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百年纪念
【摘 要】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后者与可以融汇同时代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的、以杜威为最大代表的实用主义存在碰撞。“五四”之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化，并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得到创造性发展。杜威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因其在中国背景较为复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实用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多次坚定的批判，在思想文化上保障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 但是在批判中也出现简单化等片面性，产生了较大消极后果。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大的丰富和发展，更进一步显示出只有它才能体现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其指导下，学界从多维视野的角度对杜威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重新进行了评价，既更加准确地揭示和批判了它们的片面性，又注意发现它们体现时代精神发展的某些因素，这反过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五四运动 转向与变更 前三十年 多维视野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五四运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就促使屡遭失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并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征途。改革开放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地总结了以往革命的历史经验，并审视了现当代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形势，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新理论和新举措，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国梦开辟了广阔前景。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
“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既是适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又是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现当代思潮发生碰撞的过程。就后者说，影响最大的是以杜威为最大代表的实用主义。这除了胡适等杜威的一批中国学生大多在中国学界有较高地位，并竭力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外，杜威本人在“五四”前夕来华讲学并停留两年多，无疑也推动了他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传播之际也正是西方哲学由认识论的转向进一步发展到实践转向之时，而杜威的实用主义由于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全部哲学的核心观点，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中最有代表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纠葛也最深。这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从处理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处理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关系。
一、 西学东渐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论战
发生在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将触角伸向东方的尝试，也是追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废旧立新、重振国威的追求。目睹具有长久优秀传统的中国文化因受腐朽、愚昧的封建制度等的裹胁而迅速衰败，以致国弱民穷，优秀知识分子由此产生了深沉的忧患意识，试图输入反封建的、特别是具有科学性的相对先进的外来文化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得以复兴，并促使中国重新走向富强之路。然而，不仅晚清以器物层面的革命为主的洋务运动遭到惨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制度层面发动的辛亥革命也因陷入各派军阀混战而实际上遭到失败。这些失败使要求革命的人士越来越认识到，为了促使革命取得成功，必须首先找到能够正确指导革命的先进思想。就在辛亥革命失败的触动下，各阶层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了寻找这种先进思想的浪潮中。他们首先遇到的就是大致处于同时代的西方思潮。
就哲学领域来说，这主要是黑格尔以后西方各国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潮。其中有的哲学派别并不简单拒斥谈论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的形而上学，而只是企图对西方近代实体性形而上学进行改造，使之具有生存、生活和价值等更多现实的意义，例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以及其后出现的现象学与生存哲学运动等都属此类。由于它们主要在德法等欧陆各国流行，故往往被简称为欧陆哲学。有的哲学派别则发展了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以及由此对理性派形而上学的怀疑，进一步把经验实证和拒斥形而上学当作哲学的根本前提，把对哲学、科学，甚至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的分析当作哲学的基本内容，由此形成了实证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由于它们更多地是在英美流行，于是往往被称为英美哲学或分析哲学。
2.维生素B1在细胞内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辅酶实现。肝脏中的硫胺素在ATP存在时，经酶催化形成具有代谢活性的焦磷酸硫胺素（TPP），参与糖代谢，催化α-酮戊二酸和丙酮酸氧化脱羧基作用。葡萄糖是脑和神经系统的主要能源。当维生素B1缺乏时，α-酮戊二酸氧化脱羧障碍，中间产物丙酮酸和乳酸分解受阻而在组织内大量蓄积，加上能量供应不足，对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毒害作用，严重时引起皮质坏死而呈现痉挛、抽搐、麻痹等神经症状。糖代谢障碍进而影响脂类代谢，维生素B1缺乏时脂质合成减少，髓鞘完整性被破坏，导致中枢神经和外围神经系统损害，引起多发性神经炎。
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各有特点，它们所使用的哲学语词也往往不同，有时人们甚至认为它们彼此毫不相干。这种说法也的确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然而，从社会基础来说，它们都反对旧的封建传统；从理论特征来说，它们都要求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都反对西方近代实体性形而上学、都主张哲学应当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因此两者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事实上，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现当代的发展，这些共同之处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使这些思潮和流派越来越在这种趋势导引下走向融合。在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派别中，以杜威为主要代表的实用主义最能体现这种融合的趋势，以致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看作是将现当代西方这两种主要哲学思潮融合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派别。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曾发生过多次思想论战，这些论战正是西学东渐的后续。从哲学思想倾向来说，其中最主要的正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与以胡适为总代表的实用主义及与其相通的其他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的学者之间的论战。从争论的问题来说，是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西学(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等西学理论)来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论战，涉及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但是在引进西学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建设新的哲学和文化，使之能重新成为推动中国走向富强的动力上，他们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他们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争论。
