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和权利的过程，更是在思想观念、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文化融入的过程。由于农民工自身的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面临诸多思想困惑和观念冲突。在城市中心主义语境下，城乡两种文化的互动和竞争演变为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歧视、排斥，并由此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促进农民工的文化融入，需要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以及农民工自身都作出相应调整，在塑造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的同时，弘扬乡村优秀文化传统，畅通城乡文化交流渠道，提高农民工的话语地位，并逐步提升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
〔关键词〕文化融入；城市中心主义；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一般是指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逐步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包括“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与社会权利”，还包括“农民工的价值观、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和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化”。〔1〕可见，从文化和观念上融入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它涉及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2〕可以说，文化融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3〕农民工在乡村文化中成长，习惯了乡村文化的礼仪、交往模式和行为方式。来到城市之后，面临着陌生的环境难免产生文化冲突，乃至行为的对抗，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大障碍。
一、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差异与冲突
农民工来到城市，感受到的不仅有城乡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还有城乡文化的显著差异，即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不同。这种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规则、文化实践和价值观念的不同。〔4〕
乡土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与农业生产和生活相适应的礼俗、观念、教育和行为模式的集合体。在经济上，农业生产的艰辛和耕地的无法流动等因素形成了农民安土重迁、吃苦耐劳、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的文化观念和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态。在政治上，农民远离城市政治中心，更多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待政治风云，形成了农民“忍耐、宿命论、天人合一等心理特征”。〔5〕在社会生活上，农村社会缺乏流动的超稳定结构是形成农村“熟人社会”的重要根源。在熟人社会里，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主要不是国家正式法律与制度，而是基于血缘的家族规范和乡村礼俗。在乡村社会，基于长期交往和互动形成的村庄伦理逐步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规范和准则。这种伦理文化主要表现为孝亲敬祖、尊师崇古、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天安命，等等。费孝通把它称之为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其中，孝、悌、忠、信、仁是维系农村人际联系的道德因素。〔6〕
化学是一个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其中的很多的知识点就源于化学实验，也包含在实验的整个过程中，但是学生们在对化学实验进行复习的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死记硬背，学生们可能很难去全面的掌握实验的细节内容，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记忆的难度，在记忆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错误，所以，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复习的过程中，就要适当的开展实验教学，带领学生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对一些重要的实验进行回顾.
现代城市文明更多源自于工业文明，即托夫勒所谓的第二次浪潮文明。与农业生产的分散化、分工简单、流动性小、变化缓慢不同，工业生产强调生产规模化、劳动集中化、分工精细化、管理科学化、操作机械化等特征。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要求生产过程的协助和有效的管理，离不开人员的交流和专业的知识。与长期稳定和缺乏变化的农业生产不同，工业的激烈竞争要求持续的创新，从而带动工业社会的快速变革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生产方式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变化，带来了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反差：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应于乡村的缓慢增长、城市的快速流动对应于乡村的相对静止、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对应于乡村的熟人社会、城市的繁荣相对于乡村的落后……。这种城市和乡村在生产上、经济生活上的差异不仅导致城乡收入的差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还通过文化和观念的分化得以固化。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必然会受到城市“异质文化”的冲击，面临文化上的碰撞，出现“文化震惊”现象。〔7〕城乡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了文化上的根本区别。“在我们的视角内，乡村和城市之间最后的也是最为根本的区别，是乡村人和城市人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乡村人和城市人的区别不是纯粹地域意义的，而更是文化意义的。”〔8〕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巨大差异容易造成农民工思想的困惑和观念的冲突，能否有效调试这两种文明间的差异与冲突将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心理适应与城市融入。
二、歧视、排斥与抗争：农民工的
文化融入困境分析
伴随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乡土文明也被带到城市社会中。两种文明的相遇不可避免地导致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对话与交流、碰撞与冲突。然而，在城市区域内，两种文明的互动与竞争并不是在一个平等的舞台上展开交流与融合，而是在现代化话语体系下建构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歧视、排斥，以及乡土文明对歧视和排斥的非制度化抗争。
(一)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歧视
