预知性描绘，为世人消除死亡恐惧提供了一种广阔的想象前景。
二是生命尊严观。在苏格拉底的理性考量中，既然人的生命历程有着自己应然的价值目标，那么人就应该积极追求自身的价值实现。一方面，一切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的事情都应坚持。在生命历程中，当面临各种利益交错的艰难抉择时，个人首先应当理性权衡，积极选择最应该做的事情。苏格拉底曾在法庭高声诘问：“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7]55显然，一个经过理性省察的雅典人，最应该追求和坚持的是智慧和德性，是真理和至善。另一方面，那些无助于生命价值实现的事情，就应该坚决抑制，乃至勇于舍弃。苏格拉底认为，一个经过理性省察而立志追求自身价值的人，不会计较生命的安危，其唯一的顾虑只在于自身行为的是非与善恶。所以，当自己的言行面临生死之危，有人劝他知难而退以求自保之时，他却以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为喻，表明心志：“凡职位所在，无论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在上者委派，我想我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辞行险，不顾一切，不计性命安危，宁死勿辱。”[7]54在被判有罪之前，当可能通过亲友向法官苦苦哀求，而让自己得到无罪赦免之时，苏格拉底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认为以自己的年纪和声望去求情免罪，将是“邦国之耻”，并明确表示“不肯背义而屈服于任何人，我不怕死，宁死不屈！”[7]57在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之后，苏格拉底向法官们坦承：“我所缺不是辞令，所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因而，他再次坚决表达自身心迹：“我宁愿因那样措辞而死，不愿以失节的言行而苟活。无论在法庭或战场，我或任何人都不应当不择手段以求免死。”[7]64
三、苏格拉底生死观的现代意蕴
毕其一生，苏格拉底谨慎生活，勤勉劳作，兢兢业业，不求回报，不管贫富，不顾生死，全面展现出其生命价值观、生命尊严观、生死关联观和死亡超越观。在苏格拉底的生死观中，人的生命显然应该追求某种崇高而美好的生命价值。为了实现这种生命价值，人应该以理性为指导，有尊严地生活，迫不得已时，甚至有尊严地死去。死亡，一方面是肉体生命的终结，另一方面是灵魂对肉体羁绊的摆脱，也是灵魂的独立和自由的放飞，更是精神生命的成全和延续。世人总是怕死，其实死亡并不恐怖。苏格拉底以对死亡的认知存疑，为克服死亡畏惧奠定了心理基础；以虔诚的神灵信仰，为预想死后世界提供了精神支撑；以合理的逻辑推导，为驱除死亡恐惧供给了理性依据；以对灵魂去处的预知性描述，为消除死亡恐怖展望了想象前景；以哲人的视死如归，为超越死亡树立了理想模范。
四是死亡超越观。凡人终将走向死亡，而常人总是畏惧死亡。作为有理性的高级存在物，人能够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而超越死亡吗？苏格拉底在其对话录中，已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性回答。
一是人之理性为生命价值增辉添彩。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性是灵魂中最神圣、最重要的部分，构成人最本己的内在规定性。人对自身灵魂的深切关心，就是要认真倾听理性之声，坚决服从理性之令，不懈实现理性之求。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是其理性思考的重要产物。人只有经过理性的考察和反省，才能有深刻的生死认知，才能有坚定的生命活动，也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命价值。理性的明灯既照亮了人生的来路，也指引着人生的去路。依循理性之光，人生之路熠熠生辉，生命价值昭昭彰显。
三是生死关联观。“‘灵魂不死’是苏格拉底一生行为以及整个苏格拉底思想的‘阿基米德点’”。[16]22苏格拉底将“灵魂与肉体区别开来，肉体是灵魂使用的工具，并不是那自同一的人的本质，只有灵魂才是，灵魂是统治肉体的。”[4]412人既有自己的肉体，也有独特的灵魂，既有脆弱的肉体生命，也有强大的精神生命。一方面，人的肉体生命承载、书写并实现着精神生命。肉体生命的续存，可以让精神生命得以更好地追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可能正是据此认知，苏格拉底的最初想法并非一心赴死，而是想尽量维持肉体生命的存在。他说，自己曾遵从神灵的启示，长期在野，而没去过多介入城邦政治。因为，自己如果从事政治活动，就很容易在政治斗争中牺牲，无论于己于国，都徒劳无益。“真心为正义而困斗的人，要想苟全性命于须臾，除非在野不可。”[7]57即使后来被无理控诉，在法庭申辩中，苏格拉底也还希望法官们能够让他继续活着，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雅典城邦和雅典民众。“雅典人啊，我此刻的申辩远不是为我自己，如有人之所想，乃是为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赠的礼物。……这样的人不易并遇，你们若听我劝，留下我吧。”[7]56