发生在胡适和李大钊等人之间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这些论战中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这一论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可以汇通西方各派哲学的实用主义之间发生的。两者当然有着原则区别，但是在论战当时，双方还是当作朋友之间求同存异式的讨论。这次论战起于胡适1919年7月在刚由他接替陈独秀任主编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李大钊看到后给胡适写信提了不同意见。胡适将李大钊的信加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将其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胡适继而再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对自己的观点反复做了说明。这几篇文章分别阐述了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唯物史观，显示出他们的观点大不相同，却又是彼此相当包容的。胡适再三表示他并不是笼统地排斥主义，而只是排斥那些脱离实际、不解决现实问题的主义；李大钊也表示他并不反对谈论问题，而只是强调解决问题要受主义的指导。他在文章中表示他和胡适的主张“相互发明”，两人的意见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1)参见葛懋春等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04、110页。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启蒙倾向使持不同立场的学者能在反封建这个共同的旗帜下团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原则区别也因为有反封建这个共同目标而暂时处于次要地位。
宁杞1号枸杞是宁夏农林科学院于1987年培育出的枸杞新品种，宁杞1号是宁夏枸杞主栽品种[9]。蒙杞1号由内蒙古农科院园艺所于2005年通过单株选优法选育而成，其抗性和宁杞1号相当，其果实鲜红透亮，形状为长圆茄形，与宁杞1号相比果实体积增大1倍以上，果肉厚度增大28%、果实千粒重增加994.9g，总糖含量增加1.9% [10]。有关宁杞1号和 蒙杞1号枸杞蛋白质含量比较还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不同的pH值提取枸杞蛋白，再用不同硫酸铵分段沉淀蛋白，用考马斯亮蓝G-250染色法来进行含量测定。探讨枸杞蛋白提取与硫酸铵分段沉淀的最佳方案，并比较宁杞1号和 蒙杞1号枸杞蛋白质含量。
二、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中的哲学变更
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吴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他也成为因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首个被立案审查调查的省部级官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明显受到“五四”的影响，但也明显超越了“五四”。“五四”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还只是运动中松散的口号。而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则明确提出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革命理论。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启蒙的范围。以这样的启蒙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必然趋向分裂。在哲学上，这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以之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杜威实用主义等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对立。“五四”前后是国内军阀混战的时期。军阀们本能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暂时也没有确定的哲学理论诉求；加上战事连绵，他们也顾不上思想文化领域的纠葛。这种状况反而给了各派学者较多宣扬自己的理论的机会，以致出现了被颂扬为中国历史上现代版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这种局面注定是短命的。一旦国内政局趋稳，思想文化领域各派也必然重新站队。这突出地表现在1927年北伐刚取得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立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同参加北伐的共产党人血腥屠杀，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视为非法。原来主导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总代表的杜威实用主义在许多方面从同盟军变成了敌对双方。但是，也还存在着较大的中间地带。许多学者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又持反蒋立场，在哲学上，他们往往力图保持中立状态。
如何认识和评价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及与其相对立的实用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发展及它们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且需要作专题研究的大课题，非本文所能及。此处仅先对两者的发展状况作简单介绍，然后简单论及它们的关系。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和发展状况简单提出如下三点：
1955年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为期不长，而且主要是学习运动。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和学界对当时的批判的片面性未曾充分关注，以致类似的片面性在后来发动的那些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在上面曾提到，实用主义有着多重的、甚至彼此对立的形态，其中有的甚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对实用主义的简单化和独断式的批判可能会、实际上也会搅乱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关系，把实用主义中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共同之处的内容也当作负面的内容而被否定掉，其后果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造成混乱。
第二，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有中国特色，大大地扩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适用范围。特别要提到，毛泽东曾提出并具体论证：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可以实行由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化，还在这一过程中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实践化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还在理论上作了更重要的发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名的论著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毛泽东思想也由此而较完整地形成。
实用主义的信奉者中，在学界不仅有像胡适这样的与中国共产党人对立的右派人士，也有像陶行知这样的与共产党人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左派人士。实用主义的拥护者和践行者远不止于哲学界，也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学科部门，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大多接受杜威的科学方法论，教育领域的许多专家依旧把杜威的理论当作一种正面理论而对之大加赞赏。甚至在社会政治领域，许多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而又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也接受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这些正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多维特性所决定的。