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歧视主要通过对乡土文化和农村居民的污名化得以体现。对乡村文化的污名化就是从乡村发展的落后现实出发，将经济发展的落后归咎于乡村文化的“落后与愚昧”，将制度性歧视导致的乡村衰败归结于“文化的落后”，进而推演出以“先进的”城市文化取代“落后的”乡村文化的“必然趋势”，从而赋予了城市文化的强势地位。在城市中，对乡土文化的污名化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在我国，由于存在迁移和就业的制度限制，“农民”一词不再是单纯的职业名称，而成为一类社会身份的代码，“农民”本身就已经成为“社会底层居民”的代名词。在城市文化中，与“农民”相联系的词汇不再是“勤劳、智慧、朴实、友善”等褒义词，而是“土老帽”“乡巴佬”等贬义词，他们认为农民工是肮脏的、懒惰的、粗鲁的、能力低下和没有知识的群体。正是对乡土文化和农民工的污名化处理，使城市居民看不到不公平的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剥夺以及农民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二)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排斥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排斥有两种具体表现形态：一是基于文化歧视的排斥，即主流文化对主体源文化的排斥；二是主体为了适应主流文化，而对自身源文化的自我排斥。对农民工而言，这两种文化排斥都普遍存在。第一种文化排斥表现在城市对乡村文化的歧视和排挤，反对体现乡村文化的观点和行为，看不起也不接纳来自这种乡村文化的农民工群体。这种文化观念严重影响了城市人与农民工的交往，表现出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拒斥。对农民工而言，这种城市主流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排斥可能对农民工产生两类截然相反的影响：一种是放弃自身的文化特征，接纳并适应城市主流文化，表现在语言、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学习和模仿城市市民；二是在受到排斥时远离主流文化的影响，把自己局限在特定的“安全的”小圈子范围内，从而使自己成为主流文化的“局外人”，即“自我排斥”。由于受到文化排斥，农民工在文化上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这种压抑使农民工“倾向于通过自我强制‘退出’社会生活，亦即不再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不再认为他们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9〕文化排斥使农民工在心理上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生活之外，是农民工产生对城市的“过客心理”和“局外人”意识的重要原因。“过客心理”和“局外人”意识虽然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但实际上主要是社会结构排斥的结果。
弘扬乡村优秀文化并不是复古，更不是要以乡村文化取代城市文化，而是在对乡土文化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乡土文化在新的环境中发扬光大。一方面，要努力促使乡土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将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相结合，积极汲取现代文明的成果，将传统乡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现代城市化的新语境中。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也要借鉴吸收乡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传统美德、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勤俭节约的作风、诚实守信的品格、顽强不屈的精神等有益的文化营养，克服城市文化在快速工业化、商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急功近利、社会关系冷漠、信仰缺失等问题。通过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交流、互动与相互借鉴，促进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共同推动城市新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三)文化冲突与农民工的非制度性抗争
文化冲突通常指两种文化在相互接触时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城乡两种文化对农民工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要求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引发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当冲突发生时，由于城市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乡土文化往往被刻意隐藏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化冲突。然而，这种文化压抑会使农民工陷入文化困境，他们既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认同城市文化，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认同乡土文化。这种文化冲突背景下的认同缺失使农民工无所适从，而且，“如果农民工所承载的文化冲突不断被累积，就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强烈的社会相对剥夺感”。〔10〕面对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歧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进而引起其对社会合理性的怀疑和不信任。由于文化冲突带来的剥夺感通常难以通过制度化手段得到解决，他们往往选择非制度性抗争来回应这种社会不公。谢利在研究移民犯罪问题时指出，“文化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犯罪现象的出现。这是一种可以广泛用于解释犯罪行为的理论，既适用于地理上分隔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适用于城市周围毗邻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11〕农民工犯罪问题多发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文化冲突导致的身份焦虑和价值观念的摇摆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文化根源。有学者指出，在社会集体性排斥和歧视农民工的社会环境中，在大众传媒不断妖魔化农民工的文化氛围里，农民工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经常受到打击，自尊心常常受到莫名的伤害。〔12〕当农民工无法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一种反主流的亚文化就会形成。这种亚文化契合农民工的身份特征，是一种具有“游民文化”特点的犯罪亚文化。
文化之间的冲突、敌意和歧视更多是源于文化间的陌生与不信任。在人类历史上，文化间的交流、互动、融合是普遍现象，文化的繁荣之地往往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同样带来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间的交流互动有助于促进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正如布劳所指出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推动和促进向这些群体的流动。〔24〕城乡文化间的信任与理解只能建立在城乡文化的交流、沟通的基础上。
三、文化偏见与文化适应：农民工文化融入
困境的原因分析
文化歧视、文化排斥和基于文化冲突的非制度性抗争使农民工处于被排斥和自我孤立的状态，一方面是城市文化对农民工的拒绝和排斥，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不满和抗争，使得农民工的文化融入成为其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城市文化对农民工的拒斥主要源于城市中心主义对乡土文明的文化偏见，而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抗争既源于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歧视与排斥，也源于自身普遍缺乏必要的文化适应能力。
(一)城市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
城市中心主义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以城市为本位的一整套思想观念的集合，突出表现为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与资源分配、社会以城市为主体的日常运转、个体形塑了一种以城市化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13〕在我国，城市中心主义不仅是关于城市优越论的思想观点，更是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城市的政策实践的结果。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建立在汲取农村农业剩余的基础之上，城市和农村始终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乡关系符合工业化道路的普遍规律，即在工业化早期，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哺育工业；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就会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14〕然而，即便是在当前所谓的“以工补农”时期，各种针对农村的制度和政策歧视依然突出：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城市内和城市间基础设施的改善；户籍制度仍然限制着农民工向城市的自由迁徙；农村集体土地无法享有城市国有土地同等的地位，集体土地发展权受到严格限制等。