三是随生顺死，坦然面死。国外曾有学者相信，苏格拉底对于自身之死持有一种主动的“欢迎与配合”[20]83(invited and collaborated in his death)态度。国内也有人认为，苏格拉底“极端藐视肉体而独尊灵魂，甚至连肉体的生存都想抛弃。”[21]158更有人宣称，苏格拉底是通过一项“周密的计划”[22]103而故意求死。在我们看来，这应为一种误读。苏格拉底的确相信灵魂不朽，乐观猜想肉身灭亡后灵魂或许有一个好的去处因而不怕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极端藐视肉体而不珍惜生命，更不意味着他对生命的漠视、挥霍与虚度。如前所述，从努力求生到甘愿赴死，苏格拉底其实展现出了一种漫长而复杂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位崇奉理性的哲人，作为一种肩负神圣使命的神之“礼物”，他深深明白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曾努力选择一种普通公民的生活方式，以更好地保全自身性命，最大程度地发挥生命价值。然而，一旦情势所迫，绝难再有生存的价值，则坦然赴死。换言之，苏格拉底的生死态度是，当生则生，绝不浪费生命。当能够充分发挥生命价值时，就尽力爱护生命，保全生命。另一方面，当死则死，绝不忍辱偷生。当难以继续实现生命价值，尤其是当要以生命尊严换取生命无意义的苟延残喘时，则绝不恋生，而是坦然赴死，以死亡终结肉体生命，成全精神生命，以死亡换取生命另一种有价值的存在形式。据此而言，苏格拉底“并不是逃避生的痛苦，他在意的是生的意义。”[22]104他是以精神生命的续存超越肉体生命的死亡，以精神上的生命希望超越心理上的死亡恐惧。根本上，苏格拉底展现的是一种向生而非求死的哲学，高唱的是一首关于现世生命价值的激情赞歌，而非一曲针对来世幸福幻想的萎靡哀乐。在他那里，即使相信灵魂不朽，也不过是“给世人一个美丽的允诺，激励他们在今生追求美善的生活”[23]72。
其中，yit表示城市群t年i城市的人均GDP，agg表示产业集聚水平，inn表示技术创新，Zit是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 （fdi）、政府干预度 （gov）、信息化水平 （xxh），μit是随机误差项。考虑到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体现经济增长的动态性，在模型中引入经济增长的一阶滞后项 （yit-1）。
平心而论，苏格拉底的生死观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思考余地。其一，他的理性主义生死观中包含着较明显的神秘信仰。在苏格拉底心中，人的理性体现着良知，代表着对公平、正义、真理、善美的正确判断与永恒追求，甚至最终左右着人的生死抉择，其崇高而完美的特质使其近乎一种神灵般的存在。他对这种人之理性有着清晰的觉醒、深刻的认知和执意的坚守，以至心怀一种虔诚信仰和极度崇奉。“我为人不但现在，并且经常，只是服从理智，此外其他一切都不能牵制我。经过深思熟虑，唯有理智最为可贵。”[7]85苏格拉底曾多次宣称，有一种神灵长期影响着自己的言行举止。尽管，那并非一种严格宗教意义的神灵，而是一种对人之理性的理想化、神圣化模型。毕竟，他不仅在语言形式上，也在思想实质上过分神化了人之理性，由此使其生死观罩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一定程度上削弱着其说服力。王晓朝先生在《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的提要中就曾指出，苏格拉底“确实是一位神的仆人，生活在对神的完全服从之中，总是幽默地讥讽这个人的世界”[13]1。