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大发展是不仅坚持反封建，还强烈地要求反帝； 而反帝超越了对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显示出了爱国和进步的倾向。反帝还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中国先进分子所追求的民主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式宣告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的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正式转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转向并非骤然发生，其完成(以新中国的建立为标志)更是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人大体上正确处理好了与实用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关系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以后，实用主义者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越行越远，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越来越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瞿秋白在1924年发表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此文并未对实用主义简单否定，而是明确指出了它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但同时又明确地揭示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
角砾状构造：早期形成的黄铁矿被错动成棱角分明，大小不等的角砾分布在石英脉中，有的角砾被次生铁锰矿物胶结。
此次后勤带动演练，单位协同多，在演练过程中发现并纠正了以往难以发现的且亟待解决的问题[4-9]，取得了预期演练效果。
我个人因受1955年发动的批判实用主义运动的影响而开始关注实用主义。当时实用主义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和利己主义哲学、诡辩哲学。甚至但凡哲学和思想文化上的种种坏名都被加之于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又几乎在一切领域都被认为有严重流毒。各个单位的政治学习，内容往往是让大家都来批判它。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理工类学科较有名望的学者都纷纷在报刊上发文，以示与之划清界限。而这类表态式的批判文章又几乎是众口一词。我当时对究竟什么是实用主义有些好奇，翻看了杜威和胡适的几本原著，发觉其内容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讲的差异很大。我对党充分信任和拥护，对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而开展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必要性深信不疑，当然不会对当时批判实用主义表示任何异议，但总觉得有些批判过于简单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不仅难以击中实用主义的要害，反而可能不自觉地批判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我相信我们党迟早会发觉和克服这种片面性。我自己也立志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尽可能准确掌握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进一步关注学界对实用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研究动态，争取在条件成熟时为党在这方面做些有益的工作。
关于这一时期西方现当代各派哲学、特别是集其大成的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流传以及它们的作用问题也都相当复杂，都应当做专题研究。本文仅简单提及如下两点：
第一，在这三十年内，西方各国产生和流传的各种哲学流派都被输入到了中国，并很快与当时流行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都具有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是当时中国学者对使自己接受的西方哲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程度和方式有很大差异，因而他们在中国发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输入欧陆哲学的梁启超、梁漱瞑、张东荪、熊十力、牟宗三等人未见得对欧陆哲学都有很深的掌握，但他们大体上领会了欧陆哲学的基本精神并用来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所谓新儒家。他们虽有片面性，但对促进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还是有所贡献的。冯友兰用美国新实在论解释由宋明理学构成的新理学以及贺麟用英美新黑格尔主义对非理性意识的强调来诠释陆王心学所构成的新心学也受到学界较大关注。输入英美分析哲学的专家金岳霖、洪谦等人尽管在其专业领域可谓站在国际前沿，但难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整合，仅能为少数专业人士所理解，实际影响就不能不有所逊色。可见，外来哲学和文化的影响难以脱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条主根。
第二，在这一时期持续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流派中具有最广泛和深刻影响、并由此而具有独特地位的仍是杜威实用主义。这一点当然与实用主义之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同中国传统文化之强调经世致用密切相关，但也与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有着多重含义的哲学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有关。
中国早期的原始宗教，包括从新石器时期的图腾崇拜到进入农业社会的母神崇拜及社神崇拜，将人与自然看做统一整体。夏商之前，图腾崇拜盛行，导致鬼神成为一切的主宰；至夏商时期，上帝成为，具有人格神意义的最高神，但仍属于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西周时期，天的绝对至上性被颠覆，天及各类鬼神并不直接支配世间事务。孔子天命观在这个基础上继承发展，把天命看做是人格化的上帝旨意或命令，间或存在一种非人力能改变的超自然力量，集理性化、神秘化、道德修养境界的内涵于一身，充满矛盾性且区别于原始宗教天命观。
总的说来，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近三十年，由于代表着不同阶级立场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与对立的种种变化，马克思主义与同一时期从西方输入的各种哲学思潮也时而处于相对稳定或交叉状态，时而处于对立状态。
所以，在认识和评价“五四”到新中国成立这几十年来杜威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远胜于同时代其他哲学时，必须要有多维的视野。杜威哲学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多重的意义，它们可以为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不同动机和不同意义上利用。对杜威思想只抓住某一方面、甚至只抓住个别言词来评判必然产生片面性。
另外，绝大多数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分别局限于构建新的、具有活动性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说新的哲学元理论(例如海德格尔重新思考存在如何存在)，或者探索新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或者从事于语言分析和语言的意义的阐释，或者揭示政治、伦理、科学、艺术、宗教等各个具体部门的哲学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则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通过实践这一核心环节把所有这一切囊括于一身。这倒不是他企图像黑格尔那样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他明确排斥这样的体系。他的哲学起点虽然是黑格尔，但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就用达尔文进化论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并进一步转向实用主义。这时他可以说与绝对唯心主义断绝了关系，但构成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的对立统一思想却一直保持在杜威哲学的每一维度中。诸如主客、心物、经验与自然(存在论意义)、感性与理性(认识论意义)、认知与信仰、知识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等等这些看似对立的范畴，在杜威哲学中都通过实践的环节而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统一。正是这种观点使杜威不仅得以将其他各种哲学流派的理论的积极方面兼收并蓄，而且也能得以通过对各个领域的对立面的扬弃而推进其发展；特别是使他得以在从未阅读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情况下能够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张力。杜威哲学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特点，从而在中国能产生远远超越其他任何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