从异黄酮类化合物在废弃油脂中分布及聚类分析得出的结论，以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为废弃油脂标记物，建立餐厨废弃油脂掺伪鉴别方法。选取茶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和芝麻油作为掺伪对象，将餐厨废弃油脂分别掺入正常食用食物油中，其掺伪量为5%，油样经过前处理，供LC-MS/MS分析，每个样品测定三次，定量分析结果见表5。
这种城市中心主义实践塑造了“城市天然优越于农村”意识和观念，似乎农村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城市的需要。当城市不需要农村，农村便被忽视。当农村与城市发生利益冲突，农村必须做出牺牲，为城市的发展让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一直是在以牺牲农业为背景，这种牺牲使得城市与乡村进入了逐渐决裂的状态，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15〕城市中心主义在文化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城市文明优越论，这种优越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歧视。在我国城市中心主义语境中，乡村与城市的截然两分逐步“演绎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发展的同义语”。〔16〕城市文明被认为是先进的和现代的，代表着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而乡村文明则是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必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农民的现代化被看成是农民放弃乡村文明而学习城市文明的过程。
〔10〕陈小娟：《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二)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偏低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并不完全是一个农民工被城市同化的过程，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Heath通过对移民融入的研究发现，要促进移民在流入地健康地生活，提升移民对于流入地社会的认同感，就必须在移民融入的公共政策上，尊重并保护好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尊重少数族群特有的文化传统、习俗。〔25〕周敏等人也认为，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农民群体自身所具有的一些优良品质，比如勤劳、淳朴、善良等特质应该加以宣传、鼓励并保留下来。〔26〕通过弘扬优秀的乡土文化，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民工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增进城市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而消除文化歧视与排斥。
当前，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力仍普遍偏低，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诸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障碍。一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知能力相对偏低。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及社会经验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农民工普遍面临现代性不足的问题。“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造成了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心理、行为和态度等方面，与城市化和市民化发展需要不尽一致”。〔19〕二是很多农民工思想相对保守，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城市生活。农村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农业生产的市场和社会环境变化较小，形成了农村居民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心态，难以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第三，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具有内倾性特点。交往的内倾性是指交往范围主要集中在既有的圈子，而不愿拓展新的交往空间。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依赖和选择同乡、同学、亲友等同质群体或初级社会关系，甚至选择在城市重建农村“亚社会生态环境”。〔20〕这种交往的内倾性束缚了农民工的社交范围，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积累社会资本，也不利于农民工广泛深入地了解和适应城市文化。第四，城市文化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容易形成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敌意心态，进而阻碍了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欣赏与接纳。第五，由于经济地位较低以及农民工生活圈子的相对封闭性，农民工往往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追求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在工程勘测设计过程中，需要加强一体化和智能化建设，充分了解和监测整个设计过程的进展情况，并严格管理勘测设计工作过程，充分彰显一体化和智能化建设的优势，从而为工程勘测设计水平的提升助益。
四、变革与赋能：促进农民工文化融入
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体现在获得城市户籍和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更体现在其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与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户籍、公共服务权利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外在体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等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要求。政策性不接纳和城市居民的歧视形成了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外在障碍，而农民工自身的观念则可能形成内在的阻力。消除外在的排斥是促进农民工在文化和心理上融入城市的前提，但农民工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变同样重要。只有农民工与城市现代意识结合，认同和接纳城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才能真正融入城市。〔21〕可见，促进农民工的文化融入，需要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以及农民工自身都作出相应的调整。
多数企业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财务会计在使用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可以提升数据处理效率。这种背景下，企业选择将职能部门进行合并，减少人员使用的同时，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一)塑造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
在城市社会中，城市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典范，而乡土文明则被作为愚昧与落后的象征而被城市社会所抛弃，从而构建了城市文化的话语霸权。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排斥和歧视体现了作为主流文化的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直接导致农民工内在的文化冲突。解决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冲突的关键在于塑造城市文化开放与宽容的精神，充分尊重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兼容并蓄而不是唯我独尊，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求同存异而不是势不两立，以宽容求和谐，以开放求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所以形成尖锐的冲突，主要源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严重的异质性和对立性。城市文化接纳和宽容乡村文化就意味着接纳和宽容持这种文化的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最终要实现市民化。城市需要接纳农民工，就应该对乡村文化持接纳和宽容的态度，并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互动中促进城市文化的繁荣。Bourhis对族群关系的研究表明：当主流族群认可非主流族群的文化而允许其融入主流族群，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22〕实际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相互适应的过程。正如梁波等人所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民工群体单向度的行动过程，还必须看到城市社会、城市居民与城市组织的调适与应对过程”。〔23〕因此，推动城市居民接纳和适应乡村文化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同样至关重要。