其二，苏格拉底对生死问题的讨论中包含着一定的矛盾性。在柏拉图早期写作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坦承自己对死亡并不比大众知道得更多，因而谨慎存疑，甚至否认对死亡的确切认知。据柏拉图的中期著作《斐多篇》记载，苏格拉底多次针对应有的面死态度做出“哲学性论证”。这些均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理性对待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在《斐多篇》中长篇累牍、栩栩如生地描述人死之后的地狱审判和灵魂归宿，对死后世界做出一番“宗教性论证”，展现出较浓的非理性信仰色彩。若说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怀持的是一种死亡怀疑论或“死亡不可知论”[24]92，那么他在《斐多篇》中则更多的是一种死亡确知论或可知论。可见，他在这两篇对话中关于死亡的思想态度和观点主张的确有着一些相互抵牾。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苏格拉底死亡讨论中的这些冲突呢？或许正是以上述矛盾为重要依据之一，汪子嵩等诸位先生在《希腊哲学史》第2卷中曾指出，《斐多篇》中的苏格拉底言论的主体归属，至今仍存争议，既可能属于苏格拉底，也可能代表柏拉图。[4]350也有西方学者解释说，柏拉图之所以在《斐多篇》为苏格拉底写出信仰色彩如此浓厚的“宗教性论证”，完全是因为他想强调苏格拉底并非没有宗教信仰。[17]458而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死亡观中的这些差异，很可能既与苏格拉底对死亡进行讨论的不同时机有关，也与柏拉图和色诺芬这两位苏格拉底最后言行的记录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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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苏格拉底被处死那天，其生平和思想的两位主要记录者中，只有色诺芬一直陪伴在旁，柏拉图则并不在场。同样是对苏格拉底最后一天的记录，柏拉图的《斐多篇》主要依据他人的转述，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则是一种铭心刻骨的情景再现。总体而言，柏拉图的四篇对话主要记录苏格拉底被处死之前，对生死问题诸多冷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更多展现了苏格拉底的哲人形象，富于理性的冰冷；色诺芬在其回忆录中则主要再现苏格拉底最后一刻的生死观，更多描绘了苏格拉底的凡人形象，充满人性的温情。
苏格拉底曾说：“每个人都应该以一种安静平和的心情走完最后一程。”[9]355因而，“讨论对于来生的看法，并试图去揣测它的真实面目，是最适合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做的事情了。”[9]271“我想我是有权向众神祈祷并祈盼神的庇护的：我希望自己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幸福。”[9]354以此来论，对于苏格拉底那样一位当时即将结束肉体生命的人来说，为了安顿好内心灵魂，平静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适当借力非理性的神灵信仰，一定程度上可能值得理解和体谅。或许，理性与情感共存，哲人与凡人合一，这才是一个比较真实而完整的苏格拉底。既要寻求生而避免死，也可放弃生而坦然死，为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留恋生又不拒斥死，这才是对苏格拉底生死观比较合理的解读。
其三，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弊病与时代的悲哀。苏格拉底基本上是个理性主义的推崇者。尊崇人之理性，意味着消解虚假的权威，批判盲从的大众，揭露无知的意见，抵制不良的习俗。尊崇人之理性，意味着与权威为敌，与大众对峙，与庸见斗争，与陋习分离。尊崇人之理性，意味着同生活世界中的主流相背离，与多数相对抗。怀持对人之理性无比的热忱与虔信，苏格拉底一生为国，一心为民，竭尽全力唤醒民众于昏庸，拯救城邦于动乱。他本应赢得国民的感恩与珍视，本可续存肉体生命，进一步实现自身价值于济世。然而，雅典城邦与国民对其良苦用心却茫然无知并执意曲解，对其卓越功勋却酬以无理控诉和死刑判决。苏格拉底本可临死脱逃、苟且偷生。然而他坦然面死、坚决赴死。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根本上体现着他对人之生死的理想追求。积极地说，他的赴死是有意而为，是为那个理性尚未得到充分启蒙的国民和时代的殉道；消极而言，他的赴死实属无奈，反映出他对那些昏睡不醒的雅典民众的深深失望，对那个昏庸无道的雅典城邦的彻底绝望，同那个理性不彰、昏暗不明的社会时代的毅然决裂！