三、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方针确立的三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处于尖锐对立的时期，大量经验教训有待总结和汲取。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章和宪法中都明确将其规定为建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从而具有了空前有利的发展条件。关于这三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成就，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都有权威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时期活动的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论著中也有全面和具体的阐释。我在此仅就其与杜威实用主义等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纠葛重新提出一些看法。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输入中国的以实用主义为主要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哲学早已存在分歧。但由于共产党未处于执政地位，西方现当代哲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大都不是反共分子，有的人甚至与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双方在政治上处于反蒋统一战线，在哲学上的分歧也不会导致对抗。当然也有胡适等少数人在政治上亲蒋，在哲学上也必然持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他们毕竟兴不起大浪。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一方的共产党人当时的精力主要是致力于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像哲学这样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只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当时这两派哲学的对立大体上只有零星的火花，没有战役式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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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和军事上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巩固这些胜利，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由于在此以前的近三十年，实用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占领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阵地，美国等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又进一步加强了文化渗透；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巩固已获得的人民政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就开展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胡适等人的实用主义的批判、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四清运动，直到改革开放前夕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各次批判运动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对它们的是非对错应具体分析，不宜简单肯定或否定。但是，在这些运动中，被批判对象的思想基础往往都被简单定义为实用主义，而批判者如果转化成了被批判者，他们的思想基础同样会被指责为是实用主义。以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基本上被简单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归结就显然存在片面性了。总的说来，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来说，这些批判都具有重要成果；对划不清马克思主义与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潮的界限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这些批判有利于帮助他们划清界限，促使他们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把众多被批判的思想都归结为实用主义、把实用主义笼统归结为庸俗实用主义，那就必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由此在思想领域必然引发一些混乱。
采用DNA提取试剂盒提取‘索邦’花被片DNA，并以此为模板对LhsorMYB12基因进行PCR扩增，PCR体系和程序同上。扩增测序后采用Clustal Omega(http://www.ebi.ac.uk/Tools/msa/clustalo/)在线工具进行序列比对，确定外显子和内含子的数目、片段大小及基因结构。采用BLAST在线工具搜索已报道的单、双子叶植物的MYB基因序列，获取对应基因的信息并绘制各基因的结构图。
《化工原理》课程群基于OBE的交叉教学模式探讨 黄卫清，杨国军，李永梅，邵友元，兰善红，范洪波(108)
第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工作已由一般性的介绍或对某一方面的问题的阐释发展到了较系统的阐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等论文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较多解释，但未能作出系统的认证。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发表的那些言词揭示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但也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阐释。李达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也是初步的，但他的《现代社会学》(1926)、特别是《社会学大纲》(1935年作为讲义推出，1937年正式出版))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书性质的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曾称赞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科书”(1937年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的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尽管是以通俗的形式阐发的，但已较全面，非专业的读者也一看就懂，起了极大的普及作用。许多先进青年甚至由读此书而受到革命激励，克服种种困难而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这部书所起的革命实践的引导作用成了哲学论著的典范。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上取得了伟大、光辉的成就。没有这些成就，就不可能有往后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更大成就。但是，主要由于党对怎样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开展破旧立新的工作缺乏经验，加上受到国内外都曾发生的左和右的倾向的影响，对党在各方面的工作都造成了损害；在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领域这种损害特别突出。未能从多维视野看待实用主义也是造成损害的因素之一。总结这三十年的成败得失虽然非常复杂和困难，但又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必不可少。正因为如此，针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历次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1981年6月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和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运动中的成就和缺失作出了全面和深刻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肯定了这个决议，并认为应当贯彻执行。我以为对实用主义的评判显然也应当以这个决议的精神为标准。