(二)畅通城乡文化交流渠道
将共现矩阵导入到UCINET中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谱，如图4所示。其中方形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多，在社会网络图谱中的作用越强，即控制其它关键词出现在同一文献的能力越强；节点与节点间的连线代表节点之间的关系，连线越粗，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二者共同出现的频率越大[8]。通过观察社会网络图谱(见图4)，能够得到以下结论：
畅通城乡文化交流渠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要摒弃文化间的排斥与歧视。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地位是文化充分交流的前提。二要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流互动。城市基层社区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交流场所，应将农民工纳入社区公共服务对象，在社区事务决策中征求社区内农民工的诉求和意见，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监督。三要建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乡土文化节、乡土风俗展等形式为各种文化提供展示的机会，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增进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减少城市居民对乡村文化的误解与歧视，帮助农民工更加自信地融入城市生活。
(三)弘扬乡村优秀文化传统
文化适应是不同文化发生接触时必然会产生的互动过程。约翰·贝理认为，文化适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及其成员在相互直接的、持续的接触中产生的文化和心理双方面的变化过程。〔18〕文化适应本身应是一种双向适应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既包括城市居民对乡土文化的适应，也包括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是指农民工从乡土文化环境进入城市文化环境之后，基于对城市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而做出有意识地行为调整的能力。可见，文化适应力不仅仅包括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能力，还包括对这种文化的情感养成、态度转变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调整。由于受城市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城市居民普遍持有对乡土文化的歧视和排斥心理，极大地限制了城市居民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和适应能力，从而将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局限为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单向适应过程。
〔11〕〔美〕路易斯·谢利：《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首场揭幕战，就是一场硬仗。改换东家的山东男篮客场对阵上赛季总冠军辽宁本钢，结果并没有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山东西王92∶113不敌辽宁本钢。
(四)提高农民工的话语地位
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使农民工积极参与到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主动改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性歧视。当前，农民工群体从总体上而言仍是一个“失语”的群体，与城市群体相比，是一个“异化的、沉默的、失声的大多数”。〔27〕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既要改善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环境，也要提高农民工自身的适应能力，而这两个方面都要求提高农民工的话语地位。首先，要赋予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农民工的权利要求和利益诉求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权利加以保障。其次，农民工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参与能力和话语能力，并通过经常性地公共参与，提高自身的公共事务参与技能。同时，农民工要熟悉并掌握政治性话语，以增强言论的说服力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第三，加强农民工组织建设。通过组织途径参与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农民工话语的影响力和参与效果。第四，疏通农民工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和方式。流入地政府既要主动了解农民工的诉求和意愿，也要通过制度化途径将农民工纳入政治生活的参与进程。
(五)提升农民工文化适应能力
面对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成为其融入城市的重要条件。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文化适应能力，就是要增强农民工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尽快使自己融入到城市文化环境中去。首先，要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理解能力。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内涵的理解力，也影响到农民工对城市规则的学习能力，同时，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的高低，从而直接关系到农民工能否在城市找到相对体面的工作岗位，这些因素都对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其次，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能力需要通过训练和培养逐步加以提高，“农民工应该尝试用城市文化的视角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加深对城市的理解”。〔28〕第三，农民工要注意培养开拓进取的意识和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企业的人才需求也随之变化，就业市场竞争加剧。面对快速变化的城市环境，农民工必须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学习新的就业技能，积极充实和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以应对环境变迁带来的新问题与新考验，顺利完成市民化的进程。第四，农民工应积极拓展城市社交网络。虽然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初，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帮助他们完成了最初的生存适应。当他们在城里立足并需要谋求进一步发展时，就必须不断拓展社会网络，寻求更广泛的信息、机会和资源，增加关系网络的异质性成分。〔29〕只有农民工在城市建立起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解决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注释：
〔1〕王桂新、陈冠春、魏星：《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2期。
〔2〕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3〕李国新：《文化融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中国文化报》2011年10月13日。