当然，或许有人对苏格拉底的最终选择颇有异议。毕竟，乐生主义是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基调。毕竟，“好死不如赖活”是大多数国人的识见。毕竟，处于人类理性“童年期”的雅典城民仍需启蒙，苏格拉底的神圣使命似乎远未完成。然而，在注重保持精神节气、提高生活品质、追求生命价值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乐生是否要求不顾一切地偷生？“好死”是否真不如“赖活”？苏格拉底作为神赐的礼物，是否依然还有其留存价值？或者，比照以己之死留给世人的震撼与反思，苏格拉底继续苟且偷生而启蒙国民，是否具有更大的生命价值？这些关涉生命真正价值的问题，留待另文专门讨论可能更为适宜。由此可见，即使两千多年后，苏格拉底的生死思考与抉择依然存在争执与评论的多维空间。无怪乎，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14]39！
黑格尔曾认为，苏格拉底的死是悲剧的。[14]106也有学者认为，在苏格拉底那里，“死并不是悲剧，悲剧的解释是我们赋予他的，因为我们同他所批评的那些人一样，把死当成了一件不好的事”[15]51。的确，以其生死观来看，苏格拉底之死，对于其肉体生命或许是一种不幸，对于其精神生命则或许是一种福音。然而，“一个社会无法使最优秀的人物生存下去，不能不说是这个社会的大悲剧。”[15]51无论对于雅典城邦还是国民，抑或对那个特定的社会时代，苏格拉底之死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苏格拉底堪称西方思想界中向死亡索取生命意义的典范。”[25]30斯人已逝，来者可追。无论争执几何，无论评价几多，苏格拉底对于人之生死的思虑与认知、考量与抉择，即便对于当今世人如何把握自己的生死大事，更好地安身立命，追求生命之应有价值，也依然留有诸多的思考余地。
式中，λ为波长，k为波数，k=2π/λ；J1(x)为一阶贝塞尔函数；Fi(r)为少模光纤的第i个模在焦平面上的模场分布.以两模光纤为例，两模光纤支持LP01模和LP11模的两种简并形式(LP11a模和LP11b模).在计算少模光纤的模场分布时忽略偏振模耦合分量，并对弱导光纤进行计算.根据拉盖-高斯分布对阶跃型少模光纤模场进行近似计算，得到两模光纤的线偏振LP模场归一化表达式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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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ocrates’Life-DeathViewpointanditsContemporaryExplicating
Tian Fanglin Wei Zhen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Teaching, Central Institute For Correctional Police, Baoding, Hebei071000, China)
Abstract:Socrates, the great Greek philosopher, in all his life, endeavor to work for his beloved motherland. However, he was accused of crimes and sentenced to death by the people in his county. Socrates resolutely decided to die, which showed his profound thoughts about the value of life, the dignity of life, the connection of life and death, the transcending of death and so on. Even for the people in these days, Socrates’ life-death viewpoint has still been revelatory.
Keywords:Socrates; spiritual life; life-death viewpoint
收稿日期：2019-01-22
作者简介：田方林(1977—)，男，四川仪陇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伦理学。
魏榛(1985—)，女，河北保定人，硕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公共教学部马列主义教研部讲师。
中图分类号：B50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3-0048-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307
[责任编辑：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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