四、 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多维视野下的实用主义
1978年冬，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从事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在安徽芜湖第一次举行了关于西方哲学研究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讨论的问题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对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了三十多年来的所谓日丹诺夫哲学史公式提出了质疑。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像该公式那样把西方哲学史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不能把唯心主义扩大化、把许多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而全盘否定。这是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中的传统权威观念的挑战，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会议也讨论到了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但未能进一步作具体讨论。于是在1979年冬，在山西太原另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现代外国(主要是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全国性大会。尽管当时还不具备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各派、特别是实用主义这样的敏感的学派的条件，大会还是肯定了开展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合理性。不久教育部在武汉教材会议上正式决定要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哲学系的必修课，并计划编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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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意味着改革开放之风也吹进了这一长期被封闭的领域；但要在这个领域内真正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必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是因为要准确掌握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被评价对象的西方哲学都需要有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而这在短期内难以具备。我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迈进学界，但直到已是耄耋之年的现在依旧感到仅能算是起步。与我同辈的专家有的虽然比我做得要好，但多数已是壮志未酬。我希望年轻学者能利用新时代的条件，吸取我们这代人的教训，加大前进步伐。
我个人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作主要是编写了三个版本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及与其相配合的一些论著。1981年的《现代西方哲学》初版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本学科第一部教材，恰好适应因改革开放而急待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广大读者的期待而受到欢迎，算是对学科建设、特别是大学哲学系本课程的开设起了一定填空补缺的作用。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的介绍比较客观具体，较早改变了长期流行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由于这种批判模式被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认为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要将其废弃很不容易。我先从对待实用主义入手，写过一篇《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对以往的僵化和简单化批判模式提出全面质疑。为了慎重，该文仅在学界小范围内流传，但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2000年出版《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以前，我把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扩大，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向的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两个突破了传统权威的观点。这些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反复阐释过，这里从略。
我提及个人工作的这一过程，是因为它大体上遵循了我国学界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上的发展轨迹。我个人做的不过是整个学界这种发展的全豹之一斑。如果说在上面所说的几个阶段上我都起过一些促进作用，那并不是我有什么才能，顶多只能说是较好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络。这首先是因为我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批判实用主义运动起就已开始关心如何用求实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等西方现当代哲学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系统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这比同辈专家要早十多年。其次，我选择多维视野下的实用主义作为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典型，通过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比较研究来揭示整个西方现当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似乎是一条较为符合实际的研究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四年前，我读到了当代著名美国哲学家伯恩斯坦的《实用主义的转向》一书，其中系统地论述了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如何在实用主义运动中得到统一，并由此把当代哲学的转向称为“实用主义的转向”。看后如遇知音。我们大概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
杜威不仅从理论上论证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向应当是实践的转向，而且把这种理论贯彻到他的行动中。他不是思辨哲学家，而是从各方面关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家。例如他不仅关注社会理论的研究，更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活跃的社会改革家；他尤其关心教育改革，并为此创办了有名的杜威学校。杜威对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密切关注使他对西方和世界的社会动态、价值和文化观念的变迁等都能抱较为开放和开明的眼光。杜威虽然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却一生最为关注社会下层的生活；他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却又反对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他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却又反对西方中心论，肯定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个人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的确包含有对其积极意义的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可以忽视其消极意义。