〔4〕李振刚、南方：《城市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5〕李炳全：《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文化心理探析》，《肇庆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7〕郭星华等：《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8〕袁方：《跨世纪的稳定：改革不可逆转》，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9〕叶攀：《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8页。
既然乡土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那么摒弃乡土文化、接受城市文明就应成为农民工现代化转型的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了避免“落后的”乡土文化的影响，城市社会不仅拒绝农民工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也限制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农民工既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文化权利，不具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教育发展权利和参与文化生活的自由，也无权享用他们自身的文化，即“保有自身的传统、仪式、宗教信仰和语言等”。〔17〕可以看出，在城市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下，必然形成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歧视与排斥，进而产生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激烈冲突，以及农民工在这种文化冲突下被迫选择的非制度性抗争。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和描述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Logistic多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恰逢中国“双11”购物狂欢。200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接近4万亿元，到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9万亿元，增长超过6倍。无论从哪个角度，中国都已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信息化与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今日地球人的命运。以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第二轮信息化浪潮，推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创新型经济业态的发展。
本刊讯 “陕北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格局，无论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表现，还是从它的整个地质、地理的表现甚至神话般的结构，给我们留下未知的密码型状态，都需要我们现代人进行深度探索。”《延河》执行主编阎安说。
〔12〕李长健、陈占江：《新生代民工犯罪的社会成因及其控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
因塑性混凝土早期强度较低，待Ⅰ序槽浇筑完成24小时后，才可在其#1、#9孔的位置进行Ⅰ序槽与Ⅱ序槽的接头孔施工，接头孔的搭接厚度不小于墙厚的2/3（54 cm）。Ⅱ序槽清孔结束前，清除接头孔壁的泥浆，即用钢丝刷钻头对接头孔进行刷洗，直至钢丝刷钻头不带泥屑，孔底淤积不再增加，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
〔13〕文军、沈东：《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维透视》，《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
〔14〕陆学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
〔15〕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16〕叶中强：《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7〕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8〕Berry,J.W.，“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Padilla,A.(Ed.)， Acculturation：heory,Models,and Some New Findings，Boulder：estview Press,1980,pp.9-25.
传统粉彩人物瓷画最早出现在清朝雍正时期，而现代粉彩人物瓷画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受到“八五”美术新浪潮的冲击，这个时期的传统粉彩人物瓷画虽然出现短暂的恢复期，但是也逐渐开始由传统粉彩艺术向现代粉彩艺术的转型。当代粉彩人物瓷画虽然已经发展成熟，但还是相比现代山水和现代花鸟瓷画显得单薄。但不可否认的是，粉彩人物瓷画也在稳步进入现代发展阶段，艺术风格的现代特性已经逐渐形成。
〔19〕汪勇：《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之困境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3期。
〔20〕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21〕董明伟：《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徐州市为例》，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75页。
其次，成本管控能够实现开支节约，实现效益的提升。成本管控是建筑施工企业开源节流的重要举措，它需要企业所有部门的共同努力，将成本管控贯彻落实到企业所有经济活动中，可以实现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企业发展提供扎实的资金支持[1]。
〔22〕Barrette,G.,Bourhis,R.Y.,Personnaz,M.,et al.,“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of French and North African Undergraduates in Par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8,2004,pp.415-438.
〔23〕梁波、王海英：《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4期。
〔24〕〔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8-19页。
〔25〕Joseph Heath，“Immigration,Multiculturalism,and the Social Contract”,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1997,Vol.X,No.2,pp.623-645.
〔26〕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7〕陈开举：《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28〕高华：《论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发挥》，《理论界》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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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强化政治把关、内容把关和编校把关等三个方面，实现全流程、多平台的有效把关，切实提升网络信息传播的质量和效果。有着30多年历史的财经期刊《智富时代》办刊人在实施媒介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主动承担主管主办单位及其属下企业的网络信息宣传服务工作，始终坚持为农垦企业和社会大众服务，在确保传统期刊媒体内容质量的基础上，着力拓展多元网络媒体平台，严把网络平台信息质量关，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破解国企党建“四化”问题以及为社会受众提供高质量的创业致富信息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6]，值得参考借鉴。
作者简介：楚德江，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基层治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地承包权退出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统筹研究”(11BGL083)的研究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14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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