实用主义本身就是多维的，不同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同的人对实用主义更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其中包括最坏的理解。人们日常从最坏意义上谈论的那种实用主义、或者说庸俗的实用主义，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不仅的确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习气。由于许多人误把“真理就是有用的”当作是实用主义的根本理论，而对于是否为有用，谁都可以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一切利己主义、市侩主义、诡辩论当然都可以列入实用主义的范畴，一切其他哲学的种种劣迹也都可归于实用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等种种极端反动势力的罪恶行径都可以用实用主义来解释。这样的实用主义又可以说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种种谬误。但这与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杜威的理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既然实用主义的含义如此复杂，把它们作为一种统一的理论就必然是瞎子摸象或指鹿为马了。而为了揭示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必须从实用主义的不同代表以及他们的理论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发展阶段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把杜威等哲学家的实用主义与庸俗实用主义区分开来。总之，实用主义是多维的，对实用主义也应当在多维视野下来评价。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重新认识和评价实用主义等现当代西方哲学既要有多维的视野，更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中国的环境下的研究更需要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相结合，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之基，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是中国立国之本，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生长必须嫁接之根；而作为融汇现当代西方各派哲学于一体的实用主义则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之柱。在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方向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实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必然要与之发生纠葛的重要西方思潮之一。
资本主义虽然注定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但这种取代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较长的时期内还能存活，还能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反而以新的形式发展了这种矛盾；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实际上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新的条件。最终资本主义还是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实用主义等西方现当代哲学也有这种两重性。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并由此促进西方社会的一定发展。杜威本人的哲学就起过这种作用，在杜威的旗帜下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当代新实用主义(例如备受当代中国哲学界关注的所谓匹兹堡学派)也正在发挥这种作用。我们应当对其作出求实的评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发觉实用主义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在新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积极因素，用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丰富和发展。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法摆脱其内在矛盾的制度，与之相应的新实用主义等新的西方哲学派别也必然存在消极因素。事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当代西方哲学家承认他们的哲学的片面性；有的哲学家甚至由此在不同程度上肯定和靠近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主义等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越是发展，就越会促使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转化。其结局必然是：不是多维视野下的实用主义及其所代表的现当代西方哲学，而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最能体现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势。
The Developing Marxism and Dewey’s Pragmatism from Multi-dimensional View
Liu Fangtong
(School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all related to Marxism, which colliding with pragmatism represented by Dewey, which can integrate various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fter the May 4th, particular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1921,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Marxism was systematically disseminated and creatively developed under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China. Due to its complicated background in China, Dewey’s pragmatism and other western thoughts also have complicated relations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made many firm criticisms to non-marxist ideological trends, such as pragmatism. These criticisms ensured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However, simplification and other one-sidedness also appear in the criticism, which has great negative consequenc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rxism has bee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ore greatly, which further shows that only it can embody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orld philosophy. Under its guidance, the academic circle re-evaluated Dewey’s pragmatism and other western thought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not only revealing and criticizing their one-sidedness more accurately, but also paying attention to discovering some factors that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which in turn promoted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Keywords: May 4th; movement; turn and change; the first thirty years; multi-dimensional vision
[作者简介]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责任编辑 晓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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